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傳播與政治經濟學的互構與重校：一種傳播思想史的理論評述

盛 陽

引言

1977年，《加拿大政治與社會理論學刊》(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andSocialTheory)在卷首重磅發表了傳播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題為《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Communications:BlindspotofWesternMarxism)的論文。斯邁思在文中明確提出傳播與政治經濟學之間存在“系統性斷裂”。在文章尾注中，斯邁思更是將理論對話的矛頭直指葛蘭西、阿多諾、霍克海默、雷蒙·威廉斯、普蘭查斯、阿爾都塞、薩米爾·阿明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陣營的重要思想家，隨即在傳播研究領域激發了一場漫長的“盲點辯論”①。拋開思想辯論的實質爭議，從方法論和認識論層面看，斯邁思的論斷實際上為傳播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考據思路：傳播思想史的知識建構基于兩個核心問題，即傳播研究的結構性外延在哪里？政治經濟學的文化和現象載體是什么？

這一思路不僅在認識論層面對傳播研究做出理論重塑，而且在實踐意義上為理解全球傳播、跨文化傳播的物質基礎和行動主義框架提供了現實主義線索，從而為深入理解和推動文化“走出去”等國際傳播實踐鋪設了理論基石。

受到這一思路的啟發，本文首先嘗試從傳播思想史層面對全球傳播和政治經濟學——在傳播研究中主要體現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做出交叉理論分析，挖掘政治經濟學的跨疆界語境和全球傳播趨向，以及全球傳播研究的政治經濟脈絡，分別回應斯邁思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的文化和現象載體”與“傳播的結構性外延”兩個問題。其次，本文以丹·席勒(Dan Schiller)、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斯邁思等學者的傳播思想為分析基點，展示數字資本與信息網絡全球化、文化與意識形態全球化這兩個全球傳播與政治經濟學的“交點議題”，以此梳理和評述西方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思想譜系和理論張力。最后，本文提出全球傳播和政治經濟學研究存在著“互構”與“重?！钡姆椒ㄕ摵驼J識論交疊，這為梳理傳播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和全球傳播的思想脈絡、打開傳播思想史研究的理論想象力，提供了一種動態化和結構化解讀的理論可能，同時也為推動文化“走出去”的現實交融和價值融通提供了歷史化、結構化的理論基點。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跨疆界語境

與批判法學運動(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s)、社會學批判學派在冷戰社會科學中異軍突起相似，媒介與傳播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communication)是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當代批判理論體系的重要分支和思想運動共享了兩個歷史背景：20世紀30—40年代反法西斯主義理論與實踐，以及20世紀50年代包括中國在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去殖民化運動，以及西方體系內部的激進運動對社會不平等關系的挑戰。除此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和發展還與這一歷史現象有關：傳播業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擴張，及其在全球資本積累和意識形態再生產過程中發揮日益核心的作用(莫斯可，1996/1998；席勒，2007/2012；趙月枝，2018)。

趙月枝、邢國欣(2011)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淵源、研究路徑和學術前沿》中，將西方和第三世界的跨疆界左翼理論和革命運動追溯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起源。趙月枝(2018)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反帝反殖運動和西方內部進步運動共同構成了一個激發性的土壤，在傳播學學科內部鼓舞了以馬克思主義為導向的批判研究對美國主流實證研究的挑戰。

與之不同的是，莫斯可和席勒(2007/2012)傾向于以技術細節為抓手，從傳播應用、權力政治與技術政治經濟學三個層面把握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進路。盡管有別于宏大歷史分析，但他們微觀的分析視角也同樣推導出傳播政治經濟學得以誕生的跨疆界語境：多元化的傳播產業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迅速擴張；傳播產業隨后自北美的跨國輻射，及其在強勁的去殖民化社會背景下，引發其他國家對這一發展趨勢的政治回應；以及在全球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信息和傳播發揮的日趨核心的關鍵作用。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RethinkingandRenewal)一書中，莫斯可特別提及傳播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影響對傳播研究的主導?！吧虡I與國家勢力的增長，有助于西方核心國家拓展他們的權威到世界各地并造成動亂，如此激使政治經濟研究對媒介帝國主義議題進行熱烈辯論”(莫斯可，1996/1998，p.117)。這不僅有助于剖析技術、學術與政治經濟之間的密切互動，而且在學科建制化的思想史梳理中，再次將跨疆界的歷史語境“前景化”：跨疆界的全球傳播史是理解傳播現象及其實踐的內生語境和理論視角。

如果將時間撥回傳播研究的思想緣起，歷史視野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傳播”蹤影則更為清晰。根據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等人(Wasko et al.,2011)的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直接發端于政治經濟學對歐洲“啟蒙運動”觀念及其思想擴張的回應和批判。

作為誕生于歐洲資本主義工業化背景下的思想革命運動，政治經濟學逐步發展出了三種建立于“公私”二元論前提上的核心主張，即基于實證主義，并通過理性化的理論體系話語表達的，關于自然與社會世界的闡釋方式，替代獨斷專行的封建王權，基于公民身份、政治辯論和公共決策的統治體系，以及去宗教化的道德行為準則，以此在個人利益與公共需求之間建立平衡。在這一現代社會的思想啟蒙中，傳播工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雙重角色”：它既是一種限定于自身權利范圍的工業體系，也是一種令政治辯論得以再現和開展的重要平臺；在超越疆域的地緣政治意義上，關于總體系的想象和論證則貫穿其中(Wasko et al.,2011)。

這里有必要區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兩大思想傳統，因為這涉及如何定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方法和認知前提。雙方都對資本主義在日常運作中“如何置入剝削與非正義，生產不平等，以及削弱關聯性和團結性”等問題展開了實證考察，但不同之處在于雙方對矛盾的解決提出了不同方案。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需要發展良善社會、組織經濟生活、平衡市場與國家干預等理論，以此全面認識資本主義革命，回應“三大主張”思潮(Wasko et al.,2011)。然而，正如其《資本論》的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彰顯的，馬克思(2004)認為，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經濟秩序首先需要廢除資本主義。

傳播政治經濟學基于后者，即批判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而成，可以被界定為一種考察現代勞動分工關系中的全球傳播生態及其權力關系的理論體系。繼承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們逐步提煉出整體性、歷史性、倫理性和實踐性的四種基本分析框架。

從學術發展脈絡看，彼得·戈爾丁(Peter Golding)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最早在20世紀70年代討論了批判傳播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他們指出，批判傳播學在與社會建構的有機互動中，不斷發展出整體性和實踐性的研究取向(Murdock &Golding，1973；Golding &Murdock，1978)。在隨后的專著《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中，莫斯可(1996/1998)將這一脈絡系統化。2011年出版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手冊》，則提綱挈領地概括出了這一框架(Wasko et al.,2011)。在中文語境中，曹晉和趙月枝最早在2008年引介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脈絡和學術關切。她們在提煉了莫斯可對政治經濟學和經濟科學的分析后提出，兩種學術取向在處理“歷史、社會整體性、道德哲學與實踐”問題時存在方法論差異(曹晉、趙月枝，2008)，分別對應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四個基本框架(Wasko et al.,2011)。

第一，傳播政治經濟學首先認為，經濟議題是“整體性”議題，它不是排外的、被圈限的領域，而是需要被納入政治組織和整體結構中的社會性生產實踐；

第二，權力變遷是“漫長的”議題，權力結構及其中心轉移的問題需要在歷史性、長時間段的矛盾及其傳播中得到理解；

第三，理論包含了明確的道德判斷和政治訴求，文化傳播過程、政治組織方式和良善社會構成等都內在于理論的核心關切；

第四，批判理論介入創造社會性變革的實踐行動，批判傳播學者致力于成為和培養參與公共思考和政治辯論的“獲知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s)。

不難看出，四種框架內在于全球物質結構、社會化勞動分工，以及跨區域文化系統的“跨疆域性”。隨著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逐漸深入，這一跨疆域特性不斷內在于理論研究的問題意識，并出現了一批聲名卓著的學者，包括：從學科先驅斯邁思、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到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卡拉·諾頓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羅伯特·麥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席勒、瓦斯科、默多克、莫斯可、趙月枝、邱林川和克里斯蒂安·?？怂?Christian Fuchs)等。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跨疆域傳播批判理論。在后工業理論家提出“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等說法時，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者們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受眾商品論”(audience as commodity)、“數字化斷鏈”(digital disconnect)、“數字化衰退”(digital depression)等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跨疆域、全球視野的傳播理論。

二、全球傳播的政治經濟語境

隨著信息網絡和文化意識形態的全球化鋪展，全球傳播研究日益成為當代傳播研究的重要領域。從現象學角度看，學者們分別從地緣政治與國際關系、跨文化全球傳播、網絡空間信息傳播、全球信息秩序與國家安全等視角對這一領域做出過深入分析(姜飛、張楠，2019；Thussu,2019；洪宇，2020；史安斌、盛陽，2020)。從認識論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全球傳播的理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線索和方法論啟發，為西方全球傳播研究提供了兩種發展思路，后者得以借此發展出文化的政治經濟這一學術的內部替代性傳統，以及從全球史視野出發，對全球傳播運動提出在地化理論框架。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具體理解：

首先，借助于馬克思主義學說，西方全球傳播研究得以從理論內部發展。與其英國新左派同儕試圖“重新考察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挖掘共產主義理論的內部替代性傳統”、重新發現基于人道主義的“青年馬克思”不同，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們通常以社會化分工、剩余價值、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再生產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切入當代傳播與文化全球化議題，開拓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政治空間(盛陽，2017)。這些議題包括但不限于：國際傳播政策制定權與資源分配、無線電波頻、電信、郵政與互聯網傳播勞動、信息與全球資本主義等。

以英國學者?？怂篂槔?。作為首位“社交媒體教授”(Professor of Social Media)，?？怂乖?016年出版的《在信息時代閱讀馬克思》(ReadingMarxintheInformationAge)中，從傳播學和媒體研究的視角，重新解讀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Fuchs,2016)。值得一提的是，他借助《資本論》第二卷中貨幣流通公式的思想，繪制出從非洲金屬礦山、全球南方裝配生產線和服務鏈到美國硅谷科技城的傳播體系流通公式地圖，并論證，美國硅谷通信勞工的優渥報酬和高福利待遇，一方面是勞工不斷抗爭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全球產業格局下，全球物質勞動的剩余價值不斷流入美國福利“基金”的結果。

其次，以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為行動綱領的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直接促使批判傳播學者不斷反思和重建自身的理論根基。值得一提的是，來自社會主義中國的傳播實踐給深入體察共產主義陣營的部分學者帶來了深入人心的精神震撼，并在冷戰意識形態對立、“寧死不紅”(better dead than red)的西方反共思潮下，引發了學科內部的激烈斗爭。史安斌等學者提出，這在實際結果上不僅促進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也奠定了西方學界中對“傳播的另類現代性”道路的歷史考察(史安斌、盛陽，2019)。

以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斯邁思為例。在反共氛圍十分尖銳的冷戰年代，斯邁思就因為他的一篇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交的，關于吸納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智慧，修訂“國際信息與傳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報告，觸動了意識形態對立陣營的底線，而被逐出由美國政府主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后續所有的相關活動②。

盡管斯邁思的學術生涯因這份名為《反思跨國傳播研究計劃》(ReflectionsonProposalsforanInternationalProgrammeofCommunicationsResearch)的報告而遭遇重大挫折，但文中提出的“商品意識形態屬性”“技術非中立性”“文化檢視”(cultural screening)等在當時看來頗為大膽的概念，現在已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關鍵詞。更重要的是，借用杰奧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判斷，在國際傳播秩序變革和權力重組的“漫長的二十世紀”，在文化、藝術和大眾傳媒產品被當做“貯存”剩余資本的擴張手段時，斯邁思當年提出的這些傳播政治經濟學問題，恰恰成了今天學術界亟待回應的重要命題(阿瑞基，1994/2011)。

與之呼應，法國傳播學者馬特拉在其編著的《傳播與階級斗爭》(CommunicationandClassStruggle)中，也曾摘錄20世紀70年代中國信息產業工人關于電子計算機與技術民主的座談會紀要，特別強調中國“技術群眾路線”思想的全球傳播意義(Mattelart,1980，p.38)。

《傳播與階級斗爭》一書影響了英語學術界整整一代批判學者……它的國際性、它強烈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設并重的追求，尤其是它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傳播與文化建設息息相關的有機知識生產定位，不僅喚起了人們對20世紀世界革命的記憶，令人蕩氣回腸，而且真正體現了馬克思這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的精髓(趙月枝，2018，p.3)。

正如上文所言，當代傳播學者受到“自主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片面強調資本主導，忽視工人抗爭的主體性問題作出批判和反思(趙月枝，2018，p.3)，盡管當代西方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仍然恪守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以及貨幣流通公式的基本假說，但這一理論脈絡的主流已經缺乏對歷史化的國家性質的辯證思考，以及對政治權力等統治單位的復雜判斷，因而在弱化“先鋒黨”理論(Vanguardism)的同時，給予工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以理論優先權。因此，如果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從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到新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過程，則有造成理論誤讀的危險。例如，在批判傳播學重要期刊《傳播、資本主義與批判》(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Triple C)2018年馬克思紀念?？?0篇文章中，沒有一篇嚴肅討論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史安斌、盛陽，2018)。

作為理解全球傳播現象的理論線索和社會語境，政治經濟學需要被置于交叉分析的動態視角中激活：需要在國家性質，階級、民族與帝國的關系，歷史與文化的互動語境，以及行動者及其政治方案等政治經濟學基本概念的考察中分析傳播問題(Zhao，2011)；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決定了左翼知識分子應該在肯定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下，從國家和政黨內部——不同于當代西方的無政府主義學說——爭取和確保文化領導權的人民民主實質(趙月枝、吳暢暢，2016)。

鑒于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為經典馬克思主義重新注入了理論活力，對于資本主義中心的傳播勞動、政策發展、商品化和跨國資本化過程具有強大的闡釋力，且在很大程度上對政策制定和行業變革產生了實質影響，有必要在更為細致的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譜系中，批判性地借鑒其理論成果。

三、數字資本：信息網絡全球化的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

信息網絡全球化是全球傳播與政治經濟研究的重要交叉點。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theHighestStageofCapitalism)這篇重要論述的標題中傳達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革命學說都將資本壟斷和金融資本主義判定為資本主義在當時的最后形態(列寧，2009)。不同于列寧主義對這一“最后形態”的經典定義，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認為，以帝國主義形式不斷變幻的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到達自身發展的極限，反而因為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延展性，在突破思想邊界的同時，不斷尋覓新的資本化場所：它不僅極力將文化傳播轉化為資本積累和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全新場域，而且常常依靠國家戰略的強力推動，尋找并俘獲新的技術和資本積累載體。

在這一基本框架下，傳播研究中逐步發展出一脈專注于傳播工業(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的政治經濟學路徑③。這一路徑中備受關注的議題和代表學者包括：冷戰電報法案與無線電波頻分配(Smythe，1940，1942，1994；Mattelart，1983，1996；Nordenstreng，1984)、新自由主義與電信互聯網產業政策(Schiller，1982，2007，2014；Abbate，1999；McChesney，2013；Hong，2017)、傳播勞動及其社會化過程(Mosco &McKercher，2008；Qiu，2016；Brophy，2017；Mosco，2017；Yao，2017)、媒體產業政策與政治經濟學(Freedman，2008；Curran &Seaton，2010)。他們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前提，致力于對傳播產業政策的政治決策及其效果、傳播勞工與勞動社會化、經濟與勞動力再分配等問題的研究。囿于篇幅，本文無意全面建構相關領域的知識譜系，而是以席勒和莫斯可的信息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為思想基點，聚焦代表性學者們近年來關注的“信息網絡全球化”這一重要理論和現實議題，整合提煉出全球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在信息傳播時代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關切，并借此引入當前學界頗為關切的中國傳播議題，為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理論啟發。

在其梳理西方傳播研究史的經典著作中，美國傳播學者席勒就以“勞動”為核心概念展開論述。他認為，勞動不僅是物理生產或形體勞役，更是人類自我活動的特殊能力，其中言談與思索、行動與活力等等，都是勞動不可或缺的部分，唯有從生產性勞動(productive labor)這個概念，也就是從人的自我活動具有兼容并蓄及整合的性質來構成自身的認知出發，傳播研究才能開始發展(席勒，2007/2012)。

在安徽、江西、江蘇、山東、陜西、甘肅、青海、河北、寧夏及內蒙古自治區抽取的蜜五味子、制五味子、酒五味子、南五味子（炙）等18批樣品，其藥品名稱未收載于《中國藥典》（2010年版一部）、《中國藥典》（2010年版第一增補本）及抽樣地所在省的中藥飲片炮制規范，無檢驗依據，屬超范圍使用。

在其早年供職于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時，作為經濟學者的斯邁思就曾發表過《國際傳播承運過程中的勞工問題》(Labor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commoncarriers,Smythe,1945)專門研究。在更早的1938—1944年，斯邁思于美國勞工部任職之際，展開過一系列關于傳播業勞工狀況的調查，并撰寫了《〈公平勞動標準法案〉下的電報雇工》(TelegraphemployeesundertheFairLaborStandardsAct,1940)、《勞工市場數據》(Labourmarketdata,1942)等調研報告，詳細分析了美國傳播通信行業的雇傭勞動和經濟分配狀況(Smythe，1940，1942；史安斌、盛陽，2019)。

在數字化時代，傳播政治經濟學進一步調動馬克思主義理論，拓展資本主義體系的傳播工業研究。2008年，莫斯可與凱瑟琳·默克徹(Catherine Mckercher)出版了題為《傳播的勞動化：全世界知識勞工能否聯合起來？》(TheLaboringofCommunication:WillKnowledgeWorkersoftheWorldUnite?)的論著，從其副標題就足見該領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Mosco &McKercher，2008)。在《數字化：走向后互聯網社會》(BecomingDigital:TowardaPost-InternetSociety)中，莫斯可詳細論述了傳播工業參與資本主義體系建構的過程：全球勞動分工體系激烈轉型的當代，資本集團通過發展自動化與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對傳統傳播業及其勞工發起沖擊，而且對新興的數字勞工勞動過程展開嚴密的控制和剝削，進而推動新的資本積累(Mosco，2017)。

在另一項更為宏大的關于尼克松時代電信傳播業的歷史研究中，席勒指出，互聯網重要的成就在于產生了“數字資本主義”，將資本主義的矛盾現代化?！霸谌魏螌①Y本視作支配性社會力量的危機解決方案中，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意味著新的網絡系統和服務將會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將網絡系統和服務利潤導入數字資本主義，已經替代對經濟再分配的直接訴求，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的核心”(席勒，2018，pp.170-185)。

在根據其2016年在北京大學的講座稿修訂而成，題為《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網絡與尼克松時代》(NetworksandtheAgeofNixon)的前述著作中，席勒特別論述了當代全球體系的信息產業競爭下，中國如何通過“一帶一路”“互聯網+”和“十三五”規劃，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勃興，“盡管美國領導人試圖通過鼓勵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多邊體系，以限制中國作為獨立的全球政治經濟力量發揮作用，但是中國領導人也同樣決心擴大中國的自主權”(席勒，2018，p.215)。

數字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嗎？進入數字傳播業驅動的新全球化時代，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復雜難解。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傳播工業的最新研究表明，現在就作出判斷，還為時過早：正是對有別于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的獨立自主方案的堅持和應用，中國才能夠在秩序森嚴的全球信息產業體系中異軍突起，成為具有潛力制衡和改造世界秩序的力量，但同時資本主義體系及其固有矛盾也在積極尋找“再現代化”的方案。

四、重返“盲點辯論”：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

隨著戰后西方資本主義表現形式的不斷變化，對身份、主體、情緒、階級意識等意識形態及其變化的考察，重新成為全球傳播和政治經濟研究另一個重要的交叉點。在中文學界，史安斌(2003)較早提出全球網絡傳播中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對21世紀初期“全球主義”的強勢意識形態展開了剖析和批判。本文以冷戰時期西方傳播研究中的“盲點辯論”這一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互動為分析基點，提煉出政治經濟方法論在文化與意識形態分析中的理論發展和核心關切，以此展示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在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互構和重校。

早在社會主義思想陣營不斷分化的1958年，英國新左派學者霍爾就提出了工人階級“去階級化”的意識形態問題，這預示了以“文化唯物主義”和“青年馬克思主義”為理論來源的英國文化研究的興起。在當年《大學與左翼評論》(Universities&LeftReview)秋季號上，霍爾發表了題為《無階級感的意識》(ASenseofClasslessness)的文章。在這份后期發展為《新左翼評論》(NewLeftReview)的學刊中，霍爾敏銳地觀察到了一個與經典馬克思主義論述相顛倒的現象：“大眾”(mass)并沒有被“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sed)——或馬克思所說的“向下拋落”(downwards towards minimum wage level)——而是在生活方式中“上升”為中產階級(Hall，1958，pp.26-31)。

霍爾認為，這種“無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化”(the capitalism of the proletariat)給工人階級帶來了悲劇式的沖突：無產階級的自我解放，只是意味著他們重新被卷入一種新的“奴役狀態”(enslavement)。這不僅僅是由于雇傭關系發生了“私人企業的公司化”(corporate private property)轉型，每一種能夠改變受眾態度的媒介傳播都發揮了各自的作用。媒體不是“經濟基礎”的邊陲，而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Hall，1958，pp.26-31)。在理論方面，需要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提出的“異化”問題重新前景化，將意識形態問題升級為首要考慮的現實問題。這一顛覆性的論斷，從內部瓦解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根基。

對意識形態的不同理解，引發了媒介研究領域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盲點辯論”。1977年，在讀過漢斯·恩森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意識工業：文學、政治與媒介》(TheConsciousnessIndustries：OnLiterature,PoliticsandtheMedia)后，斯邁思隨即寫作了《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對文化研究的基本論點提出反駁(Smythe，1994)。

《意識工業》提出，馬克思主義者并不理解意識形態工業，他們只看到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陰暗面，沒有看到其中的社會主義可能；馬克思主義者對媒介不充分的理解，及其值得商榷的媒介分析，使得非馬克思主義設想和實踐源源不斷地填補了西方工業國家的思想真空(Enzensberger，1974)。斯邁思則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的研究，“忽略了大眾傳媒系統本身就是嵌套在社會生產結構中的權力組織”，“廣告、市場調查、公共關系和包裝設計，都與消費者意識、需求、閑暇時間的打發、商品拜物教、勞動以及異化息息相關”。他認為，先前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工業”問題的忽略，恰恰需要從勞動價值論開始彌補(Smythe，1977，pp.1-27)。

一般而言，傳播政治經濟學認為意識形態(及其傳播流動)不僅由思想和文化本身塑造，塑造意識形態和政治議程的大眾傳媒也是社會權力的一部分，因此意識形態無所不在地受制于整體性的、結構性的政治經濟條件制約，并反作用于這一復雜的權力體系。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們往往從媒介所有權、國際傳播制度、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動態博弈、帝國主義內部的激進媒體運動、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及意識形態的政治經濟學等層面展開論述(Smythe，1994；Downing，2001；Thomas &Nain，2004；姜飛，2005；Boyd-Barrett，2006；席勒，2006；Chakravartty &Zhao，2008；趙月枝，2011；Hepp，2015)。

洛克·法拉內(Roque Faraone)在《經濟、意識形態與廣告學》(Economy,IdeologyandAdvertising)中，論述了媒介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這一論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拉內首先將意識形態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總體性的、組織化的思想觀念”(an organized group of ideas)，記為意識形態A；第二種是“對現實的誤判”(false or mistaken image of reality)，記為意識形態B。他指出，媒介并不是在干預介入的意義上置入意識形態(意識形態B)，它在議題選擇、分析視角、敘事方式、描述詞匯以及影像圖片揀選方面都深度參與了意識形態(意識形態A)的建構(Faraone，2011，pp.194-203)。

在《無階級感的意識》中，霍爾將其意識形態分析的合法性建立在對英國文化政治變遷的細致觀察之上。但如果從全球傳播和政治經濟學的交叉視角看，這一分析顯然放大了作為世界秩序“中心”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階級的文化生態，忽略了依附性的、失落的“邊陲國家”的工人階級，后者的意識形態再生產不僅無法回避其自我的政治經濟身份，意識形態的傳播和接收過程也始終受到帝國主義把控。盡管媒介文化研究被劍橋大學當代社會學家格朗·瑟爾伯恩(G?ran Therborn)(Therborn,2018，p.104)稱為“最有創造力”的理論發展，霍爾在《無階級感的意識》中作出的結論并沒有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解放性給予充足的理論關照：

馬克思認為，只有在自由完全充斥到社會各個方面時，人類的異化問題才會得到解決。在我看來——盡管我愿意重申，在先前曾提到的不同區域和不同產業中，無階級感的判斷并沒有放之四海皆準——我們處于某種特殊的歷史時刻(部分國家與他國的鴻溝無疑是我們時代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但這需要單獨細致分析)。在工業化國家內，那些實現人類完全自由——這種自由能夠使人類發展真正的個性、自我意識和個人潛能——的物質和技術手段，幾乎已經唾手可得(Hall，1958，pp.26-31)。

與霍爾對英國工人階級解放的考察遙相呼應，在《國際傳播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中，羅伯特·麥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論述了美國媒介帝國的全球化過程，從而抨擊美式新聞自由話語與意識形態的幻象(McChesney，2004)。赫伯特·席勒在《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中進一步論述了美國建構冷戰意識形態霸權的政治經濟過程。在書中，他通過詳實的案例，梳理了美國無線電廣播、國家通信衛星系統、電影工業等輻射狀的傳播體系，如何憑借電子學和經濟學強大的理論背書，以及國家不遺余力的軍事和行政推動，躋身為打造后殖民時代“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一項致力于意識形態擴散的國家戰略——的關鍵機構(席勒，2006)。

如果說席勒對“美利堅帝國”在傳播領域的統攝過程作出了全盤分析，那么，馬特拉與西斯·賽格拉伯(Seth Siegelaub)在《傳播與階級斗爭》(第二卷)中收錄的哥斯達黎加大眾傳媒調查《最終報告：大眾傳媒》(FinalPaper:MassCommunications)，則從動態的政治博弈角度，論證了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運動在后殖民主義國家傳播領域的激烈斗爭。這份最初發表于哥斯達黎加1972年“拉美變革社會中大眾媒體的社會政治作用”(El Papel Sociopolitico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on Collectiva para la Sociedad de Cambio en America Latina)研討會的報告，不僅指明了帝國主義寡頭政治連同其國際精英盟友在斷絕拉美社會經濟發展、原始資本積累和生產體系維持等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而且提出拉美國家在尋求獨立發展(authentic development)的建設與復興中，大眾傳媒的國有化對反擊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塑造主權意識的重要作用(Anon，1980，pp.235-237)。

五、互構與重校：打開傳播研究的理論想象力

在思想互通層面，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首要關切，應對人類重大公共危機所采用的不同社會治理方案和文化生態模式亟須在全球傳播層面得到溝通與碰撞，全球信息網絡和文化與意識形態已成為文化“走出去”、跨文化傳播和跨疆域傳播的實踐陣地和拓展場所。在信息傳播的物質基礎層面，中國企業廣泛參與的移動互聯5G網絡、廣播電視地面基站和信息網絡在非洲大陸等第三世界的推廣、鋪設、運營與維護，不同利益方在傳播網絡建設中的合作博弈，實際上也證明了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在全球勞動分工層面的現實落地。從全球傳播和政治經濟學的交叉性理論譜系中理解前沿陣地的地形圖和行動方案格外具有現實迫切感。

從傳播政治經濟學和全球傳播研究的兩種思路展開對以上“交點議題”的深描可以發現，盡管西方傳播理論在處理和回應相關議題時體現出了連貫性、思想性和歷史性等重要特征，在解釋和批判資本權力的外溢性方面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但是同樣囿于其理論的現實視野和歷史基點，全球傳播和政治經濟學理論在詮釋具有抵抗和反思意義的、去西方化的傳播行動時，表現出了理論想象力的瓶頸和局限。需要在整合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對之進行“否定之否定”的理論重塑和實踐改造。

總結而言，傳播政治經濟學將傳播過程同時建構為兩種模式：社會化生產的政治經濟體，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的權力因子，因而對資本主義傳播工業，及其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塑造做出了細致的理論分析。盡管學科得以發展的冷戰背景，使得傳播政治經濟學者直言不諱地批判和解構資本主義權力結構，但同樣囿于冷戰對立的歷史條件以及“冷戰話語”本身，傳播政治經濟學將批判靶心對準“權力結構”，而不是“資本主義”，這極大限制了學者們對社會根源矛盾的徹底反思?！昂蟋F代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權力分析，遮蔽了對權力的不同性質及其正當性的復雜分析，這使得批判傳播研究的學術傳統在回應和界定資本主義邊陲的、以反建制為訴求的建制運動時，也顯得遲鈍乏力。

另一方面，全球傳播研究則將傳播過程建構為歷史化、全球化的文化知識生產和物質勞動互動。盡管西方傳播研究自有其獨特的知識盲點、認知前提、基本預設和社會訴求，這意味著我們無法不加批判地全盤移植傳播理論和方法，但基于全球史發展的全球傳播理論視角，有助于我們在打破本質主義的地緣政治中心論，以及政治訴求疆域化的實用主義基礎上，建立深入分析傳播現象的理論坐標、拓展傳播研究的現實疆域。

西方傳播體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意味著意識形態和傳播理論分析到達最終階段了嗎？如果在世界范圍內看，包括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70年代拉美媒體國有化運動，以及80年代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盲點辯論”在內的所有理論抗爭，都反復證明了意識形態論爭的未完成。在《意識形態的再次終結？——后現代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概念》中，趙月枝強調了意識形態分析的政治經濟和政治社會學面向。她引述了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對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的批評，指出后者將權力分析延伸到“話語實踐”和“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體”，將其定義為不受政治組織所支配的一群群個體，這種意識形態化、去政治化的分析恰恰混淆了權力的不同性質，以及利益的不同屬性，使得嚴肅的意識形態分析失去其批判鋒芒(Zhao，1993)。正是在政治經濟和政治社會學的交叉意義上，我們需要全面梳理全球傳播的政治經濟邏輯，重塑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傳播視野，從而在思想史和戰略全局層面重新整合傳播研究的學術資源，主導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傳播“另類現代性”發展脈絡。

基于這一思想，我們可以進一步勾勒出全球傳播和政治經濟學之間“互構”與“重?！钡乃枷胱V系：傳播現象的全球語境和政治經濟過程，首先是密切聯系、相互建構的一體兩面，一方面，傳播本身就是全球層面的動態文化交互現象，需要從政治經濟和全球史的理論互構層面理解傳播現象；另一方面，傳播也是一種基于勞動關系和勞動過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傳播現象也進一步反映了物質基礎層面的全球政治經濟整合與互構。全球傳播和政治經濟學對傳播現象的交互詮釋，不僅從內部重校了傳播思想史研究的理論架構，提升了傳播理論的現實敏感度和實踐回應程度，也在行動主義的意義上，為發展去依附性的傳播研究、推動文化“走出去”的現實交融和價值融通提供了歷史化、結構化的理論基點。

本文系國際關系學院“國家安全高精尖學科建設科研專項”(課題名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際傳播與文化安全創新機制研究，項目批準號：2019GA29)、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公關項目“新時代中華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項目批準號：18JZD012)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斯邁思在該文的注釋中詳細解釋了他所批判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盲點。他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在于，后者忽視了傳播在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層面對意識形態產生了影響，因此從“反作用”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角度對傳播問題的分析是不徹底的，需要從政治經濟學對傳播機制本身做出分析。斯邁思甚至犀利地指出，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經典作家(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雷蒙·威廉斯、普蘭查斯、阿爾都塞，以及薩米爾·阿明、克萊夫·托馬斯(Clive Thomas)等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都沒有從“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廣告與大眾傳播的經濟過程等角度，對壟斷資本主義帝國的意識形態工業作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的分析，這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Smythe，1977，pp.1-27)。

② 斯邁思在與其學生托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談話時說，就是這篇報告使他“被斷絕”了在UNESCO的活動機會(Smythe，1994，p.215)。

③ 霍爾在1958年就注意到傳播工業的出現。他說，“隨著近年來技術的飛速發展，產生了所謂的‘傳播工業’，這個巨型的產業快速集聚了大量勞動力，并使其迅速擴張”(Hall，1958，pp.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