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性社會資本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研究

孫永勇 江 奇

（華中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社會也經歷了巨大的變遷，特別是人口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使得養老問題顯得尤為突出。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是我國人口出生高峰，而現在這部分人開始邁入老年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我國相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青壯年人口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①袁志剛，封進，葛勁峰等：《養老保險經濟學:解讀中國面臨的挑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5頁。進入21 世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獲得了極大提高，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也隨之增長，這使得中國實現了從“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轉變。這些因素造成了我國人口老齡化相較發達國家時間來得更早，形勢更為嚴峻；老齡人口規模大，其中農村老齡化程度遠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城鎮60歲及以上人口數量大約為7829 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11.68%，而農村60 歲及以上人口數量大約為9930 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4.98%。②參見國家統計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2020 年1 月9日訪問。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也使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不斷加快，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依附于土地的自給自足經濟不斷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工業化的機器大生產。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從農村流向城市，農村勞動力轉移趨勢尤為明顯，呈現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特點。農村地區青壯年勞動力的外流造成了人口比例失衡，可為老年人口提供養老服務的人員數量銳減。同樣，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中國家庭的結構開始從主干家庭、聯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轉變，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和家庭類型的核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養老保障功能。經濟基礎和家庭結構的轉變開始影響人們原有的思想文化觀念，傳統的贍養照顧老人的觀念對于一些人的約束逐漸減弱。這一切對傳統的家庭養老服務方式產生了巨大沖擊。與此同時，機構養老所能提供的養老服務不僅無法滿足養老服務需求，還難以被許多農村居民所偏好。在這種情況下，利用社會資本支持，發展互助養老服務對于彌補農村地區養老服務的供需缺口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國悠久的互助養老發展歷史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農村鄰里互助養老模式，如唐朝的農社、宋代的義莊、清朝的太監廟和姑婆屋以及當代的“大躍進”時期的福利生產養老組織等，它們都注重調動農村社會中的社會資本，使其在家族鄰里互助養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①袁同成：《“義莊”:創建現代農村家族鄰里互助養老模式的重要參鑒——基于社會資本的視角》，《理論導刊》2009年第4期。②干詠昕：《中國民間互助養老的福利傳統回溯及其現代意義》，《今日中國論壇》2013年第7期。③高和榮、張愛敏：《中國傳統民間互助養老形式及其時代價值——基于閩南地區的調查》，《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④李俏、劉亞琪：《農村互助養老的歷史演進、實踐模式與發展走向》，《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這也說明，社會資本與農村互助養老之間一直存在著邏輯聯系。在中國農村，由于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等相同或相近，農民在長期交往中形成了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的社會關系，并圍繞這種社會關系形成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可以通過互動效應、互惠效應、互信效應等影響農村老人養老行為。⑤趙寧：《社會資本視角下農村多元化養老模式研究》，《社會保障研究》2018年第2期。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社會資本在發揮正面效應的同時，也存在著負面效應。社會資本的存量不足或結構不平衡、傳統社會資本和現代社會資本脫節會影響個人和社會的發展。農村空心化導致農村空巢老人存在社會資本缺失的問題，這種社會資本負面效應阻礙了農村互助養老的健康發展。⑥趙志強：《社會資本視野下的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經濟論壇》2014年第6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近些年來的互助養老實踐探索中，國內一些地區提出了“幸福院”“老年人關愛之家”等新型農村互助養老形式，它們以政府支持、集體建設、自我保障為主要特征，旨在從個體和集體兩個層面補償農村空巢老人缺失的社會資本，通過社會網絡的重構幫助農村空巢老人獲取各種稀缺的養老資源。⑦高辰辰：《互助養老模式的經濟社會條件及效果分析——以河北肥鄉為例》，《河北學刊》2015年第3期。⑧陳際華、黃健元：《農村空巢老人互助養老:社會資本的缺失與補償——基于蘇北S 縣“老年關愛之家”的經驗分析》，《學?！?018年第6期。除了強化外部支持之外，如何調動現有的農村社會資本以及培育新的社會資本，提高農村居民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無疑是當下需要思考的一個核心問題。因為農村居民的互助養老參與意愿一直是影響農村互助養老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發現，家庭規模、居住方式、代際關系、健康狀況、經濟狀況等以及個體特征變量中的年齡和婚姻狀況，對農村老年人互助養老意愿有顯著影響。⑨郝亞亞、畢紅霞：《山東省農村老人社區互助養老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西北人口》2018年第2期。⑩張麗、畢紅霞：《基于SEM的農村互助養老選擇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調研世界》2018年第12期。?于長永：《農村老年人的互助養老意愿及其實現方式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關于社會資本對互助養老參與的影響研究，也有研究發現，農村老年人村居層面的社會資本量和互動，對其參與互助養老服務具有顯著影響。?劉妮娜：《中國農村老年人互助養老服務參與狀況及影響因素研究》，《老齡科學研究》2018年第12期?？傮w上看，對于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已經涵蓋了個人、家庭和集體層面的因素。但是，有關社會資本與互助養老之間關系的研究，已有的文獻大多以社會資本理論來分析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較少以社會資本理論來分析社會資本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從家庭資源和村居資源層面進行分析，研究的是結構性社會資本對互助養老參與的影響。而本文從認知性社會資本的角度分析其對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是對已有的相關研究的補充或完善。在研究過程中，本文將以認知性社會資本所包含的信任與互惠規范要素，單獨進行模型分析，考察它們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本文還將子女數量納入模型，從家庭養老資源的角度考察其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觀察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替代效應或擠出效應。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理論基礎

如果能夠充分挖掘和調動蘊藏在親緣、地緣和業緣關系中的社會資本，以促使更多的老年人參與到互助養老中來，必將有利于農村互助養老的發展。要分析社會資本與農村互助養老發展的關系，可以借助社會資本理論。不過，來自經濟社會學領域的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內容十分豐富，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用該理論來解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相關問題，提出了各種理論觀點和主張。一些學者也對社會資本作出了各種定義。例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①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Readings in Economic Sociology, (2002), pp.280-291.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James 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擁有并表現為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財產，主要存在于人際關系的結構之中，并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他強調社會結構和個人行動是社會資本的兩大特征。②Coleman，J.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1988), pp. S95-S120.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帕特南（Robert D.Putnam）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信任、規范和網絡是構成社會資本的三大要素。③Putnam，R. D,“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affairs,”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47, no. 8 (1994), pp. 5-19.著名美籍華人社會學家林南（Lin,N.）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④〔美〕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頁。

依據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各種界定，社會資本通?？梢员粍澐譃榻Y構性社會資本和認知性社會資本。結構性社會資本又分為粘黏型（即同質性人群中的緊密聯系）、聯合型（異質性人群中的關系）和鏈接型（同一社會等級內不同地位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與結構性社會資本不同，認知性社會資本描述的是非客觀的領域，它表現為群體內或群體之間那些涉及社會信任、互惠原則、集體行動和合作的共同規范與價值觀念，而本文正是要聚焦于社會資本的信任和互惠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機理。

縱觀有關社會資本的各種理論和觀點，可以發現，帕特南的有關理論和觀點比較適用于分析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問題，特別是，他強調社會信任和互惠規范是創造社會資本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信任來源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網絡。每個人都置于以自身為中心并向外延伸的社會網絡中，個人依據該社會網絡給予的信息來作出行動判斷。因此，處于社會網絡中的個人通過社會網絡的信息反饋來決定是否給予網絡中的他人以信任。為了保持長久的信任，個人會審視自己的行動而避免作出失信行為，在各行動者的努力下，信任由此而發展起來。⑤韓彥超：《市場化、社會網絡與一般信任》，《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セ菀幏懂a生于社會網絡內人們長期交往的過程中，可以被分為兩種:一種是“均衡的”，指的是人們同時交換價值相等的東西，這種價值相等的交換往往具有“一次性”的意思；另一種是“普遍化的”，是指在持續進行的交換關系中，這種互惠在特定的時間段里是無報酬和不均衡的，強調了關系的堅強和持久。⑥〔美〕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王列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1頁?；セ萦绊懶袆诱叩膽B度與行為，行動者之間互相遵循互惠規范，可以有效解決集體行動困境。所以，作為一種潛在的資源，互惠規范能提高行動效率，具有良好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

2.研究假設

在現代社會中存在著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兩種信任體系。人際信任建立在私人關系的遠近上，而制度信任基于習俗規范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

而在中國農村社會，農村居民通常會在日常生活和生產中與親戚、鄰居、朋友和同村人等的社會交往對象形成自己的社會網絡。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為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請酒，生了孩子要送紅蛋，有喪事要出來助殮、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機構。①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6-29，48-50頁。所以，農村居民的自愿性互助行為與人際信任密切相關，人們之間的信任度越高，越是愿意互相幫助?；诖?，可以提出假設1:人際信任對于農村居民的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具有正面影響，即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越高，他們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就越高。

此外，農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為通常屬于“普遍化”的互惠，這種“普遍化”，是與習俗規范等非正式制度緊密相關的?；诖?，可以提出假設2:互惠規范對于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具有正面影響，即人們之間互惠互助的水平越高，他們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就越高。

二、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9年自調研數據。為了更好地掌握農村互助養老的實際情況，課題組成員在2019年7月選擇湖北省枝江市與河南省鄧州市的部分農村地區進行了調研。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地方，主要是考慮到它們在農村養老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是相鄰省份的兩個市，但它們在農村養老服務發展狀況上存在著較大差別:湖北省枝江市在2012年就開始了互助養老方面的探索，在一些鄉鎮進行了互助養老服務試點，積累了互助養老的基礎和經驗；而河南省鄧州市是傳統的農業市，農村老齡化和空巢化程度比較高，但在養老保障改革探索上鮮有動作。課題組根據不同鄉鎮的經濟情況和地理環境，在湖北省枝江市分別選取了一個發展狀況較好的鄉鎮和一個發展狀況較差的鄉鎮，在河南省鄧州市選取一個鎮，然后在選取的鎮中隨機選取多個村莊進行了調查。由于目的在于考察農村居民互助養老情況，所以被調查對象多為農村中年人和老年人。調查問卷的內容主要包括個人基本情況、社會網絡以及農村互助養老現狀三個部分。問卷中的測度項均來源于已有文獻的整合，有助于調查結果具有較高的內容效度。其中一部分研究測度項來源于西方文獻，并使用了回譯（back translation）的方法以確保問卷中測度問題描述的準確性?？紤]到農村老年人身體狀況和文化水平，問卷調查采用一對一結構式提問的方法完成，共發放了1500 份調查問卷，成功回收1061 份，剔除無效問卷9份，剩余有效問卷1052份。

2.變量說明

（1）因變量。本文研究認知性社會資本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的影響，因變量為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在問卷中因變量的問題為“您愿意為他人提供互助養老服務嗎?”，回答的選項為“愿意”或“不愿意”，由于這兩個選項不存在程度深淺以及比較關系，因此可以看成二分類無序變量，“愿意”賦值為1，“不愿意”賦值為0。

（2）自變量。前文已經指出，認知性社會資本包括信任和互惠這兩個要素，因此，這里將信任和互惠要素作為衡量認知性社會資本的自變量。認知性社會資本的信任要素的測量在問卷中體現為對子女、鄰居、親戚和朋友的信任程度，將這四類對象的信任度設定為信任要素指標，并依據信任程度的不同分別賦值；認知性社會資本的互惠要素的測量在問卷中體現為三個問題，分別是對不同情況下的互助互惠情況進行調查，包括農忙時、紅白喜事時以及利好信息分享時互助互惠頻率，并將這三個問題操作化為互惠要素變量指標。

（3）控制變量。由于本文主要研究認知性社會資本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根據已有文獻可知個人和家庭因素會對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產生影響，因此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個人基本特征變量和家庭基本特征變量。個人基本特征變量中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和收入。性別設置為虛擬變量，將“男性”賦值為1，“女性”賦值為0；年齡依據不同年齡段進行分組賦值；婚姻狀況在問卷中設置為四種情況的分類變量:未婚、有配偶、無配偶（喪偶）以及無配偶（離異）。健康狀況在問卷中有五個選項，不同健康程度不同賦值；個人收入為不同收入水平的分組。家庭特征變量包括子女數量和居住方式。子女數量在問卷中為離散變量，具體為兒子數量和女兒數量；居住方式設置為不同居住情況的分類變量。

表1 變量的定義

3.模型設定

本文利用是否愿意為他人提供互助養老服務來測量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因變量取值1或0（1為愿意，0為不愿意），為二分類變量。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來估計認知性社會資本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計量模型為:

在模型中yi為因變量，xi為自變量，β 為系數，u 為隨機擾動項。本文通過統計軟件stata15 對變量在不同層面進行分析。模型一不加入任何認知性社會資本變量，只對包括性別、年齡、健康狀況、婚姻狀況、子女數量、居住方式等個人和家庭基本特征變量進行回歸。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礎上納入對于認知性社會資本信任要素的變量。模型三在模型一的基礎上納入認知性社會資本互惠要素的變量。模型四為完整模型包含認知性社會資本的信任要素和互惠要素以及個人和家庭基本特征變量。

三、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

如表2所示，總體上看農村居民對于互助養老的參與意愿較高。數據顯示:（1）在性別方面，男性與女性農村居民的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存在一定差異。女性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高于男性農村居民，女性農村居民的互助養老參與意愿達79.37%。（2）在年齡方面，不同年齡段的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存在不同差異，呈現低齡者參與意愿高、高齡者參與意愿低的特點。70歲以下的低齡農村居民的互助養老參與意愿較高，都在80%的水平以上，其中50 歲以下的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最高。隨著年齡的增長，參與意愿有降低的趨勢，70歲以上的各年齡段農村居民的參與意愿都在60%的水平左右。（3）在身體健康狀況方面，身體健康狀況較好的人參與意愿較高，身體健康狀況較差的人參與意愿較低。非常健康和比較健康的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均在80%的水平以上，健康狀況一般的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體現了參與意愿在健康狀況好與差之間的過渡，非常不健康和比較不健康的農村居民戶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均在65%水平左右。（4）在婚姻狀況方面，不同婚姻狀況各有差異。在未婚狀態中的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大體上較高；而在已婚狀態中，又具體劃分為不同情況，有配偶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較高，達79.86%，而無配偶的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較低，其中喪偶的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最低。

表2 基本特征變量與互助養老參與意愿交叉分析

2.回歸結果分析

（1）人際信任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

針對假設1，模型二在控制了個人和家庭基本特征變量的基礎上考察人際信任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貧w結果顯示（如表3 所示），農村居民對于子女和鄰居的信任程度對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但該影響未在5%的水平上顯著；農村居民對于親戚和朋友的信任程度對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具有負向影響，但該影響同樣未在5%的水平上顯著。因此，沒有任何一類對象的信任變量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的參與意愿產生顯著影響。因此，該模型結果未驗證上文提出的假設1。模型四納入了認知性社會資本中信任要素和互惠要素以及個人和家庭基本特征等所有變量。在模型四中，其他三個信任指標對農村居民參與互助養老意愿的影響也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只有對朋友的信任變量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具有負向影響，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農村居民對朋友的信任越低，其互助養老參與意愿越高。把這兩個模型的結論歸納起來，可以認為，農村居民對“熟人”（包括子女、鄰居、親戚和朋友）的信任都無法對其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產生積極的顯著影響。因此，前述研究假設1并不成立。

如果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農村居民對于不同對象的信任程度存在差異（如表4所示）:在所考察的四類對象中，農村居民對于子女的信任程度（94.6%）最高，其次是對于親戚的信任程度（85.72%），再次是鄰居的信任程度（83.45%），最后是對朋友的信任程度（59.25%）。這類似于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以己為中心，像石頭投入水中后的水波紋一樣一圈一圈愈推愈遠、愈推愈薄。①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6-29，48-50頁。這說明，中國農村居民仍然保持著傳統的人際關系，對他人的信任程度隨著這種關系的親疏而變化，關系越親近信任程度越高，反之越低。這種人際關系使得農村居民習慣于在遇到困難時按順序求助于“圈內人”；通常只有在圈內人難以提供相關幫助時，農村居民才會考慮“圈外”求助的可能性。這就決定了傳統的農村居民互助往往規模較小。而當政府想將這種傳統的小規?；ブl展為大規?；ブB老時，傳統的“熟人”間信任并不能對此產生積極作用，主要是因為這個小范圍相互信任并不能自動轉變成農村居民對大規?；ブB老計劃的制度信任。而且，如果一些農村居民對親屬的信任度很高，他們就可能更傾向于依靠親屬解決有關養老問題，因而他們的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可能并不高。在模型二和模型四中，兒子數量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產生的負向影響在5%的水平上顯著，結果表明兒子數量越多的人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越低。這可能不僅是因為傳統上男性在農業勞動生產中比女性更具優勢，②石智雷：《多子未必多?！龥Q策、家庭養老與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5期。更是因為農村地區廣泛存在著的傳統習慣。受古代宗法制影響，中國社會仍然廣泛遵從父系家族體系和從父（夫）居形式，這一傳統導致了家庭成員在為父母提供養老保障的過程中存在著性別差異，③YANG,H,“The distributive norm of monetary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A look at a township in China,”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58, no 2(1996), pp. 404-416.使得許多中國人形成了養兒防老與兒子養老送終的固有觀念。

表3 回歸結果分析

續表3

表4 各類對象信任程度基本情況

（2）互惠規范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

針對假設2，模型三在控制個人和家庭基本特征變量的基礎上考察互惠規范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貧w結果顯示（如表3 所示），農忙時相互幫助情況和紅白喜事時相互幫助情況這兩個變量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的影響在5%的水平上并不顯著。這主要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在一些農村地區，許多青壯年外出打工，導致農村居民在農忙或遇到紅白喜事時難以在熟人中找到合適的人手；與此同時，市場力量已經在這些領域發展起來，付錢就可以比較容易地請到專業人員和機械來完成相關工作。因此，傳統農村社會中的互助互惠的范圍在某些方面被壓縮。不過，知道能給大家帶來好處的信息時互相告知這一變量對互助養老參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也就是說，越樂于告知利好信息的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越高。在這方面，模型四得出的結果與模型三是一致的。這從一個角度驗證了研究假設2:互惠互助的水平越高，農村居民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越高。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盡管農村居民對“圈內”熟人的較強信任仍然普遍存在，包括對有血緣、親緣關系的子女、親戚的信任和對有地緣、業緣關系的鄰居、朋友的信任，但是，這種人際信任并未對農村居民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產生正向顯著影響。而且，對親屬的超強信任可能會弱化農村居民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因為他們可能更傾向于依靠親屬解決有關養老問題。特別是，在農村養老保障實踐中，兒子數量越多，老年人的養老需求通過家庭養老方式獲得滿足的可能性往往越高，因而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越低。（2）互惠規范會對農村居民互助養老參與意愿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互惠互利程度越高則農村居民互助養老的參與意愿也越高。信息交換作為互惠規范的一種體現，表現了農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惠互利習慣。農村居民之所以樂于信息互惠，可能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這是維持“熟人”信任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是它的成本十分“低廉”。

根據上述結論，如果要支持農村互助養老發展，從而幫助農村居民解決一些養老問題，就可以重視以下兩個方面:（1）采取措施將農村居民的對“圈內”熟人的信任拓展至對互助養老的制度信任。農村居民的人際信任比較牢固地嵌入了他們的社會網絡中，利用這種社會網絡的互動效應可以提升農村居民對于互助養老的認同，培養并增強他們對于互助養老的制度信任，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對互助養老的參與意愿。例如，可以找出這種社會網絡中的關鍵節點（大家族中有威望的帶頭人、能人等），通過定期集中培訓、到先行地區觀摩交流、專家答疑等方式，先讓這些人了解互助養老的內涵和運行機制，并逐步形成對互助養老的認同和制度信任；然后，再鼓勵、引導這些人在親朋好友中傳播，從而逐漸形成群體認同和群體對制度的信任。（2）利用農村居民樂于“共同分享”信息的互惠規范，培養和發展農村居民在互助養老服務方面的互惠規范。一般情況下，物質互惠為信息互惠建立基礎，而信息互惠同樣可以反過來促進物質互惠。如果首先讓互助養老成為農村居民的信息互惠的重要內容，就可能讓這種相互促進作用更好地服務于農村互助養老的發展。這意味著，如果將農村互助養老盡可能聚焦于提供那些低成本、見效快的互助養老服務，讓參與者盡快獲益，成為他們津津樂道的“互惠信息”，將會反過來促進農村互助養老的更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