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血布魯斯》的音樂書寫及其種族政治研究

林麗霞 劉明錄

（廣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廣西桂林 541006）

非裔加拿大作家埃西·埃多彥憑借小說《混血布魯斯》于2011年11月獲得加拿大最高文學獎“吉勒獎”，才華橫溢的埃多彥因此名聲大振。學者綦亮指出：“她擅長刻畫邊緣人漂泊外海的無助、惆悵和困惑?！盵1](P37)埃多彥尤其關注黑人群體的生存境況，其作品多立足于種族歧視問題，展現其強烈的歷史人文關懷?！痘煅剪斔埂繁辛怂P注黑人弱勢群體的視角，該小說著眼于歐洲二戰時期混血音樂家們的生存困境，并通過對二戰時期歐洲音樂圈活色生香的描述，重現歐洲的“爵士時代”，體現埃多彥對被邊緣化的黑人音樂家的關注。

一、《混血布魯斯》中的音樂元素

在小說中，埃多彥多次穿插了音樂的描寫，爵士樂成為不可忽視的元素。小說中的音樂元素主要包括爵士樂的創作技巧和樂器這兩個方面。首先是爵士樂的創作技巧：即興性。即興演奏是指樂手先前沒有經過任何的演練，當場結合曲子的主題和樂器的風格特點，隨時隨地變換節奏和重音，并自然融入恰當的和弦，在即興配合中一次性完成創作，是一種“自發多樣而又獨立的演奏手法”[2](P26)。爵士樂的即興性給人一種自由隨性的感覺。小說中，黑人音樂家們被官方認定為墮落藝術家，但他們不甘淪為白人主流文化上的“他者”，將爵士樂視為反抗種族歧視的武器?；煅羰繕肥謧儗⒓{粹德國國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進行改編，并將其命名為《混血布魯斯》，借此向德國納粹發起“聲”戰。而《混血布魯斯》正是采用了這種即興演奏的方式，埃多彥濃墨重彩地將這一特性展示出來，最為明顯的是對樂隊演奏的描述：“切片兒打著鼓點帶我們進入。就是這么突然，兄弟。根本沒有交談。就像我們買好了一趟車的票一樣?！盵3](P228)“突然”和“沒有交談”表明這并非提前排練，而是臨場發揮的。他們自由地變換節奏，音調時而高亢時而低沉，爵士樂手們沉浸在自己獨特的演奏中，享受著即興帶來的自由。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即興色彩，他們在演奏中迸發出新的創作靈感，將每個人的優勢最大化，使得《混血布魯斯》成為爵士樂時代反抗納粹強有力的武器。即興是爵士樂的靈魂，即興也象征著音樂家們對自由平等的向往。

第二種音樂元素是小說中多次提及的樂器，包括爵士鼓、小號和貝斯。埃多彥通過對多種樂器的描寫來體現爵士樂的合奏性。小說中的這個樂器組合便是爵士樂隊常見的組合形式，以管銅樂器即小號為主，配置爵士鼓和貝斯。小號被稱作是高音樂器之王，其音色慷慨嘹亮，音域寬，表現力強，因此小號擔任高音部。而爵士鼓掌控樂曲的速度和節奏，貝斯則擔任低音部。多種樂器共同演奏，缺一不可，這顯示出爵士樂的合奏性。黑人樂手們創作的《混血布魯斯》是爵士樂曲，而這首爵士樂正是由小號、貝斯和爵士鼓等多種樂器演奏而成的。埃多彥是這樣表現合奏的力量：在最后緊張的錄制中，低音貝斯手習德領悟到：“只有跟希魯一起演奏才能把我的聲音帶出來。獨自一人，我什么都不是，只不過是呆板的一根弦?！盵3](P228)這表明希魯的小號帶動了習德的貝斯，兩種不同音色的樂器和諧相融，高亢清脆的小號與純厚深沉的貝斯相得益彰。這體現了不同的樂器在節奏上能夠嚴絲合縫，展現了合奏的整齊性。樂器的合奏恰巧反映了樂手之間配合默契且相輔相成。爵士樂以其特有的即興性及合奏性將混血黑人希魯、習德和切片兒凝聚為一體，共同為反對種族歧視奏出堅實而詼諧的樂曲。

二、音樂之戰與種族政治問題

爵士樂淪為墮落的藝術，爵士樂手被邊緣化。在這種種沖突下，他們無法繼續沉默。爵士樂手們通過對德國納粹國歌的顛覆性改編向其發起“聲”戰。他們將爵士樂作為重要的賦權策略，以“逆寫”和“重演”的方式與白人主流群體爭奪音樂話語權。然而，這場“音樂之戰”并非純粹的存在，其實是隱射了二戰德國的種族政治問題。

其一，爵士樂起源于非洲的音樂形式，被視為黑人種族身份的象征符號。爵士樂手群體中有許多是黑人音樂家，例如主人公希魯是一戰后法國占領軍中的黑人士兵和萊茵河的德國女人生育的孩子。希魯被視為一種黑色的恥辱，文化上的污點。因為異族生殖導致德意志民族血液內部的污染，他的存在體現了白人種族優越感的喪失。而爵士樂是退化的黑人群體或者劣等種族猶太人所演奏的音樂，納粹認為這必然給德國構成一種嚴重的威脅。于是，各種對付黑人和猶太音樂家的政策紛紛出臺。1939年的《猶太人在公共場合露面細則》限制了猶太人進入某些特定場合的時間和空間。[4](P339)納粹政黨開始明令禁止猶太人和黑人進入劇院和音樂會等場所。非徳裔的音樂家統統被德國國家文化委員會認定為“墮落的藝術家”[3](P61)并被拒之門外?；煅谌艘魳芳蚁ｔ敽土暤缕綍r不敢進入劇院、音樂廳等場所，他們嘲諷自己猶如影子般艱難地生存著。由于無法在公開場合自由演出，他們只能偷偷摸摸地躲在狹小陰暗的地下室，暗中創作錄歌，以此反抗種族歧視政策。

其二，爵士樂因為它特有的即興性，與納粹極權主義的模式格格不入，并且它的流散性傳播嚴重阻礙了德國的種族凈化政策。在德國，音樂被嚴格控制著，納粹只允許瓦格納音樂成為主流音樂，其他音樂尤其是爵士樂只能夾縫生存。這暗示著納粹音樂才是主導音樂，其他音樂是不允許發展壯大的。學者王瑩指出：“瓦格納音樂具有反現代主義風格，表現了戰爭和鮮血帶來的快感，這種性質的音樂對德國民族主義情感的煽動具有巨大的力量?！盵5](P362)相比之下，爵士樂的即興演奏沒有固定的模式，難以模仿，更難以控制。爵士樂靈活多變的風格不利于納粹進行思想文化控制，爵士樂廣泛性的傳播勢必會嚴重破壞種族文化的純潔性。種族清洗的意識形態隨之滲透到了文化藝術上，抑制和摧毀爵士樂便成為德國納粹凈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目標。于是，納粹認定爵士樂是下等藝術，將其污名化。小說中，納粹認定爵士樂是黑人音樂家攜帶的“鼠疫”，比病毒還可怕?？梢姰敃r的德國將音樂等級化，他們把爵士樂視為鼠疫的病源體，將其歸為黑人墮落的文化，爵士樂因此淪為邊緣文化。納粹黨認為，就像異族血統正在玷污德國的純潔血統一樣，異族文化如爵士樂也在污染高貴的德國文化。由此可知，德國納粹強調文化的德國性和純潔性，他們在藝術與種族膚色之間建立一種聯系，依靠狹隘的藝術類別來凈化德國的藝術文化。

顯而易見，這場音樂之戰將德國音樂與爵士樂徹底對立起來。納粹將爵士樂視為劣勢種族的音樂，企圖以此消滅所有非德意志民族元素來凈化德國的種族血統和文化。德國將狹隘民族主義的觸角伸向了音樂領域，通過制定一系列種族法規迫害猶太人和黑人族群。黑人爵士樂手的音樂之路坎坷曲折，鋼琴家保羅死于非命，而希魯被納粹追殺，終生流浪逃亡?；煅谌艘魳芳覀兂闪说聡鐣倪吘壢宋?，他們成為種族問題無辜的受害者。

三、爵士樂美學與埃多彥的種族政治觀

埃多彥通過音樂書寫思考了種族主義問題，而她對種族歧視問題的關注與她混族性的身份背景息息相關。埃多彥是非洲加納后裔，她的童年飽受種族歧視。她曾提及她在十二歲經歷了加拿大阿爾貝塔省的三K黨焚燒十字架事件，三K黨猖獗的種族主義令她感到恐慌。非裔的身份和特殊的成長經歷成為她創作的靈感源泉，她以敏銳的目光洞察了黑人流散群體的生死存亡。她總是以細膩的筆觸來啟發讀者思考小說背后的歷史社會問題，尤其是關注黑人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例如，她的作品《生命》濃墨重彩地表現了以泰恩為代表的加拿大移民者的生存困境?！度A盛頓·布萊克》則敘述了黑人奴隸華盛頓·布萊克竭力突破奴隸枷鎖而重獲自由和尊嚴的故事。其次，小說著重于音樂這個意象是源于埃多彥本人對音樂的興趣，她曾在采訪中表示，由于她十分熱愛爵士樂，所以她將目標轉向爵士樂演奏家。埃多彥把爵士樂化成表達自己種族政治思想的有效途徑，將黑人族群和種族問題寓意寬泛化，并巧妙地運用隱喻的手法將其上升為種族政治批評。另外，埃多彥生活在加拿大，加拿大是最早制定和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國家之一。生活在這種多元文化主義的社會中，這讓埃多彥能夠在更廣闊的背景中以一種全球化的視角去審視種族問題。

在當今社會，多元文化主義不僅體現在對不同民族文化的肯定與尊重，而且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是解決民族矛盾，建構民族國家的有效手段。埃多彥的小說是在當今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世界的背景下思考種族問題。首先，埃多彥對爵士樂即興性的書寫隱喻黑人族群有其主體性，每個民族都應自由發展。爵士樂具有獨特的演奏風格，這種音樂強調即興演奏，即興演奏是爵士樂的靈魂所在。小說中樂隊演奏《混血布魯斯》正是采用這樣一種即興創作手法。希魯的即興演奏是以一種顛覆性的方式將音樂本身解構，直接地表達自我，以獲得情感上的宣泄。而音樂本身具有療愈的功能，則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種族暴力所帶來的創傷。爵士樂手們的每一次即興發揮，意味著他們對自我身份的一次定義，他們在自由的節奏中尋找自我并重構自我的主體性?；煅魳芳覀冄葑唷痘煅剪斔埂窌r，和弦整齊卻又不失各自的演奏個性。埃多彥從這種即興特色中看出，正如爵士樂手們一樣，世界各種族應是平等地在多元文化中自由發展，唯有保持其個性才能共同奏響和諧之曲。

其次，埃多彥通過爵士樂的合奏性暗喻各種族是和諧共存的關系。爵士樂興起于美國南部新奧爾良。新奧爾良是多種族文化聚集地，這種復雜社會構成使得爵士樂在發展中得以融合多種民族音樂傳統，這恰恰體現出爵士樂“合奏”的特點。的確，從最原始的田園吶喊到靈歌，再從布魯斯到爵士樂，爵士樂不斷從各種文化中汲取養分，尤其是將非洲音樂傳統和歐洲音樂傳統有機融合，集百家之長融于一身的爵士樂最終演變成風格迥異的混合音樂。這些混血音樂家們將小號，貝斯和爵士鼓完美結合演奏出洪亮悠揚的《混血布魯斯》?！痘煅剪斔埂肥墙Y合了德非兩種文化傳統的新歌，它在德國歌曲和非裔音樂之間建立一種聯系。作家借助爵士樂對“純潔”民族的意識形態提出挑戰，顛覆了納粹文化中的本質主義。正如著名的社會學家吉爾羅伊所認為，從來不存在無污染的、純粹的，可以讓我們回歸的本質，無論這種本質是“純潔的東方主義”或者“純潔的美國主義”等。[6](P96)不言而喻，納粹所推崇的純潔的德國性并不存在。爵士樂徹底打破本質主義的壁壘，把不同民族、種族和性別的人匯聚在一起，它跨越了語言和國界的障礙，實現了不同民族間人與人的對話。學者李美芹指出：“爵士樂是集體民族智慧的結晶，寄寓著種族融合和協調共生理想?！盵7](P66)這種音樂以其混合性解構了黑人與白人二元對立關系，重新建構新型種族“合奏”關系，即和諧共存的關系。從小說的音樂書寫中可以看出，埃多彥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如同爵士樂精神昭示，各民族應打破文化和種族界限，支持包容多元文化，促進多種族多元文化和諧發展。

結語

埃多彥的音樂書寫表面上再現了二戰時期混血黑人音樂家們的悲慘遭遇，實則是通過一場音樂文化之戰揭露出二戰時期德國納粹種種不公的種族歧視政策。爵士樂是不同文化傳統的融合體，它顛覆了納粹德國所強調的文化和血統的“純潔性”。作家借助爵士樂的即興性和合奏性暗喻各種族之間應是平等和諧共存的關系，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本質主義。同時也傳達了多種族多元文化主義的種族政治思想，以此喚起人們對于當今世界種族歧視問題的思考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