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創刊四十周年紀念集摘登

顧久　葛兆光　張新民

編者按：本刊自1980年12月創刊，至2020年12月，已閱四十周年。編輯部經主辦單位貴州省文史研究館批準，編印了《四十年來文與史——〈貴州文史叢刊〉創刊四十周年紀念集》《〈貴州文史叢刊〉四十年總目》二書，并于2020年12月18日舉行了“《貴州文史叢刊》創刊四十周年發展研討會”，來自省內外的專家學者、幾代作者與編者代表計七十余人參加了會議。紀念集作者對本刊四十年的辦刊成就給予充分肯定，也指出了本刊的短處與不足，并提出了改進提高的意見與建議。茲從中選擇部分刊出，以紀念本刊的四十整壽，并向關心、支持本刊的學界人士致敬。

本刊創刊四十周年紀念集摘登

顧久（本刊學術委員會主任、原主編）：

我仍真誠希望這份已屆“不惑之年”的刊物，能成為文化老人們——特別是貴州文化老人——發表其學術意見的重要平臺;成為中青年學人——特別是探索貴州文史的中青年學人——走向學術成熟的可靠津梁;成為省內外學者——主要是貴州的或關心貴州的學者——研究文史的堅實陣地。從而，使貴州的歷史文化更豐滿動人，更能啟迪后昆。

葛兆光（本刊學術委員，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原院長、教授）：

貴州苗疆的歷史，是我從未涉足的一個領域，也是糾纏我很多年的一個問題。我從十歲即1960年自北京來到苗疆，一直到1977年回到北京讀大學。十七八年中，我先是作為“外地人”，從一個“局外人”的眼睛里觀察“本地人”;然后再到當地中學讀書，和好些農村的苗族同學朝夕相處，不再區分“你”與“我”;再到1968年下到所謂“九股苗”的山區當知青，幾乎成為其中的一員。從而可以從內部觀察和理解苗疆。這些經歷使得我好多年里，始終關注以下問題：苗疆的歷史應當如何理解？他們的共同歷史與文化認同是怎樣塑造的？他們是怎樣逐漸成為現代中國的一部分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康熙《皇輿全圖》，這幅精細地繪制了整個大清疆域的地圖中，苗疆竟然是一片空白，包括了如今雷山、臺江、錦屏、劍河、天柱、丹寨、麻江及三都等地的偌大一片，竟然是空白！這讓我想到，苗疆的歷史，正是有很多空白可以填補。也許，這正是《貴州文史叢刊》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張新民（本刊學術委員，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榮譽院長、教授）：

我作為《叢刊》的長期撰稿人和忠實閱讀者，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即《叢刊》創辦后不久，便開始在該刊發表學術論文，前后累積已達二十篇。同時我也是《叢刊》的積極閱讀者，只要編輯部寄贈的每期刊物一到，就如同故交舊友重逢?！秴部匪氖陙聿粩喑砷L和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實際也與我個人四十年來學思變化所留下的足跡同步，因而我清楚地知道幾代人為辦好《叢刊》付出的心血，了解他們持守嚴正學術立場并持續發展的不易。

主編換了幾任，主編的學術背景既有不同，刊物風格前后亦略有差異，但嚴正的學術立場始終未變，學術特色也因之而愈加突出。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為配合召開黎庶昌學術研討會，《叢刊》與貴州歷史文獻研究會合作，多次邀請相關專家座談組稿，推出了一期“黎庶昌研究專輯”。我自己除了撰寫《黎庶昌的版本目錄學》專文一篇外，還特別聯系日本學者石田肇教授，翻譯刊登了他的兩篇重要文章——《〈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刻工木村嘉平史略》《園城寺朝祭鐘與崇福寺鐘銘：黎庶昌和町田久成》，均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1995年，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與貴州省文史研究館、貴州歷史文獻研究會合作，召開了一次貴州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蒞會的大家名流數不勝數。會議成果一部分由我匯編為《學者筆下的貴州文化》正式出版，一部分則陸續刊發于《叢刊》，不僅深化了國內外學術界對貴州文化重要性的認知，同時也擴大了《叢刊》在海內外讀者群中的影響。去年為反映國內儒學研究的前沿發展趨勢，彰顯代表性人物的學術旨趣及方法，《叢刊》又特意開設了“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儒學研究”系列專欄，先后刊發了五期系列研究文章。文章刊出后網絡媒體轉載率頗高，社會反響強烈?！秴部吩诒３只蛲怀龅赜蛱厣耐瑫r，也有了全國性視野。

《叢刊》自創辦以來，國內著名大家如譚其驤、陳子展、羅章龍、蕭乾、趙景深、張畢來等，都先后賜稿揭載于《叢刊》;日本學者岡田武彥、原田鐘成、湯本國穗等，也都有重要文章刊發于《叢刊》。其中岡田武彥乃陽明學研究大家，是陽明思想在東瀛的積極踐行者和傳播者，也是中日兩國陽明文化溝通的重要橋梁。近年來他的三大冊《王陽明大傳》已有了完整的中譯本，學界撰文高度評價，而《叢刊》早期即重視刊發他的中文譯作，可說是較早譯介日本陽明學成就的刊物，功勞自不當低估。除重視主動邀請年長的著名學者撰稿外，《叢刊》也以特殊的方式凝聚了一大批中青年學者。特別是隨著來黔任教外省博士數量的不斷增多，《叢刊》的中青年作者群也明顯有所擴大。其中一部分學者雖非貴州籍，卻特別關注貴州史地文化的研究。他們大多觀察視野開闊，分析方法新穎，不僅善于利用舊資料以深化固有的認知傳統，更重要的是還能挖掘新資料、研究新問題。細讀近年來的《叢刊》，即可發現時有新人新作，令人產生后生可畏之感，也為年輕作者隊伍的擴大感到高興，以為刊物在傳播知識的同時，也發揮了培養人才的作用。如同編輯不知不覺便有了幾代人的變化一樣，《叢刊》作者也有了幾代人的暗中調整，從而透露出不少人事代謝的歷史信息。稍有必要提及的是，《叢刊》近期刊發了一篇題曰《顧炎武時代之問的歷史啟示》的要文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陳祖武先生。他在電話中反復告訴我，他將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奚辨”視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時代之問，強調“天不興亡，匹夫有責”的文化內涵及現實意義，目的就是要以維護人的人格尊嚴與個體權利為基本前提，激勵年青學者發揚吾國學人數千年一貫“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主動維護民族集體悠久深厚的歷史文明和優良文化傳統。這當然是他長期沉潛治學自覺表現出來的一種社會責任意識，但也未嘗不可以看成是對《叢刊》及其凝聚的青年作者群的寄語。

最后，我想強調的是，《叢刊》積累了四十年的辦刊經驗，凝聚了數代學人的實踐勞作智慧，以此為基礎，再謀面向未來的發展。無論暫時的社會風氣如何，但只要人類文明在不斷向前探索發展，高質量的人文刊物就永遠都為健康的社會生活所必需。

王本朝（本刊學術委員，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

我與《貴州文史叢刊》的相識緣于王堯禮，他是我的大學同學，喜散文，嗜文史，由貴州省人事廳調入省文史館后，每期都給我寄來，捧讀不釋，受益不少?！顿F州文史叢刊》給我的印象是有自己的學術立場和地方特色。她自1980年創刊一直堅持了下來，這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其中的艱辛和困難也許是局外人想象不到的。我大致翻閱了解了刊物的歷史，她也是不斷發展的，從偏重文史的普及性和史料性到學術化和學理性追求，其中就有不斷創新的運行軌跡。僅從欄目上也可見出大概情形，自2007年才開始設置“文學”“文獻”和“歷史”欄目。以前多為歷史回憶、文獻鉤沉、史料考辨和人物紀實，后來學術性和學理性才逐漸增強，創設了一些既有特色而穩定，又不斷更新的學術立場與地方特色欄目，如有關貴州地方的文史、文化和文學研究，長期設置，并且越來越有特點，刊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如《謝六逸的神話研究及其學術史貢獻》《貴州英杰與近代變革》《抗戰初期貴州土地清查及其對抗戰的貢獻》《貴州近代報業的興起——兼論袁玉錫與遵義〈白話報〉》《清代貴州團練與地方政治》和《抗戰時期大夏大學學者與貴州少數民族社會生活研究》等等，都是在其他刊物上難以見到的選題。有的選題是《貴州文史叢刊》獨有欄目，文章質量水平也很高，如“陽明學研究”“南明歷史研究”等等。有的欄目似乎僅《貴州文史叢刊》才開設，如“說圖”，有史料，有新意，還有趣味。近年來，《貴州文史叢刊》置于頭版頭條的專欄“知行講壇”和“大陸儒學研究”，匯集不少名家名作，如馬勇、楊奎松、止庵、張隆溪、趙園、錢永祥、陳四益、王得后、陳家琪、張西平、陳嘉映、蕭功秦、王學泰、許紀霖等，都在上面出現過，他們的文章打通文史，縱橫捭闔，高屋建瓴，既回應了時代的學術訴求，也擁有嚴謹的學術規范?！爸兄v壇”之外還設有“山骨講堂”，曾刊發過顧久館長的《我的“文化”觀》一文，到現在我還記得該文的基本思路和觀點，他不滿足于現有的“文化”定義和概念，從動物行為學、腦科學、進化論和唯物論等角度，試圖建立一個他的文化體系——謀生、秩序、習俗和心安，它們共同組成一個文化大系統。由這個系統框架，他重新分析和解釋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現象。當時讀到此文，有一種被電擊的感覺。我很榮幸忝列刊物學術委員，每期刊物到手，立即翻閱，對所喜歡的文章還認真細讀。我也曾為《叢刊》寫過一篇文章《生活在別處： 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以前在翻閱刊物時，感覺選題重心在近世前的文史、文獻，相對而言，現當代選題和文章都不太多。將此文投寄給《叢刊》，也考慮到沈從文是苗族作家，《叢刊》以前也刊發過同類選題。誰知文章發表后卻產生了不小的反響，還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為教育部統編中學語文教材配套閱讀《湘行散記》的“資料鏈接”（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該書摘錄了拙文中的兩大段，兩處大約一千二百字，都注明了文章來源。我之所以將所摘文字再加以引出（略），并非有什么其他意圖，只是為了表達謝意，證明《叢刊》的眼光。大概每年我都會收到一些學術和文藝雜志，《貴州文史叢刊》是我所珍愛的刊物之一，她的一些欄目已辦成了品牌，作者隊伍也在不斷擴大，時有名家名作?？傮w上，我感到她的編輯越來越規范，水平越來越高，堅持了學術立場和地方特色，是一份純正而有質量的學術刊物。

何宗美（本刊學術委員，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要談《貴州文史叢刊》，首先當從貴州說起。她擁有極其秀麗的山川風光和極為豐富的文化資源，尤其是近年取得驚人的發展速度，又使她的神奇基因與這個時代的現代元素，融合成了一種獨特的魅力。而我與貴州，又有一種特別不一樣的情結。近二十多年來，我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明代，無日與“明”字相離，而貴州就是一個與明代關系密切的省份。永樂十一年（1413），明朝正式設立貴州布政司，成為十三個布政司之一，因此我對她有一份特別的感情。貴州對于中國，還有兩個重大的方面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甚至一定范圍的世界。這兩個方面，一是十六世紀初明代的陽明心學，二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遵義會議。此二者皆誕生或發生在貴州，由此賦予了貴州在中國思想史和中國革命史獨一無二的地位?？梢哉f，沒有發生于公元十六世紀初王陽明流貶到貴州龍場驛（今修文縣）的事情，幾乎就不可能有陽明心學的誕生，或者說至少不會有如此深刻、通透而又系統的偉大思想體系陽明心學在思想史上的出現。同樣，沒有發生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一次偉大的歷史性會議，就很難說有后來中國革命走出艱難而最終走向輝煌的歷史發生，至少說革命還要歷經更漫長的曲折之路，或者說后來的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必然是另一番情形、另一種狀況，這種設想是毫不夸張的。顯然，沒有此二者發生，則中國自前近代以來五百年思想史將重寫，中國革命的歷史和中國現代以來的歷史也將重寫，世界思想史也將部分重寫，世界社會變革史則將根本地重寫。而改變歷史并深刻影響未來的這兩件事，不僅都發生在貴州，同時還有其內在關聯和驚人的相通之處。這里需要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即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人，應該都要重視毛澤東思想的本土淵源，而毛澤東思想本土淵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陽明心學。早年曾讓青年毛澤東一舉成名的宏文《心之力》，其思想底蘊就是陽明心學。

現在在此基礎上，再來談《貴州文史叢刊》。貴州有貴州之史，貴州有貴州之文。貴州文史，不僅有其淵源已久、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更有其經過歷史錘煉而光照古今的文化精神。這應該是《貴州文史叢刊》立足之土壤、辦刊之依托。四十年前創辦的《叢刊》，恰如六百多年前建省的貴州，她在同類刊物中自然不以資歷著稱，就像貴州作為省級行政區不以歷史久遠著稱一樣，但所擁有的文史資源卻同樣深厚，她所具有的文史精神則又得天獨厚。而我與《貴州文史叢刊》的相識，則要從我的貴州學生談起。我與貴州的不解之緣，因“明”而結——除前面談到的貴州建省于明、明代陽明心學誕生于貴州等，由此而生特別的情結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同我一道主要研究明代的碩、博學生來自貴州或在貴州工作的恰又相對較多。其中第一批六位碩士中就有其一為貴州學生，幾年后六人分別在上海、廣州、西安、重慶、貴陽工作，其中去貴陽的占了兩個。貴州學生胡海琴，她去的工作單位是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后來主要在《貴州文史叢刊》工作，而我與該刊的結緣，就始自我的這位貴州學生。讀研的時候，她興趣在晚明，以性靈游記為研究對象，她去文史館工作，正是最為理想的去所，后來在館領導和前輩專家引導下，傾心于貴州文獻之整理，又兼顧《叢刊》的編輯事務。她有時在與我的電話交談中講到地方文獻整理的樂趣，談到顧久館長等領導和前輩專家王堯禮老師等對文獻整理的高度重視，談到自己的心得和受到的賞識，當然談得最多的就包括《叢刊》，并給我寄贈每期刊物。這讓我對貴州文獻資源、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及其所辦的《貴州文史叢刊》有了較為深刻的印象——我覺得，如果有豐富的文獻資源可供整理，又有專門的文獻整理機構，機構的領導和專家熱心于這樣的事業，又有對年輕人的扶持和賞識，而且還有自己的刊物作為學術陣地，這幾個要素綜合在一起就足以構成良好的文化生態和學術生態。

我與《貴州文史叢刊》，結緣最深的自然當因該刊的“四庫學研究”欄目?！胺参镆驒C而生”，在《叢刊》2019年第三期“四庫學研究”欄目主持人語中，我談到這個體會。而《叢刊》自這一期起，也正式增加了一個欄目新面孔——“四庫學研究”。這年的五月里，《叢刊》編輯部一行來成渝高校交流，溝通刊物與高校學術之聯系，探索辦刊新模式?！八膸鞂W研究”欄目，也在這次交流中悄然而生。按欄目體例和要求，每期由我寫一則簡短的文字作為主持人語，雖然原本承受的工作壓力已不堪重負，但我還是把它當作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欣然接受了下來。當時敲定開設此欄目的兩位年輕人——胡海琴和張曉芝都是我的學生，胡海琴作為《叢刊》的執行編輯之一同時負責該欄目的責任編輯，張曉芝則擔任欄目每一期論文的約稿人。近年，我和學生團隊重點致力于四庫學研究，主要又以《四庫全書總目》為核心，成員達到十余人，在西南形成了一支有一定規模的專門的四庫學研究隊伍。一方面出于對貴州、對《叢刊》的那份濃厚的情結，另一方面又出于對四庫學研究的情有獨鐘，所以自“四庫學研究”欄目開設以來，我的心里就一直保持對她的悉心愛護。約稿來的每一篇論文，都交給我把關，我一一細讀，提出修改建議。因為作者基本是年輕的博士或碩士，有時修改后的論文，刊物再交給我過目，我都不厭其煩地重看，把它當作向作者學習的機會，同時也是與作者交流四庫學研究的體會。我和自己的學生包括張曉芝、王美偉、吳亞娜、吳文慶、何素婷、蔣勇等都在該欄目中發表了論文，以團隊的優勢維持欄目的生存和發展?！吨芤住ず恪ゅ琛吩弧熬糜谄涞馈薄敖K則有始”，一件事的開頭雖然并不容易，但真正不容易的更在于能持恒久之道，堅持且有發展，得到始而有終的完滿?！八膸鞂W研究”欄目也是如此。要做到堅持與發展，首先該欄目將始終把握四庫學研究的前沿動態，盡可能提供四庫學研究的新觀念、新方法、新理論、新成果，在綜合四庫學研究信息和引領四庫學研究動向方面發揮作用;其次，該欄目將廣泛加強與國內外四庫學研究界的聯系，尤其是團結該領域的青年學者，借助欄目為窗口和渠道，以文會友，以友濟學，促進四庫學研究的積極交流，力求對推進四庫學研究的發展有所助益;再者，該欄目將致力探索學術刊物與學術研究有效合作的新模式，以學濟刊，以刊促學，推動刊物和學術的共同發展;最后，該欄目立足于西部，通過多方協力把它辦成西部四庫學研究的一塊小陣地，并逐步精心打造為一個獨具風格的特色欄目。

綜上數端，依托《貴州文史叢刊》的“四庫學研究”欄目，必能“久于其道”、始而有終。

陳支平（本刊學術委員，廈門大學教授，中國明史學會會長）：

《貴州文史叢刊》是中國文史研究界的一本老牌期刊，一直享有較高的聲譽?！秴部肪庉嫴繉⑴e辦《叢刊》創刊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特邀請我談談對《叢刊》的感想，我就簡單談一下清水江民間文書在貴州文史研究中的價值和意義。所謂民間文書，我們在一般意義上，指的是契約文書、賬簿、合約等屬于民間私家所擁有的文字記錄材料。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以傅衣凌先生為代表的史學前輩們，率先運用契約文書等民間文獻來開展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于是這種運用民間文獻來進行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方法，逐漸形成風氣。特別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區域史”研究的興起，運用民間文獻從事區域史研究的史學隊伍不斷擴大，形成了中國當代歷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近四十年來，運用民間文獻從事中國歷史與文化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有些學者甚至贊譽民間契約文書的發現，是繼中國歷代典籍、地下考古、敦煌吐魯番文書、簡帛文書之后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五大發現”。在這樣的文化思維語境之下，運用民間文書研究歷史與文化的學術趨勢，正在不斷加速向前發展。民間文書的搜集與整理，是運用這批珍貴資料研究歷史與文化的第一步。近二十年來中國學界在民間文書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大約在十余年前，我曾應《史學月刊》編輯部之約，在該刊物上發表了《中國大陸開展民間契約文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其中談到中國學界“在民間文書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新發現的民間契約文書不下十萬件”。但是十多年過去了，我的這種評估已經大大落伍，根據現今較為保守的估計，新涌現出來的契約文書在一百萬份以上。而在這大量新發現的民間契約文書之中，僅貴州省清水江契約文書，入館收藏已達二十余萬份，預計總量可以高達四五十萬份。換句話可以說，近十幾年來在貴州地區發現的民間契約文書，幾乎占有全國已發現的契約文書的半數之多。貴州清水江民間文書的發現和搜集整理，迅速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先是由貴州本地的學者引領，從歷史學、文獻學、民俗學、民族學、宗教學的各個不同的領域，對這批珍貴的文史資料，進行多層次、多視角的分析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研究成果。繼而吸引了諸多貴州省外的學者，參與到清水江民間文書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之中。其中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經濟研究所，以及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蘭州大學等著名高校的學者們。時至今日，貴州清水江民間文書的搜集、整理與學術研究，已經成為中國區域文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貴州大學、貴州師范大學、凱里學院等貴州省內學術機構，已經成為中國民間文書研究的一方重鎮。而在對于清水江民間文書的發掘、搜集、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中，《貴州文史叢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開始發表有關清水江歷史文化和清水江文書研究的文章?！顿F州文史叢刊》與貴州省各個學術機構以及海內外的同好們，齊心協力，共同打造了清水江民間文書發掘、搜集、整理與研究的一片厚土盛地。運用民間文書研究文史的學術意義，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民間文書的發掘、搜集、整理，大大拓展了中國傳統文史研究中的文獻資料基礎。在一百年以前，中國傳統的文史學者所認知的文獻史料，基本上限定于經、子、史、集這些傳統的典籍之中。許多著名的文史專家，甚至對于地方志書的史料價值抱有很深的懷疑態度。而隨著近現代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文書研究的文獻資料基礎不斷擴大。到了上世紀的下半葉，民間文書異軍突起，成為現當代文史研究文獻資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書的發掘與研究，促使了中國史料學的多樣化。其二，填補了地方史研究的許多不足之處。民間文書，歸根到底，是屬于區域性的。但是正因為它是區域性的，因而這種文獻資料，恰好可以彌補那些帶有普遍適應性以及全國性文獻資料的諸多不足。特別是在地方史研究的許多細部環節，全國性的文獻資料和普遍適應性的文獻資料大多語焉不詳，而只有這些帶有地域性特征的民間文書，才有可能從中發掘出地方文史發展與變遷的較為詳細的歷程與特點。如果再往基層的細部考察，甚至連地方志書這樣的文獻，也很難理清各個具體鄉里村落的形成、發展與變遷，但是許多民間文書，卻可以提供許多相當有益的文獻記錄，幫助我們加深對于這些地方文史的深入研究。其三，民間文書的發掘與研究，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推進甚至催生了中國社會史學科的建立與進步。所謂中國社會史，其內涵的一個很大部分，就是“社會生活史”。而“社會生活史”，顧名思義，無疑就是探尋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狀態的歷史，借用一句比較時髦而又學術化的話語，就是“貼近民間生活尋找歷史”。在傳統的中國文史研究中，學者們所關注的大多是政治層面的歷史以及陽春白雪般的詩詞歌賦等文學作品，即使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隨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普及和運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得到空前的進步，但是對于基層的“社會生活史”層面，學者們的關注依然相當薄弱。民間文書的發掘與運用，恰恰成了學者們研究“社會生活史”絕佳而又相當可信的文獻資料，民間文書因而成了學者們研究“社會生活史”不二的珍貴史料。從這點上看，我們說民間文書的發掘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進甚至催生了中國社會史學科的建立與進步，毫不為過。貴州清水江民間文書的發掘與研究，除了具有我以上所指出的這三個方面的學術意義之外，我們還應當看到的是，清水江民間文書所存在的地域，是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特別是苗、侗民族）聚居的地方。這些民間文書所包含的內容及其主體，遠非中國其他地方所發現的純為漢族地區的民間契約文書可以比擬的。我們通過對清水江民間文書的分析與研究，相信可以從中探尋出許多有關兄弟民族關系以及不同民族經濟特征的寶貴內涵出來。因此我們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貴州清水江民間文書所蘊含的學術內涵，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單一民族地區民間文書的一般學術意義。清水江民間文書同時又是研究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史和少數民族經濟的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正因為這樣，我迫切期望，《貴州文史叢刊》能夠一如既往地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推進貴州清水江文書的發掘與研究，不斷走向新的高度。

歐陽禎人（本刊學術委員，武漢大學教授）：

我與貴州的交往已經十多年了，交了很多朋友，也學習到了很多有價值的知識，開了眼界。貴州是一個有靈氣的地方，不僅僅是她的山山水水給我的生命帶來了巨大的美感、眾多的靈感，而且貴州知識界的同仁也給了我很多的文化滋養，使我受益無窮。我認為貴州的文化資源是很豐富的，從富有地方特色的飲食、服飾、建筑、剪紙、地方戲、民族歌舞，到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酒文化和旅游景點，實在是太多了。從人文社科的角度上來說，以后值得我們研究的領域也同樣是很多的。真正能夠占據世界高地的研究領域在貴州也是得天獨厚的。例如，貴州是少數民族聚居區，非常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值得我們的學者高度重視。在少數民族文化的涵蓋下，實際上涉及到了非常多的學科領域。比方少數民族的民族來源、歷史、文學、宗教、哲學研究，習俗、禁忌、語言、民歌、音樂、舞蹈、服飾、園林建筑、酒文化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項研究，都可能值得我們付出終生的努力。我們如果把國外的人類學、民族學、現代原始部落研究等等各種成果運用到貴州的少數民族研究工作中去，專心致志，闡幽表微，打開眼界，取得重大的成功，就只是時間問題。這里面有幾個重要的學術維度，第一，要把中國整個大西南的少數民族文化結合起來、整合起來研究;不能孤立地只研究貴州的少數民族文化，我們還應該把云南、廣西、四川、西藏，甚至新疆、青海、甘肅、寧夏等等各種復雜的因素都納入，研究的空間就大了。第二，一定要充分地認識到十八世紀以來，歐美在民族學、人類學、原始文化研究等特殊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現在仍然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并且對全世界的學術研究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真正的學術研究是沒有國界的，而且幾乎所有這方面的成果我們都已經翻譯成了漢語出版發行。所以我們一定要及時的拿來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服務。第三，關鍵是要有實地的田野考察，一定要深入到少數民族聚居區深入調查，長期觀察、認真取證，不怕吃苦，親自體驗，拿到真正的第一手材料。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們確實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四，歷史地理研究。少數民族的文化之最大特點，就是遷徙性。在中國的歷史上，由于民族壓迫、戰爭頻仍，導致了少數民族的長期遷徙。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任何遷徙的背后都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這當然是我們整個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五，一切的研究工作，都是為了推陳出新，都是為了創造。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上面提到的少數民族的飲食、服飾、建筑、剪紙、地方戲等等，都亟待搶救性挖掘、研究，我們需要的是建設性發掘，是現代的發展。我們一定要使貴州的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保存貴州文化的最佳方式是使她活起來、動起來，讓她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發揮作用。比方，我們的音樂工作者，有沒有可能像王洛賓一樣深入到少數民族中去，把原始的嘔啞古樸改變提升為優美的現代民族民歌？關鍵是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要有好奇探索的研究精神，要有獨立自主的創新精神。又比如，南明永歷王朝在貴州的建立，無論如何，都是貴州歷史上一件天大的事情。我們不能認為它的歷史短、內部管理不堪觸目、內憂外患有很多，就不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們應該知道，明朝是朱元璋拿著討飯的碗打下的江山，他本來是想建立一個像日月一樣光明正大的政權，可是后來為什么弄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政權呢？這個話題本來與貴州相去甚遠，但是永歷朝廷在貴州落戶四年，貴州的文史學者就永遠與此脫不了干系了。上面只是舉了兩個研究貴州文史的例子，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方面的研究領域也同樣重要。比方，貴州史前文明的研究、貴州土司制度的研究、貴州歷史人物的研究（本土的、走出去的、走進來的）、農民起義研究等等，都非常重要。我們的人文工作者應該有歷史的責任感和社會的擔當感，要有敢于探索的精神，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有獨立的思想，不要只是跟風。

田文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即知道在祖國的大西南有一方重要的學術園地——《貴州文史叢刊》，也閱讀過《貴州文史叢刊》刊發的一些與自己的專業和興趣關聯的文稿。但是，自己真正與《貴州文史叢刊》有所交往，還是近幾年的事情。我與《貴州文史叢刊》的直接交往，始于張彪先生2017年的武漢之行。由于張先生的熱情與厚意，我們商定了兩件事情 ：一是由我提供一篇論文在《貴州文史叢刊》刊發，二是利用我2017年10月去貴陽孔學堂參加現代新儒學國際研討會的機會，在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做一次學術講座。由于與張先生的約定，當年我即在自己參與撰寫的書稿中抽出一部分單獨成稿，題為“李覯的‘易學與‘禮學”，后發表在《貴州文史叢刊》2018年第一期。2017年10月，我如約去貴陽孔學堂參加現代新儒學國際研討會，并去貴州省文史研究館的山骨講堂作了一場題為“人·人生·人生境界——馮友蘭的人生境界論及其現實價值”的學術講演。這次講演期間，我見到了顧久先生。顧久先生學養深厚，曾是貴州省的領導干部，也曾主持貴州省文史研究館的工作。我講演過后，顧久先生作了點評。顧先生的點評，語言幽默風趣;顧先生對人與人生以及馮友蘭先生人生境界論的理解，觀念獨到新穎，讓人獲益良多。我與《貴州文史叢刊》的又一次直接交往，是今年我將手邊的一篇文稿投寄到了《貴州文史叢刊》，題為《關于宋元哲學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刊發在2020年《貴州文史叢刊》第二期。對于《貴州文史叢刊》的高情厚意，我仍然心感莫名，難以言表。我與《貴州文史叢刊》的幾次交往，每次都給我以激勵，帶給我愉悅。

《貴州文史叢刊》已經形成了一些鮮明的辦刊特色。在我的印象中，這些特色大體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其一，刊物以宏闊的學術視野，關注、追蹤海內外人文科學發展的前沿，選題、刊文不囿于貴州乃至于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文科學研究成果，十分注意選擇、刊用海內外人文科學研究的優秀認識成果。以我手邊2018年《貴州文史叢刊》第一期內容為例，本期第一篇文章為《儒家價值觀的本質與特征——以錢穆〈雙溪獨語〉思理作研探》，作者楊錦富即是臺灣美和科技大學教授;本期的第三篇文章是一篇譯文，題為“日本陽明學近代化過程中修身實踐工夫的走向——以井上哲次郎對中江藤樹的理解為中心”，原作者乃日本學者野村英登。這兩篇文章即典型地體現了《貴州文史叢刊》在學術方面關注前沿、海納百川的趣向與追求?！顿F州文史叢刊》關注學術前沿，在注意選用海外學界有關人文科學研究的學術成果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國內在人文科學領域專題、專論性的研究成果?！拔氖非把亍薄八膸鞂W研究”這類專欄中刊發的學術成果，即集中體現了這種辦刊宗旨與學術追求?！顿F州文史叢刊》關注人文科學發展前沿，盡力刊載海內外最新的人文科學研究成果與專題專論性的研究成果，這種辦刊特色或說學術趣向是值得肯定的。因為，這種追求與趣向實為一個地方性的學術刊物提高辦刊學術水平的重要途徑之一?！顿F州文史叢刊》辦刊的第二個特色，當是堅守貴州本地的學術特色，注重刊發貴州本地文史領域中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在中國，貴州本來即是一個人文底蘊厚實的省份。當年王陽明在貴州龍場悟道，學業大成。王陽明的良知教自明中葉以后，曾影響中國社會歷史文化數百年的發展，并在日、韓等東亞國家得到傳介，產生過廣泛的國際影響。今天，人們對于陽明學的理論價值仍在深入地探討之中。毫無疑問，作為貴州的學術刊物，《貴州文史叢刊》已是刊發積累陽明學研究成果的一方重鎮。同時，《貴州文史叢刊》中以“貴州文史”為代表的專欄中，還刊發了大量其他有關貴州本地文史領域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術成果，涉及到貴州的文學、歷史、政治、經濟、建置與沿革、人物等，范圍廣泛，特色鮮明，構成了《貴州文史叢刊》內容的主體，有利于人們從學術的層面了解貴州，促進了貴州的學術文化建設。因此，《貴州文史叢刊》始終堅持把刊發有關貴州本地文史的學術研究成果作為刊物工作的重心，這種辦刊方向，也是必須肯定的。因為，這體現了《貴州文史叢刊》的個性特征，也奠定了《貴州文史叢刊》在中國的學術園地中立足發展的根基?！顿F州文史叢刊》辦刊中的另一個特色，我理解為對學術的敬畏，對純凈的學術立場的堅守，對論文作者的熱情與尊重。毋庸諱言，當今中國的有些學術刊物的編輯工作中，還存在不少有違學術發展的風氣。但我在與《貴州文史叢刊》的交往中，發現《貴州文史叢刊》較為例外?！顿F州文史叢刊》邀約國內外一些知名學者為刊物撰稿，刊發他們的學術研究成果，同時，《貴州文史叢刊》獎掖后進，也刊發過不少年輕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據我的觀察，《貴州文史叢刊》不論以何種形式用稿，編輯們注重的都是學術，都是文稿質量，而不是其他非學術性因素?？锞庉嬕矔c擬刊發文章的作者商討文章的修飾完善。但商討體現的是他們對學術的敬畏，對文章作者的尊重。這樣的商討帶給編者與作者的是靈爽悅懌的心情?？傊?，《貴州文史叢刊》是一方具有自身特色的學術園地，也是我十分喜愛的一方學術園地。

高文強（本刊學術委員，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與《貴州文史叢刊》之緣，要從我與貴州之緣說起。2006年至2009年，貴州省委宣傳部委托武漢大學文學院培養了四屆在職碩士研究生，這些在宣傳系統工作的學生被放在了我所在的文藝學專業。由此，我，我所在的文藝學專業，從此與貴州結下了不解之緣。2017年貴州班的同學們再次邀請文藝學專業的老師們到貴陽聚會。機緣巧合的是，我的一位博士生與《貴州文史叢刊》的一位編輯是同學，由他們引薦，我認識了《叢刊》副主編張彪先生，張先生邀請我們到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參觀并與叢刊編輯部的各位先生進行了一次小型的研討和對話。這次活動我們認識了儒雅的顧久先生，以及《叢刊》編輯部的各位同仁。通過這次對話，我決定在《叢刊》上開辦“佛教詩學”專欄，這一想法得到了顧久先生、張彪先生的大力支持?！胺鸾淘妼W”是一個較新的研究領域，也相對比較小眾，《叢刊》編輯部愿意設置專欄，正是其純粹學術追求精神的顯現。從2017年第三期至2019年第二期，一年半的時間里“佛教詩學”欄目一共發表了十六篇論文，為這一問題的探討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對“佛教詩學”領域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2019年第三期開始，因《叢刊》改版，“佛教詩學”專欄被削減。雖然覺得很遺憾，但依然非常感激《叢刊》一年多來對“佛教詩學”研究的大力支持。如今，武漢大學東亞佛教詩學研究中心已正式成立，“佛教詩學”研究開始邁入一個新的階段，而此發展中也有一份《貴州文史叢刊》的支持和鼓勵。

張曉芝（本刊“四庫學研究”欄目組稿人，四川外國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2019年5月28日，貴州省文史研究館的各位老師，顧久先生、王堯禮先生、張彪先生、陳丹陽老師、湯蘇婷老師，還有師姐胡海琴，一同在四川外國語大學中文系調研，主要圍繞《貴州文史叢刊》如何辦刊展開。在場的各位老師，從欄目設置、主題選擇、項目規劃等方面展開討論。記得我曾說，每年國家社科項目均會增加很多學術前沿課題，《叢刊》若能把握學術動態，將其中文史哲領域中的某一問題設置為專欄，定期推出系列文章，或可為學界做出貢獻。設立專欄，一方面可以為某一領域的學術成果提供發表平臺，另一方面則可形成規模效應，提高刊物的影響力。隨后，我將“四庫學”近幾年的發展動態做了簡要的匯報?！八膸鞂W”研究已有百余年歷史，隨著國內四庫學研究中心的建立，以及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中國四庫學》、首都師范大學《四庫學》期刊的發行，“四庫學”開始朝著有自己獨立特色的方向發展，并形成一定的規模。傳統“四庫學”依附于文獻學、歷史學、文學、圖書館學等學科，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近十年來，“四庫學”開始快速成長，形成擁有獨立研究中心的學術陣營。張洪志、鄧洪波在《中國四庫學》第二輯《2016年四庫學研究綜述》一文中說“西南大學文學院以何宗美教授為核心，圍繞著《四庫全書總目》的文學觀發表了一系列成果，”事實上，“四庫學”現已形成以首都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湖南大學、西南大學為主的四個主要研究中心，源源不斷地培養一批批青年學者。然而，“四庫學”平臺的搭建并未與其發展相匹配。這一點與敦煌學、甲骨學、紅學等不同，上述“顯學”的研究陣地和學術平臺已相對成熟，而“四庫學”則處于起步階段。平臺建設較為薄弱，學術梯隊尚未形成?；谶@一點，顧先生、王先生、張先生等初步同意在《叢刊》開設專欄，為“四庫學”研究搭建平臺。

次日，顧先生一行前往西南大學文學院交流，家師何宗美先生也贊同設立“四庫學”專欄?！秴部肪庉嫴炕氐劫F州后，立即著手討論欄目的設置問題。在這之后不久，我接到《叢刊》編輯部的電話，《叢刊》擬從2019年第三期開始，開設“四庫學”專欄，“旨在為四庫學研究搭建學術交流平臺，為推動四庫學研究發展作出努力”。編輯部決定“四庫學”欄目由教育部特聘長江學者、西南大學何宗美教授擔任主持人，由我負責“四庫學”研究論文的約稿和組稿。至今為止，“四庫學研究”欄目已經刊發十余篇文章，分載四期，內容涉及定本《總目》文學思想、四庫本版本、稿本《總目》、閣本《總目》等相關內容。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四庫學”研究的深入，也隨著《叢刊》的壯大發展，“四庫學”與《叢刊》將會在共贏的環境中繼續向前邁進。

史繼忠（本刊原主編） ：

1980年我還在云南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研究過程中發現南宋在南方買馬對貴州歷史頗有影響，活躍于南方馬市的有大理、羅殿、自杞諸國，于是查閱大量資料，寫成了《自杞國初探》，成為我研究貴州歷史的處女作。時值《貴州文史叢刊》創刊，我便即刻投稿，發表于1980年的創刊號上，成為第一批作者之一?！顿F州文史叢刊》是改革開放后貴州創辦較早的文史類刊物，與我從事的貴州史、民族史、文化史研究極為合拍，所以我又是這個刊物長期的忠實讀者。1991年我調任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兼《貴州文史叢刊》主編，于是兼有作者、讀者、編者三重身份。

要辦好學術性刊物，關鍵在于提高學術質量，與時俱進，符合時代要求。在紙質媒體日益衰落的情況下，應出電子版，通過網絡擴大影響?！秴部纷詣撧k以來，一直遵循“立足貴州，面向全國”“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的宗旨?！傲⒆阗F州”是基點，要充分認識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認識貴州歷史發展特點、地域文化特點和民族特點，宣揚貴州在歷史上的貢獻，樹立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這方面，《叢刊》做了大量工作，但歷史偏重于近現代，文化偏重于詩詞書畫，人物局限于人們熟知的幾個人，對夜郎文化、貴州建省、貴州經濟、貴州教育、科技、貴州交通、歷代移民等重大問題缺乏深入研究，還有很大發展空間，需要組織若干專題研究。貴州歷史離不開中國史，不能就貴州談貴州，要放眼全國、放眼世界?！傲⒆阗F州，面向全國”的宗旨不能改變，局限于貴州不可能在全國爭得一席之地，過分偏重全國又必然失去《貴州文史叢刊》的特質，如何把握分寸，需要認真思考。

編者是溝通作者、讀者的重要紐帶，對文章作較大修改一定要與作者商量，出刊后要多聽取讀者的意見，使作者、編者和讀者形成一個“朋友圈”。要積極培養青年作者，對他們要多關心、多指導，讓他們有機會發表文章。編輯人員要多學多想，不斷充實提高，不能在既有的基礎上原地踏步，要不斷“充電”，吸收新的知識。主編要有遠見卓識，要“眼觀四路、耳聽八方”，與時俱進，常規的欄目固然要有，但要隨時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課題。

責任編輯：王堯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