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選》探論

任煜

(山東大學，山東 濟南 250100)

今存明袁褧嘉趣堂本《六家文選》是以宋廣都裴氏本為底本的唯一翻刻本，其摹刻甚精，?？币鄬?，實與宋槧同工，諱字闕筆尚仍其舊，頗足亂真，與裴氏本可相媲美。在裴氏本殘缺數卷且不易獲見的情況下，以袁本為中心進行研究，可發現裴氏本的重要特征及其與秀州本、明州本的復雜關系:裴氏本對屬同一系統的秀州本、明州本多有補充訂正；于五臣注、李善注詳出有據，多能補他本刪節注釋之處；存有注本原貌及舊式，較為審慎精嚴。

同時，除借助袁本申明裴氏本價值外，作為明版六家本《文選》之一種，袁本亦有獨立價值。對裴氏本及袁本等《六家文選》進行詳細考量，既有助于《文選》六臣注本的整理及?？?，亦可充實《文選》版本及選學史的研究。

一、袁褧及其所刊《六家文選》

與宋元時期相比，明代雕版印刷業及出版業的發展更為繁盛，正德、嘉靖、隆慶年間，蘇州地區多有私人重刻前代舊籍的刻書活動，如正德七年(1512)黃省曾長庚堂刻《唐劉叉詩》一卷、嘉靖十四年(1535)蘇獻可通津草堂刻《論衡》三十卷等。在這一趨勢下，因士人科舉應試所需及可供仿擬的典范性，《文選》于明代同樣十分流行，李善注本、六家注本、六臣注本刊刻眾多，且主要為明中后期的官刻本及私刻本。

嘉靖十三年(1534)，袁褧以宋廣都裴氏本為底本并于嘉趣堂開雕《六家文選》，基本存宋刻之舊。除承繼裴氏本補充、訂正五臣注、李善注，改正文字訛誤，存留部分五臣注、李善注舊式外，袁褧所刊《六家文選》產生于刻本版式、字體有所改變的嘉靖時期，字大疏朗又精雕細琢，錢謙益稱其“藏宋刻書，裝潢讎勘，并稱善本，摹刻行世，士林重之”[1]479，實有不同于宋版六家本《文選》的獨立價值。

(一)袁褧其人及嘉趣堂

袁褧，字尚之，號謝湖、石湖漫士、藏亭等，明嘉靖間吳郡(今江蘇蘇州)人。據(崇禎)《吳縣志》卷四十八、遼寧省圖書館藏《吳門袁氏家譜》等可知，吳郡袁氏在明代因科舉起家，傳至袁褧為第七世，與胞兄袁表、胞弟袁褒和袁袠及伯父袁鼒之子袁袞、袁裘時號“袁氏六俊”，以文行知名吳中。袁袠《封安人母葛氏行狀》中即載：“伯母韓夫人生子二人，曰袞，曰裘?！夷干铀娜?，曰表，曰褧，曰褒，曰袠?！盵2]39延續至清時，袁氏族人如袁于令(字韞玉、令昭，晚號籜庵、白賓等)、袁廷梼(字又愷，號綬階)等亦有聲名，錢大昕即稱其“六俊競爽于前，籜庵揚譽于后，一門文獻，照耀志乘，至今稱為甲族”[3]429。

考袁褧其人，(崇禎)《吳縣志》卷第四十八言：“字尚之，鼏次子，修眉炯目，身長七尺余，弱冠補府學，諸生博學能文，最知名當世。知府胡纘宗深器重之，與弟袠、從兄袞同學，易已袞、袠并售去，褧獨不偶，乃循例入國學，著作日盛，遂棄舉子業。精研古作，詩宗盛唐，書法介懷素、山谷、米芾之間，任意寫竹枝花朵饒有生趣，終年杜戶刪書，監司守令咸折節推重，不以諸生目之，晚耕于謝湖，號謝湖居士，年近八十而終?！盵4]53其二十歲補府學，但累試不利，遂一意汲古，以藏書、刻書知名。查《明史·藝文志》等可知，袁褧著有《田舍集》《奉天刑賞錄》一卷、《前后四十家小說》八十卷、《廣四十家小說》四十卷、《游都三稿》《編類金聲玉振》《謝湖先生詩稿》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記載，岳岱稱其“風儀秀朗，才情超遠”“詳其詩品，德必有言”[1]479。(同治)《蘇州府志》卷八十亦稱其博學善屬文，尤長于詩[5]10。袁褧自稱余家藏書百年，所藏宋刻書甚多，藏書室有石磬齋，藏書印有“高山流水”“研北閑情”“袁氏昌安堂珍藏”[6]126等。其刻書室則有兩庚草堂、嘉趣堂，嘉趣堂為袁褧所筑謝湖草堂之一堂、袁袠之子袁尊尼《避暑嘉趣堂呈謝湖伯父》等多次提及嘉趣堂，可見雅趣逸旨。

由《明代版刻綜錄》等察其刻書事業可知，袁褧刻書主要集中在嘉靖時期，嘉趣堂刻書包括嘉靖十二年(1533)刻《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北周盧辯撰)、嘉靖十四年(1535)刻《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撰)、嘉靖十六年(1537)刻《國寶新編》一卷(明顧璘撰)、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傅崧卿校注)、嘉靖三十年(1551)刻《金聲玉振集》五十三種六十卷(明袁褧編)等。不同階段的明刻本自有其版式、字體等特征。清代鄧邦述所撰《群碧樓善本書錄》《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曾將“嘉靖刻本”專門設卷，且分別著錄嘉靖刻本四十七部、七十二部，可見明刻本中的嘉靖本具有重要地位。此外，黃永年認為，明刻本在明中期即正德至嘉靖年間發生了較大變化，“字體由此前的趙體突然改換成整齊的歐體，而版式也由此前的大黑口變成了白口”[7]119。另據李開升等調查統計，現存嘉靖刻本在三千種以上，嘉靖時期不但刻書規?？涨皵U大且產生了逐漸成為刻書主流的宋體字，嘉靖本及嘉靖時代在版刻史中理應受到重視[8]。

因此，在嘉靖刻本數量較多、質量較高且多翻刻宋本的情況下，袁褧于嘉靖年間的刻書亦紛繁眾多，種類豐富，經部、子部、集部均有涉及。其中，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印完成的《六家文選》以宋廣都裴氏本為底本翻刻而來，尤為嘉趣堂珍品，可視為嘉靖刻本代表之一。此本用白棉紙精印而成，每半頁十一行，行十八字，小注雙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是袁褧所刻書中耗時較長之一種，共計十六年才得以完成。清葉德輝將此《六家文選》奉為明刻本之精品，傅增湘稱其“初印、中印皆工善，藏家寶之如宋本”[9]1507，葉昌熾《藏書紀事詩》等對此本亦有較高評價，可見其實為精雕細琢且耗費心力之刻本。

(二)袁本《六家文選》刊刻始末

吳郡袁褧嘉趣堂刊《六家文選》始于嘉靖十三年(1534)，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印完成，歷時長達十六年?！短斓摿宅槙俊肪硎?、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八、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二、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等載有袁本《六家文選》的相關信息，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亦有提及，但各家記載不一，所涉細節亦不甚相同。

《天祿琳瑯書目》“明版集部”所載明版六家本《文選》共十部，第一部三函三十冊本《六家文選》即為袁褧嘉趣堂刊本，下有解題：“序后標：‘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淞砟╉?，有吳郡袁氏善本新雕隸書木記，則袁褧所自標也……”[10]218今日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袁本《六家文選》三十冊，嚴紹璗于日本訪書，其《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集部·文選類”即記載道：“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534―1549)吳郡袁氏嘉趣堂仿宋蜀本刊本。國會圖書館藏本，共三十冊?！盵11]1815經查檢、比對后可確定，今日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袁本《六家文選》之實際情況與《天祿琳瑯書目》所載《文選序》后之識語，四十四卷末、五十二卷末、五十六卷末、六十卷末之識語均相合，由此可證《天祿琳瑯書目》所言不虛。

除《天祿琳瑯書目》外，其他書目如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八載有“《六家文選》六十卷，明吳郡袁氏仿宋刊本”[12]877；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載有“《六家文選》六十冊，嘉靖己酉袁褧刊本”[13]358。在具體細節的記載上，諸多書目與《天祿琳瑯書目》所言有所不同，如丁丙未提及《文選序》后應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三行文字；鄧邦述言《六家文選》五十六卷后無“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一行文字，六十卷后無“吳郡袁氏善本新雕”隸書木記，均與今日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的實際情況不符。并且，據范志新對比研究，今南京圖書館藏丁丙跋本即為《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著錄之本，其應是據明丁覲刻本而來的作偽重雕之本，因“此本每半葉10行，版心刻工有楊玖安、葉松諸人，每卷首葉第二行‘太子’下有‘蕭統’二字，第三行展開六臣姓氏，第四行作‘皇明重刊’，皆與丁本合，而異于袁本”[14]7。由此看來，丁丙及鄧邦述二家書目中所載袁褧《六家文選》的真實性值得懷疑。

因此，基于《天祿琳瑯書目》之記載及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現有藏本，可以推知袁本《六家文選》的刊刻細節。嘉靖十三年(1534)，袁本開雕，卷二十末即標：“吳郡袁氏，重雕宋刻廣都縣本于嘉趣堂，嘉靖甲午孟春正月二十四日?！奔尉付迥?1546)，耗時十三年，袁本刻至第四十卷，卷四十末即標：“此蜀郡廣都縣裴氏善本，今重雕于汝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春日?！奔尉付?1547)，耗時一年，袁本刻至第四十四卷，卷四十四末即標：“丁未六月初八日李宗信雕?！奔尉付吣?1548)，耗時一年，袁本刻至第五十六卷，卷五十六末即標：“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奔尉付四?1549)，袁本再經一年后刻印完成。斯波六郎言靜嘉堂文庫藏有明袁褧仿宋刊本《六家文選》60卷30冊，其卷六十末有《文選刻跋》即稱：“皇明嘉靖己酉春正月十六日，吳君汝南袁生褧，題于嘉趣堂?！盵15]892從嘉靖十三年(1534)孟春正月二十四日開雕起，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春正月十六日，前后歷經十六年，袁褧嘉趣堂才得以將六十卷本《六家文選》刻印完成。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所見刻工如李宗信、李清等均為嘉靖年間蘇州刻工，且多參加袁褧及他人主持的刻書活動，確可見袁本“擇工選藝以求毫發無憾之意”[10]219。

(三)袁本《六家文選》與宋代六家本《文選》

在《文選》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外，大致興起于宋代的六家合并注本可分為六家本與六臣本兩類。通常情況下，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被稱為六家本，如宋秀州本、明州本、廣都裴氏本。最早將五臣注、李善注合并的是北宋元祐九年(1094)刊刻的秀州州學本，宋明州本及廣都裴氏本都受其影響。秀州本原本今已不傳，朝鮮曾以之作底本用古活字刊出，今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有一部朝鮮古活字六十卷本。以五臣注本為主要依據，秀州本的注文基本表現為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后。并且，依據“文意重疊相同者，輒省去留一家”[16]3的編纂原則，秀州本的注釋依五臣注本夾注的位置進行編次，故李善注的夾注位置往往有所改變，多出現“善同五臣注”的刪注之例。同時，除刪去部分李善注外，存李善注、刪去部分五臣注的情況亦有存在，只是所占比例低于存五臣注、刪去李善注的情況。

將秀州本與袁本深入比勘后可知，秀州本確立的并不嚴謹的刪注方式確實影響了其后的袁本，并使五臣注、李善注出現了不必要的刪節。同時，在刪注之外可以明了的是，袁本整體上更為貼近秀州本，刪注之例有限，僅有八十余處，竭力保留了五臣注、李善注的完整面貌。例如，卷二十二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牧》：“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盵16]24秀州本注文作：“濟曰：周穆王周行天下，便有車轍馬跡。夏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故云窮轍跡、歷山川也。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渡袝罚河碓唬骸璩怂妮d，隨山栞木?！装矅唬骸d者四，謂水乘車，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瘶?，力追切?！盵16]24袁本注文與秀州本全同。卷五十七潘安仁《夏侯常侍誄》：“禹錫玄珪，實曰文命?！盵16]2秀州本注文作：“濟曰：堯賜禹玄珪，以彰成功。文命，禹名。玄，黑也。善曰：《尚書》曰：‘禹錫玄珪，告厥成功?！衷唬骸拿笥谒暮??！妒酚洝吩唬骸挠砻晃拿??！盵16]2袁本注文并未刪節，全同秀州本。因此，從整體情況看，袁本與秀州本的確較為接近，在受秀州本影響的同時也汲取了秀州本的優良之處。

明州即今浙江寧波市南，宋明州本具體的初刻年代不詳，但由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本看，其缺筆字有玄、弦、怰、炫、眩，敬、檠，弘、泓，殷，匡，恒、姮、桓，貞，徵等。秀州本避諱不甚嚴格，玄、敬、殷、桓等字均不避諱。袁本的避諱字則基本與明州本相同，可證其底本裴氏本的避諱字亦大體與明州本相同。此外，長澤規矩也提及明州本時言：“紹興刊本避諱之例，遇構、搆等字，改用他字者多于闕筆。是有此本或出孝宗初年之疑。但此本既無上述刊記，則刷印時間自當在紹興二十八年之前?！盵17]21由此，明州本的初刻時間在秀州本之后，則可大致確定。

將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所藏明州本《文選》與袁本相互比勘后可發現，明州本有增注之例且增加的多為李善注，袁本基本全同。例如，卷十一王仲宣《登樓賦》篇目解題下的注釋為李善注，明州本增“善曰”[18]1以明確注文所屬；卷五十八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洋洋搢紳，言觀而高”[18]12，明州本“觀”下增“善本作其字”[18]12等，均以“善曰”“善本作某”等形式呈現了李善注本的面貌，對六家本《文選》因合并注釋帶來的問題做了一定處理。因此，在六家本《文選》以五臣注為尊的情況下，明州本較為可貴地保留了與之不同的李善注，值得稱道。但是，明州本存在注釋雜糅現象，王立群即舉出了幾處因增注帶來的善亂五臣及五臣亂善之例[19]298，今經核對發現，袁本基本不存在此種雜亂現象，可見其較為精審。

除增注外，明州本常以“善同某注”的方式刪去李善注；以“某同善注”的方式刪去五臣注，對保留五臣注與李善注的不同面貌造成了一定障礙。例如卷五十班孟堅《述高紀》：“應天順民，五星合晷?！盵20]12袁本注文作：“翰曰：高祖西入關，五行聚于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晷，光景也。善曰：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生，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盵20]12明州本注文則作：“翰曰……晷，光景也。善同翰注?！盵18]19以“善同翰注”的方式刪去了與李周翰注差異較大且引用了應劭之言的李善注，實為不當。其他又如卷五十四劉孝標《辯命論》：“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20]18袁本注文作：“翰曰：史公，司馬遷也。董相，董仲舒也。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有此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哆w集》有《悲不遇賦》?！斗ㄑ浴吩唬骸疄漠惗??！钴壴唬骸?，江都相董仲舒也?！吨偈婕酚小侗挥鲑x》?！盵20]18明州本注文則作：“善曰……《仲舒集》有《悲不遇賦》。翰同善注?！盵18]25以“翰同善注”的方式全然刪去了呈現不同注解的李周翰注等。

明州本大量的刪注情況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注釋不明，在此種情況下，同屬六家本《文選》系統的袁本沒有沿襲明州本大多數的刪注情況，而是保持自身原有的刪注之例。因此，由上述幾種情況不難看出，袁本吸收、沿用了明州本大部分的增注之例，使注釋所屬更明；亦葆有自身有限的刪注之例，只對明州本的優長處進行了有選擇的吸收。

除宋秀州本、明州本外，宋廣都裴氏本《六家文選》亦為六家注本，《天祿琳瑯書目》卷三“宋版集部”、《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卷七“宋版集部”、莫友芝《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六上集部八“總集類”、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七“集部六”等曾作著錄?？即吮镜钠渌毠澘芍?，廣都亦稱都廣，古蜀國郡，今屬成都雙流，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言：“蜀郡有廣都縣”[21]1；明袁褧嘉趣堂翻刻宋廣都裴氏本卷四十末亦有識語：“國朝改廣都縣為雙流縣，屬成都府?！睆V都裴氏為宋代四川地區著名刻書坊，《天祿琳瑯書目》卷三“宋版集部”言：“宋時鏤版，蜀最稱善。此本字體結構精嚴，鐫刻精整，洵蜀刊之佳者?！盵10]62傅增湘亦言廣都裴氏本“字體疏朗，有顏柳體勢，為蜀本無疑”[9]1508。并且，根據“此本避南宋帝諱至于孝宗止”[22]171及刻工共有的刊刻時間看，廣都裴氏本當為南宋刊本且初刻時間大致為孝宗朝末期即淳熙年間，基本理定了廣都裴氏本刊刻時間晚于秀州本及明州本的事實。

將前人記載的裴氏本的版式、行款等與袁本進行比對可知，二者完全相同。又《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載裴氏本《文選序》后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隸書木記三行[9]1507，袁本有此木記；袁本卷四十后有“此蜀郡廣都縣裴氏善本今重雕于汝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春日”牌記；卷六十后有“吳郡袁氏善本新雕”牌記，皆可確定袁本是以裴氏本為底本的翻刻本。因此，縱向比勘完成后，作為現今殘缺的裴氏本的唯一翻刻本，袁本與秀州本、明州本的復雜關系實際上表明了其底本裴氏本的優良之處。同時，以明袁褧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選》為中心，在多方探究前代版本的基礎上可以明了的是，不同版本的刊刻年代、基本體例自有不同，相互比勘可以向上溯源，一定程度上獲知版本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由面到點，層層深入，發現裴氏本及其翻刻本袁本未曾被探知的一些特征與價值。

二、袁本《六家文選》及其他明版《文選》

以《文選》于明代的具體刊刻背景而觀，成化、弘治年間，李夢陽等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影響甚大，秦漢古文、漢魏詩受到推崇。因此，在順應明代復古思潮及雕版、出版業愈加繁盛的情況下，《文選》的刊刻多在成化、嘉靖、隆慶及萬歷年間，并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嘉靖刻本。

嘉靖二十八年袁褧嘉趣堂翻刻宋廣都裴氏本《六家文選》畢工后，丁覲又大致于嘉靖、萬歷年間繼續刊刻《六家文選》，多有校正袁本文字訛謬之處。同時，除《六家文選》的刊刻外，明代中后期的其他《文選》刻本即李善注本、六臣注本也多翻自宋版，在承繼宋版外亦有適當改變，絕非一味因襲與模仿，共同構成了明版《文選》的翻刻高潮。

(一)丁覲刻本《六家文選》

通過查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明代版刻綜錄》等可發現，明代的《文選》刻本中，六家合并注本的刊刻數量多于李善注本的刊刻數量。并且，從《天祿琳瑯書目》《天祿琳瑯書目后編》的著錄情況看，“明代所藏宋、元版《文選》的六家本、六臣本比較多，李善本的宋版未見著錄，元版亦僅見于《前》《后》編各一部，至于五臣本，則一部也沒有”[23]78。在所藏宋、元版六家本、六臣本居多的現實情況下，明代多翻刻前代的六家合并注本也與此時的學風及社會思潮有關。以《文選》注釋本的流行情況而言，李善注本以訓詁為主而推及釋事詮典，征引繁富，注解甚多，但有一定的理解難度，多為學者所用。唐至北宋前期，重在疏通文意、探究述作之由的五臣注較李善注更受歡迎，但隨著北宋后期蘇軾、王安石等肯定繼承漢學傳統的李善注后，五臣注則逐漸居于次位，宋代六家本的刊刻早于六臣本，即與五臣注、李善注于不同階段的流行趨勢有關。至明代，科舉重在以八股取士，《文選》所錄詩文及多種文體如詔、表、論等具有可供模擬的典范作用，文學復古運動的代表人物如李夢陽等亦鄙薄宋代的道學傳統，故兼具通俗性、學術性的六家合并注本更為明人所喜。

其時，在六家合并注本更受歡迎的現實情境下，除嘉靖年間袁褧嘉趣堂刊刻的《六家文選》外，明代尚有題名為《六家文選》的丁覲刻本，今藏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地?？级∮P其人，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記載其為嘉靖間人[24]6，以刻印《六家文選》而知名。據今國家圖書館藏丁覲刻本《六家文選》六十卷可知，其基本體例為：先“文選序”、次“上文選注表”(并“國子監準敕節文”)、次“進集注文選表”(并“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敕”)、次“六家文選目錄”。半頁10行，行18字，注雙行，行26字，白口，四周單邊，版心下隅記字數及刻工姓名。正文卷首第一行頂格題“六家文選卷第一”，第二行上空二字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第三行上空二字題“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第四行上空二字題“皇明(下空八字)龍狵丁覲重刊”。

對于丁覲刻本的具體刊刻時間，《明代版刻綜錄》認為大致在萬歷年間；另據瞿冕良言，《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藏有一部丁覲刻本，為清末丁丙舊藏，末附丁丙跋，并注此書為“明嘉萬間丁覲刻本”[25]24。詳考此本細節，斯波六郎言其刻工主要有楊玖安、羅十、葉杰、盧玉龍、蔡三、魏智、王應、陳慶、葉仕浩、吳隆、張十、吳乃隆、葉模、盧五、丘弟等[15]896。其中，楊玖安、葉杰、盧玉龍、魏智、陳慶、葉仕浩、吳隆、張十、吳乃隆、盧五、丘弟為嘉靖間刻工，羅十為嘉靖間閩中地區刻工，蔡三為嘉靖、隆慶、萬歷間刻工，王應、葉模為嘉靖、萬歷間刻工，故在難確定具體的刊刻年代時，“嘉萬間”的說法更為合理。此外，丁覲刻本正文卷首第四行題有“皇明(下空八字)龍狵丁覲重刊”字樣，“龍狵”指代十月。丁覲刻本卷三張衡《東京賦》：“日月會于龍狵，恤人事之勞疚?！盵26]16此句注文即作：“濟曰：狵，尾也。尾星，龍尾也。日月會尾，謂十月時也。疚，病也。此時撫恤勞苦疾病也。綜曰：狵，尾也。日月會于尾，謂十月時也。疚，病也。民勞病于歲事，到此月乃終也，故天子愍恤勞來之。善曰：《國語》云：日月會于龍狵，國家于是乎嘗祀也。賈逵曰：狵，龍尾也?！对铝睢罚好隙?，日在尾?！稘h書》曰：東宮蒼龍。狵，丁遘切?！盵26]16由此知，丁覲刻本的刊刻時間晚于袁褧嘉趣堂刻本，且大致刊刻于嘉靖、萬歷間某年十月。

將丁覲刻本與袁褧嘉趣堂刻本進行細致比對可知，丁覲刻本正文卷首第三、第四行的題識與袁本有所不同，其將袁本的“唐五臣注”與“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合并為第三行，題為“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李善居前、五臣居后的題名順序不如袁本嚴謹。但丁覲刻本字體近似袁本，除每半頁10行外，其余版式等特征皆與袁本同，卷五十六后有“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一行題識，與袁本全同，其余卷三十、卷五十二、卷六十后的識語亦與袁本同。另，斯波六郎又以卷五十一王子淵《四子講德論》為例，指出丁覲刻本多有沿襲袁褧嘉趣堂刻本訛誤之處。由此，丁覲刻本直接承襲袁本而來的基本事實即可確定。既為承襲，丁覲刻本與袁本的區別則多在文字方面。據斯波六郎對比研究，丁覲刻本固有沿襲袁本文字訛誤之處，但其重刊時有所修正，在文字校正方面亦有其功。同時，除丁覲刻本《六家文選》外，范志新認為明代尚有據丁覲刻本而來的作偽重雕之本，包括今南京圖書館藏丁丙跋本，即《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八著錄的“《六家文選》60卷，明袁氏仿宋刊本”；斯波六郎家藏的宋張守校正本；蘇州市圖書館藏本，實就南圖本作偽，亦非從丁覲原刻本[14]7。

(二)明刻本《文選》多翻自宋、元本

以六家本《文選》系統而論，明袁褧嘉趣堂刊本的底本為宋廣都裴氏本，明丁覲刻本又直接承襲袁本而來，亦可一定程度上視為翻刻宋本。此種翻刻現象并非偶然，在李善注系統中，明覆元張伯顏本六十卷(靜嘉堂文庫藏本)屬元代池州路張伯顏本的翻刻本，據斯波六郎言，其每半頁10行，行大小字俱21字。與今藏國家圖書館的元延祐七年(1320)池州路張伯顏刻本稍加比較可知，斯波六郎所記載的明覆元張伯顏本的卷首序、表、版式、行款等特征與元張伯顏本全同，可證明覆元張伯顏本確是以元張伯顏本為底本。除明覆元張伯顏本外，斯波六郎所記載的明成國公懷遠朱純臣刻本六十卷、明嘉靖元年汪諒刻本六十卷的卷首序、表、版式、行款等與元張伯顏本及明覆元張伯顏本完全相同，因此其與元張伯顏本同樣聯系緊密。

除明覆元張伯顏本外，明翻元張伯顏本《文選》六十卷、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唐藩朱芝址刻本六十卷、明嘉靖四年(1525)晉藩養德書院刻本六十卷、明隆慶五年(1571)唐藩朱碩熿養正書院刻本、晉藩大麓主人重刻養德書院本、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鄧原岳刻本六十卷等對明覆元張伯顏本的卷首序、表、版式、行款等有所改變，則與元延祐七年(1320)池州路張伯顏刻本亦有一定聯系。

除李善注系統外，在六臣本《文選》系統中，斯波六郎認為明重刻茶陵陳仁子刊《增補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廣島淺野圖書館藏本)屬元大德三年(1299)陳仁子刻《增補六臣注文選》的翻刻本，卷首序、表、版式、行款等與元茶陵本完全相同。同時，又經實際比對可知，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洪楩刻本六十卷、明潘惟時潘惟德刻本六十卷(刊刻時間約在嘉靖四十年之前，據范志新說)、明吳勉學刻本六十卷(刊刻時間約在嘉靖末期，據范志新說)、明萬卷堂?？玖?刊刻時間約在隆慶、萬歷年間，據斯波六郎說)、明萬歷二年(1574)崔孔昕刻本六十卷、明萬歷六年(1578)徐成位重校崔孔昕本六十卷、明蔣先庚重校本六臣注《文選》六十卷等對明重刻茶陵陳仁子刊《增補六臣注文選》的卷首序、表、版式、行款等稍作改變，與元大德三年陳仁子刻《增補六臣注文選》亦緊密相關。

綜上，明代《文選》各注本進行刊刻時多以宋、元版《文選》為底本進行翻刻，明覆元張伯顏本、明袁褧嘉趣堂翻刻宋廣都裴氏本、明重刻茶陵陳仁子刊《增補六臣注文選》及與它們關系密切的其他明代刻本均是實例。翻刻的具體方式及最終面貌有所區別，多種《文選》刻本的刊刻機構亦有不同，但應當注意的是，相較于明初刻書的貧乏、單調，明代中后期出版業日漸興盛。據楊繩信所編《中國版刻綜錄》可知，成化、弘治年間的刻書數量及種類有明顯增加，嘉靖、萬歷、天啟、崇禎間的刻書數量亦超過前代。再加之明代去宋、元未遠，明人珍視宋刻本且多有好古之風。明張應文《清秘藏·論宋刻書冊》言：“藏書者貴宋刻?！盵27]23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論藏書》言：“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盵28]468清錢曾亦言：“知嘉、隆以前學人，信而好古，非若近人槧書者淆亂芟改，師心自是也?！盵29]393因此，在此種刊刻及出版環境下，明中后期的《文選》刻本與宋、元版《文選》之間往往有著多重聯系，明代翻刻宋元版《文選》的高潮主要出現于嘉靖及嘉靖以后，具體翻刻方式雖不盡相同，但由明代翻刻本既可窺宋、元版《文選》面貌之一隅，亦可見其時明刻本《文選》的基本面貌。

三、結語

綜上，以明袁褧嘉趣堂翻刻宋廣都裴氏本《六家文選》為中心，詳考刊刻始末，確定翻刻事實，既可藉由袁本回溯前代，一定程度上彌補裴氏本之殘缺，探究裴氏本未被足夠重視的多重價值；亦可發現，作為明版《文選》之一種，袁本《六家文選》有著獨立于裴氏本的自身價值。

此外，從選學史角度看，袁本與丁覲刻本《六家文選》及其他李善注、六臣注系統的《文選》刻本共同構成了明代翻刻宋、元版《文選》的高潮。這些《文選》注釋本既有與前代刻本的深刻聯系，又與明中后期興起的《文選》評點本及多種刪減、增廣、續收之作共生共存，使明代呈現出了獨特的選學發展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