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與歷史敘述：努魯丁·法拉赫的索馬里書寫

張紫怡 黃 暉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湖北武漢 430079）

一、傳統與現代交雜的創作之路

努魯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1945-），被譽為索馬里的第一個小說家，是非洲大陸難得的具有多語種特色、多文化特質的流散作家，也是當代非洲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1954年法拉赫出生在索馬里城市拜多阿，他的父親是信仰穆斯林的農民，但曾經在英國殖民政府中做過斯瓦西里語—索馬里語的翻譯員。他的母親阿麗莉·法都瑪雖然沒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但卻是位小有名氣的民間詩人，母親的口頭詩歌創作對法拉赫的童年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培養了他對文學的熱愛。1976年，他的小說《裸針》因冒犯了巴雷統治，而被迫滯留國外。從那時起，他便開始了流亡生涯，一直輾轉于岡比亞、蘇丹、烏干達、貝寧等地。流亡過程中多種文化環境下的生活，使他熟練的掌握了許多國家的語言，比如了法語、意大利語、阿姆哈拉語、阿拉伯語等等，對語言的掌握為他了解不同的文化奠定的基礎，更促成了他創作的世界性與文化的多元性的特征。直到1996年，暌違故國22年的法拉赫才得以還鄉，現任開普敦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他的作品多基于自身在祖國索馬里的生活經歷，和流亡生涯的體驗，表現后殖民主義的困境、民族國家的崩潰、部落斗爭的宗派主義、流亡引起的位移和回歸等內容，講述著弱勢群體的命運和感受，是后殖民國家社會現狀和人民生存狀態的一面鏡子。

1965年法拉赫在索馬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中篇小說《為什么死得這么快》（Why Dead so Soon?），這部初啼之作為法拉赫贏得些微關注。1966年在印度留學的法拉赫，寫出了他的第一部意義非凡的長篇小說《來自彎曲的肋骨》（From a Crooked Rib，1970），這部小說批判了他早期記憶中那種“女人‘像牛一樣被賣掉’”的文化，他通過女性視角講述了游牧部落的少女艾布拉（Ebla），為了避免被家人強迫嫁給一個比她大40歲的老人而逃離，但卻在逃離后的每一個回合中都慘遭男性的殘酷控制的故事。顯示出索馬里宗法制度與的專治角色，傳統文化下婦女的個人權利被剝奪。

1970年法拉赫完成小說《裸針》（A Naked Needle，1976），講述了一個跨種族和跨文化的愛情故事，出版之后觸怒了巴雷政權，從此，法拉赫便開始了漫長的流散生活。在此時期，法拉赫首先創作了“非洲獨裁變奏曲”三部曲：《酸甜乳》（Sweet and Sour Milk，1979）、《沙丁魚》（Sardines，1981）、《芝麻關門》（Close Sesame，1983）。這三部小說皆以知識分子為主人公，緊貼時政揭露非洲獨立后的社會腐敗，抗議政治獨裁和家庭專制?！端崽鹑椤酚煤唵蔚男问胶蛷碗s的內容揭露當局對有意見但無害的男性知識分子所遭受的迫害[1](p1)。年輕知識分子索亞安（Soyaan）被疑因牛奶中毒而亡，其胞弟勞亞安（Loyaan）開始調查此事。隨著調查的深入進行，國家權力機制的恐怖被層層剝析?！渡扯◆~》中新聞記者麥迪娜下定決心讓她八歲的女兒免于實施陰蒂切除手術，這是對索馬里傳統習俗的反叛。突出了為孩子而戰的女性?！吨ヂ殛P門》以一位因反對意大利殖民統治而被監禁的虔誠穆斯林老人為主人公，在老人的意識流中他想知道暴力行動是否能為他死因不明的兒子報仇并推翻統治者?！胺侵蕺毑米冏嗲比壳顾黢R里的落后、傳統勢力的強大、市民階層和工人階級的弱小暴露無遺[1](p1)，人民只能是對眼前的困難局面一籌莫展卻無能為力的不滿群體。

在法拉赫創作的“血紅的日頭三部曲”中，他開始關注更為棘手的身份認同問題，從國家身份的認同到部落身份認同再到個體身份認同。在《地圖》（Maps，1986）中，法拉赫以奧加登戰爭為背景，探討了后殖民文化不確定性帶來的痛苦。文化身份的不確定性問題被拓展到包括種族、性別、階級和性的問題?！抖Y物》（Gifts,1999）假托中年護士杜妮亞(Duniya)的再婚經歷，探討了非洲人和非洲國家是否應該依賴援助生活[1](p2)。在這一小說中，“禮物”跟“地圖”一樣，無論是在個人關系層面還是集體關系中，是身份建構的途徑。隱喻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在接受援助的同時所失去的榮譽和自由?！睹孛堋罚⊿ecrets,1998）則以索馬里內戰為契機，反映出索馬里的暴力歷史與部落仇恨，更是突出了法拉赫對民族身份的探索。探討了誰來主宰索馬里命運的問題。統觀“太陽之血”三部曲，傳達出這樣一種主題——通過個人主義和文化素養，或有可能將索馬里社會從專制結構中解放出來。

“回歸索馬里”（Past Imperfect）三部曲（2004-2011）：《連接》（Linkes,2004），《繩結》(Knots,2007)《叉骨》(Crossbones,2011)是法拉赫最新創作的三部曲。以索馬里為背景，探索了索馬里從1996年到2006年間飽受戰爭蹂躪的歷史，描繪了索馬里的變化和不同的觀點。特定的環境將小說中的人物置于復雜的思想和問題的交匯點中?！哆B接》主要描述流放了二十年的吉卜勒（Jeebleh），為了營救自己的好友阿斯塔返回海濱城市摩加迪沙的經歷，最后他們營救出了阿斯塔，吉卜勒也返回了美國。文中用第三人稱的有限視角，描述了吉卜勒的冒險經歷。第二部小說《繩結》描述了為躲避索馬里內戰而搬到加拿大的女演員坎巴拉（Cambara），在她兒子死后回到摩加迪沙，在婦女組織和比爾（Bile）的幫助下奪回了她的房子，用來幫助在戰爭中受難的摩加迪沙的孩子們。第三部小說《叉骨》將主人公吉卜勒、比爾和坎巴拉聯系在一起，吉卜勒在女婿馬利克的陪同下抵達摩加迪沙，看望生病的朋友比爾。記者馬利克安打算報道索馬里沿海水域的海盜活動。馬利克面臨死亡的危險記錄了內戰的真相。馬利克的哥哥阿勒試圖營救他的被招募加入圣戰的繼子，他們最終返回了美國?！盎貧w索馬里”三部曲中法拉赫將想象與現實拼貼在一起，將索馬里民間故事與新聞報道融合在小說中，為讀者提供了更多了解索馬里的途徑，刻畫出西方世界中的索馬里形象[2](p37)。

二、打破歷史傳統的女性身份認同

《來自彎曲的肋骨》（From a Crooked Rib，1970）是法拉赫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也是非洲第一部女性視角的小說。這部寓言體小說講述了年輕女人艾布拉的故事，小說展示了索馬里女性在家族部落生活中的艱難處境、精神壓抑和對命運的抗爭。索馬里家族社會中女性的地位低下，面臨被物化的情況，存在著性別歧視。男性掌握了權力和文化，女性則處于失語的地位。他的小說正是描繪了傳統文化中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對自我的認知的加深。他小說是女性群體的反傳統，不僅在建構女性個人的身份認同，而且隱含了整個民族國家女性的身份命運，被認為是索馬拉作為一個國家的新生的寓言。在這個反映了索馬里部落家族社會中女性在男權統治與傳統力量中掙扎的故事里，法拉赫運用了與非洲文學相似的主題：根植于過去的口語傳統與殖民現代化所引導的書面文化的抗爭、在文化需求與他們對自由的渴望中女性地位的抗爭、以及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

小說講述了索馬里少女艾布拉為了躲避被安排好的婚姻，逃離了殘暴祖父的家，也離開了她所屬的游牧民團體。艾布拉加入了旅行隊，旅程向著開明、獨立和自由前進，尋找通往自由的旅程，去尋找獨立的道路。在小鎮上的短暫的停留之后，她到達并生活在了索馬里的首都摩加迪休，最終和她選擇的男人過上安穩生活。

“性別”不僅作為生理的概念出現，更是具有社會屬性的概念，“女性”是被社會化了的生理概念，是社會性別。對于身份問題的探尋實質則是對“認識自我”這一古老的哲學問題的回應，是對“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等問題的一系列思考。索馬里女人艾布拉出生在傳統的游牧部落家庭中，在成長的過程中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順從著男性的話語，直到她知曉自己將嫁給一個比她大40歲的男人時，她身上所具有的自我性別意識開始覺醒，決定逃離傳統的規訓。認識到自己主體性的存在是索馬里傳統社會中女性走向獨立的首要因素。

索馬里男權社會下，女性常處于一種失語的狀態，即使女性將自己的訴求表達出來也不會被社會接受或認可，“男權統治和男權價值在整個社會中的主導性與合理性。在此制度下，女性被抑，成為附屬的和第二性的?！盵3](p49)在法拉赫的小說中女人們幾乎不交談，暗示著女性并不能夠通過言語表達來為自己爭取到權利。但是在他的小說中處在失語狀態下的女性并沒有放棄對男權社會的反抗，雖然她們很少交談，但卻通過行動聯合起來，女性之間是相互合作、幫助以及相互鼓勵的，她們經營著家庭和家族，并且不斷地反抗家庭內部的歧視與外部政府的壓迫，她們之間的聯系是更為深層的內在的。在一起居住的日子里，艾布拉照顧阿瓦羅拉和她的孩子們，準備食物、喂養牲口，她也接受到了具有神秘色彩的寡婦鄰居，在人情世故方面的細致的教導。通過與女人們的互動，法拉赫揭露了殘暴的父權統治制度與索馬里在這一制度下苦苦掙扎的現狀。小說中所展現的艾布拉自身是存在著矛盾的，她自己常常在自己所想的事情與不敢去付諸行動的事情之間來回橫跳，這種糾結、矛盾和差距正體現出傳統的索馬里社會對女性的軌范與現代社會中女性自身的需求之間所存在的巨大鴻溝，這樣的無法跨越的距離是橫亙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阻礙。正是這些阻礙造成了傳統社會中女性的兩難境地——聽從內心的選擇還是服從傳統的要求，這種矛盾也加劇了現實社會中女性的痛苦。

與女性形象相比，法拉赫筆下的男性形象，帶著一種典型的“男性氣質”。小說中表兄季赫迪顯露出傲慢自大、自私殘酷和可笑的本性，這種天性在法拉赫塑造的男性人物中普遍可見。約翰·麥克因斯提出“男性氣質是男人創造的一種意識形態?是現代性的崛起對勞動的父權制性別分工的生存構成威脅的產物。對權力、資源和社會地位的壟斷?男人以前可以直接憑借自己的性別提出要求，現在則必須維護它?它有賴于表達一些不明確自然差異的、社會地建構起來的社會性別身份?！盵4](p65)而被傳統社會所認同的“女性氣質”則是聽話的、溫柔的與順從的。法拉赫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則是充滿著反叛精神，來與受到“男性氣質”所規訓的傳統的“女性氣質”抗衡，從女性自我的需求出發，追求女性自我主體的建構。當艾布拉發現她的丈夫與白種女人在意大利的海灘擁抱的照片時，她決定另找一個丈夫回擊男性的無理殘酷的出軌，艾布拉與特伏舉辦了一場同樣盛大的婚禮。雖然最后艾布拉選擇回到了第一任丈夫的身邊，但是她卻擁有了是否要拋棄出軌的男人的決定權，她重新回到他的身邊就像母親改造犯了錯誤的小孩。當家庭中爆發由外界環境引起的糾紛時，艾布拉擁有了直面挑戰的勇氣。艾布拉不再愚昧，并且她將控制著進程并維系與男人之間的關系。艾布拉在男性欲望中發現了女性主體性的欲望，并不在把自己當作是男性欲望的客體，她用性愛的解放與身體的反叛去回擊社會中男性與女性權力之間的不平等。書寫了索馬里傳統社會中的女性對自身認同的探求以及對性別平等的追尋。艾布拉展現了與傳統規范相違背的現代女性應該具有的叛逆精神，她的存在就是對傳統社會的反叛，“阿莎不必告訴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薄拔視嬖V她別來插手的，我會對我所作的一起負責?！盵5](p7)我們從中可以看出艾布拉的自我意識已經覺醒，她有一種強烈的背離傳統，主宰自己命運的訴求，但是，在城市中艾布拉并不能夠實現經濟的完全獨立，所以她必需去依附周圍的人，而獨立人格的完成需要擺脫對他人的依附，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也為艾布拉的命運籠罩上了悲劇性的色彩。

在這篇小說中，法拉赫用極富洞察力的寫作，講訴了艾布拉在性別上和政治上的覺醒過程。他對一個農村女性的描寫正是其引人注目之處，艾布拉雖是文盲但不失天真，能夠意識到自己在社會等級身處中低下地位，總是保持頭腦清醒。令我們感到意外的是，法拉赫作為年輕的男性穆斯林，竟能成功刻畫女性的形象。這部小說始終保持著法拉赫最成功、最具可讀性的小說之一的地位。雖然簡單直接的敘事方式并未表現出他在成熟時期作品典型的語言風格，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小說很好的傳達出女性是國家主義傳統的重要犧牲品的觀念。

三、展現家國命運的歷史敘事

法拉赫從小在索馬里的文化環境中成長，他的作品也一直在關注索馬里歷史和人民的苦難。他的這些作品中作品記錄了祖國的歷史，充滿了歷史敘事。這樣的歷史敘事在小說中不單單是作為故事背景而存在的，它是復雜和多角度的。摻雜著虛構與真實，民族記憶與民族身份。

法拉赫小說中的歷史敘事并不是簡單的作為一種故事背景而存在的，而是已經變成了民眾的集體記憶，與故事中人物的生活融為一體，他們面臨的每一次困境以及困境中的每次選擇都體現出豐富的歷史敘事，歷史完全與人物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歷史敘事絕不是一種客觀的還原歷史本身的過程，而是一種受文化影響的敘事話語。懷特指出“歷史作為‘過去’這個客體本身是不可再現的，人們只有通過想象的方式來使其再現于意識或話語之中，所以一切歷史再現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和虛構的成分?！盵6](p153)歷史敘事作為一種話語模式而存在，“它絕不是一個可以完全清晰地再現事件的中性媒介而總是受到特定社會文化傳統的制約。這樣采用敘事模式的歷史話語就具有文化功能和意義?！盵6](p153)在文學作品中帶有主體性色彩的歷史敘事卻能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民眾文化活動和心理變化，這樣的歷史敘事來源于民眾的集體記憶，而這種集體記憶又是了解這一民族、國家的絕佳途徑。

法拉赫生命之根在索馬里，在非洲，不慣流亡的生活如何變遷，但索馬里依舊是他掛念的地方以及創作的源泉，他的眾多作品都是對家國命運的書寫，“非洲獨裁變奏曲”關注的是非洲獨立后國家的政治狀況，“血紅的日頭三部曲”中，他將寫作的視角集中在國家身份、部落身份、以及民眾個體的身份認同，包括他最新的“回歸索馬里”三部曲，更是將關注點放在在索馬里的變化以及民眾的選擇上，這些作品沒有無疑都體現出歷史敘事的特點?！吨ヂ殛P門》中主人公是通過一位老人迪爾耶（Deeriye）對一生的回顧來展現索馬里的歷史，他可以說是國家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講述者。迪爾耶出生在1912年，正是在這一年索馬里德維什運動打敗了英國帝國主義，他代表著民族主義，他個人的生民歷史也暗指了國家的命運。[7](p196)迪爾耶反對意大利殖民統治而被政府監禁，在獄中老人沉思與回憶都漸漸將索馬里從1912年以來的歷史展示在讀者面前，通過這樣的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相結合的歷史敘事，思考了在歷史的長河中，個人選擇對家國前途的影響，探究是否在歷史流動的過程中人失去了主動選擇與改變歷史的能力。最終迪爾耶還是沒有逃過被拘留的命運，也暗示著索馬里這個國家仍然以某種方式被拘留。

除此之外《芝麻關門》中所呈現的歷史不僅活在迪爾耶的記憶當中，歷史敘事還以戲劇化的形式出現。通過制造懸念以及建立起迪爾耶與他兒子、孫子三代人之間的聯系，法拉赫在核心關注點“歷史的意義”上增加了人物人性的維度，使他們的生活充滿了緊張、夢想和情感。法拉赫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和空間限定在一間房子內的幾天，故事中的人物在沒有預示和指引的情況下一個接一個的消失。法拉赫借用人物充滿戲劇性的等待，來表達在直接參與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無價值與混亂。[7](p197)并且在迪爾耶與兒子的長期的辯論中也給出了對過去的歷史的評論。雖然歷史敘事并不是法拉赫小說寫作的重點，但對索馬里的歷史書寫卻是他作品的重要落腳點，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法拉赫小說中眾多的歷史敘事表現出他作為索馬里作家和非洲作家所肩負的使命。

結語

法拉赫作為體現多元文化的流亡作家，密切關注索馬里的文化、政治與歷史，他從女性視角描寫了索馬里傳統文化下女性的犧牲和悲劇，追尋著現代社會中女性身份的認同。他以童年時期在索馬里生活的經歷為寫作土壤，借用作品中的歷史敘事來書寫索馬里國家的歷史及命運。他從未停止自己對人性、身份、民族國家等這些問題的追尋。法拉赫作為非洲后殖民文學的代表作家，雖輾轉流散多地，但始終割舍不下對故土深沉的眷戀，以文人的赤子之心書寫索馬里的苦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