清康熙年間一起普陀山日本漂流民事件的史料考證

孫 峰

（浙江國際海運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清代，日本漂流民曾經多次在舟山遇救，一些史料也逐步得到披露。由黃榮光編譯的《清代日人漂至舟山檔案》（以下簡稱《檔案》）一文向學術界提供了多起日本漂流民舟山遇救的檔案史料，對于研究清代漂流民救助歷史頗有裨益。其中康熙三十二年（1693，日本元祿六年）的普陀山救助史料，相對比較完整，原收錄于《通航一覽》《華夷變態》等書籍，共七份史料，涉及多條中國商船的記錄，有日本通事記錄的中國商船船員口述、日本遇救船員口述等。細閱該批檔案，有助于研究當時停泊于普陀山的中日民間貿易船運狀況和漂流民救助方式，可從一個側面考察普陀山的社會狀況，也有助于修正原先舟山地方史志記載的一些不足。

一、普陀山地方史志記載的康熙三十二年日本漂流民事件

在近年出版的數本《普陀山志》中，最早記載康熙三十二年日本漂流民事件的是1995 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普陀山志》，該書在《中日交往》一節中敘述：

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日本贊岐一艘船只,從遠州灘出發運米去東京,途遇大風,桅桿折斷,在海上漂流二月有余,于次年三月五日漂至我馬跡山附近海域,船被海浪擊破沉沒，船上15 人中1 人死亡,14 人擠在一只小舢板上。時值普陀山白華庵僧人蘊空等在馬跡山砍伐柴草,見船上外國人遇險,忙放小船救渡上岸,贈予食物,三月七日渡歸普陀，暫住白華庵。住持潮音和尚通過略懂日語的僧人翻譯,得知日民遇難經過,即報寧波府衙。旋有寧波府文武官員前來查訪,吩咐當地官員和僧侶關心漂流日民生活,給予方便,允許在山參拜寺院,并發給青染木棉和銀錢。后據該船華籍船員程敏公回憶,他們先在白華庵住20 多天,后遷普陀寺居住。八月,官府發給文牒,分乘中國劉四官等二艘商船回國。[1]

這一段描述中，有幾處與《檔案》記載有一些出入。第一，日本船員在日本出發時15 人，一人后因故留在日本江戶，并非死亡，實際漂流到舟山的是14 人。第二，在普陀山，不是通過“略懂日語的僧人”來翻譯與日本人交流，而是當時正好有停泊在普陀山上的中國船員，船上有略懂日語者，得以與日本漂流民進行交流。第三，漂流到馬跡山的時間不是三月五日，應為“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八日到達普陀山。他們回國的時間，不是八月份，是七月二十一日從普陀山出發。第四，日本漂流民是運米到江戶，然后從江戶回去時遇險。另，住持潮音和尚，應為普陀寺住持。僧人蘊空，為白華庵住持。

此后，普陀山佛教協會所編于1999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普陀洛迦山志》，引用了這一段史料，并對部分文字進行了修改。如，僧人在馬跡山砍伐的“柴草”修改為“竹子”，刪除了“1 人死亡”。文中也對一些內容進行詮釋：

從日本出發時共15 人，運大米往東京(今越南河內、海防一帶)，返回時桅桿被大風折斷，漂至馬跡山附近，船破，只好乘小舢板登陸。后據該船日本通事回憶，當時普陀寺僧人將情況報告寧波官府，并與駐本山寶陀巡檢司討論，認為必須上報北京，并說要等到秋季才有船開往日本。[2]

文中也有一處注釋方面的問題，東京并非今越南河內、海防一帶，而是日本的江戶古城。清初的日本實施閉關鎖國政策，不允許本國船舶遠洋他國，只向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的商船開放長崎一個港口，因此日本商船不可能把大米運到越南去。實際上，這艘船的航跡主要是在古代江戶一帶，江戶即現在的日本東京都。根據日本史料，船長牛島源左衛門當時的口述記錄顯示，日本元祿五年（1692 年，即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下旬，該船從贊岐國那珂郡的一個小島（島名鹽飽）出發，在越后（今日本新潟縣一帶）今町靠岸，裝運米七百三十石，五月離開今町，至十月十六日到達江戶，把米上交。同月二十八日從江戶出發，沿海分段行進，后遇風，船漂流到了伊勢國（今日本三重縣一帶）近海。此后，船又不斷隨風漂流近四個月，至次年（1693 年）的二月二十七日，漂流至舟山馬跡山。

由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出版的《普陀山志》，關于康熙三十二年日本漂流民事件,則引錄1995 年版《普陀山志》，內容基本不變。

二、《檔案》史料中涉及的相關地名及人物考據

《檔案》史料中涉及一些舟山地名，與今天的地名可能存在一些差異。而對史料記載中的人物進行考據，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普陀山歷史和當時的中日民間貿易狀況。

1.馬跡山

舟山群島之島嶼，古代稱之為馬跡山的，是嵊泗馬跡山，其在古代實際指的是整個泗礁島，而非現代意義的馬跡山小地名。但是此島不符合日本史料記載的相關特征。一是泗礁山遠離普陀山。據當時中國船員向日本通事報告“一艘日本船在普陀山外小島馬跡山觸礁”[3]，因此可以判斷該馬跡山島應該就在普陀山周圍，而泗礁島遠離普陀山，兩者相距約80 多千米。二是日本漂流民所到的馬跡山，面積很小。據日本遇救船長牛島源左門衛口述“這個島繞一圈有兩里”,[3]這里的“里”是日本長度單位，相當于3.9 千米。此所謂“兩里”，相當于7.8 千米。而現在的泗礁島，單東西長就達到11.5 千米，其岸線總長近50 千米，因此泗礁島的面積遠遠超過這個馬跡山。

由于《檔案》翻譯《華夷變態》史料，所記載的馬跡山地名是日本通事根據船員口述記錄的，因此不排除是諧音的可能性（如，在日本漂流民的口述中，普陀山也被說成“活脫山”）。在普陀山周邊小島中，與馬跡山讀音相近的，有馬峙山。普陀的馬峙島（今與小干島合攏，稱小干馬峙島），因島形狀似馬，故稱馬峙，舊時馬峙山面積較小，長約900 米，寬約290 米，其周長僅3.4 千米，與牛島源左門衛口述的馬跡山周長亦有差異。

另有“螞蟻山”，康熙《定?？h志》記載為“馬蟻山”，讀音也與馬跡山相似。該島地理位置也與普陀山相近，長約2 千米，寬約1.4 千米，周長近7 千米，與牛島源左門衛口述的“兩里”長度基本一致。因此從讀音相似、距離靠近普陀山、面積大小符合描述等諸多因素看，日本漂流民遇救的首發地點馬跡山，有可能是螞蟻山。

據牛島源左門衛口述，當時在馬跡山遇見白華寺僧人的情形，“這個島上沒有人家，有一天看見了一艘能裝六七十石的船裝著竹子”，[3]說明當時白華寺僧人已經在別的島上砍伐了竹子，而裝運在船。這個“別的島”應該是普陀山的“薪山”?？滴跄觊g，普陀山普濟寺有“桃花茶薪山，量計二十畝”，①茶薪山即茶山和薪山的統稱。從牛島源左門衛的口述看，有可能是白華寺僧人從桃花山砍伐柴（竹子）后路過螞蟻山，而救了日本漂流民。

2.白華寺和普陀寺

日本史料記載，日本漂流民是被白華寺的僧人所救。這個白華寺地名，準確的翻譯應該是白華庵。②白華庵始建于明代，據明《普陀山志》記載：“白華庵，在小白華山前，欽依定海都司梁文，因祈嗣有感，捐資屬寺僧如曜創建，中奉白衣大士。鎮守都督楊宗業題曰‘天香踵瑞’?！雹蹞毡敬瑔T口述，康熙三十二年，時“白華寺”住持為蘊空和尚。

蘊空和尚帶領十多個僧人在海島砍伐竹子，也反映了清代普陀山“禪農并重”的禪林規制。清康熙二十九年，普陀山重建叢林制度，寺院采取自耕自營。當時，不僅一般僧眾需要參加勞動，地位較高的上座等僧也無例外。禪宗“以平常心事道”的主張，要求僧眾通過日常的衣食住行(包括勞動)領悟佛旨。佛教史上把通過勞作過程尋機教誨眾僧、啟發禪機、鍛煉悟性稱為“農禪”。白華庵住持蘊空帶頭從事伐薪砍竹勞動，一方面也說明當時各種生產勞動已是普陀山僧徒常課，農禪結合成為固定的傳法形式。另一方面，也說明禪林經濟成為寺院經濟的一種?？滴跄觊g的普陀山，在舟山各海島已經擁有不少山田地產。

普陀寺，位于今普濟寺略偏東處。明代稱“護國永壽普陀禪寺”，簡稱“普陀寺”，清初沿用。至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賜金千兩，遣使重建大圓通殿，二十九年，定海鎮總兵藍理請潮音和尚擔任普陀寺方丈。至康熙三十八年，又撥帑金修寺，康熙賜額“普濟群靈”，“普陀禪寺”遂改名“普濟禪寺”?？滴跞辏?693）的普濟寺，方丈仍為潮音和尚。

日本史料中，稱“普陀寺”為“總寺”，這就間接說明了“白華庵”與“普陀寺”的關系。清康熙以來，普陀山全山分別由普濟（初名普陀禪寺）、法雨（初名鎮海禪寺）統管。普濟寺是普陀山的第一大寺，地位相對較高，白華庵所屬的前山由普濟寺管轄。普濟寺作為前山“總寺”，其方丈人選由所轄多所寺院推薦。

3.中國船頭程敏公、船員程弘玉

程敏公是元祿六年“柒拾玖番普陀山船”④船頭，該船遣送七名日本漂流民回國。日本人常把唐船船主稱為“船頭”。

程敏公是一名經常往返中國與日本長崎港的老船商，朱德蘭在《清開海令后的中日長崎貿易商與國內沿岸貿易》中介紹，“（程敏公）曾經從事長崎貿易12 年，航日計八次”，⑤“從《華夷變態》的記載里看，程敏公原為福州船主，但后來又成為普陀船主、寧波船主、廣東船主、山東船主”。[4]《華夷變態》里記載的福州船、普陀山船等，是指從福州、普陀山始發的商船，可見程敏公曾在各地輾轉航行。

程敏公遣送漂流民到長崎，在向日本方面的報告中也說：“我們多年往來日本，從日本得到不少的利益和恩情，所以我們很愿意做這件事?！盵3]在回日本途中，“我們的船搭載他們，在船上從早到晚也是我們照顧。因為船行海上，寒風有些涼，我給了他們每人一匹白棉布。他們堅決不要，我命令他們收下做衣服，他們經不住屢次勸說，就接受了”。[3]可見程敏公對日本漂流民也是照顧有加。

作為清廷特許經營的對日貿易船，船主程敏公與官府關系也不錯。程敏公向日本方面匯報說：“寧波的官府來人說，最近沒有別的船渡海去日本，想讓日本人搭乘我們兩艘船中的一艘回日本，讓我們稍稍延遲出發的時間?！盵3]程敏公一口答應，一直在普陀山等候官府消息?！肮俑怖斫馕覀兊男那?，就這樣一直讓船等著?！盵3]

程弘玉是另一條商船（元祿六年貳拾玖番普陀山船）船員，也曾多年往返于長崎港，因此懂得一些日語。該船正好在三月份停泊在普陀山，應僧人要求承擔了翻譯工作，與日本漂流民進行交流。程弘玉后來也成為赴日商船的一名船頭，在日本元祿十三年（1700）、十四年（1701）曾作為南京船船頭赴日。

王振中在《〈唐土門簿〉與〈海洋來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蘇州徽商資料及相關問題研究》中提到,在赴日貿易船商中，程氏是一個大家族，程敏公、程弘玉可能都是安徽籍船商，“從順康雍、乾嘉道一直到咸豐、同治、光緒年間，都有徽商活動的身影(特別是程氏，一直賡續不絕)”，[5]又引用日本學者大庭修先生的觀點，認為“元祿年間的程坤如、程弘玉二人，有可能是同族(父子或未可知)。他們都是南京船船頭”。[5]

4.浙江提督馬三奇

在日本史料中，還提及一位“寧波提督”曾經到普陀山查看日本漂流民，這位“寧波提督”實際上是駐守寧波的浙江提督馬三奇。

順治十六年(1659 年)冬，浙江提督（亦稱“提督浙江總兵官”）移鎮寧波，后一度移鎮紹興?？滴跗吣?，復由紹興移鎮于寧波。

馬三奇，遼東廣寧衛人，為福建提督馬得功之子?？滴醵辏?662），襲一等侯爵，授參領。十六年，補浙江平陽鎮總兵，調廣東潮州鎮。十七年，擢貴州提督，尋調浙江，遷京口將軍。雍正六年（1728）卒?？滴鯇︸R三奇評價很高，認為“其人最優，船政水師俱能明習，著補授鎮江將軍”。[6]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時貴州提督馬三奇調任浙江提督，康熙三十八年二月（1699）調離。

馬三奇從寧波渡海親往普陀山，表明一省軍事長官對一起漂流民涉外事件的高度重視。其對漂流民的安排也比較妥善，對漂流民實施撫恤，據日本船長回憶，“這個大官給了我們每人兩錢四五分銀子，讓我們買些茶和煙草，交到十四個人每人的手里。我們萬分推辭，大官兒好像很生氣，沒有辦法只好接受”。[3]在安排遣返船只方面，馬三奇也小心翼翼，決定分船遣回日本漂流民，據程敏公口述，“官府商量過后，也覺得把所有的日本人都放在一艘船上，有什么意外的話反倒麻煩，就決定分坐兩艘送回”。[3]

關于這次馬三奇普陀之行，據程敏公回憶，“寧波的提督到普陀山參拜，也看望了日本人”，[3]又據日本船長回憶，“之后到了六月二十四五日的時候，有一個大官，帶著二百四五十人來拜廟。問翻譯是怎么回事，他說是寧波的大官兒”。[3]綜合這兩個人的回憶，可以發現，馬三奇到普陀山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參拜”，極有可能是為“祝圣平安”。程敏公在回憶商船一直等候朝廷公文時說，“可是中間發生了一件事，北京的康熙皇帝疾病纏身，沒有辦法操心其他各省的事情”。[3]據《華夷變態》記載，六月二十八日抵達普陀山的五十五番福州船，六月二十五日抵達普陀山的五十九番廈門船，都曾有關于普陀山做佛事為康熙祈禱祝圣的報告。馬三奇曾經多次赴普陀山祝圣?！赌虾Ｆ胀由街尽肪砹杏洝疤崤_馬公、鎮臺藍公，率本省文武當事，為今上保安”。⑥文中“提臺馬公”，即浙江提督馬三奇。又，康熙四十九年（1710，庚寅年），馬三奇時為鎮江將軍，在浙江沿海打擊?？?，駐舟普陀，有詩兩首，分別題為《庚寅臘月有征海之役，維舟普陀諷經祝圣，因得重晤伴山庵在璿禪師賦此》《庚寅臘月征海之役過普陀祝圣，適珂月和尚出吳門迎請龍藏》，可見馬三奇與普陀山僧人的關系密切，且常登普陀為康熙大帝祝圣。

關于漂流民事件，浙江提督馬三奇必定向朝廷匯報，等待皇帝指示。日本船長也有回憶，“大官兒說要向這里的王報告，單程需要三十天。因為沒有王發的通行證，就拖延了。一定會有信兒的，讓我們再等些日子”。[3]因此，馬三奇或巡撫、總督等其他官員應該會有上報朝廷的相關奏折檔案。這些奏折檔案可能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但目前該館尚未公布康熙時期的大部分檔案。該批奏折檔案也可能留存在臺灣省的“國史館”，有待今后深入考究。

三、三條中國商船與普陀山漂流民

康熙年間的這一次普陀山日本漂流民救助事件，涉及的三條中國商船,都曾經停泊于普陀山。從遣返過程看，清代對日本漂流民的處理有一個比較規范的程序。最終安排漂流民從普陀山遣返回國，也說明這一時期經停普陀山前往日本的船只較多。

1.元祿六年貳拾玖番普陀山船

當年三月，日本漂流民先安置在普陀山白華庵，二十多天后轉移到普陀寺。而期間正好有一條赴日商船停泊于普陀山，就是這條“元祿六年四月三日入長崎港的商船”，該船在《華夷變態》中被記錄為“貳拾玖番普陀山船”，[7]1530這是一條始發于普陀山的商船，船上有唐人數四十八人，船頭為鐘元長，為上一年十八番寧波船船頭，也曾停泊于普陀山。后作為南京船船頭于元祿年間多次前往日本。

這條船三月二十五日從普陀山出發，于四月三日入長崎港，接受日本通事的詢問，留下口述筆錄。這段口述材料，原載于《華夷變態》，后為《通航一覽》所引用。該口述史料有三個方面值得探討：

一是船員承擔翻譯工作。鐘元長曾于上年來過普陀山，故與普陀寺僧較熟。寺僧聞知有一艘駛往日本的中國商船經停普陀山，“總寺院的使僧來說，船上如果有明白日語的人，請來見見這些人。船長就帶著一個名叫程弘玉的和其他幾個人去了，確認了他們是日本人”。[3]可見，當時的普陀山，是中日民間貿易的經停港，時常有赴日商船在此候風、補給、祈福，與僧人交往較多。而這些船員多次往來日本，懂點日語，承擔翻譯工作也就不稀奇了。

二是該船未能接走這批日本漂流民回國。鐘元長的船剛好要出發到長崎，想順便把漂流民載回日本，但是未被允許。這是因為海氛剛平，清廷對于漂流民的處理有一套嚴格的程序，無論寺院還是地方官員，都不敢輕舉妄動。普陀寺僧首先向寧波的縣官（可能是寧波府定?？h官）報告，縣官以及總兵官還要向浙江提督、巡撫等匯報，然后向北京清廷最高當局奏報，“沒有北京的指令哪兒也不能讓他們去”，[3]鐘元長的船不可能隨便接走這批漂流民。

三是該船主動向日方匯報漂流民情況。各地赴日商船，一旦抵達長崎，日本方面即調查其情況，征收稅額，防止金銀流出，加以限制；并將各地消息，海外風說，傳聞之辭匯報政府。日方通事經詢問入港唐船船頭后寫成的報告書即《唐人風說書》，其內容包括中國國內形勢、他國形勢、航海情形、船頭與其役人情況、乘員情況等。報告書寫成后，必須提交給長崎奉行，再由長崎奉行向江戶報告。這些報告主要收錄在《華夷變態》《崎港商說》等書籍中。貳拾玖番普陀山船是這起普陀山漂流民時間中最早向日方報告漂流民信息的中國商船，一方面可能是受漂流民或中國官府委托而傳達，故有“四月三日入港的船主轉告”[3]之云，另一方面是受長崎方面嚴格調查盤問而如實稟告。

根據《華夷變態》的記錄，此后的三十番臺州船、三十一番南京船、三十四番福州船、四十三番寧波船、四十六番泉州船、四十七番寧波船、四十八番漳州船、五十二番寧波船、五十五番福州船、五十七番普陀山船、五十八番南京船、六十五番廣南（注：來自越南南部）船、六十八番寧波船、七十番高州船、七十二番咬留吧船、七十三番咬留吧船、七十四番溫州船等，都向日本通事提供了關于普陀山漂流民的信息。這一方面說明，當年經停普陀山的商船數量眾多，這些商船都知道島上的漂流民消息，另一方面說明日本也在持續關注普陀山漂流民的信息，長崎通事會向經停普陀山的商船詢問漂流民情況，并記錄在案，當然也不排除是中國船員主動匯報。

2.元祿六年柒拾陸番普陀山船

十四位日本人漂流回國，由兩艘中國商船各承運一半。一艘是柒拾陸番普陀山船，船頭是劉四官。該船原本是寧波船，實際始發于寧波。后在普陀山備貨招客，就改稱“普陀山船”。當時的普陀山，是一個物流中轉站，也是中日民間貿易的樞紐港，南北客商都聚集在此，等候商船發往長崎。該船上有唐人五十一人，后又加上七名日本漂流民。

早在寧波期間，該船和另一艘以程敏公為船頭的船，就得到寧波官府要求接送日本船員回國的通知，據程敏公回憶，“最近沒有別的船渡海去日本，想讓日本人搭乘我們兩艘船中的一艘回日本，讓我們稍稍延遲出發的時間”。[3]該船和程敏公的船，于七月二十一日同時出發，前往長崎，于八月八日抵達長崎港。

3.元祿六年柒拾玖番普陀山船

該船船頭為程敏公，原本也是寧波船，七月八日裝載貨物從寧波出發，七月十六日經停普陀山，又裝載了一些貨物。該船原有唐人六十六名，其中一人為長崎福濟寺招募的福建泉州僧人方炳。七月十八日，日本漂流民被送到船上，七月二十一日，和柒拾陸番普陀山船等一起出航。程敏公的船是大船，船上客商多，裝運的貨物也較多。但該船的航行不太順利，由于遭遇大風，八月二日漂流到朝鮮半島的對馬海面，后一度滯留在對馬港口，八月二十三日離開對馬，二十九日才抵達長崎港，比劉四官的船晚到了二十一天。

為送日本漂流民回國，寧波官府特意給這兩艘普陀山船發放文書，而且要求兩艘船從長崎回來時要帶回日本方面的“回執”收據，以證明漂流民安全運抵。同時，商船對日本漂流民嚴加管理。關于船上的起居，唐人和漂流民分居于兩個船艙，互相隔離，以避免接觸。關于船上生活，被遣送的船長牛島源左門衛有描述：“在船上，每天有早中晚三頓飯，菜是咸魚加腌蘿卜，有時候還有咸豆子。沒有茶，口渴的時候就要水喝?！盵3]

四、普陀山是清初中日貿易的重要港口

明末清初海禁期間，普陀山是浙江省唯一的中日貿易始發港。到康熙年間，普陀山依舊是中日貿易的重要港口，日本漂流民遣返事件也可從側面反映這一史實。

元祿六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可以說是普陀山經停赴日商船的一個高峰期，因此日本船員能由經停普陀山的商船遣返，且能選擇性地安排兩條船分開遣返。當時赴日中國商船經停普陀山是一種極其普遍的現象，筆者根據《華夷變態》中記載的中國商船信息，對當年正月期間停泊于普陀山的商船做一簡單的統計分析。

元祿六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前26 番抵達長崎港的中國帆船，有18 條商船經?；蚴及l于普陀山，其中正月期間，停泊于普陀山的商船共計有17 條，另有一條船是上年十二月經停普陀山的“貳拾壹番廣南船”。這些船舶在普陀山的停泊時間不等，少則一天，多則一月，停留最久的是一條“廣南船”，停了兩個多月，一直在普陀山等待客貨。這些停泊于普陀山的船，主要來自于南方沿海各地，有寧波船、溫州船、福州船、漳州船、泉州船、廣南船等。船只一方面在普陀山等候客商、補給物資，另一方面主要是候風。通常正月期間盛行東北、西北大風，對于由南北上的赴日商船來說是逆風，不宜揚帆，需要等待南風天再起航，而等候的時間往往較長，因此會出現數條商船一起在普陀山候風待航的情況。比如，正月十一前后有十多艘商船在普陀山港待航，然后陸續出發，有時是三四條船一起出發，集中抵達長崎港。這些商船到港后接受長崎當局的盤查，日本通事的記錄時間都集中在正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三天。由此可見，普陀山停泊各地商船的數量多，且往往集中在一段時間里。正如船員在口述中經常提及“普陀山繁昌，其外諸國之商船共之泊”[7]1511。裘璉在《南海普陀山志》中也有記載：“鎮臣以內帑所關，特遣把總官一員率兵看護，自是貢艘商帆絡繹不絕?！雹呖滴跄觊g，普陀重建觀音道場，各地商帆絡繹不絕，因此清廷在普陀山設立把總官一名，以維護地方治安。普陀山還設有寶陀巡檢司，以維護海道平安。巡檢司沈良錫還在短姑道頭設立燈塔一座，方便夜間往來商船，由此可見當時普陀山港口確實比較“繁昌”。

每一條船上的唐人數量不等，一般在四十人左右，最少的三十人，有一艘停泊普陀山的廣南船有五十七人。普陀山是赴日途中船員生活用品、淡水補給的最后一站，因此商船停泊普陀山顯得十分必要。

在普陀山候風的商船，都會登岸前往寺院燒香拜佛，祈求海路平安，因此船員口述中常有“僧徒心易安住”等描述。

普陀山—長崎是這次日本漂流民的遣返路線，這條航線也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間貿易的重要航線。分析清康熙年間的這起日本漂流民事件，結合《華夷變態》等檔案史料，普陀山確實是當時中日貿易的重要港口。

注釋：

①[清]裘璉：《南海普陀山志》卷之九《法產》，雍正重刻本。

②《華夷變態》中收錄程敏公口述，該書記錄為“白華庵”，見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整理：《華夷變態》，東方書店1981 年版，第1601 頁。

③[明]周應賓：《普陀山志》卷二《殿宇》，明萬歷三十五年張隨刻本。

④《清代日人漂至舟山檔案》一文小標題，誤作“七十六號”。

⑤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3 輯，臺北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8 年版，第378 頁。

⑥[清]裘璉：《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六《法統》，雍正重刻本。

⑦[清]裘璉：《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十《事略》，雍正重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