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虛構的界限重構
——《第四十三頁》的元敘事探賾

鄧 智 廖述務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湖南長沙 410081）

一

時代更迭拋給文人、思想家的不僅是宏大的歷史命題，抑或紛呈雜亂、暗流涌動的思想語束，更有歷史的斷裂和延續之語義。過往歷史決然不會就此沉尸海底，或者成為失去所指的歷史符號，從現代人的記憶里被抹去，上一時代的“遺產”仍然在斷裂中尋找延續之可能。這當然不是說現代歷史要背負沉重的枷鎖向前邁進，更有意義的價值探尋在于如何找到此種延續在現代語境中與之融合共生的途徑。韓少功歷來被認為具有自覺的政治哲學思維及訴求，而《第四十三頁》這一作品恰恰可以使我們感到其思想中對“融合”的復雜性思索。小說編織的奇異故事與其敘事話語層面的元敘事技巧相適應，不過，這一敘事方式對文本時空故事延展的作用，以及透過內容追逐作者創作意圖時，也非想當然的強調虛構性而使文本的元敘事純然成為作者炫技的手段，更無從引導讀者對內容含蘊深刻反思。敘事學界對虛構性的重提、研究為這一敘事方式的合理作用提供了恰切的思維視角，創造了從敘事形式對內容真實性的辯護，到內容之上的作者的社會反思合理存在的邏輯空間。

但對韓少功政治哲學理念的解讀，學界莫衷一是，類似《第四十三頁》這樣的文本傳達出的社會愿望，絕非“左”“右”的二元對立概念能夠全權包攬，以至于《山南水北》的詩情畫意被指責為“不夠左”。被稱作“左派”的韓少功倘若只是呼號毛時代的美好人性，則《第四十三頁》的理論思索狹隘、逼仄，“此類闡釋對于熟稔韓少功創作的人來說，顯然難以饜足?！盵1]而文本的元敘事形式更無法與內容自洽，顯得多余，難免流入“為形式而形式”的苛責。韓少功自然能夠認知到內容與形式相偕的基本文學理論，也因此元敘事形式與內容相表里的情況下，作者的創作意圖并不想當然的偏向“左”或者批判“右”。

二

小說開篇即將作者拋擲于文本時空之中，跳出“隱含作者”這一范疇約束，在敘述者和文本作者之間劃上等號，使文本的敘事話語呈現出元敘事色彩?！啊摇霈F是為了說明阿貝只是我的小說中的主人公。這就強調了小說的虛構性，解構了小說的真實性，提醒讀者關注作者的創作意圖?！盵2]不能說此論斷純然謬誤，然而，小說敘事的虛構性絕然不只作為現實的對立參照物存在，而把人物的非現實存在性等同于小說的虛構性。元敘事技法在表征文本的文類屬性（小說）時潛在地把故事劃分為虛構，其內涵與焦會生先生的論斷同質，即文本人物及其行動與現實無涉，更不與現實人物發生關系。由此意義看，正文確乎與“我”無甚聯系，“我”作為旁觀者敘述了阿貝的一切行為、思維，敘述聲音中也未出現“我”的價值判斷或道德言說。倘若元敘事形式將文本的內容推向虛構的場域中心，內容所含蘊的對歷史語義的反思和社會出路的思考則無法逃脫植根于文學游戲對真實性的解構這一邏輯詬病，換句話說，形式對內容真實性的解構何以導致讀者的嚴肅思考？論斷中“提醒讀者關注作者的創作意圖”一說邏輯上成了無根之木了。

舍費爾在對虛構性加以定義時添加了一個敘事學定義，“即在事實敘事中，作者與敘述者是同一個人，而在虛構敘事中，敘述者不同于作者?！盵3]作為一種文類，《第四十三頁》無疑是小說，元敘事的技法如若意在對文類屬性的再申，不免有疑問加身——讀者是否不知道自己在閱讀小說，或者，讀者無法足夠認識小說的虛構性？從舍費爾的敘事學定義視域考察文本，小說開篇將敘述者與作者劃上等號，此舉之意不在凸顯小說虛構性反倒試圖形構事實敘事，為阿貝的奇聞異見做一個真實性辯護。文本敘事中的所有語句都有其實在指稱（虛構性的語義定義）——對文本時空、現實時空而言俱是，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內容客觀性的佐證。開篇點明敘述者與作者為同一人是文本時空與現實時空的融合之努力，而作者的暫時退場（不參與文本時空的任何實質事務）為讀者近距離感觸文本時空讓出了位置。細讀文本我們知道阿貝發現《新時代》上的故事與自己的當下經歷有相當程度的吻合，但也有出入，故事里的主人公不像阿貝，42頁唱歌的盲老頭也不存在?！缎聲r代》的故事生存在現實世界，而阿貝則生活在文本時空，元敘事將作者、讀者拉入文本時空的同時也拒斥了現實時空的侵蝕，在文本中這一拒斥表現為“出入”，在附記一里尤甚。阿貝向“我”抱怨為什么瞎寫，故事里莫小婷明明活著，而且要“冒出這塊碑讓我找找找？”[4]（P63)“我”告訴阿貝作者有時候不能指揮筆下的人物。文本對“我”做了補充說明為本文作者，在附記的對話雙方中，作者作為其中一方與文本人物直接對話構成了文本內容，發生了實質性的存在行為，語句的指稱指向了事實存在——作者，元敘事進一步對文本的現實性作出證明。另外，《新時代》被作者放置在文本事件中，作為一個已經完成的故事與現在進行時態的文本時空對照，然而，處在現實時空的《新時代》被篡改了。作者有意以元敘事的形式參與文本時空的構建，對現實時空既定的故事加以修正，而對現在進行時態的筆下人物阿貝的行為與思想卻無法完全掌握，“我感興趣的是，你還是來了，比我想象的還激動。我對此有些奇怪?！盵4](P63)阿貝與作者處于同等對話的主體位置，并且對作者的敘述表示不滿，文本時空在倒向現實性一面時，現實時空的可修改與文本人物對《新時代》的主體性的價值判斷，則在虛構性的語用定義角度上表征了所謂現實時空的虛構性。而阿貝沖我大叫時的說法更是有利佐證，“你亂寫些什么？小說里那傻丫頭不是沒死嗎？”[4]阿貝的話更應闡釋為他的主體真實性宣言，《新時代》寫的才是小說，是故事，他們沒有發言權，被作者操控，或被“市場或者什么在暗中指揮”[4](P63)，阿貝對作者的控訴是對“現實”的不滿，而對“小說”抱以認同。文本的虛構性潛在地被放逐，真實性愈加強烈，相反，《新時代》故事的經驗世界則被質疑其真實存在性，“莫小婷”在現實時空里反而失去事實指稱。由此，虛構性作為修辭資源達成韓少功特定的審美目的，即對現實與虛構的界限重構，是文本元敘事技法的應有之意。

饒有趣味的是附記二里老婦人的腹誹，作為故事的人物之一對自身所處時空的既發事件表達了不滿，但卻是在“20多年后”，相較于《新時代》的短暫存留（文本中新時代最后丟失了），阿貝他們卻具有相當的時空延續性，更為隱秘地揭示了《新時代》的虛構，文本時空的真實。小說的元敘事形式既在作者意義上打破了文本時空與現實時空的隔絕，同時也賦予了小說人物與作者同等的主體地位表達不同意見，并對自身經歷予以思考。作者以此敘事話語層面上的努力對文本的虛構性和真實性（現實性）界限進行了塑新，而在此基礎上，對文本內容昭示的創作意圖之闡發才更具合理性。

三

元敘事并非只具形式意義而使文本徒留文學游戲的淺薄印象，其內涵當然指向對文本內容的價值形塑，正如周展安先生所說：“韓少功又是一個在理論上有興趣的作家，甚至被認為是‘小說家中的理論家’（莫言語）?！盵5]小說中阿貝前后的經歷有其歷史語義，更涵賦作者的深沉思索?！爸猩窖b”“短毛刷”“包著白頭巾和懷揣毛主席著作的老村長”無疑是毛澤東時代的象征，“可口可樂”“手機”“貝克漢姆”則指稱現代社會。兩個社會時期的斷裂和延續包孕在阿貝的一躍之中，阿貝知曉第四十三頁的災難時并不是毅然決然選擇跳車，他有過思考，“他相不相信那個結局？他怎樣才能擺脫那個結局？或者他是否應該讓女乘務也知道那個結局？”[4]（P63）韓少功不希望時代的列車就此走向毀滅徒剩一塊無人打理、無人祭奠的青石碑，至少他猶疑“女乘務員”彰顯的禮俗社會的美好道德應該被人銘記。最終阿貝躍回了充滿暗算、欺詐的現代社會，但他不愿意跟現代人同流合污否認那個時代的存在，他試圖尋找證據證明他經歷的一切，盡管歷經艱辛最后只找到一塊無人紀念似有似無的石碑。周展安先生將韓少功對一時代取舍的復雜性解釋為“將社會主義修正成資本主義內部合法的使用工具”，毛時代與現代社會始終是水火不容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存在，對“道德本位”的美好倫理關系予以繼承，揚棄社會局面的混亂是不夠堅決，不夠“左”。[5]韓少功政治哲學理念意義上的“復雜性”正是“左”“右”的決然對立之反思?！绊n少功致力于的既不是盧梭意義上的禮俗社會，也不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追捧的法理社會。它是兩者更高意義上的融匯?！盵1]

元敘事對文本的虛構性和現實性界限重構，張揚文本時空的真實同時對《新時代》的現實性予以一定程度的否定，阿貝的經歷之荒誕因而被放在嚴肅視野中重思其合理性及思想韻味。韓少功有意展現文本時空的真實，而把《新時代》作為參照著墨甚少，文本與《新時代》故事的出入有作者本人的政治哲學立場的考量。文本時空中兩個時代之間斷裂的力量遠大于延續，禮俗社會的代表人物莫小婷被后世遺忘，其存在的痕跡也被抹除，只有一個失去事實指稱作用的名字存留在一座爬滿青苔的石碑上。而《新時代》里莫小婷活著，禮俗社會單純延續，然而那一時代之人無從證明活著，他們是一堆紛雜又趨于同質的符號，所指被淹沒的符號，更無法獲具主體性而抗爭自己的命運。韓少功質疑這種單純延續禮俗社會的真實性，它們更像虛構的小說，莫小婷之流只能生存在作者精心構建的烏托邦里。對社會形態的復雜性認識，韓少功做的很謹慎，一方面在對文本時空中毛時代的可愛倫理贊美之同時，對現代社會的弊病也含沙射影，阿貝選擇回到現代社會，是“躍入黑暗”；但另一方面，禮俗社會是否應該單純延續？現代社會盡管黑暗，毛時代也不都是精華，阿貝最終躍入現代社會，對此，阿貝與作者并無爭執。附記中作者現身與阿貝直接對話，阿貝對作者“寫死”莫小婷頗有微詞，作者解釋道“小說畢竟不是生活，更管不住生活。有時候，作者拿她這樣的人也沒辦法?！盵4]63莫小婷雖然在“現實生活”里死了，但并非作者有意為之，作者也拿這樣的人沒辦法，阿貝在毛時代走這一遭，尋找到了禮俗社會存在的應有價值，而當莫小婷死后，他也決心追查到底要為莫小婷——禮俗社會的美好道德，爭取一個“名分”！作者對此稍覺意外，或許更心存感懷?！缎聲r代》里阿貝是江湖藝人，文本中阿貝是球星，正在收購文物的歸途，元敘事賦予文本真實性為阿貝的現代身份在經歷兩個時代之后做出的選擇，給予了社會思考的立場合法性。作為一個現代人，選擇銘記毛時代的美好道德，并為之存在奔走呼號，為其現代社會中的待遇表達不滿，兩個時代的延續在此種意義上得以發生，然而這種延續的力量極為有限，除了阿貝誰還來過石碑這兒，摘花？帶著白紗布？此外，文本真實性也賦予了細節更為強烈的人文意蘊。莫小婷雖然嘴上跟阿貝斗法，仍然本著道德上的關懷給他拉上窗簾，摔來毛毯，去鍋爐間烘干他的濕衣服；醫院里的女領導貌似要眾人“獻愛心”減除阿貝的醫藥費，眾人卻不情不愿；更為曖昧的是附記二中老婦人對作者污損醫院名譽之行為要提出法律訴訟，對此，作者不置可否，不作任何正面回應。老婦人對文本時空的既發事件發表意見是其主體存在合法性之證明，然而老婦人的目光最終落在股票版上，尋求法理制裁而非道德理解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追捧的，作者在此政治立場上態度晦暗不明。韓少功的政治哲學既非“左”的禮俗社會單純延續，也非“右”的熱情擁抱法理社會，“在他看來，人類社會也許永遠是帶病運轉，動態平衡，有限浮動?！盵1]現代社會的弊病需要以道德社會的美好品質來平衡，老婦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阿貝也有，但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需要阿貝這樣的人對毛時代的批判性繼承，法理與道德的融合才會使得歷史的延續和進步有跡可循。

韓少功文本中自覺的政治哲學思考不獨承載于內容的、細節的精心編排，不只順著人物經歷去捕捉創作意圖，內容與形式是相適應、融匯的。元敘事形式對文本虛構性、真實性的界限重構賦予了內容的合法地位，在此意義上，內容背后的真實訴求得以形塑而不至被虛構性解構，掉入刻意為之的文學嬉戲之深淵。社會運行的復雜性生存在真實的文本時空中更能引導讀者對自身所處現實的反思，復雜性本身也更具思考的價值。

敘事虛構性在敘事學界的重提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一方面對此前簡單等同于與現實經驗對立的理論范疇做了進一步厘清，不但看到了虛構文類如小說、戲劇的虛構性，同樣看到了非虛構作品中的虛構性，其標準不再是現實經驗，而是語義指稱，句法結構和語用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在敘事話語層面對虛構性的修辭意義予以重視，將其視為修辭資源來表達作者的特定目的（審美的和思想的）。因此，元敘事技法對小說的虛構性、真實性的界限重構賦予了《第四十三頁》內容真實性的合法地位，由此引發的作者創作意圖的索解在邏輯上更加堅定其立場，不至于壓垮薄弱的虛構性“邏輯地基”。韓少功于元敘事之上賦予的政治哲學思索，在附記及文本細節處構建了社會復雜性的理論框架，小說文本與《新時代》故事的互文、出入，最終引向這一復雜性的內涵：作者尋求的非“左”非“右”是禮俗與法理的更高層次的融合，是歷史的批判性延續，社會或許始終“帶病運轉”，要尋求解藥，在當代歷史語境下實屬難事，過往歷史也絕非一無是處，反而有補益后世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