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探頤

吳 瓊 李竹姍 徐 俊

（安徽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安徽合肥 230036）

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社會治理理念不斷創新，社會治理能力日益提高，有力推動中國邁向偉大復興之路。如何在新時代的新要求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之路開啟新的征程，值得我們深思。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新理念”，具有堅實的理論依據和重要的現實價值，為新時代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提供了實踐路徑。

一、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理論依據

（一）對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的創新。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治理，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在歷史實踐中逐漸形成的。[1]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以人的社會關系為基礎，為新時代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啟示。關于共同體思想，馬克思終生在不斷探索。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對共同體的問題展開諸多討論。第一，馬恩認為資本主義所崇尚的共同體是“虛假的共同體”。資本主義號稱代表所有人共同的利益，實際上卻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種“虛假的共同體”表面上宣傳自身代表著全社會的公共利益，背后卻一直壓榨苦難的人民群眾。在“虛假的共同體”中，并非所有社會個體都能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只有處于統治階級的部分個體才具備這種條件和可能性。而“真正的共同體”則強調國家、社會、民族都將消失，每一個人都能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第二，馬克思提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2]在社會交往中，人們發揮著主觀能動性，不斷擴大自身的社會關系范圍。社會共同體是一個大集體，由不同社會個體、群體和組織依照特定的社會方式結合而成。因此，在社會治理中存在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現象。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言：“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而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盵3]社會成員之間具有平等的主體地位，共同分配和占用生產資料，實現社會聯接和社會整合。他們秉持共同的觀念，擔負共同的命運并承擔共同的后果。即使舊的社會共同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遭到破壞，也會產生一種新的社會共同體作為鑄就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基礎。因此，我國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社會治理的最高目標。

（二）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社會治理經驗的借鑒。20世紀90年代，“治理”的概念在國際社會和公共管理領域內廣泛使用?！爸卫怼痹从凇敖y治”和“管理”，含義卻又同統治和管理有所不同。從“統治”經“管理”最終發展成“治理”的過程中，行為主體逐漸由單一化走向多元化，手段也由強硬化轉變為柔性化。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法家等學派對社會治理有所論述。儒家認為社會治理是追求社會安定，每個社會成員的言行對社會秩序的穩定十分重要。對于眾多社會成員而言，儒家崇尚統治者采用德主刑輔的方法，德治與法治相結合，對百姓進行倫理道德教育?？鬃訌娬{統治者在治國理政中處于重要地位?！罢?，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行善的統治者和盡善的官員體系直接影響百姓安居樂業的生活?！罢哒病笔强鬃诱嗡枷氲暮诵挠^念，也是中國歷代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與理念。[4]進一步地，儒家認為社會治理是實現“大同”世界理想的必經之路。在“大同”世界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道德早已深入人心，社會一片欣欣向榮。與儒家社會治理思想不同，法家則認為國家安全是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只有富國強兵和依法治國才能夠維護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因此，法家治國理政思想認為法治比儒家所崇尚的德治和禮治更有力，將法治處于主導地位。商鞅認為，積極推進變法是夏商周朝代稱王天下的主要原因，儒家的仁政思想已經不能適用于如今的形勢，只有通過法治對社會成員的思想與行為加以約束，并協調相關利益關系，社會秩序才能保持穩定，國家才能平安無事。事實上，德治、法治、自治在現代社會治理過程中都十分重要，應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

（三）對中國共產黨人社會治理思想的發展。1956年，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在《論十大關系》中強調中國社會關系的復雜性，需要正確處理好各種矛盾問題，團結一切力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當時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維護政權穩定的重心。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法，提出了適應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管理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指明社會管理的重點任務是加強城鄉社區服務，強調在政府主體參與的同時積極發揮群眾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社會管理”更名為“社會治理”，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思路更加清晰，我國社會治理理念不斷向前發展、順應全球化進程和歷史新潮流，。結合十九大報告中關于社會治理的重要論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新理念，并在原本社會治理體制的內容中增添了“民主協商”和“科技支撐”，以構建更完善的社會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主協商有利于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更好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科技支撐在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要善于把科技手段與社會治理深度結合，創新社會治理工具和治理方式。

二、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現實價值

（一）社會治理共同體是國家安全之基。國家安全是國家保持安全和穩定的一種客觀狀態，也是一個國家能否在其發展之路上穩健前行的重要前提。國家安全受內外安全因素影響，外部安全因素主要包括國際社會的人為因素和自然災害等非人為因素；內部安全因素主要指國家境內影響社會安全和社會秩序穩定的因素。社會治理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v觀當今國際社會以及全球環境，任何細微的動作和不經意的忽視都有可能造成動蕩不安的局面。雖然國家和政府在處理公共安全事務上占據主導地位，但社會的自組織和自適應作用也同樣不可忽視。多元主體的參與可以分擔政府所承受的壓力，彌補政府部分能力的不足。長期以來，許多民眾認為發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時，應全權交給國家和政府負責并承擔災難損失。然而，在危難面前，各社會主體在重要時間節點，為確保國家安全做出巨大貢獻，充分展現出“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體現了社會治理共同體新理念的科學內涵，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除此之外，新時代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對捍衛國家安全十分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共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體現，是最基本的民生?！盵5]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不僅需要國家和政府的有力監督，更需要加強全民安全教育，推動每一位社會成員主動學習安全防護知識，積極投入到公共安全體系建設之中。國家安全不能僅依靠國家和政府的政治動員與法律法規，也不能僅局限于政府指揮人民群眾，還應當保持民主協商、合作共贏的持續互動，充分發揮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協調作用。

（二）社會治理共同體是社會穩定之基。社會治理共同體注重實現政府、社會與居民間的良性互動，為維護社會穩定提供堅實基礎。第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實現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舉措。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在黨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依靠各部門和社會成員的力量，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手段，通過教育、打擊、防范等措施，化解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預防和治理違法犯罪。事實證明，單憑某一個部門開展社會治安治理工作是行不通的。社會是個有機共同體，需要各社會成員認真貫徹國家的治理政策，共同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第二，公共服務保障體系是確保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公共服務體系就是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為公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當前，我國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存在公共服務支出不均衡、歧視性供給以及效率低下等問題，具體表現為養老機構服務費較高、隨遷子女的教學質量難以保障、農村教育和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偏遠地區公共交通服務體系的欠缺等。政府應積極發揮其主導作用，對公共服務中的短板加以完善；同時，政府指導下的社會團體和私人機構在化解社會矛盾、提供公共服務的環節中，應積極發揮主體作用。第三，網絡社會治理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ヂ摼W技術向現實社會不斷發展、不斷滲透，信息傳播、資源分配的更新使社會結構發生很大變化?；ヂ摼W技術增強了普通民眾獲取信息的能力，人們表達言論和觀點更加自由，話語權也得以增強，然而同時也削弱了政府對真實信息的有效控制。網絡虛假信息層出不窮的現象突出了我國網絡安全和環境治理能力的不足。高度重視網絡治理問題，健全網絡輿論引導機制，是新時代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

（三）社會治理共同體是人民幸福之基。十九大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盵6]我國社會建設相對經濟建設具有一定滯后性。目前，我國社會矛盾是可調控的，大多數源于自身利益訴求的人民內部矛盾。社會治理，說到底是為了處理好社會矛盾，服務好人民訴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是社會治理的本質要求。新時代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是確保人民幸福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應完善群眾訴求表達機制。如今，城鄉之間、各行業之間利益分配不均，人們的利益訴求得不到及時反饋，矛盾糾紛得不到及時調節，進而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為了滿足人民幸福的需要，必須完善黨和政府與群眾血肉相連的信訪制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的“楓橋經驗”，暢通人民利益訴求通道。另一方面，應增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有效性。人民內部矛盾的出現不僅需要政府部門的干預，更需要采用民主協商的方式盡可能把問題解決在基層。新時代國家與政府應高度注重社區、校園心理咨詢室的建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的各個方面，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發展，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維護中國人民幸福的集中體現。

三、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的實踐路徑

（一）提高全民參與意識，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凝聚力量。首先，“人人有責”強調治理主體多元化。社會治理需要黨、政、社會、公民等主體共同參與。新時代加強公民法治意識和參與意識十分關鍵，必須讓公民深刻認識到積極參與社會治理是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國家和政府可以通過制度政策激勵的方式，增強各社會治理主體的參與積極性。同時，廣泛開展有關社會治理共同體新理念的實踐活動，對各社會治理主體進行宣傳教育。尤為重要的是，青年是勇敢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青年教育攸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將社會治理共同體新理念的科學內涵融入青年教育中，是時代訴求，更是歷史責任。新時代應發揮學校、家庭、社會的三重合力，培養優秀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貢獻力量。其次，“人人盡責”強調治理方法多樣化。隨著世界格局與利益矛盾的不斷變化，社會治理格局正在發生轉變。國家應充分運用我國的制度優勢，為“人人盡責”的實施提供更多可行、有效的發展空間。政府在發揮主導作用時，應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給予社會組織和民眾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特別對涉及人民自身利益的問題進行廣泛協商。除此之外，社區是我國社會治理的重要陣地，是人們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場所。政府應下移工作重心，采取多元管理方式，不斷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統籌推進各層治理工作的展開。作為社會公眾，應樹立社會治理的責任意識，明確其責任與義務，發揮能動作用，確保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有效性。最后，“人人享有”強調治理成果共享化。確保人民享有公平發展的權利、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滿足人民多層次的需要，是我國必須遵循的法律義務和道德準則。

（二）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為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增添信心。首先，加強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優化政府結構與職能?！包h是改革的領導和推動力量。社會治理領域的改革和創新，離不開黨的領導?！盵7]在黨政關系方面，不斷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各部門協調管理的制度安排。面對突發公共安全緊急事件，應健全我國公共安全體制機制，密切聯系群眾，加強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措施保障人民安全。同時，逐漸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優化官員編制管理，明確職責與義務，提高工作與辦事效率，為人民真正解決“辦事難”的問題。其次，完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發揮基層黨組織紐帶作用。習近平強調“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實到城鄉、社區?！盵8]基層組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政府負責的現實條件下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社會治理的重心應逐漸向基層下移?；鶎咏M織和基層人員肩負著切實服務人民群眾的職責，基層人手不足、任務繁重、經費資源不足、心理壓力大等問題對日常管理工作的開展產生一定影響，因此，推動人員、經費、權力等資源下沉到基層社會治理中十分關鍵。另一方面，應健全由黨組織引導的“三治融合”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在基層工作中，存在民眾自治渠道較少、部分基層干部法治意識淡薄、德治工作開展力度不強的現象。在自治方面，應拓寬自治渠道、創新機制和平臺，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決策，通過基層協商找到合情合理的解決方案。在法治方面，應提高基層人員的法治意識，積極宣傳法律要點，開展依法治理活動，堅持全民守法、全民信法、全民愛法。在德治方面，應把基層社會提倡的德治理念，與群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共同維持社會和諧，避免社會矛盾產生。最后，激發社會成員的積極性，發揮社會治理合力效應。人民既是社會治理的參與主體，更是社會成果的共享者，因此，建立有效的利益驅動機制是激發群眾參與積極性的重要一環。同時，應注重家風建設，提升社會成員的道德素質和品格修養。對中國青年而言，要不斷提升明辨是非的能力，提高自身知識水平，加強應對突發問題的理性思考，積極投入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中。

（三）創新社會治理有效方式，為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提供活力。馬克思認為：“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盵9]既表明人民具有歷史創造性，又體現了人民參與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必要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民主協商”與“科學支撐”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中。實現這一新舉措需要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有效方式，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提供活力。首先，民主協商與網絡技術相結合，拓寬參與方式與渠道。社會治理共同體意味著共同的利益訴求、共同的協商機制以及共同的行為準則，三個“共同”是多元主體進行民主協商的結果。協商民主是我國特有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社會事務日益增多，民眾參與意識逐漸加強，民主協商在基層治理的實踐空間不斷擴大。人們既可以通過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平等溝通，并參與到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也可以對信息的透明度和社會治理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進行監督。網絡媒體平臺有利于官方統計、分析、總結群眾的現實訴求。這種極具色彩的網絡民主協商方式，拓寬了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形成了雙向、多向互動的交流渠道，實現了政府與民眾的信息共享。其次，充分利用科學技術，發揮科技支撐的技術治理作用?？茖W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豐富了現代社會治理的體制、模式和方法。其中，大數據技術通過挖掘數據庫中的海量信息，能夠為制定社會治理的新決策、新方案提供有效的數據參考和相關技術支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快運用網絡信息技術，推進社會治理?！盵10]疫情期間，5G技術為國家和人民提供了疫情討論的網絡交流平臺。電子政務平臺的使用提高了國家收集疫情防控信息的效率。不僅如此，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更意味著治理思維方式的改變。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使社會治理工作處于一種“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滯后模式，新時代應把科學技術與社會治理緊密結合，積極促進科學技術蓬勃發展，同時發揮我國科學技術優勢使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充滿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