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如何驅動社會創業
——基于效率驅動型國家的QCA研究

楊 英，李 巖，張秀娥，曲國麗，孫冰悅

(1.東北電力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吉林 吉林 132012；2.吉林大學 商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0 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日新月異。但與此同時，也存在著諸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如何創建和諧社會，達成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2015-2030年)，實現經濟、社會、環境三者的平衡統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精準扶貧，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面實現脫貧。實現以上目標，僅靠政府力量是不夠的，必須動員全社會力量，加大社會創新和社會創業，才能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

社會創業概念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提出，但是直到近年才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前沿。社會創業的出現始于政府、市場和公益部門的“三重失靈”，社會企業家尋求的正是那些未獲得商業企業關注，也未被傳統政府和公益組織關注的創業機會[1]。社會企業是典型的混合型組織[2]，具有創造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雙重使命[3]?，F有的社會創業研究主要基于公共管理、社會學和創業學3種視角展開[4]，并日益成為一種社會、經濟和文化現象[5]。

社會創業以實現社會價值為首要目標，同時，倡導采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具有“自我造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那些被政府、市場和公益部門所忽略或無法充分解決的社會問題，主要涉及環境保護、健康、教育以及失業貧困人群等問題[6-7]，從而促進社會變革與包容性增長。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國首創格萊珉銀行小額信貸服務，幫助鄉村貧困人口獲得了通過傳統銀行無法提供的貸款，就是社會創業的一個最好例證。

盡管學者們已經認識到社會創業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的重要性[8]，但是現有文獻多從社會創業者特質和社會創業過程進行研究，缺少對制度前因的分析[9]，尤其缺少對國家層面的比較。據《全球創業觀察》顯示，不同國家社會創業活躍度差距較大。為什么有些國家社會創業活躍，而另一些國家比較缺乏？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制度是影響社會創業活動的重要因素。制度不僅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那么，不同國家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通過怎樣的組合路徑影響社會創業活動？這些都需要從理論上給予回答。因此，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論，圍繞“社會創業活動受何種制度要素聯動驅動”這一核心問題，運用QCA方法，系統分析影響社會創業活動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因素，構建社會創業活動驅動機制模型，揭示社會創業活動的不同驅動路徑，為更好地開展社會創業實踐活動提供理論依據。

1 文獻綜述與模型構建

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North[10]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正式制度是指成文的法律、法規、規則及合約，非正式制度是指不成文的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風俗習慣和行為準則；Scott[11]則將制度劃分為規制、規范和認知3個維度，其中，規制屬于正式制度，規范和認知屬于非正式制度；North[12]指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并強調非正式制度中信仰體系、社會規范及認知的重要性。根據制度理論，人類行為是由制度提供的約束、激勵和資源共同塑造的[13]，因此制度會對人類創業行為產生重大影響。

關于制度對社會創業影響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大類。一類研究關注正式制度的作用，并存在兩種相互沖突的觀點。制度缺失觀認為，不積極的政府政策會引致較高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創業[8,14]。制度支持觀認為，積極的政府政策會提高社會創業[15-16]。另一類研究除了關注正式制度外，也關注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如Gartner[17]認為新企業的創建受多種環境要素影響，包括政府政策、資金可得性、人們的態度、外部支持等；Welter[18]指出，影響創業活動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和經濟系統，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社會態度與規范等；Hoogendoorn[6]通過多元回歸分析發現，正式制度因素與文化價值觀均對社會創業活動有顯著影響；Littlewood & Holt[19]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南非6家社會企業為研究對象，識別了影響社會創業的制度因素，具體包括政府政策、創業教育、社會精神、資金來源等多個方面。

通過以上文獻回顧，可以發現，Scott對制度的三維度劃分最為經典，其他學者尚未對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類型進行細致的劃分，研究變量也不統一，基本上圍繞研究目的選擇變量。本文考慮到社會創業的獨特性，以Scott的制度劃分為基礎，并借鑒Welter、Hoogendoorn 、Littlewood和Holt等學者的研究，選擇對社會創業活動有重要影響的5個前因變量，以更細致地揭示不同要素間的組合效應，即用政府政策和金融支持代表正式制度，用文化價值觀、社會規范和創業教育代表非正式制度，構建社會創業活動驅動機制模型，如圖1所示。

1.1 正式制度

1.1.1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包括對創業項目的支持力度、稅收規定、創業政策執行等[20]。Urbano等[21]通過對近25年制度與創業文獻的梳理，指出政府規定的產權制度、合約、程序、規則都會對創業行為產生影響。很多學者都指出政府支持政策對發展社會創業至關重要，如減免稅收、提供公共志愿項目等[12,22]。Hoogendoorn[6]指出，法律監管質量、政府行政部門的約束力與社會創業呈正相關關系。當感知到政府的政策法規對社會創業活動有利時，如審批程序簡化、稅務負擔較輕，就會有更多的人參與到社會創業活動。

1.1.2 金融支持

創業者通常面臨資金約束，僅靠個體財富或依賴社會關系獲得的資金常常無法滿足需求，而外部融資渠道通常面臨信息不對稱和合法性困境[23]。Santos[24]研究發現，獲得政府金融支持后，社會企業規模迅速擴大。一旦社會企業家獲得金融支持，如獲得政府補貼、福利資助、環境保護基金、綠色采購憑單，或者從其它機構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就可能促進社會創業[22]。Bento等[25]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當不易從傳統融資方式獲得資金支持時，眾籌方式支持了企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幫助女性提高了成功機會。由此可見，融資難易程度決定了企業潛在市場規模，是影響個體社會創業活動的主要因素。

1.2 非正式制度

1.2.1 文化價值觀

文化價值觀被認為是指導與解釋態度、規范以及行為的根深蒂固、抽象的動機[26]，會廣泛影響人們的創業選擇與創業行為[27-28]。例如，在烏茲別克斯坦，后蘇聯時期的社會傳統和伊斯蘭價值觀會限制女性成為創業者[19]。在文化價值觀研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美國密歇根大學英格爾哈特教授[29]提出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他指出不同國家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存在差異。Hechavarría[30]通過對47個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在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水平較高的國家，女性更可能進行與環保有關的創業。也有學者指出，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強調生活質量、環境保護應優于經濟增長，因此與社會創業正相關[6,12]。

1.2.2 社會規范

社會規范是指一個群體共同遵守的不成文規則[31]。有學者指出，社會規范會顯著影響有環境責任的新企業創建率，特別是環境責任消費規范越嚴格的地區，環境導向下的創業水平就越高[32]。社會規范雖然具有非強制性，但它通過內化為個人意識，從而影響個體行為。鄭馨等[33]通過對62個國家5年創業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社會規范對創業活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影響程度甚至超過某些正式制度因素。如果社會支持、尊重創業，并將創業視為理想的職業選擇，將有助于提升創業者的自我效能感，從而激發創業活躍度[34]。由此可見，獲得人們認可和社會尊重是促進社會創業活動的重要因素。

圖1 社會創業活動驅動機制模型

1.2.3 創業教育

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指出，創業并不神秘，它像其它學科一樣，是可以學習的；Kuratko[35]總結了創業教育內容，具體包括創業戰略、創業融資、創業風險、創業精神、創業倫理等；Solomon等[36]指出，高校作為知識生產者，在社會創業教育中承擔重要角色，能夠幫助學生了解企業創建過程中所需的商業知識和社會知識；Bozhikin 等[22]也指出，創業教育通過為社會創業者提供戰略管理知識，如SWOT分析、愿景陳述、社會影響力報表等，為其管理過程提供支持。多項實證研究也發現，情境式創業教育會對學生創業意愿產生顯著正向影響[37-38]，而擁有一定程度的創業意愿是個體實施創業行為的前提條件[39]。創業教育可以提升個體創業態度或能力，促進創業者形成創業導向，進而有利于機會開發[40]，更好地推動創業活動開展。Pache & Chowdhury[41]強調，社會創業教育除了使學生獲得所需知識和技能外，還應使他們理解多元制度邏輯，即社會福利邏輯、商業邏輯和公共部門邏輯，從而更好地促進社會創業。

2 研究方法

QCA方法是由社會學家拉金于1987年首創的，是一種基于布爾代數原理的集合分析方法。該方法從整體視角，對多個案例樣本的前因條件進行探究，分析導致結果變量發生的不同前因條件組合，并關注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42]。本文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從組態視角分析影響社會創業活躍度的不同因果路徑組合。

選擇該方法主要基于兩個原因：①現有對社會創業的研究多采用常規統計分析方法，聚焦于單個變量的凈效應，缺乏從組合視角研究多重并發的復雜因果關系；②QCA方法可以快速檢驗研究者的猜想，即使沒有預先的理論或模型，也可以使用QCA進行研究，最后檢驗猜想被數據證實或證偽[43]。

在應用fsQCA方法時，需按照以下步驟開展研究：①案例和條件選擇。根據研究問題，尋找理論依據，確定結果變量和條件變量，進行案例選擇，案例選擇中遵循“案例總體的充分同質性和案例總體內的最大異質性”原則[42]；②結果和條件校準。對每個案例樣本數據進行整理分析，選擇錨點并對變量進行校準；③條件的必要性分析。這是進行組態分析前必需的一個步驟，用以檢驗單個條件的必要性；④構建真值表。在fsQCA軟件中進行模糊集分析，得出導致結果的幾條路徑。

3 QCA分析

3.1 數據收集

本研究所用數據來源于全球創業觀察(GEM)2013-2015年數據庫、2015年社會創業報告和世界價值觀調查(WVS)。GEM是由美國百森商學院和英國倫敦商學院聯合發起的國際創業研究項目，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創業數據庫。GEM2015年社會創業報告調查了58個經濟體的167 793名個體，以獲得不同國家的社會創業研究數據。WVS是一項旨在研究公眾價值取向的全球性調查，目前參與調查的國家有100多個，覆蓋了全球90%左右的人口。WVS從1981年開始展開調查，已持續37年并編制了6次調查數據，內容包括民主化、性別平等、群體包容性和環保態度等人們比較關注的價值觀問題，數據全面準確，被學者們廣泛采用。

案例及時間選擇基于以下原因：①案例總體具有充分同質性。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可以將國家分為要素驅動型、效率驅動型和創新驅動型。為使研究結論對我國有借鑒意義，本文選取包括中國在內的27個效率驅動型國家作為案例樣本；②案例間具有最大異質性。根據QCA分析原則，案例中既包含社會創業活躍度高的國家，也包含社會創業活躍度低的國家，有利于得到不同組合路徑；③研究問題的時效性與因果性。通過對歷年GEM報告的數據整理，發現社會創業調查只有2009年和2015年兩年，因此選擇2015年的社會創業數據作為結果變量，各前因變量數據選擇2013-2015年的均值，各樣本數據可獲得性與完備性較高。

對案例樣本進行如下篩選：①巴拿馬和巴巴多斯的文化價值觀數據缺失，予以剔除；②黎巴嫩的社會規范變量缺失，予以剔除；③克羅地亞數據異常，予以剔除。最終納入fsQCA分析的樣本案例是23個，如表1所示。fsQCA方法既適合案例數在10或15個以下的小樣本案例，也適合10或15～50個的中等樣本案例，還適合100個以上的大樣本案例(杜運周、賈良定，2017)。因此，23個樣本案例適用于fsQCA方法進行分析。

3.2 變量選擇及描述性統計分析

根據 GEM數據庫、研究報告和WVS調查，對以下變量進行界定。其中，社會創業活動、社會規范和文化價值觀采用人群比例測量，政府政策、融資支持、創業教育采用專家打分值測量。數字越小，表示越不足，數字越大表示越充分。各變量數值取二級指標均值，具體見表2。研究變量原始數據見表3，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4。

表1 研究案例基本情況

表2 變量選擇與賦值

表3 案例樣本原始數據

表4 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3.3 變量校準

校準就是把變量轉化為集合，給案例賦予集合隸屬分數的過程[43]，這一步是fsQCA方法的關鍵。首先，根據標準找出3個校準錨點，即完全隸屬、完全不隸屬以及交叉點，使用這些錨點建立變量得分與模糊集隸屬間的關系[44]。本文參考Fiss(2011)的研究，把5個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為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完全隸屬、完全不隸屬、交叉點3個錨點分別設置為樣本數據的上四分位數、下四分位數和上下四分位數的平均值，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校準規則與之相反，即取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非集[45]。各變量校準錨點如表5所示。然后，在fsQCA軟件中將這些數據都轉換成0～1的模糊集隸屬分數。

3.4 實證分析

3.4.1 必要條件分析

在分析模糊集真值表程序前，需要檢查必要條件。必要條件是導致結果發生而必須存在的條件，當必要性檢驗值大于0.9時，即為必要條件[46]。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必要條件檢驗結果見表6。通過表6可知，影響高或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單項前因條件都沒有通過必要性檢驗，即必要性值都小于0.9，說明各單項前因條件對結果的解釋力不足。因此，需要對以上前因條件進行組態分析，研究導致高或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不同路徑。

3.4.2 組態分析

通過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得到三類解：復雜解、中間解和簡約解。一般而言，中間解優于其它兩種解[46]。根據中間解和簡約解區分組態核心條件與邊緣條件，核心條件是對結果產生重要影響的條件，邊緣條件是對結果起輔助作用的條件。如果一個前因條件同時出現在簡約解和中間解里，就是核心條件，如果只出現在中間解里，就是邊緣條件[42]。

通過組態分析，發現產生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路徑有兩條，一致性指標分別為0.851和0.915，說明這兩個組態都是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充分條件。模型解的覆蓋度為0.279，說明2個組態解釋了27.9%的高社會創業活躍度原因。產生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路徑有5條，覆蓋絕大部分案例的5個組態不僅構成了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充分條件，而且解釋了約53.3%的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原因。具體結果見表7。

相關符號說明如下：參考Fiss(2011)的表述方式，用●表示條件變量出現，用?表示條件變量不出現。其中，大圈表示核心條件，小圈表示邊緣條件，空白表示條件變量無關緊要。

表5 各變量校準錨點

表6 社會創業活躍度必要性檢驗

(1)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驅動機制分析。

H1：政策-規范-價值觀型(GP*SN*CV*～FS*～EE)，此路徑表明當政府創業政策完善、社會尊重并認可創業、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強烈時，即使缺少金融支持及良好的創業教育，也會激發人們從事社會創業活動。相互依存理論認為，一個政策完備、積極作為的政府有助于促進社會創業[47]。此組態的典型案例是智利。根據2017年全球創業指數報告，在全球137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業環境中，智利成為拉美地區唯一進入前20名的國家。為什么僅有1 800萬人口的智利能夠領跑拉美？這得益于政府的政策。2010年智利政府主導了“Start-Up Chile”創業孵化平臺，通過提供創業培訓、創新創業者交流、資金扶持、簡化辦理簽證手續以吸引外國創業者、扶植創業創新文化等，營造了鼓勵創業的氛圍，改變了人們的觀念。在管理制度上，政府強調簡化公司注冊程序，降低破產成本來促進創業。在這種有利的政策環境下，人們尊重并認可創業，加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具有強烈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因而促進了社會創業。

表7 產生高與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組態

H2：規范-價值觀-教育型(SN*CV*EE*～GP*～FS)，此路徑表明非正式制度在社會創業中具有重要作用，即使正式制度不完善，但如果非正式制度完善，依然能產生較高的社會創業活躍度。根據計劃行為理論，個體行為受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的綜合影響。愿景理論也指出，個體成為社會企業家的一種可能路徑是，個人有實施變革的愿望，并有相應的價值觀和信仰，才會激發其社會創業行為[48]。也有研究證明，教育水平提高會促進個體選擇社會創業并且高文化價值觀對社會創業有促進作用[49]。此組態的典型案例是秘魯。值得一提的是，在GEM2015年報告中，秘魯是58個經濟體中初創期SEA最高的國家。據報道，秘魯有扎實的經濟基礎、高素質的人才和較強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秘魯創業教育比較完善，如圣伊格納西奧·德·羅約拉大學的教育哲學是“以人為本”，教育活動分為3個相輔相成的部分——創業教育、創業研究和創業進修,良好的非正式制度彌補了正式制度的不足。

通過比較兩個路徑的覆蓋度指數，發現H2高于H1，即多數國家是通過第二條路徑促進社會創業活動的。兩條路徑中均出現了社會規范和文化價值觀，說明在社會創業活動中，人們的觀念更為重要，非正式制度對社會創業活動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正式制度。同時發現，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相互替代效果，如政府政策與創業教育間的相互替代性。

(2)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驅動機制分析。

NH1：分為NH1a(GP*～CV*～SN*EE)和NH1b(～FS*～CV*～SN*EE)兩條路徑，表明一個國家即使創業教育完備，但是只要社會規范和文化價值觀缺失，無論正式制度是否激勵社會創業，人們都難以從事社會創業活動。NH1a的代表案例有墨西哥,NH1b的代表案例有馬其頓。NH2：～SN*GP*FS，此路徑表明如果社會規范缺失，即使正式制度支持創業，如有良好的創業政策和資金支持，社會創業活動也會受到抑制。代表案例包括馬來西亞、拉脫維亞、波蘭和摩洛哥。NH3：～GP*～FS*～SN*EE，此路徑表明即使創業教育體系完善，但當正式制度缺失，而且創業不是受認可和尊重的職業選擇時，會存在較低的社會創業活動，代表案例是阿根廷。NH4：～GP*FS*～CV*SN*～EE，此路徑表明當缺少政府政策和創業教育支持、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較低時，即使融資環境較好，創業者受到人們的尊重，也會抑制社會創業活動。代表案例是突尼斯。

通過比較NH1a、NH1b、NH2、NH3、NH45種路徑的覆蓋度，發現NH2路徑的覆蓋率最大，解釋的案例數最多，是抑制社會創業的主要路徑。對比5種抑制社會創業活躍度的路徑，發現只要缺乏社會規范就可能產生低的社會創業活躍度。這表明一個國家想要激活社會創業，首先，要改變人們的觀念，提升人們對于社會創業重要性的認知，讓人們認識到創業不僅要關注經濟利益，更要關注社會利益，謀求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其次，要營造尊重社會創業者的氛圍，使社會創業者成為人人羨慕的職業。

對比7條路徑可以發現，提升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兩條路徑和抑制社會創業活躍度的5條路徑是非對稱性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不同組合會帶來多種結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政策與社會創業活動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但較高的后物質主義文化價值觀和社會規范的組合會促進社會創業，而社會規范或政府政策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社會創業。

3.5 穩健性檢驗

穩健性檢驗包括調整校準閾值、改變案例頻數、變動一致性閾值、補充或剔除案例等多種方法[43]。本研究采用變動一致性閾值的方法(從0.8調整到0.85)重新處理了樣本數據。結果顯示，高社會創業活躍度路徑與原結果子集完全相同，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路徑與原結果基本相同且有清晰的子集關系，解的一致性分別為0.93和0.91，均大于0.8，因此結論可信。另外，根據Schneider & Wagemann[50]提出的QCA 結果穩健性的兩個判斷標準(不同組態的集合關系狀態和不同組態的擬合參數差異)，可以發現，本研究結果是穩健的。

4 結論與展望

4.1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3個效率驅動型國家為樣本，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個層面，識別出5個前因變量，研究了不同變量組合影響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多重并發因素和復雜因果機制,得出以下研究結論及啟示：

(1)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驅動路徑分為兩條，即政策-規范-價值觀型和規范-價值觀-教育型。兩條路徑中均包含社會規范與文化價值觀，說明非正式制度在影響人們創業選擇與行為時十分重要，影響程度甚至超過了正式制度。這啟示要重視非正式制度在社會創業中的作用，尤其當政府的激勵政策和金融支持不足時，更應該重視與提高社會創業者地位，營造尊重社會創業的氛圍，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提倡親社會動機的企業家精神。如阿根廷、厄瓜多爾、拉脫維亞、烏拉圭、摩洛哥等可以通過加強社會規范，印度尼西亞、羅馬尼亞、泰國、南非等通過改變文化價值觀驅動社會創業。

(2)對驅動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兩條路徑進行對比，可以發現，當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較強烈和社會規范較嚴格時，政府政策與創業教育間存在替代作用。這啟示不同國家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選擇激活社會創業活躍度的方法。例如巴西既可以通過制定完備的政府政策，也可以通過加強創業教育促進社會創業。

(3)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驅動路徑分為5條，且與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驅動路徑存在非對稱性關系。這啟示在制定政策時,要摒棄非此即彼的簡單線性思維,從組態視角識別出驅動或抑制社會創業活動的多重路徑。從我國調查樣本看，社會創業活躍度較高，但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態，具有較大提升空間——國家大力扶持創新創業，制定了很多有利政策，創業觀念深入人心，創業氛圍比較濃厚。但從數據中發現，我國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指數較低，創業教育仍需加強，這可能是造成我國社會創業不夠理想的主要因素。因此對我國來講，通過教育、宣傳等多種方式提高人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度，改變人們的文化價值觀是驅動社會創業的有效路徑。

4.2 理論貢獻

(1)基于North(1990)的制度理論，參考Scott(2001)和Welter(2011)的研究，深入剖析了兩種制度要素間的協同聯動機制，發現影響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因素并非某一要素，而是不同要素的組合，豐富了制度與社會創業關系的研究。

(2)不僅發現社會規范與文化價值觀在驅動社會創業中的聯動作用，而且發現正式制度(政府政策)與非正式制度(創業教育)之間具有替代和互補作用。

(3)運用fsQCA方法，發現社會創業的驅動機制存在因果關系的非對稱性,能更好地解釋國家間社會創業活動的差異，對探索復雜的社會創業現象提供了理論指導。

4.3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不足，可以在未來研究中進一步完善。

(1)缺少對于具體情境的考察。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社會企業面臨組織形式合法性與組織性質混合性的雙重挑戰，缺少對社會企業的支持政策[51]。本研究對各要素的測量過于籠統，如政府政策，可以將其細分，探討某一情境下不同政策對社會創業活動的作用效果。

(2)本研究從宏觀制度層面考察了其對社會創業活動的影響，沒有考慮個體心理因素的影響，可能遺失某些重要變量，未來研究可進一步補充完善。

(3)二手數據具有公開、收集方便等特點，但也有深入不足等問題。本研究未能對案例進行更詳細的剖析，尤其未深入分析產生非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原因，后續研究可進一步探究。

(4)GEM只收集了2009年和2015年的社會創業數據,收集年份較少且不連續,本研究采用了2015年數據，未來隨著調查年限和數據的增加,可以采用TQCA或TSQCA方法，將時間因素納入因果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