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勞工：直播電商時代的消費者

● 熊亞琴 鄭智斌

2019 年被稱為“直播電商元年”。艾媒網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達到9610 億元，同比大幅增長121.5%。直播電商經濟的繁榮背后凝結了消費者巨大的購買力、消費的熱情沖動和碎片化時間，同時也不應忽視這種傳播技術革新外表下所嵌入和隱藏的經濟意識形態，進而消費者受到資本力量剝削的事實。

“數字勞動”和“數字勞工”的涌現

20 世紀80 年代，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新詞“產消者”，意指那些參與生產活動的消費者，這成為“數字勞工”概念的最早內涵。產消者集消費和生產于一身，其創造產品、服務或者經驗，是為己所用或自我滿足而非為了銷售或者交換。2006 年，托夫勒又在《財富的新革命》中提出“產消合一經濟”概念，即既生產又消費自己產品的經濟模式。用戶通過BBS、博客、社交網站等各類UGC 應用實際向網絡世界生產和貢獻了自己的內容與智慧，從而消費者也成為新的數字勞動者。正是在此意義上，可將“數字勞動”定義為與數字媒體的生產和生產性消費相關的文化勞動，其勞動者“包含數字媒體的硬件生產者、內容生產者和軟件生產者這類生產性勞動者，以及消費性生產者”[1]。

雖然“產消合一”理念揭示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限逐步模糊的趨勢，但對當下數字經濟而言，它“忽略了產銷合一被用于業務外包，以及不支付報酬給用戶和消費者的事實”。[2]至今，UGC 模式的絕大多數生產仍然是一種免費勞動。有學者指出，在數字時代應該更廣泛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概念，以有利于“分析數字傳媒和更為一般性的資本主義”，以及工人階級圍繞數字機器和電子傳媒所進行的斗爭。[3]

2013 年，傳播學政治經濟批判學派的克里斯蒂安·?？怂乖凇稊底謩趧优c卡爾·馬克思》一書中對數字勞工給出了目前最清晰的定義：“數字勞工是電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應用這樣集體勞動力中的一部分，他們不是一個確定的職業，他們服務的產業定義了他們，在這個產業中，他們受資本的剝削?！盵4]根據這一定義，生存于“互聯網工廠”網民就必能成為數字勞動者。今天，在數字經濟大潮下，從傳統新聞網站、社交網站到各類新興內容平臺，無不利用鼓勵參與、互動、分享的各種宣傳口號來吸引網民隨時隨地為其提供新聞報料、生產新聞跟帖、參與新聞眾包，或發布文學作品、短視頻作品等，這樣作為消費者的網民就間接成為網站的“線上工人”。他們的全部勞動成果總是以廉價、彈性雇傭甚至無償方式被占有，從而推動網站完成資本的生產與累積。

近年來，學界對粉絲社群的研究在文化研究視角之外也有了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研究者認為，粉絲對偶像的喜愛、支持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情感勞動，它包括粉絲情感的生產、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粉絲之間、粉絲和偶像之間虛擬的或實際的人際交往。盡管情感勞動的產品是快樂、激情，以及社群的聯結感和歸屬感，且粉絲是自愿而非強制的，但在“社會工廠”體系和商業意識形態的強大召喚下，粉絲的情感仍然與資本積累、再生產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系，以致它被扭曲為異化勞動，受到資本剝削，成為資本增值和權力擴張的來源。這樣，粉絲這個“用愛發電”的群體亦淪為數字經濟中的勞工。

綜上，無論是經濟環境和模式的變化，還是傳播技術的革新應用，都為數字勞工的孕育提供了肥沃土壤。一方面，它們不斷營造著消費者是“上帝”的神話；另一方面，也在加速形塑著資本需要的“相信且順從”的“理想消費者”，而“電商＋直播”時代的到來進一步使得消費者成為數字勞工。

電商直播間里的“數字勞動”

“數字勞工”理論開啟了重新理解消費者的新視角，也為網絡用戶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根據該理論，可以假設今天任何網民都“受雇”于不同的網站平臺，從事不同的數字勞動，成為生產性勞動者或消費性生產者，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剝削甚至自我剝削。如果深入“勞動場所”內部進行考察，數字勞工假設將真正變成現實。本文以李佳琦直播間為例，對其中消費者用戶的勞動實踐進行分析。

1.直播間里的勞動過程。李佳琦每場直播一開始，直播間界面就充滿了由不同數額淘金幣兌換而成的禮物圖案、不同等級粉絲的評論彈幕以及不斷飄動的愛心點贊氣泡等蔚為壯觀的消費景象。通常，直播時觀眾等到自己計劃購買的商品開始宣講并完成下單后就可直接退出直播間，因此除了聽講、下單、支付行為外，可將觀眾在每次直播全程所有的點贊、評論、轉發，乃至領取禮物等不屬于“購物”范疇的其他操作行為均視為其從事的數字勞動?？梢?，通過電商App 技術功能的使用、主播宣講及其與觀眾的互動，直播間界面為消費者用戶提供了全部的勞動形式與內容。其中，親密度游戲構成了數字勞動的主要驅動力。親密度是粉絲與主播之間互動的頻率指數，其中點贊、評論、分享等不同內容對應不同的親密度值。粉絲在單個主播直播間進行的一系列行為都可以積累淘寶直播間的積分，達到一定分值后可逐步升級，等級越高，享受權益越大，可獲得直播間不定時發放的專屬禮券和專屬紅包。

由此可見，粉絲在“購物”之外的其他操作行為實際上并非完全自發的勞動，正是這種隱藏在“親密度”或所謂專屬權益背后的游戲規則為粉絲的“自愿”行為提供了勞動機制。此外，李佳琦本人也進行情感動員。除了其播講本身整體上具備的表演性，對商品預期報酬的誘導、溫馨的互動語言，都在無形中增進了粉絲的情感勞動，并容易觸發其沖動性或非計劃性消費。

2.直播間里的剝削邏輯。所謂剝削是指勞動與報酬不成正比。對比分析作為消費者的觀眾在直播間進行數字勞動的生產物和報酬情況，可以發現由平臺、商家和主播組成的資本聯盟的剝削邏輯。

在生產物方面，具體包括兩種：一是直接生產物，即作為特殊商品的用戶個人身份與行為數據。當觀眾攜帶個人注冊信息作為準入門檻成為消費者用戶而“免費”使用直播平臺時，用戶進出平臺、瀏覽商品、交易、轉評贊等所有鍵盤行為都會被后臺記錄，從而完成其個人數據的生產過程；二是間接生產物，即用戶的消費意識。用戶在平臺中的所有操作行為背后蘊含著其消費意向、選擇、觀念等軟性信息?？梢哉f，觀眾在直播間就仿佛處于?？滤缘摹叭氨O獄”，其一舉一動盡在平臺的技術監控和計算之中。當然，主播本人也在其中生產自己的經濟價值。李佳琦直播間每場觀看的人數、成交額都是其帶貨能力的體現，這正是各品牌商家入駐直播間甚至將其作為代言人的重要的經濟考量指標。

在報酬方面，用戶主要獲得的是商品折扣、現金紅包和贈品等福利。李佳琦團隊通過與商家商議價格得到銷售折扣，使得在其直播間購買同種商品的價格要比品牌自有商店的價格要低。但用戶要買到折扣商品需配合直播間安排，且因上架商品限時限量，買不到則經常有之?，F金紅包是通過主播公開發布的口令形式來發放和領取，而贈品則是通過直播間彈出的彈幕界面參與抽獎而獲得。這兩種福利也很有限，需要用戶拼手速、網速和運氣。此外，為了刺激更多用戶進入直播間，李佳琦也會通過個人微博在當天發布福利預告，其粉絲通過帶#李佳琦直播#進行轉贊評才可參與微博的抽獎。

對比上述的勞動和報酬情形可見，直播間的觀眾承受著兩種剝削。第一種是對用戶生成數據的剝削。觀眾個人軟硬信息被平臺即時記錄、收集和經過大數據處理后，可生成詳細的消費者“行為圖譜”，并作為對更具營銷價值的免費“數據商品”在平臺、商家、主播組成的資本聯盟及其合作關系中不斷被交換和使用，甚至會自動推送到該平臺以外的第三方平臺。比如對淘寶平臺來說，用戶每次在直播間的上述數據都會被用來加強算法推薦，以提高廣告內容推送的精準度；第二種是對消費者自身的剝削。觀眾們合力完成的直播間觀看人數和成交額，一方面，幫助李佳琦贏得更多的商家合作和媒體曝光度，比如代言廣告、上節目等，成就李佳琦個人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李佳琦直播間推薦商品品類外延的擴大，而觀眾們在直播間有意無意對所推薦商品信息的讀取，使其無論購買與否都直接或間接促進了商家產品的再生產以及利潤的增長。如此循環往復，可幫助資本完成積累和增值，并實現可持續的剝削。

電商直播間的消費者用戶承擔了免費數字勞工角色，其所有行為本質上是在“學習如何購物”。在電商直播生產的“二次銷售”過程中，其勞動作為資本積累、增值和權力擴張的無形原料，不僅包括注意力的勞動，也包括對主播個人的情感勞動，其勞動時間遠超過其計劃購物所必需的時間，而其所得報酬或“福利”卻非常微薄，且因條件限制而概率渺茫，這種勞動和報酬之間的顯著不對稱表明消費者事實上承受著“購物”之外的更多剝削。消費者“同意”直播間的規則、與主播進行親密度游戲而發生的情感勞動、沖動性交易等，其實是一種自愿被強迫，最終使自身承受著資本聯盟和自我的雙重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