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迭代，我們該怎么學日本經驗？

日中產業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中國現代國有企業研究院 特邀專家

譯/ 謝文博 咫尺研學聯合創始人、早稻田大學商學院WJCF 研究員

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日本制造業每十年一迭代，主力產業就會往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發展。這份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經驗，可以為中國企業升級提供有益的借鑒。

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相互影響。在討論產業結構的變化時，政府的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的變化、經濟的增長之間的關系是重要視角。以日本的制造業來看，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大約每十年會進行一次主力產業的迭代，往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發展，應對經營環境的變化，一步一步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中國制造業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不斷擴大其附加價值，但整體上沒有觀察到主力行業的交替。而近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各行業也開始對如何提高自身的附加價值而煩惱。

21 世紀10 年代以后，基于此前積累的制造技術、生產管理技術，日本企業具備了先進制造技術以及相應的統合技術，得以實現高度化的汽車、精密器械、制造器械的生產，標志著“復雜性產業”的出現，而“復雜性產業”進一步提升了日本企業的競爭力。

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變化

一個國家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產業結構往往也會發生變化。如果產業結構朝著附加價值更高的方向變化，則可以反過來再推動經濟的增長。也就是說，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是相互作用的。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經濟發展這個概念。從經濟增長的過程來看，不僅是需求結構，供給結構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著眼于這種結構變化的概念就是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量的概念，而經濟發展是質的概念。

在討論產業結構變化的時候，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即政府的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變化、經濟增長的關系。一般而言，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政府的產業政策對該國的經濟發展都有巨大的影響。然而對于成熟經濟體而言，政府的產業政策與企業的產業活動之間往往容易發生沖突，經濟雖然增長，但政府的產業政策的影響卻非常有限，且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斷變化。事實上，日本的本田汽車、松下、索尼等大企業，都沒有融入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而是在日本政府產業政策的框架外實現發展的代表性例子。在成熟經濟體中，我們往往還有這樣的疑問：完全不懂商業的政府到底能不能培育產業？

對于產業結構，通常來說有兩種理論：配第-克拉克定理與中等收入陷阱。

配第-克拉克定理認為：隨著經濟發展，產業從業人員的中心將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20 世紀后半葉的日本經濟發展，可以說是完美地印證了這個定理。當然，隨著信息化的發展，現在也有很多不符合這個定理的情況出現。

中等收入陷阱是基于發展經濟學的一種理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當國民人均收入達到1 萬美元時，經濟增長將放緩、陷入低迷。

如果從微觀的角度來分析這兩個理論的話，我們就知道產業結構如何變化將成為這個國家經濟是否能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世界普遍認為，在1960～2010 年約50 年的時間里，日本的產業結構實現了顯著的轉換。同時認為，像日本這樣在短時間內實現國家產業結構巨大變化的情況，在其他國家還未有類似的例子。

本文將通過分析附加價值等統計數據，解析日本50 年間的產業結構變化的真實情況。日本的制造業在此期間，每十年成功實現一次巨大的產業結構轉換。本文將分析在日本產業結構實現成功轉換的要因，以及轉換過程中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所扮演的角色。

產業政策一詞，最初由日本通商產業省的大慈彌次官在1970 年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會議的發言中提出。當時的日本，就像被歐美發達國家揶揄為“日本株式會社”那樣，通過政府與產業界的緊密合作而實現了經濟的發展。據此，歐美等發達國家開始批評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不公正且不透明。此后為了應對這樣的批評之聲，日本的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變化走向了更加復雜的關系。

中國也是同樣，政府對于產業活動的影響力巨大，目前仍然按照政府所制定的五年經濟規劃進行發展，對于政府的產業政策全國上下都有極高的關注度。筆者認為，日本在過去50 年所經歷的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轉換的關系，對于目前的中國政府及中國企業而言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日本產業結構轉型的軌跡

日本經濟在1990 年前半段遭受泡沫經濟的破滅，此后進入持續的低增長時代，政府的財政狀況也不斷惡化。然而不為人知的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在企業領域卻實現了持續性的經營改善。

圖1 為日本制造業的實際GDP 的變化過程。從圖1 可以看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20 世紀60 年代開始，大約每十年日本制造業的主要行業會進行更替，替代為附加價值更高的行業。隨著經營環境的變化，日本也一步一步地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轉型。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鋼鐵、石油化工等“裝置產業”是日本產業的主力。進入20 世紀80 年代后，除食品、服裝之外，家電等“組裝產業”的附加價值得到提升。背后的原因是日本國民收入上升帶來的消費產業的發展。

20 世紀70 年代，日本發生了嚴重的環境公害問題，全球也發生了石油危機，日本企業開始發展與節能減排相關的產業。到了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的產業結構轉型成以半導體、信息通信設備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業。

20 世紀90 年代是日美貿易摩擦最為激烈的時期。日本企業為了避免貿易摩擦而重新審視了自己的出口戰略，開始將生產據點往海外轉移，并開始認真思考應該如何搭建全球供應鏈結構。伴隨著亞洲各新興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的發展，讓全球的制造業分工變得可能。因此，日本企業將供應鏈中附加價值最高的部分留在國內，產業結構逐步轉型為零部件材料產業。

圖1 日本制造業各產業的實際GDP 的發展

20 世紀10 年代以后，汽車相關產業、制造機械等復雜性產業成為附加價值最高的產業。復雜性產業的概念是由日本著名的經營學者、一橋大學的伊丹敬之教授所提出。

為了進行對比，圖2 展示了中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變化的過程。圖2 用各行業的毛利數據來代表附加價值。從該圖可以看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制造業的附加價值也不斷增大，然而卻沒有看到主力行業的交替，各行業也苦惱于如何提升附加價值。

對比中日制造業的附加價值變化可以看出，日本制造業的附加價值在20 世紀70～90 年代通過產業結構的轉型實現了顯著的提升，現在進入增長放緩呈飽和狀態。而中國的制造業，各行業的附加價值雖然在增加，但從數據也看到出現了飽和的跡象。

那么，日本實現圖1 所示的產業結構變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環境公害問題、石油危機、日美貿易摩擦、日元升值等外部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尤其是20 世紀60～80 年代日本的通商產業省強力推進的政策在一段時間內受到了全球的高度評價，可以說這是促成日本制造業產業結構轉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圖1 中列出了日本政府主要的產業政策與相應的經營環境的變化。在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對鋼鐵、石油化工等裝置產業的特定產品的生產進行了傾斜，并且通過生產設備的合理化與集約化努力提升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對合成纖維、機械部件等未來具有成長性的產業進行了扶持和培育。

圖2 中國各產業毛利的發展（實際值）

此外，1964年日本成為IMF第八條款國，并且加入了OECD。日本到了20 世紀60 年代后半段實現了資本自由化，并導入了日元浮動匯率制度。

以20 世紀70～80 年發生的環境公害問題以及全球性的石油危機為契機，日本企業成功實現了向節能型產業的轉型。這期間，日本政府最為努力推動的就是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強化。通過政府與企業、金融機構的緊密合作，推動了企業間的合并以及中小企業的近代化進程。此外，作為節能、無公害的未來型產業，以電子、信息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中心，日本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

這一系列的政策，直接推動了20 世紀80 年代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飛速提升。然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日本企業開始對日本政府以通商產業省為主體頻頻插手民間產業活動而心生厭煩之情。官民合作的機制開始走向破裂。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20 世紀80 年代，日本企業在造船、鋼鐵、電機電子、相機、汽車等領域都已達到了世界發達國家水平，企業開始覺得不再需要政府的介入。

然而，在1985 年五國集團（G5）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會議上通過了“廣場協議”。有觀點認為，日美貿易摩擦的壓力推動了日元的大幅升值，從而導致了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未必正確。日本的產業界確實受累于日元升值，然而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黑字卻并沒有減少，日本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沒有因此而下滑。其實，20 世紀90 年代前半段的泡沫經濟破滅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為了應對日元升值與日美貿易摩擦而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的失敗。

20 世紀80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從原來的市場介入、產業保護型政策逐步轉變為市場調整型政策。而通商產業省也開始被定義為是制定產業愿景等宏觀方向的政府機構。日本的產業政策從成長追求型轉變為成長運用型，重視市場機制、將政府的介入降到最低程度，日本的產業政策找到了新的立足點?？紤]到日本所面臨的內外經濟環境，這樣的立足點有一定的合理性。

20 世紀90 年代的另一個經營環境的變化，就是亞洲新興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日本企業以此為契機進入東亞各國，積極推進制造業的國際分工。也就是說，制造業中附加價值較低的環節由新興國家來負責。從規避日元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的角度來看，日本企業也需要實現以東亞為中心的生產據點的分散布局。

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企業在美國收購了大量的不動產以及娛樂公司，然而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這些收購以失敗而告終。然而，2000 年以后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變成以制造業為主，在不斷對歐美發達國家進行技術投資的同時也不斷推進日本與東亞國家的國際分工，而這些投資基本上都獲得了成功。此后這些海外投資所產生的收益，支撐著日本這個國家目前的經常收支。

從1990 年中期開始的國際分工，日本將國內生產的高附加價值的電子部件、尖端材料出口給生產制造國，在生產制造國組裝成成品后再出口給歐美等發達國家。這個模式給日本帶來了穩定的收益。

由于不斷提升生產現場的制造技術與管理水平，“汽車、汽車部件”“化學、功能性材料”“電池”“半導體制造裝置”等復雜性產品，成為目前日本附加價值最高的產品，也支撐著日本制造業的收益。目前，日本企業海外投資所產生的對外純資產的金額，繼續保持著全球第一的水平。

推動產業結構轉型的要因

推動日本產業結構轉型成功的要因是什么呢？日本在此50 年期間，持續地不斷進行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因此各個階段的成功要因，由于時代背景而各不相同。

在戰后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期的20 世紀60 年代～80 年代，彼時產業結構轉型的成功要因為：一是，“官民協作”的產業政策；二是企業的“系列制度”。

對于產業結構的形成，企業才是其主體。政府雖然實行了各種產業政策，但日本產品的競爭力提升、創新等等，幾乎都來自民間企業?？梢钥隙ǖ卣f，日本產業結構轉型成功是來自民間企業的努力。

在此期間，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主要放在了通過生產的合理化提升產品品質與國際競爭力上面，而政策的落地執行則來自民間企業以及給企業提供投資資金的各金融機構的協作。

日本由政府（通商產業?。?、行業團體、金融機構組成了為數眾多的各產業的審議會或者調查會，通過同步共享從政策制定到政策實施的各階段的信息，確保了政策的落地。這種“官民協作”的機制，是當時日本政府產業政策的一大特征。

此外，日本舊財團的關聯企業所形成的企業集團所帶來的經營效率提升也是當時的一大特征。在最鼎盛時期，三井、三菱、住友等六大企業集團都在各自的體系內形成了包括銀行、商社、建筑、化工、鋼鐵、電機等“系列企業”所構成的企業集群。通過系列企業之間的往來，加速了人才的培養以及經營效率的提升。日本的這種特有的系列企業制度，被歐美等發達國家批判為缺乏透明性和公正性，20 世紀90 年代以后逐步走向解體。但是，這樣的系列企業制度確實是當時日本企業提升經營效率的方法之一。

從泡沫經濟到破滅后的日元升值、日美貿易摩擦時期（20 世紀90 年代～2000 年），日本政府忙于收拾泡沫破滅之后的混亂局面，以及疲于應對日美間的貿易摩擦，但日本的民間企業為了應對日元升值以及亞洲各新興國家的發展，采取了兩大行動：一是推動海外投資；二是推動國際分工。這是實現從電機、信息通信等“知識密集型產業”到附加價值更高的“高精部件、先進材料產業”轉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經歷了泡沫時期對海外房地產、消費品牌大型企業投資的失敗后，從20 世紀開始，日本企業開始加大對歐美技術企業的投資從而實現了自身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此外，亞洲各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基于大型生產設備的裝置產業、模塊組裝型產業，日本企業以東亞為中心開始推動生產據點的轉移，并在此搭建了供應鏈體系、推進了國際分工，也順帶解決了日元升值、日美貿易摩擦的問題。

21 世紀10 年代以后，以此前積累的先進制造技術、生產管理技術為背景，日本企業提升了汽車、精密機械、制造機械等在成品制造時需要高度的制造技術以及統合技術的“復雜性產業”的競爭力，并持續至今。這些成功原因之外，20 世紀60 年代開始，日本無論大型企業還是中小企業都持續投資研發、充分發揮長期雇傭的優勢進行人才培養，這些舉措所帶來的作用也非常巨大。

此外，在日本的零售業、服務業也同樣可以看到產業結構的轉變。在零售業領域，從原來的百貨店、GMS 等主要業態，逐步發展出便利店的業態，同時藥妝店、家居生活中心（Home Center）等專門店業態也得到了發展。在服務業領域，近年來法律、廣告、技術等專業服務行業，以及人才派遣等行業都不斷增大了各自的附加價值。

對中國企業的啟示

日本產業結構轉型的經驗對今天的中國企業有何參考？上述的日本產業結構的轉型過程，大體上可以說是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局部來看也有各種各樣的課題和失敗。

在日本的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引發議論最多的就是“政府是否應該介入產業”。作為政府來說，在日常的經濟運行中適度地介入“市場”是有必要的。財政、金融領域的宏觀政策就屬于這個范疇。

但是，政府不只是對市場介入，而是對某個產業界的全體參與企業的舉動都進行介入，這是否恰當就引發了很多爭論。目前這仍然是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

雖然對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有效性的評價還沒有得出結論，但需要認識到的是，對于產業結構的形成，企業才是其主體。政府雖然實行了各種產業政策，但日本產品的競爭力提升、創新等等，幾乎都來自民間企業?？梢钥隙ǖ卣f，日本產業結構轉型成功是來自民間企業的努力。

在日本產業結構轉型成功的過程中，下述3 點日本企業的舉措值得特別指出：

一是，對研發的持續性投資?；?0世紀60～80 年代的固有印象，世界各國一般都認為日本是一個在產業政策領域政府參與度仍然非常高的國家，然而從具體數據來看卻并非如此。例如全國的研發經費中政府支出的占比這個數字來看，日本大約為15%，而法國35%、德國29%、美國23%、中國20%，相比之下在發達國家中日本最低。并且在過去20～30 年一直是這個趨勢（日本總務省，2019 年數據）。

此外，從日本制造業的研發經費對銷售額占比的行業平均值來看，從20 世紀70 年代開始的大約50 年間，大企業的研發經費占比都在持續增加。目前日本大企業大約為5%，中小企業也一直穩定在2%的水平。日本企業不會因為經濟不景氣而減少對研發的支出。

日本企業將附加價值高的產業留在國內，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則轉移至亞洲的各個新興國家?？梢哉J為因此日本國內的產業結構實現了優化。

二是，推動海外投資。日本企業正式擴大對海外投資是在20 世紀80 年代的泡沫經濟時期。當時主要是投資全球的不動產，且絕大多數以失敗告終。然而進入到21 世紀，尤其是次貸金融危機影響結束后的2011 年左右開始，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再度活躍起來。從最近的投資趨勢來看，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金額排名依次為歐盟、美國、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東盟）、中國?？梢钥闯鋈毡酒髽I的海外投資布局取得了更好的平衡（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9 年數據）。

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成功，在海外各國產生了巨額的所得收支。目前日本政府的經常收支處于大幅黑字的狀態，其實得益于日本企業在海外投資所產生的分紅等第一次所得收支。另一方面，雖然目前中國的經常收支也處于黑字狀態，但貿易的貢獻占了絕大部分。伴隨中國經濟走向成熟，中國也需要將收入從貿易這種注重短期收益的“流量經濟（FLOW）”轉向由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經營所獲得的中長期收益的“存量經濟（STOCK）”。

三是，通過國際分工確定最優生產地。1985 年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不斷升值、日美貿易摩擦不斷激化。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日本的制造業開始積極嘗試將生產據點外移。日本的制造業從21 世紀開始，對于中國、東盟、美國的出口就不再增加，而是通過在當地設立企業法人實現當地生產的增加。并且對這三地的投資額也相互“較量”，尤其是對華和對東盟的投資額就保持著一定的平衡（日本財務省管貿易統計，2020 年數據）。

也就是說，日本企業將附加價值高的產業留在國內，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則轉移至亞洲的各個新興國家?？梢哉J為因此日本國內的產業結構實現了優化。最近，汽車相關產業、制造機械等“復雜性產業”成為日本產業的新支柱。

總結起來，日本的產業結構轉型經驗對于中國企業的啟發有以下三點：

1.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應持續加大對研發的投資，以企業為主體推進創新；

2.不僅依靠國內市場，也應通過對海外的投資獲取技術并確保收益；

3.為避免貿易摩擦、匯率問題，中國應將部分制造據點轉移至亞洲其他國家，實現合理的國際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