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與馬克思： 現代性批判的兩個向度*

●

齊格蒙特·鮑曼(1925—2017)是當代著名的社會理論家，其畢生研究的主題就是現代性問題，隨著其著作被廣泛地介紹和翻譯，鮑曼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其對現代性的批判、對后現代性的闡釋和分析引發了廣泛探討。把馬克思理論與現代性議題聯系起來，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一個前沿意識。在當代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特里·伊格爾頓看來，只要現代性還成為問題，就必然與馬克思相關，而今天現代性仍然是一項有待討論的工程。(1)參見特里·伊格爾頓： 《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馬海良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18—119頁。有學者更是直接認為“馬克思的基本論域就是現代性問題，并且恰恰是馬克思清晰地揭示了現代性的存在論狀況”(2)羅騫： 《論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及其當代意義》，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頁。。本文基于以下理由，把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和鮑曼的現代性批判理論進行比較分析。首先，馬克思即使不是最早批判現代性的，但肯定是早期最全面地批判現代性的理論家之一，而鮑曼是當代現代性批判理論的代表人物，這兩種現代性批判理論的比較具有時代意義。其次，鮑曼與馬克思頗有理論淵源，鮑曼出生于波蘭，在蘇聯接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二戰后因“排猶事件”退出波蘭紅軍，來到華沙大學哲學與社會學系從教，后來因再受加劇的排猶運動影響，離開波蘭，最后定居英國，1971年起在利茲大學從教至退休。從在華沙大學執教開始，鮑曼就持續受到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人的批判理論的影響，在一個訪談中，鮑曼更表達了“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而死去”的意向。最后，也是可以用來比較而不是泛泛而談這兩種現代性理論的因素——鮑曼和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有著一些共同的主題；如果馬克思和鮑曼——相隔一個世紀的代表——都闡述了現代性的某些特征，即使不能據此斷定這些就是現代性的本質特征，但至少表明它們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當然，相隔一百多年的兩種現代性理論的差異也揭示和啟發了一些重要問題。

有些國內學者認為馬克思沒有使用過“現代性”這一概念，如余艷指出“(盡管)馬克思并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使用‘現代性’這個詞”(3)余艷： 《關于馬克思現代性批判思想的解讀》，《理論學刊》，2014年第8期。，武振華、季正矩認為“馬克思本人在其著作中也沒有使用過‘現代性’概念”(4)武振華、季正矩： 《馬克思現代性批判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理論學刊》，2015年第7期。，劉雄偉也認為“(盡管)馬克思沒有明確使用過‘現代性’的概念”(5)劉雄偉： 《從啟蒙現代性到資本現代性——馬克思現代性批判之實質要義》，《東南學術》，2017年第1期?！聦嵣?，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說：“基督教的幻象、幻夢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權——不過人是作為一種不同于現實人的、異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卻是感性的現實性、現代性、世俗準則?！?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9頁?？梢?，馬克思不是沒有使用過“現代性”這個概念，而是使用過的，只是馬克思并沒有對“現代性”這個概念做抽象的邏輯分析。馬克思不會這樣做，因為這種做法正是他大力批判的。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靶心是具體的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

縱觀兩個人的現代性批判，在各自的理論中均形成了完整的體系，構成一個一以貫之的理論向度。比較而言，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是一種更為宏觀的向度，鮑曼的現代性批判是一種相對微觀的向度，但兩人又有著一些共同的主題、相互關切的立場和方法。所以，這兩種不同向度的現代性批判呈現出一派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同異交織的場景。

現代性批判主題的同異

在馬克思和鮑曼兩人相差一百多年的現代性批判話語中，可以發現一些共同的主題，如對理性的批判、對現代性矛盾性的闡述、對現代性之流動性的揭示、商品拜物教和消費主義內在的一致性、全球化和世界經濟等等。當然也很容易在這些共同的主題中發現兩者的差異。

(一) 對理性的批判

丹尼斯·史密斯用了一個“籠中人神話”來理解鮑曼的現代性理論對理性的批判，在鮑曼看來，現代性的“籠中人”狀態是理性設計的產物，在現代社會，理性追求一種完美的秩序，創建系統的社會制度，而一個個個體就被理性關進了籠子?；\子是依靠立法、制度和管理來建造并維持的。對鮑曼而言，現代性就是啟蒙理性的結果，是知識和統治相結合的結果，統治需要知識，知識成為統治強有力的工具。(7)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67.鮑曼把理性當作現代性的本質特征，在他對納粹大屠殺的分析中，得出了振聾發聵的結論：“我還認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將它制度化的現代官僚體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殺之類的解決方案不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發生的可能性?！?8)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p.23.對鮑曼而言，理性是現代性最重要的代名詞，即使不是唯一。

悉尼·胡克認為“馬克思是一個真正的啟蒙運動的產兒”(9)悉尼·胡克： 《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金克、徐崇溫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頁。，戴維·哈維同樣認為，“馬克思很多方面都是啟蒙思想的兒子”(10)戴維·哈維： 《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3頁。。確實，馬克思吸收了啟蒙運動的積極成果，馬克思的理想與啟蒙運動的理想并不沖突，即實現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但是馬克思是批判地繼承啟蒙遺產，特別是對黑格爾所確立的“理性”和“主體”這兩個現代特征的批判。馬克思博士論文中對“自我意識”哲學的追求可以說是“理性”和“主體”批判的集中體現。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也更多的是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待國家、法、宗教和出版物等問題，不久后馬克思就發現，在黑格爾那里理性是“純粹的、永恒的、無人身的”(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頁。。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這種抽象理性的虛假和欺騙性，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認為法國大革命讓“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3頁。，“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44頁。。對于作為主體的人，馬克思強調的是現實的個體，既不是作為“類”的人，也不是抽象的“理性人”。

雖然馬克思和鮑曼都批判了理性，但是他們都沒有拒斥理性；與其說他們批判理性，不如說他們批判了理性的某個方面或說某種理性，與其說他們批判啟蒙理性，不如說他們看到了啟蒙理性發展中的某些問題。所以，當哈貝馬斯提出“重建現代性”的時候，也就提出了我們需要何種理性的問題。馬克思所批判的是理性的抽象性所帶來的觀念論錯誤，所以他用“感性的、現實的人”和實踐來糾正；鮑曼跟很多作者一樣，批判的是工具理性，針對工具理性的泛濫，鮑曼寄希望于“后現代的道德回歸”，這是列維納斯的“他者”的道德?？梢?，馬克思和鮑曼的理性批判沒有沖突和矛盾，而是互補。

(二) 現代性的矛盾性

鮑曼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現代性與矛盾性》，在這本著作中，他詳細分析了一種與矛盾共生的現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亂之抉擇，它便具有了現代性”(14)齊格蒙特·鮑曼： 《現代性與矛盾性》，邵迎生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頁。。在鮑曼看來，是現代性的秩序追求造就了這種與生俱來的矛盾，“秩序只能被視為對全部矛盾性——混亂的隨機性——的洞識……秩序的他者并不是另一種秩序，因為混亂是其唯一的選擇”(15)齊格蒙特·鮑曼： 《現代性與矛盾性》，第11頁。。鮑曼分析了現代性的矛盾性產生的根源： 對秩序的追求越多，就會產生越多的混亂和矛盾。鮑曼認為現代性的這種矛盾性與其根源互不相容，現代性企圖根除所有的混亂，就像園藝師要拔掉花園里的所有雜草一樣。

現代性的這種矛盾性并不是到了鮑曼生活的這個時代才產生、凸顯或是被發現的，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也闡述了社會的矛盾性： 機器與饑餓共存，財富與貧困相生，技術的勝利伴隨著道德的敗壞，人類越能控制自然卻越發容易成為奴隸，等等。(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6頁。后來馬克思用資本的原則來解釋現代社會矛盾性的產生，也就是認為這些矛盾的罪魁禍首是資本，“在資本的簡單概念中包含著以后才暴露出來的那些矛盾”(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頁。。

誠然，鮑曼早期的“矛盾性概念只是與他者、差異、異鄉人等一般地聯系起來”(18)羅騫： 《論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及其當代意義》，第184頁。，但是，當鮑曼探討窮人與富人、城里人和郊區人，以及有能力的消費者和不合格的消費者時，明顯不再是一種“精神原則”的邏輯，可以發現明顯的“資本”邏輯的痕跡。雖然生產在今天仍然是極重要的，但是肯定沒有馬克思時代所表現得那么搶眼，且其他一些因素確實取代了生產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如消費、金融、全球化等。于是鮑曼發現了在馬克思時代還不存在或還不明顯的一些矛盾，并對這些矛盾的產生做了實證的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用心審視會發現，鮑曼和馬克思所揭示的現代性的矛盾性在今天依然存在。

(三) 現代性的流動性

馬歇爾·伯曼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來做他論述現代性的著作的書名。正是因為這句話，有人甚至認為馬克思是后現代主義的鼻祖。僅憑這句話就認定馬克思是一個后現代主義者無疑是斷章取義，但馬克思在這里確實道出了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流動性。馬克思把此種“流動性”當作資本主義時代區別于過去一切時代的特征，而鮑曼也把“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作為他現代性理論的最后皈依。在批判了現代性——后來鮑曼把他所批判的現代性稱為“堅固的現代性(Solid moder-nity)”——并經歷了后現代性的激動與迷惘后，剩下的只有對當代社會的深刻刻畫，在此種刻畫中去展望和尋找出路。在最后的著述生涯中，鮑曼描述了“流動的現代社會”，不再把這個充滿了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脆弱的世界看成是現代性要根除的對象，而是視之為現代性本身。

馬克思不僅看到了流動性這一現象，還指出了它的根源： 生產的變動。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變動可能來源于科技的進步等原因，但最終只能是發端于資本，是資本在促使社會快速變化和變得不穩定。鮑曼在他的全球化理論中論及了資本的流動，但沒有明確把資本的流動作為社會流動性的根本原因，鮑曼確實更多的是在描述這種現象，而沒有試圖去找到一個原因。因為資本主義注定被共產主義取代，資本注定消亡，那么由資本促發的現代性的此種流動性將得到大大的改善，這是可以從馬克思的理論中推導出來的；但鮑曼沒有想象過流動性會變弱，因為在他的理論視野中沒有一個克服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因素。

(四) 拜物教和消費主義

馬克思分析了三種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這三者是漸次遞進而又“三位一體”的關系，共同體現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認為“拜物教”揭示了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全部秘密，隨著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和強化，商品、貨幣和資本成為人的“特性和本質力量”，決定了一個人是什么和能夠做什么。(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1—362頁。因為資本具有貨幣所不具有的增值功能，所以馬克思說：“在生息資本的形式上，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完成了?！?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9頁。資本拜物教成為拜物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形態。拜物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盛行，是為了“把物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樣獲得社會的經濟的性質，變為一種自然的、由這些物的物質本性產生的性質”(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頁。，從而為剝削制度的合理性辯護。所以，拜物教和資本主義制度是相互強化的。于是，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和文化批判時，資本主義社會的拜物教成為了批判的對象，被馬克思當作資本主義典型的社會和文化現象，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被奴役和自我奴役的社會和文化根源，是工人階級被剝削和被奴役的經濟和政治原因的表現。

鮑曼在一次訪談中回答關于消費主義的問題時，強調了消費的意義，他認為消費主義已經全面取代之前的規訓機制——全景體制。消費成為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形成途徑和工具，消費的多寡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參與度，消費的層次決定了社會層次，沒有消費能力的人，會逐漸被社會拋棄。鮑曼顯露了對消費主義的明顯擔憂，如果社會秩序和個人生活都僅由消費(主要是消費能力)來建構，那么窮人(沒有消費能力的人)就會“正當地”被邊緣化，淪落為“次等公民”。

不論是拜物教還是消費主義，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都是貨幣： 在拜物教形式下，貨幣披著資本的外衣；在消費主義中，貨幣以赤裸裸的消費能力呈現。消費主義其實就是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的綜合體現，但當今的消費主義比馬克思時代的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具有了更復雜的意義。貨幣在今天不僅通過資本形塑社會，消費主義還提供了另一條途徑，如今消費對生產產生了重要影響，很多時候不再是需求決定生產，而是消費決定生產，而消費與需求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脫鉤，不再是有需求才消費，消費成為一種自主行為。

雖然馬克思和鮑曼有諸多共同的現代性批判主題，但是他們也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商品、資本和異化等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因素和現象自然成為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核心范疇；而在鮑曼的現代性批判中找不到中心。鮑曼的現代性批判主題的特征看起來是： 把時代的理論熱點嵌入其現代性批判，從工具理性到矛盾性、從新窮人到消費主義、從社群主義到全球化，以及后期關于“流動的現代性”的討論，都是西方社會理論界的熱點。鮑曼用現代性批判的視域詮釋這些理論熱點，得出他自己的答案。這樣，他的現代性批判主題就沒有中心，當然他恐怕也并不追求這樣一個中心，這與他現代性批判的立場與方法是一致的。

方法與立場的差異

批判主題的異同是馬克思與鮑曼兩種現代性批判現象層面的比較分析后果，而產生這些現象差異有著其他的、更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方法和立場的不同。

(一) 現代性批判方法的不同

馬克思和鮑曼的現代性批判在方法上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方面：

第一，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現象分析的區別。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方法、基礎和脈絡，政治經濟學僅僅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現象學；商品、資本和異化這些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核心范疇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也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領域中加以解釋和運用的。在鮑曼的現代性批判中看不到一絲社會發展規律的痕跡，不管主題是道德、全球化還是消費主義和流動性，其批判主要是一種社會學的現象分析，分析這些現象的社會特征及其影響，分析的出發點是現象本身，分析的歸宿也不必然解決問題。

第二，宏大敘事與后現代方法的區別。在后現代性對現代性的批判中，宏大敘事是一個鮮明的靶子，馬克思主義也是諸多質疑宏大敘事的后現代主義路徑的批判對象。誠然，按照后現代的標準，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宏大敘事，但是后現代對宏大敘事的反對只是為他們的微觀敘事方式提供了方便的理由，這并不能消解宏大敘事存在的意義，否則只會走向虛無主義。鮑曼深受后現代的影響，一段時期堅信一種能夠取代現代性的“后現代性”。對鮑曼而言后現代性主要指的是“一種思維狀態(a state of mind)”，是一個審視現代性的“阿基米德點”。(22)Peter Beilharz (ed.)，Zygmunt Bauman， Vol.1， Lo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32.鮑曼對“后現代性”的探求正是企圖找到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來取代現代性的思維方式，但綜觀鮑曼的理論，難以發現一種一以貫之的方法。

第三，總體批判與隨機批判的區別。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是一個總體，一個以批判資本主義為中心的總體。這個總體并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而是在馬克思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當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變得明確，再審視馬克思對理性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很容易發現它們所具有的批判資本主義特征。鮑曼的現代性批判因為缺乏一以貫之的方法論，并主要表現為一種社會現象分析，導致鮑曼的現代性批判給人的印象就是一種隨機批判，沒有主線，不構成整體；當然此種分散不是說沒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聯系僅是現代性本身。

(二)現代性批判立場的不同

方法的不同既有理論的因素，還有立場的原因，馬克思和鮑曼兩種現代性批判在立場上的主要差異如下。

其一，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鮑曼的無固定立場。無產階級解放是馬克思畢生的事業追求，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確立了把自己的哲學作為無產階級的精神武器、作為人的解放之頭腦的理論追求，所以明確提出，“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是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動因和動力，于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人類走向共產主義就成為了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出路，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超越。

在《被圍困的社會》、《工作、消費、新窮人》和《全球化》等著作中，社會底層的生存境況都受到鮑曼的重點關注，郭臺輝認為社會底層普通大眾的生存境況“甚至是構成其全部學術生涯的現實素材”(24)郭臺輝： 《齊格蒙特·鮑曼思想中的個體與政治》，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9頁。，但即使如此，仍然只是一些現實素材。鮑曼表現出了對社會底層的擔憂，但他的出發點不是為了改善這些人的生存狀況，而僅是分析這些社會現象?？傮w而言，鮑曼的現代性批判沒有固定的立場。

其二，實踐的立場和解釋的立場?！罢軐W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40頁。這句話是馬克思哲學理論品質的宣言，也恰恰反映了馬克思和鮑曼兩種現代性批判的立場差異。作為馬克思哲學根本特征的實踐同樣是馬克思批判的目的，馬克思理論的目的就在于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在于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理論指導，在于為共產主義的實現、為人類的解放和自由提供指南，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服務于此種實踐立場。但是鮑曼的現代性批判，不論是其早期對現代性精神及資本主義實踐的批判，還是后期對現代性社會現象的分析，更多的是一種對社會的解釋，充其量是一種批判性解釋，而未能提出任何實踐主張。特別是鮑曼最后提出的“流動的現代性”理論，可以看作是鮑曼所找到的一個新的解釋世界的視角，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可以認定這是鮑曼對現狀的無奈和妥協，其批判性在逐漸流失。

意義聯接

馬克思是早期全面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家之一，在他之前不是沒有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家，但是缺乏對現代性的總體批判，而且幾乎都是在贊揚和憧憬基礎上的批判。鮑曼是當代現代性批判的代表。那么，這兩種相距一百多年的現代性批判理論有何關聯，它們可能存在什么關系呢？綜觀這兩種現代性批判理論，我們可以發現：

(一) 時代變遷是聯結兩種現代性理論的橋梁。從馬克思的時代到鮑曼的時代，現代性的一些特征得到了強化，流動性愈演愈烈，矛盾性已經被廣泛知曉并接受，當商品拜物教發展成消費主義時，商品作為物的意義愈來愈缺乏，其象征的意義越發重要。不僅馬克思預言的世界市場已變成現實，全球化進程中最重要的已不再是商品的全球化，而是資本的全球化。正是資本的全球化，把馬克思所批判的現代性加以無限擴張和深化，鮑曼所批判的現代性正是這一結果，所以，鮑曼的現代性批判是站在馬克思肩膀上的前行。

(二) 互為發展的理論資源。相比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鮑曼的描述顯得更為細膩，當現代性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彰顯時，此種細膩的探究能讓人更為貼切地感受到現代性的方方面面。今天的人們對消費的感受要多于生產，對共同體(身份)的感受要多于異化，對垃圾的感受可能要大大多于政治，如此等等，表明對現代性的批判亦應當與時代相契合。就此而言，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需要發展，需要根據時代的典型特征特別是資本主義的變化做進一步的深化，需要產生當代的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而鮑曼的現代性批判理論正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理論的一種形態，也是其他現代性批判理論的參考或論辯對象。

(三) 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以其超越性和實踐性成為最有力的現代性批判。超越性的存在為批判提供了依據，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為了超越而批判；實踐性表明批判應當成為一種行動，而不僅僅是一種解釋。就此而言，鮑曼的現代性批判理論需要嫁接一種行動理論，才能充分展現其理論價值和意義。正如德里達所說，“值此在一種新的世界紊亂試圖安置它的新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位置之際，任何斷然的否認都無法擺脫馬克思的所有各種幽靈們的糾纏”(26)雅克·德里達： 《馬克思的幽靈》，何一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3頁。。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必然在場，因而也就不會過時。同時，當我們立足于當下的現實情況時會發現，與其說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是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不如說馬克思所批判的是垂垂老矣、面臨滅亡的資本主義。所以，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能為鮑曼的現代性批判理論提供有效的行動參考。

匯合

以上從三個方面分析了馬克思和鮑曼兩種向度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的關系，上述關系并不是明確存在或自身顯發的，因為鮑曼并沒有做這方面的比較工作，但這種關系也不是作者臆造的，它們是實存的，只是當我們做這種理論比較時，才會被揭示出來。進一步審視兩種現代性批判的比較，會發現它給現代性自身帶來了困擾： 現代性的內涵可能不斷流變。所以，現代性批判沒有在馬克思那里終止，同樣也不會被鮑曼完成，現代性批判仍會繼續?，F代性批判不僅意味著對現代性的認識，還有一層更為重要的意義： 現代性從無意識變成有意識，即人有意識地參與到現代性中。哈貝馬斯提出的“重建現代性”、吉登斯和烏爾里?！へ惪颂岢龅摹白苑葱袁F代性”就是此種意識的體現，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和鮑曼的現代性批判都將匯入此種意識中，參與未來的現代性話語或實踐。

正如，當探究中國的現代性建構及其現代精神或文化時，很容易發現馬克思的現代性話語和鮑曼的現代性話語會出現重疊或糅合，不再像兩位哲學家所處的時代那樣涇渭分明，而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和鮑曼的現代性批判都被吸收進當前中國的現代性話語，作為養分構建中國的現代性。這是因為，就工業文明的發展時期而言，從第一次科技革命到馬克思創作的年代，以及從封建帝制中國的洋務運動到今天，均為一百年左右，中國人民也和馬克思當年一樣感受到時代的巨變。但是，今天的中國又與發展了近三百年的西方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處于同一個時代，隨著洶涌澎湃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都與西方現代社會密切接觸，鮑曼所描述和批判的西方現代性要素也在中國或多或少地出現?？此飘敶袊冉洑v著馬克思時代的現代性，又感受著鮑曼所探究的現代性，但當代中國的現代性既不是馬克思時代的現代性也不是鮑曼的現代性，而是中國自身的現代性。當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時，資本主義世界又想起了馬克思，想起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描述和預見，但此時的資本主義也并不完全等同于馬克思生前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也不同于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危機，雖然實質沒變。

可見，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與鮑曼的現代性批判雖有著諸多的區別，但是它們可能在不同的情況下相遇，匯入到新的現代性話語或現代性批判話語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