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務工經歷與農民返鄉創業:效應識別及機制分析

王 倩,田相輝

(青島農業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青島266109)

發展農村經濟是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振興鄉村的主要途徑。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脫貧的過程中,鼓勵農民返鄉創業是尤為重要的一條政策。其可以為農村地區提供更好的技術和經驗以及更優質的勞動力,營造創新創業的氛圍,從而帶動鄉村經濟快速發展,并推動創新型社會的形成。

2008年金融危機,大批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面臨失業,為了穩定當時的就業形勢,降低失業率,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引導和支持返鄉農民工創業,外出務工農民的返鄉創業率顯著增加。2015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提出要降低返鄉創業門檻、完善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公共服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政策的出臺更是為農民返鄉創業創造了技術、融資等條件,使外出務工農民的返鄉創業率進一步增加。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出要進一步鼓勵進城務工的農民返鄉就業創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在此背景下,研究外出務工和農民的自主創業行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僅有助于解釋外出務工對農民創業的影響,還將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方針提供有益參考。鑒于此,基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和異質性干預模型等方法,深入探究外出務工與農民返鄉創業之間的內在聯系。

一、文獻綜述

目前對創業影響因素的研究已經很成熟,主要包括個體本身因素和外界環境因素。個體本身的因素主要有創業者社會資本的積累[1－3]、物質資本的積累[4－5]、人力資本的積累[6]、工作經歷[7]、風險偏好程度[8]、社會保障程度[9]以及金融素養[10－11]等。而環境因素涉及的比較廣闊,如宏觀層面的制度環境、社會環境,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等[12－14]。

本文主要探討外出務工對農民自主創業的影響,在文獻研究方面,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沒有取得一致結論。一方面的研究認為外出務工經歷會使農民獲得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促進技術的改進和傳播,同時促進農民自主創業[15－17]。外出務工經歷還可以使農民的素質普遍提高,帶動城鎮經濟發展[18];可以使農民自身儲蓄和人力資本增加,為農戶創業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19－21];此外還能拓展他們的社會網絡關系,降低融資成本以及增加客戶資源[22],這些都是對農民返鄉創業十分重要的因素。殷江濱則認為,回流的勞動力并不是經濟上的“失敗者”,而是增加了自身的資源,提高了自主創業的能力,促進家鄉經濟多元化發展[23]。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認為外出務工雖然能增加農民的人力資本,但卻會損害其在家鄉的社會資本[24]。

綜上所述,盡管有不少學者對外出經歷與農民自主創業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但外出務工與農民自主創業之間的內在聯系和作用機制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特別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進一步厘清。鑒于此,本文基于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微觀調查數據,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CLDS),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異質性干預模型(HTE)實證檢驗外出務工經歷與農民自主創業之間的關系。同時,運用中介效應模型,進一步分析外出務工與農民創業之間的作用機制。

二、模型構建、變量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一)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1．模型構建

本文主要探討外出務工對返鄉農民自主創業的影響,而國內學者在實證分析農民外出務工與返鄉創業之間的關系時,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沒有較好地控制內生性和樣本選擇誤差。換言之,教育水平越高,專業技能越強的農民可能更傾向于創業,如果不控制好內生性,可能會高估了外出務工對農民創業的影響。為了降低個體自身差異,較好地控制內生性和樣本選擇偏差,文本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異質性干預模型(Heter ogeneous Treat ment Effect Model,HTE)等方法來進行分析。

傾向得分匹配的主要思路是將處理組和控制組的特征變量相同或相似的樣本進行一對一或一對多匹配,并以此為依據,以觀察實驗產生的效應。具體的思路是將樣本特征變量運用一定的方法轉換成一個指標,即傾向得分值(PS)。本文參照Dehejia和Wahba估計傾向得分值的方法[25],即:

其中,Xi表示一系列影響農民外出務工的特征變量,β為對應的系數向量,D為0－1變量,“1”表示農民外出務工,將其定義為處理組;“0”表示農民沒有外出務工,將其定義為控制組。然后依據傾向得分值的大小將相同或者相似的處理組和控制組進行配對,從而得到更可靠和準確的處理效應。之后,運用n＝1的最近鄰匹配,在經過共同支撐假設和平行性假設檢驗之后,分析平均處理效應(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并用r＝0.001的半徑匹配和核匹配兩種匹配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

異質性干預模型的原理是進一步降低處理組中個體本身差異,進一步證實前文得到的處理效應。具體做法是將獲得的傾向值分段分層,使各層內部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差別僅存在于事實上是否有外出務工經歷。之后,再根據得到的傾向值分層,以傾向分數分層作為自變量,外出務工對創業的影響效應作為因變量,回歸估計不同傾向性群體(不同分層)之間外出務工對農民返鄉創業的影響效應。

2．數據來源

2016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是本論文的數據來源,該數據主要以城市和村居的勞動力為調查對象,地區覆蓋面廣,問卷的內容也十分廣泛,包括勞動力個體、家庭和村居三個層次的橫截面數據,并通過定期追蹤的方式不斷收集和完善數據。該問卷參與人數眾多,數據量龐大,可為以實證為導向的論文研究提供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數據。本文使用了個體、家庭和村居三個層次的調查數據,調查內容包括個體的教育、工作狀況、創業情況、社會參與與支持和健康狀況等問題,及個體所在家庭的成員信息、家庭經濟、生產、人口流動和個體所在村居的土地與經濟、基層組織、社區環境、安全等眾多主題。

為了使數據更加合理有效,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樣本進行處理:(1)因研究的對象是返鄉農民,按照戶口性質,只保留了農村戶口,剔除了非農戶口。(2)根據農民目前工作狀態,只保留有工作即從事有收入活動的樣本,剔除無工作的樣本。(3)剔除關鍵變量(外出務工等)存在缺失的樣本。(4)傾向得分匹配時,將相應匹配變量的缺失值進行了剔除,最終有效樣本數為3970個。

(二)變量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在CLDS問卷中,根據“當前的工作單位屬于哪一種”這一問題,將其職業類型分為四種,分別為務農、雇員、雇主和自雇。之后,根據職業類型,構造一個二值虛擬變量,以確定農民是否從事創業活動。具體地,若受訪者職業類型為雇主和自雇,則視該農民為自主創業,并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其次,僅使用年齡在18～65歲的勞動力樣本,將其他年齡的樣本剔除。樣本共包含了3970個個體,其中創業者413人,所占比重為10.4%。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外出務工經歷。CLDS調查中,受訪者被詢問了“請問您是否有外出務工(跨縣流動半年以上)經歷”。根據這一問題的回答,來定義外出務工經歷變量。具體地,當回答為“是”時,視之有過外出務工經歷,將變量設置為1;否則,將變量設置為0。

除此之外,考慮到影響農民創業的一系列因素,本文分別從個體、家庭、村居三個層面選取了控制變量。其中,個體層面的變量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個體收入、個體受教育程度、父母受教育程度、專業技能、宗教信仰等;家庭層面的變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口規模和家庭收入等;村級層面的變量主要包括村莊人口規模、人均收入水平、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比例、村人均播種面積等。其中,將父母受教育程度分別設置為虛擬變量,父親或母親的最高學歷是高中或以上設置為1,否則設置為0[1]。個體受教育程度依據所獲學歷分為7個等級,未上過學＝1,小學/私塾＝2,初中＝3,中專、技校、高中、職高＝4,大專＝5,本科＝6,碩士及以上學歷＝7[26]。個體健康狀況分為5個等級,非常健康＝1;健康＝2;一般＝3;比較不健康＝4;非常不健康＝5。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傾向得分匹配

1．外出務工的傾向值

傾向得分匹配的首要步驟就是估計傾向得分值,該值將樣本農民的不同特征變量轉換成一個數值,使多元匹配成為可能。首先初步設定匹配變量,將個體受教育程度(7個等級)和健康狀況(5個層次)設定為虛擬變量,將所有影響農民外出務工的因素進行Logit回歸,為了確保Logit回歸的有效性,再通過逐步回歸法取出顯著的變量進行匹配。顯著的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個體受教育程度(包括小學、初中和高中等)以及家庭成員數量。表2列出了前述變量的統計情況。

結果顯示農民外出務工傾向與農民的性別、個體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人口規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與農民年齡呈顯著的負向關系。Logit模型逐步回歸結果顯現在表2中。

2．樣本匹配效果

通過PSM對變量的平衡性檢驗(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各相關特征之間的差異已不顯著,這表明經過匹配后,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已沒有統計差別,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表2 預測傾向值的Logistic回歸結果

表3 傾向得分匹配前后相關變量平衡性檢驗

(1)匹配后[%bias]基本上都小于8%,偏差很小,表明平衡性檢驗效果較好;

(2)匹配后[t-test]結果中,P值都大于0.1,|t|值都小于1.65,表明Treat-Contr ol組的差異不顯著,表明平衡性假設得到滿足;

(3)最后的[LR]檢驗表明,匹配后已經無法根據相關特征變量的特征區分外出務工與否了,可決系數R2＝0.004,模型擬合程度與預期效果相同,從整體上表明平衡性假設得到滿足。

匹配前后傾向得分的核密度函數見圖1。由圖1可知,匹配前外出務工的農民和未外出務工的農民核密度函數差異明顯,若直接這樣做回歸等檢驗,結果一定會有偏誤。匹配之后,可明顯看出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各相關特征已非常相似,表現為兩核密度函數圖幾近重合,達到了預想的匹配效果。在此基礎上比較農民外出務工和未外出務工對創業行為的影響,結果會更加真實、準確。

圖1 匹配前(左圖)與匹配后(右圖)核密度函數圖

3．平均處理效應分析

本文使用最近鄰匹配方法,對外出務工與農民返鄉創業之間的關系進行平均處理效應(ATT)分析。從PSM的估計結果來看(表4),無論在匹配前后,外出務工對農民返鄉創業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匹配之后外出務工的返鄉農民的創業率在5%的水平上比非外出務工的農民高4.6%,這充分證明了外出務工經歷可以促進農民返鄉創業。

表4 平均處理效應結果(最近鄰匹配)

(二)異質性干預模型

前文傾向得分匹配主要是為了探討農民的外出務工經歷能否促進其返鄉自主創業,比較的是同等條件下外出務工農民和非外出務工農民的創業差異,但得到的結論仍可能會受到異質性的挑戰。假如控制了外出務工農民的自身條件,如受教育程度(代表人力資本水平)等,外出務工仍能對創業產生正向影響,故能進一步證明外出務工的作用。具體地說,根據外出務工農民自身條件的優劣,應該分為正向和負向兩種選擇。在正向選擇中,外出務工傾向性越高的農民越能夠返鄉創業。根據農民工自身條件的好壞,又包括兩種情境,一種是各方面條件都不錯的農民工更容易外出務工,并且更可能返鄉創業。另一種情境是缺乏技能和經驗的農民工外出務工也更可能返鄉創業。這兩種正向選擇的情境都能夠體現出外出務工的促進作用。在負向選擇中,外出務工傾向性越高的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可能反而越小,說明農民創業行為的差異是由農民本身的異質性和自選擇機制造成的。

接下來運用異質性干預模型做進一步的檢驗。首先,對傾向分數值(基于最近鄰匹配的PS值)進行分層,本文根據得到的PS值分了七個層次。然后通過HTE模型比較不同傾向分數層的外出務工的處理效應,圖2是HTE模型的結果。圖2中的橫軸表示傾向分數分層,縱軸表示外出務工對返鄉農民自主創業的影響效應。如果外出務工對農民自主創業的影響效應隨著外出務工傾向值的提高而提高,則為正向選擇;反之,若外出務工對農民創業的影響效應隨著外出務工傾向值的提高而降低,則為負向選擇。在圖2中得到的是正向選擇的結果,即外出務工傾向性越高的農民越可能返鄉創業,且圖2中的這一正向選擇在0.05的水平上顯著。這一結果基本印證外出務工對創業的促進作用,并排除了異質性和自我選擇的干擾。

圖2 各傾向得分分層上外出務工對農民創業的影響

四、穩健性檢驗

(一)變換匹配方法

由于傾向得分匹配的結果容易受匹配方法與參數的干擾,為獲得穩健性結果,選擇r＝0.001的半徑匹配和核匹配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比最近鄰匹配還要更顯著一些。

(1)從r＝0.001的半徑匹配來看,外出務工的返鄉農民的創業率在接近1%的水平上比非外出務工的農民高3.9%;

(2)從核匹配來看,外出務工的返鄉農民的創業率在1%的水平上比非外出務工的農民高4.0%。

從以上結果可知,外出務工經歷可以顯著促進返鄉農民創業,并通過穩健性檢驗。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半徑匹配、核匹配)

(二)分樣本檢驗

為檢驗總體樣本結果的穩健性,從婚姻狀況和個人收入區分樣本,并采用最近鄰匹配、半徑匹配、核匹配三種匹配方法進行分樣本檢驗,檢驗結果見表6。

表6 分樣本檢驗結果

從婚姻狀況來看,外出務工經歷對已婚農民返鄉創業的促進作用較為顯著,對未婚農民的促進作用不顯著,這與現實情況是相符合的。在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廣泛且錯綜復雜的交際關系,已婚人群由于夫妻雙方交際圈疊加,人脈關系更廣,信息獲取渠道更全,易于增加創業成功的幾率,也就更傾向于創業。從個體收入來看,無論年收入大于五萬還是小于五萬,外出務工對創業的促進作用都是比較顯著的?？赡艿脑蚴悄晔杖氪笥谖迦f的農民,因為其收入較高,所以有機會積累一定的物質資本,有了一定的初始資金,因此傾向于回鄉創業。而年收入較低的農民,可能因為外出務工經歷拓寬了其融資渠道,降低了融資成本,并從中學會了一定的專業技能和經驗,因此也傾向于返鄉創業。以上檢驗基本表明該研究的總體樣本結果是穩健的。

五、外出務工經歷影響創業的機制探討

相比單純地探究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相關研究,運用中介效應模型能更加深入地分析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過程和內在機理。因此,本部分基于前文的的實證分析,利用中介效應模型進一步探討外出務工促進農民返鄉創業的作用機制。從創業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出社會資本、物質資本以及人力資本的積累都是促進創業的重要因素。但農民進城務工是否能夠增加資本的積累?李紅陽、邵敏認為,大城市可以促進不同技能農民工人力資本的積累[27]。農民的工資水平與城鎮化率以及城市規模正相關[28－29]。王超則發現,農民工實現了社會流動后,能夠通過轉化學習,實現社會資本的積累[30]。因此,本文將從社會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三個角度分別建立中介效應模型探討外出務工經歷對農民自主創業的影響機制,并討論城市的作用。

運用溫忠麟、葉寶娟[31]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來進行中介效應分析,構建如下一組模型:

其中,out_wor k為核心解釋變量,即外出務工。α,β,γ,δ,φ,?為參數,μ,ε,ζ為隨機擾動項,X為控制變量(包含個體特征、家庭特征、村居特征,具體見表1)。W為中介變量,包含社會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指標。根據CLDS問卷中的問題,來確定這三個中介指標。具體問題為“您認為以下因素對您創業的重要程度如何”,其中的因素包括技術、經營經驗、人脈關系、經濟基礎、政府支持;重要程度分了五個層次:非常不重要＝1,不重要＝2,一般＝3,重要＝4,非常重要＝5。然后將影響創業因素中的人脈關系作為社會資本的代理變量,將因素中的技術、經營經驗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將因素中的經濟基礎作為物質資本的代理變量。

表7中,模型(1)為基準模型,模型(2)和模型(3)用于檢驗是否存在社會資本積累效應,模型(4)和模型(5)用于檢驗是否存在物質資本積累效應。表8中,模型(6)(7)和模型(8)(9)用于檢驗是否存在人力資本效應。由模型(1)可知,外出務工對農民創業的影響顯著為正,可能存在中介效應,可進行下一步的檢驗。然后,分別從社會資本積累、物質資本積累以及人力資本積累等三個方面檢驗外出務工對農民返鄉創業的作用機制。

表7 外出務工對農民返鄉創業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一)

表8 外出務工對農民返鄉創業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二)

模型(2)的結果表明,外出務工對社會資本積累有顯著的積極作用;模型(3)的結果表明,社會資本積累對農民自主創業的影響顯著為正。這兩個系數均顯著,說明外出務工對農民返鄉創業存在正向的社會資本效應,即外出務工會通過提高社會資本積累水平推動農民返鄉創業。這主要是由于,外出務工拓寬了農民的社會網絡關系,從而幫助農民拓寬融資渠道,減少融資約束,還可以獲取更多的技術經驗、客戶資源、重要信息等,進而提高人們的創業動機。

由模型(4)和模型(5)的結果可知,外出務工對物質資本積累的影響顯著為正,物質資本對農民返鄉創業的影響顯著為正,即外出務工會通過提高物質資本積累對農民創業產生積極影響。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外出務工使農民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可用于創業;另一方面,農民通過更廣闊的社會網絡關系,拓寬了融資渠道,降低了創業的風險,為創業打下經濟基礎。

由模型(6)(7)和模型(8)(9)的結果可知,外出務工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顯著為正,人力資本積累(包括技術和經營經驗)對農民返鄉創業的影響也顯著為正,即外出務工會通過提高人力資本積累對農民創業產生積極影響。這主要是由于,農民外出務工,學到了一定的技術和經營經驗,這是創業必不可少的因素,促使農民返鄉創業。

以上檢驗表明了社會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外出務工促進農民返鄉創業的主要途徑,同時也印證了城市的作用,即農民進入城市后,其本身的各種不同資本會相應增加。

六、政策建議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外出務工能夠顯著提高農民的返鄉創業率,且外出務工經歷能夠通過提高農民社會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來促進其返鄉創業。因此,在“雙創”機制與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支持和鼓勵農民外出務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有技術、經驗和才能的農民返鄉自主創業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加大鼓勵農民進城務工的政策力度,以增加農民社會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政府應出臺相應政策,落實農民進城務工后的福利保障,努力縮小進城農民工與當地市民在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待遇差別;同時降低就業歧視,從而保障農民的基本權益,促進農民進城務工。另外,政府要適當號召外出務工者多學習管理經營類知識,增大交際圈,以提高其自身的社會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為返鄉創業積累人才。(2)把返鄉創業與鄉村振興緊密結合,促進各類要素更多地向鄉村流動。政府應積極推動企業和資本下鄉,鼓勵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創新開發農村金融產品,為農村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升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務。除此之外,政府要為農民制定一系列返鄉創業優惠政策,適當為返鄉創業的農民減輕稅負;優化家鄉教育資源、養老資源等的配置,制定財政、金融、社會保障等激勵政策,吸引各類人才返鄉創業。(3)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優化返鄉創業營商環境。政府應統籌利用現有資金渠道或有條件的地區因地制宜設立返鄉入鄉創業資金,為返鄉創業的農民提供支持。同時,大力發展“互聯網＋政務服務”,鼓勵網上審批,并整合優化縣鄉服務資源,積極打造覆蓋縣、鄉、村的創業服務網絡。政府還應積極發展地方的市場化中介服務機構,以促進信息共享與資源整合,為返鄉創業的農民提供管理咨詢、創業指導等深度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