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養方式對大學生共情能力的影響探析：以成人依戀為中介

李孟瑤 屈燕

摘 ?要：共情能夠協調人際關系，促進親社會行為，而父母教養方式對親子之間的互動有著直接作用，對大學生各個方面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文章采用《人際反應指針量表》（IRI）、《檢驗父母養育方式量表》（PBI）、《成人依戀量表》（AAS）等量表對397名在校大學生進行測量，并使用SPSS和AMOS進行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大學生的父母教養方式能夠通過改變其不安全型成人依戀風格來預測大學生的情感共情能力形成。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安全型依戀模式的形成因素，從而提出有效的干預措施。

關鍵詞：大學生;父母教養方式;共情能力;成人依戀

中圖分類號：G78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1）45-0142-03

成人依戀是由早期的母嬰依戀發展而來的，與母嬰依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不安全型依戀模式是指依戀回避與依戀焦慮，依戀回避指的是不信任他人給予的人際支持，呈懷疑的態度，甚至出現不適感并且感到很害怕，更傾向于對自己的過分依賴。而依戀焦慮則是指十分迫切地需要與他人保持人際溝通交流，當伴侶離開時，會倍感壓力，同時還非常害怕出現人際交流。有研究表明，不安全型的依戀模式可能引發抑郁、焦慮等心理疾病，會影響個體的婚姻質量以及職業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安全型依戀模式的形成因素，從而提出有效的干預措施[1-5]。

共情是指個體對于他人情緒的理解并迅速做出適當反應的能力。它賦予了人們感知他人與理解他人情緒的能力，從而能夠準確迅速地判斷他人的行動意向。共情可以促使社會成員間更加容易形成某種關系，從而抑制反社會行為并促進利他行為。早期的國內外相關學者普遍強調從情感和認知角度來理解共情，一些學者傾向于將共情看作一種能力，也有學者將共情看作一種人格傾向，本研究主要從共情能力角度進行闡述。

以往的研究表明，共情能力的提高對人的心理健康發展以及社會各個領域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而青少年的自我構念與共情能力之間具有密切關系，共情在家庭環境與攻擊性之間起中介作用，大學生的共情能力與其親社會行為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共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加強個體對陌生人初次見面時的信任，也能減少一定程度的差別信任。在個人幸福感上，共情能力高的人從總體上來說其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更高;在社會利他行為上：青少年的認知共情與情緒共情能力越高的人，越容易出現利他行為;而在醫患關系中，共情能力高的人往往可以有效地改善醫患關系，更利于患者的治療與康復;在教學工作中，具有高共情能力的教師往往更能敏銳地覺察到學生的不同和需要，有針對性地制定教學方案并進行教學管理。由此可見，探討共情能力的包含因素以及提高共情能力的方法，無論是對自己還是他人都是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的[6-10]。

不安全型依戀模式的形成原因有很多，其中父母的教養方式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早期家庭環境影響兒童情緒理解能力以及心理的發展，而情緒理解的關鍵則是看個體的共情能力。共情能力指的是個體能夠識別交往對象的情緒，并且個體能夠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情感反應以及情感的相關體驗進行理解，將其進行精準反饋的一種能力。共情能力包括認知共情與情感共情兩項，認知共情是指理解他人的想法與目的，并能將他人同自己區分開來的狀態。情感共情是指能夠感知和響應他人的情緒;另外還有研究顯示共情能力能夠預測成人依戀模式，因此不安全依戀、父母教養方式、共情能力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11-15]。

研究表明，父母教養方式對共情能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而成人依戀模式在共情能力的形成中起關鍵作用，此外，父母教養方式還能預測共情能力的形成。由此可見，成人依戀模式很有可能在共情能力與父母教養方式間起重要中介作用[16]。

一、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

本研究利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397名在校大學生，利用問卷調查的形式收集相關數據，經過篩選得到有效問卷264份。其中大一35人（13%），大二46人（17%），大三61人（23%），大四95人（36%），在校研究生27人（10%）。年齡在17—25歲之間;其中17歲的有13人，18—22歲有159人，22—25歲一共92人。

（二）工具

人際反應指針量表采用由Davis首先編制，而后臺灣學者詹志禹（1987）對中文版進行修訂的修訂版（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C）。此問卷是Davis根據共情多維度理論所編制，是用來測量共情能力大小的常用工具。

此問卷一共包含兩維度（情感共情與認知共情）四因子（個人痛苦（PD）、共情關懷（EC）、觀點采擇（PT）和幻想（FS）），含有四個分量表，其中前面兩個因子被用來測量情緒共情，而后面兩個因子則是被用來測量認知共情，以往研究證明效度指標良好。其中6、9、15、19、22題表示觀點采擇;4、8、13、18、21題表示個人痛苦;3、5、10、12、17、20題表示想象力：1、2、7、11、14、16題表示共情性關懷：2、5、10、11、14等題是反向計分項目。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67。

檢驗父母養育方式量表采用的是由Parker等編制、楊紅君等人修訂的用于高校大學生的量表（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PBI量表包含鼓勵自主，關愛和控制三個維度，共有23道題，分為母親版和父親版。條目、維度完全一致，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41。

修訂版成人依戀量表基于本研究主要針對的情侶親密關系中的成人依戀，所以采用的是Collins（1990）等編制、杜江紅等負責修訂的適用于大學生的成人依戀量表（Adult Attachment Scale，AAS），AAS量表主要用于測量親密關系的成人依戀類型。其中依戀焦慮6個項目，依戀回避12個項目，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683。

（三）數據處理

采用Amos21.0與SPSS22.0進行數據分析。采用的統計方法包括運用皮爾遜相關分析對其兩兩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運用Amos對其進行中介效應顯著性分析，運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對人口學變量進行統計。

二、結果

（一）父母教養方式、成人依戀與共情的相關

為探尋父母教養方式、成人依戀，共情能力之間的關系，首先對這三個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再分別兩兩進行皮爾遜相關分析（如表1所示），結果發現父母教養方式中父母鼓勵自主、成人依戀和共情能力里的共情關心顯著。其中父母鼓勵自主與成人依戀呈正相關（r=0.321，P<0.01），與共情關心呈負相關（r=-0.081，P<0.01），成人依戀與共情關心呈負相關（r=-0.162，P<0.01），根據Baron和Kenny提出的中介變量理論，上述結果顯示可以對成人依戀進行進一步的中介效應檢驗。

（二）父母教養方式，成人依戀與共情的中介

運用Amos21.0對其進行中介效應顯著性分析。

以成人依戀為中介變量，共情關心為因變量，父母的鼓勵自主為自變量（如圖1所示）。模型擬合的指數良好（X2/df=2.394<3，NFI，IFI、TLI、CFI值大于0.90，RMS- EA=0.073<0.08，SRMR=0.0229<0.05），多個指標表明該模型擬合程度較好。父母鼓勵自主與成人依戀路徑系數顯著，成人依戀與共情關心路徑系數均顯著，父母鼓勵自主與共情關心路徑系數不顯著，說明成人依戀在父母鼓勵自主與共情關心之間起完全中介效應。

三、討論

本研究分別考查了父母的積極教養和消極教養對高校大學生共情能力所產生的影響，探究了成人依戀在二者間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教養方式中的父母鼓勵自主、成人依戀和共情能力里的共情關心顯著。父母鼓勵自主與成人依戀呈正相關，此外利用Amos進行路徑分析的結果顯示成人依戀在父母鼓勵自主與共情關心之間起完全中介效應[17-19]。

研究結果表明，原生家庭中，積極的教養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促進大學生共情能力的發展，學生更容易體會和感受到他人的情緒，因此可以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而在消極教養方式下，高校大學生的共情能力則表現較低，極易出現攻擊性的行為，從而導致人際關系受到影響。而安全型的成人依戀模式又可以很好地促進其與父母和社會的關系，促進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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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稿人：胡瑜，溫州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鄒宇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