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世紀小說中農家女的進城動因

李巧麗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社會學家曾以“發展性外出、生活型外出、特殊家庭型外出與生活預期型外出”概括打工者的外出動因，但也有學者指出該說法“卻沒有解決個人與家庭、親戚朋友”之間的“互動關系”[1]20。實際上，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除卻個人原因之外，互動關系確實不容忽視。對那些處于性別劣勢、依靠血緣地緣關系的鄉村女性而言，入城既要考慮文化氛圍、個人發展，也需參照性別分工的習慣等，其入城動因紛繁復雜。為論述方便，本文參照社會學家的理論，從個體、家庭、他人等方面概述女性外出的原因。具體包括城市夢與另一種生活、性別突圍與孝女孝心、“異鄉人”的異鄉誘惑等。

一、城市夢與另一種生活

從城鄉發展看：“城市的發展要比鄉村迅速得多，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盵2]264而“靜止是鄉土社會的特點”，“鄉土社會不過比現代社會變得慢而已”[3]62?？芍?，城鄉從根本上就存在發展速度、發展條件的不平衡性、城鄉職能地位上的差異等特質。這種先天的城鄉問題是每一個國家在各個時期都可能遇到的難題。但自改革開放之后，城市發展兼具地理之便與政策扶持，進一步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而農村的發展則相對遲緩，加之農民社會地位低下、農業勞作艱辛、糧食產出有限、谷賤傷人等因素，農民深感農村發展的有限性，于是不得不尋求其他出路，勞動力的地區流動隨之出現并呈規?；l展態勢。與此同時，城市在吸納勞動力時又對勞動力性別和分工產生新要求，這便為農村女性的流出提供了接納場所。

新世紀以來，城鄉發展差異使“城鄉之間已經越來越具有兩個時代或兩個文明的含義”，城市成為現在或未來的符號代表，具有引領性、前進性；而農村卻面向過去、背向未來，淪為落后、愚昧、靜止的符碼。在巨大的城鄉差異面前，“擺脫物質和精神貧困”，作為一種生存本能，激發了被許多農村人稱為“幸福和榮譽”的逃離意識[4]30。孫惠芬《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十九歲的李平“懷著滿腦子的夢想離家來到城里，她穿著緊身小衫，穿著牛仔褲，把自己打扮得很酷，以為這么一打扮自己就是城里的一份子”[5]143。在她的想象中，時髦美麗的穿著無疑是她接近并踐行城市夢的策略之一。甚至她的城市經歷和她對城市的向往之心成為其與潘桃相識相交的基礎，足見城市對鄉下女孩的吸引力。阿寧《米粒兒的城市》，也講述了城市對農家女的魔力。從記事起就對城市欣往的米粒兒，在中學就樹立起自己的理想“就是到城里……不但她進城，全家人也跟著進城，這才算成功”[6]27?？梢哉f，李平、米粒兒的城市夢既是城鄉地位的現實反映，同時又隱含著農家女個人的逐夢動機。

當然，并非所有進城的女孩都是由于強烈的城市認同才離開鄉村的：一些農家女進城是為了逃離痛苦的農村生活和死寂的生存環境，至于是否一定要獲取自致身份(城里人)、擺脫先賦身份(農家女)、實現人生價值(夢想)等并不是她們進城的首要動機，但都是為了尋求“另一種生活”才出走鄉村的。因而，這部分女性的進城動因可籠統地集束到“另一種生活”的范圍內。由是，同樣是走出農村的打工妹，其入城心理還存在微小的差別。

北方《四如意》，少女阿蘭被村長的兒子玷污之后，作為受害者，她無法給自己討要正義與說辭，四周又環伺著封建貞節文化的鬼影。他人的鄙夷、輕視和各方勢力的絞殺讓她倍感痛苦，失貞女的恥辱讓她在家人的冷眼中戰戰兢兢。徹底在農村中失去為人、為女的尊嚴后，阿蘭走出了農村，到村外尋找解放感和尊嚴。艾偉《小姐們》，“大姐”的離鄉動機隨著文本的展開漸漸顯露出來，原來，她專制的母親讓她的身心得不到自由的呼吸，于是她選擇離鄉奔城。羅偉章《我們的成長》中，許朝暉“消失”(進城)的原因似乎是為了逃離專制的教師父親在她身上施行的教育壓力。兩篇文本在此形成一種互文，談及了家庭教育的弊端對女兒外出的影響力，但她們的外出動機卻是為了換一種生活，與性別歧視下進城女孩相比，其進城動機仍有差異。

《五月飛蛾》中，葉梅塑造了一個躊躇滿志、熱情似火的二妹，高中一畢業，就立馬投奔三姨，希望通過三姨的幫助，逃避農村的生活方式。荊永鳴《足療》中好學的雯雯為了“遠方的詩意”與夢想，離開家鄉選擇在足療店工作，因為足療店的工資回報高，可以讓她迅速積累資金，然后重返校園。阿來《自愿被拐賣的卓瑪》，卓瑪為了離開大山，自愿被發賣，因為她知道，人販子會把婦女販賣到別處，這樣卓瑪就離開了大山，其對山村生活的厭煩躍然紙上。更有熊正良《誰在為我們祝?！分械拇蠼恪凹毅y”，把自己的叛家乃至墮落的行為喻為飛鳥：在都市/遠方的天空中朝著或將實現其自由的飛翔，而這種飛翔是什么，顯然有其特殊的隱喻，或許就是一種“別樣的生活”罷了。恰如吳玄在《發廊》中借哥哥之口談到的那樣：“對于我妹妹方圓來說，去發廊當工人，并非想為家里賺錢，那時她才16歲，家庭責任感還很淡薄，再說這個家庭也不該由她來負責。她是在曉秋身上看見了一種她所向往的生活。她在深圳顯然比在西地過得愉快?！盵7]95像方圓這樣的女孩子，如果被禁閉在離城鎮較遠的大山里，“命運將是這樣：16歲或者17歲，嫁給周作勇，17歲或者18歲，生下一個孩子，過幾年20歲或者22歲，再生下一個孩子，然后就老得像個老太婆了”[7]99。于是，為了掙脫西地女人的天命，方圓的姐妹曉秋走出了西地，方圓走出了西地，西地的女孩們成群結隊地走出了那片封建、保守、頹敗、守舊的荒野。惟其如此，她們才能于“別處”尋覓“希望”，體驗“另一種生活”。

二、性別突圍與孝女孝心

家庭通常是“女性生命展開的重要場所”[8]26，縱觀一部分鄉下妹的入城動因，家庭是不容忽視的因素。杰華在其著作《都市里的農家女》一書中，專門就農家女與家庭的關系展開研究，并把“打工妹與她們父母的關系”總結歸納為“孝順和反叛的女兒”兩大類型[9]165。本節即討論這兩種農家女的離家動機。

性別突圍也就是杰華所理解的“反叛的女兒”，這類女性流入城市的行為顯然帶有沖破鄉村(家庭)文化阻力、尋求自由與發展的意味。從家庭內部看，重男輕女的文化氛圍，導致許多女性在家庭中享受不到親情人倫、尊嚴快樂。冷硬的家庭環境讓這些缺愛的、背負著性別“原罪”的女兒們無時無刻不想掙脫家庭的羈絆，“向城求生”便是她們從家庭突圍、擺脫緊箍咒的策略。如此，這些從“父之家”出走到城市的女兒們，短暫地宣告了她們的“精神自由”，踏上了“娜拉”富足又兼具冒險的旅程。

項小米《二的》中，小白即是一個典型，她在重男輕女的環境中長大，時常體驗到性別原罪帶給她的傷害，為了反抗家庭的不公，她也曾捏打弟弟的生殖器，引得弟弟痛苦大哭。她這一看似欠缺溫情的變態行為，正是其積年累月遭受性別歧視的反抗，展現了她對男權文化、“菲勒斯”中心地位的挑戰，以及朦朧的性別意識。但妹妹的離世，加深了她對性別歧視的仇視，在極度的恐懼和絕望中，她離開家庭，來到城市。像小白這種在重男輕女的環境下生命尊嚴不受保護，人倫情愛得不到回應選擇離開家庭(家鄉)、進入都市打拼的女性還有許多。如陳武《換一個地方》中的蔡小菜，她被父母剝奪了受教育權，一個女孩子的讀書之路被鎖死，實則亦是其被輕視、怠慢的結果，而這一切的根源就是性別。最后小菜在不得已的條件下，進城求生。李肇正《傻女香香》中貧窮迫使許多女兒選擇用身體謀生、養家。香香的父母看到這種賺錢便利的營生后非常眼熱，逼迫香香加入賣淫謀生的隊伍，香香不從，逃離鄉村，匯入打工妹大潮。另外，與那些借助入城(逃離之法)擺脫性別壓迫的女性相比，有一些女性則在積久的性別偏見中默默地承受著不公平，然而一旦她們意欲逃離悲劇命運之時，性別壓迫又封閉了女性突圍的可能。如方方《奔跑的火光》，英芝自小就被母親教育規訓如何做女人，她也一直踐行母親教規。但丈夫好吃懶做、吃喝嫖賭、家暴；公婆的偏袒不公；母親的冷漠，時刻壓抑著她的生命與活力。于是在似睡若醒之中，她走出農村，自力更生。她的出走是無奈反抗的明證，但是當她返鄉再次受到迫害意欲離開之時，丈夫及其親人的壓迫再次扼殺了英芝的希望。于是，在生命瀕臨枯萎時，她施行了瘋狂地反抗——殺夫。

與上述在家庭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幾乎沒有體驗到親情人倫的女性相比，還有一些女性離土別鄉并非是遭遇了家人的“虐待”；相反正是懷著對家人的愛讓她們心甘情愿地外出闖蕩，可見，家庭對女兒外出的重要性。當然，有主動入城承擔家庭責任的女孩，也有一些承受家庭/家長的迫力(如春妹)不得不外出謀生的女兒。但總體來說，孝順是其入城的重要原因。

一般來說，貧窮成為女兒入城賺錢、減輕父母負擔、報效父母恩情的關鍵因素，而與貧窮相對的是家庭在村莊中的地位亦可催動女兒們的孝心行動。如在鄉下，文化迫力對沒有兒子的家庭投之以鄙夷輕視之情，這種文化很容易讓該家庭在村中抬不起頭，地位低下。在這種“男根文化”面前，要強孝順的女兒便會爭氣向上，離家行動順理成章?？偟膩碚f，孝順的女兒耳聞目睹家庭在村莊的地位，而父輩難以改變現況時，她們即把改變家庭境況視為己任。要是，親人患病或離去，其守家護家的心理便立馬敦促她們為家庭獻出自我、無怨無悔。

李鐵《一掠而過的背景》中，十八歲的雨薇沒有考上高中，也不愿意讀高職，只想找工作，賺錢幫媽媽養家。方格子《上海一夜》楊青一家就被“上下山村所鄙薄”，因她父母生的全是“女蛋”沒有“男勞動力”，“楊青在某個晚上決定要用被人看不起的女兒身去賺錢”[10]174。母親住院后，她立馬奔赴上海。喬葉《我是真的熱愛你》，冷紅冷紫的家庭也成為該文化的嘲諷對象。但是父母并未因此苛待她們姐妹，直到父親車禍去世，母親臥病在床，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姐姐才想到輟學養家，外出打拼。羅偉章《我們的路》中，十五歲的春妹成績優異。但其父親重男輕女，兒子成績墊底，已經讀了六年的高三，仍全力栽培他，甚至勒令女兒輟學回家，把她趕到廣東掙錢、貼補兒子學費開支。善良的春妹聽從了父親的建議，去了廣東，領著一個月四百塊錢的工資，為了能多擠出點錢寄往家里，她被人欺騙懷孕生子。備受摧殘的春妹選擇回家療傷，但看到她空手回家又帶著孩子，父親又憤又急，春妹只好再次遠行，走之前還不忘叮囑哥哥“哥哥你安心讀書，錢的事你不用擔心”[11]82。善良孝順的春妹雖然在家庭中受到不公對待，但她始終愿意為家庭獻出一份力，為父親減負，讓哥哥安心。其“以怨報德”、心系家庭，難道不是孝女孝心的因素在起作用嗎？

三、“異鄉人”的異鄉誘惑

費孝通認為生活在鄉土社會的人，“常態是終老是鄉”，“不流動”“熟悉”是這個社會的重要特質[3]7，但并不意味著這片土地上的人絕無可能迎來“外來者”。實際上中國文學史上從不匱乏外來者的故事。就現當代文學來看，“外來者”的故事常常被想象成“關于空間與性別的”“寓言”[12]152。其中，空間具有兩種文明的隱喻，而性別則成為兩種文明的承載，或曰兩種文明的寓言就是在性別中展開的。

柔石《二月》，葉紫《星》、楊沫《青春之歌》、張賢亮《綠化樹》、陳凱歌《黃土地》(電影)等都暗含著這一敘事模式。一種“性別組合”以“作為男性的‘外來者’(啟蒙/救贖者)與作為女性的‘原鄉人’(被啟蒙/被救贖者)”的方式被固定下來[13]238。不過，這種“性別寓言”在“外來者故事”中也曾出現過改寫，即由女性承擔“外來者”(啟蒙/救贖者)的角色?！对卺t院中》丁玲就設置了被“疏離”的“外來者”形象——陸萍，但是陸萍的出現中并不意味著傳統的男性啟蒙者/女性被啟蒙者的關系的轉換、解體。男作家周立波也曾參與這一故事的改寫，《山鄉巨變》開篇《入鄉》一節即設置了一個“外來者”的故事，“鄧秀梅”作為一個女性黨員或者說知識分子，她的出現既表征著意識形態的“下鄉”，也賡續了“外來者”啟蒙改造重任的傳統。

盡管作家們不自覺地成為這一敘事模式的改寫人，但女性“外來者”畢竟是“外來者故事”中的“異數”，也未能更大范圍地改寫“外來者”故事中的“性別組合”。新中國成立后至新時期伊始，與女性“外來者”相比，男性“外來者”依然是作家重點塑造的對象。鐵凝《哦，香雪》曾對“外來者”故事進行了改寫，以“火車”“鉛筆盒”等物什隱喻現代文明，但其中亦不乏男性“外來者”的影子，然仍未能動搖“外來者”故事的根基。直到1980年代以來大規模的城鄉流動，催生了“進城”民工等一大批“外來者”群像，流傳世紀之久的“外來者”故事的形態被徹底改寫、變形。

學者孫桂榮曾就“外來者”故事的形態展開研究，她認為“‘外來者’故事的最大沖擊是敘述背景和敘述主題發生了變化”[13]252。其一，“外來者”故事的空間、地緣發生了轉變，敘述背景從愚昧落后的的鄉村轉移到城市或中小城鎮；其二，“外來者”的身份從表征著文明的、先進的知識分子(文化人)蛻變成被視作貧困落后的弱勢群體。這一見解可謂是道破了當下“外來者”故事的形態。但孫氏的見解僅是對弱勢群體作為“外來者”在城鎮背景下發生的“外來者”故事的總結概括。而如果按“外來者”故事的固有敘事模式看，“外來者”/知識分子，“原鄉人”/鄉下人這兩組序列除了預設了故事發生的背景、故事中主人公，它同樣暗含著故事主人公之間的關聯，即上文可能存在的啟蒙、改造、救贖、干預等任務，這一點既是這類故事得以發生的根基，同時也反映了更為深廣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內容。盡管“外來者”故事形態得到改寫，“啟蒙”/“干預”敘事隨著故事場所、文本人物的變換消失在許多文本中，但是如果對文本仔細的研讀，發生在鄉村的“外來者”的故事當真就退出“農家女”/“原鄉人”的生活了嗎？

其實不然，考察“打工妹”進城因素時，“外來者”仍扮演著重要作用。有必要指出的是，此時鄉村的外來者身上“外來者”的意蘊逐漸向“異鄉人”靠攏、位移。外來者身份在城鄉之間的同質性成為他們“外來者”身份標簽的關鍵。具體來說：那些“由鄉入城”的農籍打工者，進城是他們作為城鎮外來者的彰顯，而那些在城市感受或習得了城市文明后偶然來到或返鄉的農籍打工者在鄉下文化中的異質地位，成為宣傳、引入城市文明的中間人，一定程度上也擔當著“外來者”角色。農村人由于各種原因大量地涌入城市，然而，當他們進入城市，才發現他們只是被“拋”入城市的“外來者”，與城市之間“‘在’而不屬于”的狀態讓他們渴望回流農村。但是，當他們返鄉回流再次踏上生養他們的那片土地，對農村的不適應以及被農村拒絕，徹底將他們放逐在農村之外，鄉村之于他們亦是“‘在’而不屬于”的空間想象[14]33。如此，城鄉之間無法“和解”的相似處境，又將他們劃入“異鄉人”的序列中，而他們不過是一個異質同構的“外來者”而已。

如此，作為“異鄉人”，他們在村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必然會對他們的同胞產生不小的思想震撼，對那些本來就厭倦鄉村、渴望一睹城市的人來說，這類人物的出現基本上承擔著昔日“外來者”所承擔的“啟蒙”重任。當然，她們“啟蒙”的內容也會根據新一代的“異鄉人”(“外來者”)的知識能力，見識深廣給“原鄉人”帶來不一樣的思想波動，而這類人物也將帶著他們的“啟蒙”事業“啟蒙”給未來的“異鄉人”，她們自然地成為本文研究的兩類人物。但是比之被“啟蒙”/被“干預”的“原鄉人”，“干預者”/“異鄉人”才是本節的研究重點，因為在他們的誘惑下，一些農家女走進了城市。

如果能夠明晰外來者身份的變化，以及外來者身上異鄉人的影子，那么回看孫桂榮的見地，則不難發現發生在鄉村的“外來者”故事被其屏蔽掉了，這無疑漠視了鄉村背景下的“外來者”故事。實際上，農民工外出“依然是依靠熟人介紹的方式找工作”[15]244。地緣關系、血緣關系讓“原鄉人”與“異鄉人”之間形成一種緊密的依賴關系?；蛘呤恰爱愢l人”帶著原鄉人進城，或者是原鄉人求著“異鄉人”幫助其進城。如高君《如花的裙子》小姨之于如花，邵麗《北去的河》叔叔之于雪雁，恨鐵《迷失的云彩》遠方親人之于“我”。盛可以《北妹》中，春樹嫂子拜托回鄉的錢小紅給二妮子找工作，她希望錢小紅可以幫忙帶走二妮子，給二妮子到城里某份差事等。這一類的文學敘述展現的就是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織就的互幫互助倫理，也是農家女外流的重要推力。此外，還有一種“誘惑性”外出刺激，即回鄉后的“異鄉人”身體力行地向“原鄉人”圖繪城市的美好，誘發了“原鄉人”外出闖蕩的決心與實踐，這一外出推力似乎延續了鄉村背景的“外來者”故事形態。

據此，筆者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外來者”故事被分裂成多個版本，發生在城鎮的“外來者”故事以論述“鄉下人進城”后的所思所感，命運軌跡，城鄉問題等為主；而留在鄉村的“外來者”故事則重點論及返鄉或偶然來到鄉村的“返鄉者”的城鄉感受、給鄉村帶來的巨大波動等。顯然，兩種背景下的“外來者”故事均發生了質的變化。本節首先討論鄉村“外來者”故事的新質，然后論及“外來者們”對“原鄉人”(未來打工妹)進城的推動作用。

本文從影響打工妹們進城的“外來者”故事來看，認為新世紀“打工妹敘事”中“外來者”故事具備以下特點。

一是就名稱而言，此時的“外來者”并不是偶然來到的外鄉人，孫惠芬《一樹槐香》例外(但不是城里人、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是返鄉或短暫歸來的“異鄉人”，這一名稱的變化背后是由于城鄉地位變化使然。而且從地緣上看，這一時期城市/城鎮人早已被搬出鄉村背景下“外來者”故事的畫廊，他們的消失正是城市現代化過程中城市地位優于鄉村的例證。二是從知識文化上來看，“外來者”的文化層次相對較低。新一代的“外來者”不像魯迅、柔石等“外來”知識分子有著鄉村的生活經歷，不是周立波筆下“下鄉”的先進代表，亦不是張賢亮、嚴歌苓筆下被流放的知識分子，更不是阿城筆下的知青。這一時期的鄉村“外來者”實際上是處在城鄉夾縫中的“異鄉人”?？v然有農籍知識分子作為“外來者”返鄉，但知識型返鄉者數量畢竟有限，從整體來看，此時的“外來者”知識文化水平基本不高。三是從性別上來看，女性居多。這里，指的是影響女性外出的人員中，女性數量居多。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有地緣血緣關系，亦是城市性別分工的一種表現：“許多男性打工者是建筑工人，而女性打工者通常是低工資的女招待、小商販、保姆、保潔員和妓女，或者是在條件惡劣的跨國公司和血汗工廠里勞作的女工?！盵9]4這種性別分工既是女性群體內部互相信任、依賴的心理基石，又是影響女性外出的物質基礎。

明乎此，仍需厘清新導師們究竟向她們的學生傳授了什么。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四個層面考慮。

首先，這批女性“導師”為鄉下女郎注入了異鄉的火種，帶給她們外面世界的消息，這一消息雖然不同于阿Q，陳煥生們的城市見聞錄，但終究帶給了鄉下人進城的門道。原鄉人們，由此在異鄉人的助力下，被“帶入”城市，如吳玄《發廊》中曉秋之于方圓的意義。其次，非知識分子的身份也決定了她們帶來的更多是屬于物質層面的東西(方方《奔跑的火光》大學生春慧是一個例外，她建議英芝南下打工擺脫壓迫，可看作理性啟蒙的觀念介入，但春慧這樣女性仍占少數)，《明惠的圣誕》明惠變成打工妹的過程，少不了桃子的影響，桃子以錢多、穿得好吸引了明惠，于是“攀比中的怨羨：嫉恨與羨慕交織”催生了其“求變動力”——入城[16]?？梢韵胂?，倘或沒有此外力，明惠的城市之旅或許會被滯后、延宕。再次，她們(返鄉女性)的城市體驗成為一個自欺欺人的把戲，她們在被城市改造的同時其被城市侮辱的那一面被有意或無意地隱藏在她們的城市傳播者當中。這一現象的出現既有返鄉者“衣錦還鄉”的心理需要，也與“原鄉人”以貌取人的短淺目光有關，也因此掩蓋了她們在“異鄉”的血淚史，造成她們未來的姐妹對城市盲目樂觀，使得她們未來的尋夢路變得荊棘叢生。王梓夫《花落水流紅》，冬梅看著回鄉后的小簸箕掙了大錢，于是便跟著她進城了?？v然村里人都知道小簸箕的營生是賣身，但是冬梅卻并不了解內幕，所以當她被安排接客時，她寧愿從高樓跳下也絕不靠出賣肉體掙錢，落了一個癱瘓殘疾的命運。最后，返鄉的農家女遭遇了城市的洗禮后，其認知見解甚至人格發生了裂變。這類導師可能向原鄉女性宣喻一些扭曲的價值觀?！痘渌骷t》中，表姐蘇梅子對清純少女葉子的價值傳播，即體現了人性裂變對農家女外出動因和價值觀的異化。葉子家遭變故，身為表姐的蘇梅子，在葉子的多番求助下才答應借錢，庸俗市儈的她居然要求無工作的葉子盡快還清欠款，并以帶領葉子“賣身”為葉子出謀劃策，甚至還勸服葉子要珍視初夜好賣一個高價。其人性的扭曲，錯誤的價值傳遞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就是新一代“外來者”在鄉村演繹的“外來者”寓言，其滯后膚淺、物質性、扭曲的價值傳遞與“異鄉”誘惑潛伏著崎嶇的城市之路，也似乎為農家女城市淪陷史埋下伏筆。因此，梳理其原初進城的“誘因”對認識其命運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語

作為新世紀的敘事熱點之一——“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徐德明語)中——鄉下人的“進”既是求生的現實需要，又隱含著“鄉下人”追逐現代性的渴望。從本質上看，是向前看的行為，具有與現代性同構的特性；此外，該行為主體的選擇性移動——進城——又折射出個人乃至鄉村在現代化浪潮下被迫追趕的無奈。其中，農家女在參與這一歷史行動時，盡管影響其城際流動的因素中仍然未能脫離個人、家庭、他人的范圍，但正是這些動因以各種形態囊括女性的生存圖景展現了社會轉型期的大移民、大變遷。因此，梳理農家女城市流動的原因既是認識、預測這一群體生命軌跡的切入點，又可蠡測乃至審視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化之路，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