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珠三角經濟動力轉換問題研究

陳意新

(廣東行政職業學院 經濟貿易系，廣東 廣州 510800)

珠三角地區不僅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地區，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核心區，在區域乃至全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引領作用和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特別是近年來，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出臺為契機，珠三角再一次站在舉世矚目的地位，努力建成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為廣東實現“兩個走在前列”作出更大貢獻。2012—2019年，珠三角地區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生產總值年均增速8.03%，其中，2019年為7.22%(如圖1)。

圖1 珠三角2012—2019年GDP增長率

2019年，珠三角實現地區國民生產總值8.68萬億元，占廣東省的80%，與其他省市區比較，總量居全國第2位。新時代下我國經濟面臨著艱苦的轉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差異，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動力不足，拉動經濟的傳統三駕馬車(投資、外貿、消費)也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為尋找新的發展契機，中央出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這是當下最熱門的規劃話題，也是改革開放40年后又一次實現地區經濟騰飛的國家戰略。珠三角地區地處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域，外向型經濟一直以來處于重要的前沿陣地，是國家外向型經濟的主要戰場，將在這一戰略中發揮核心作用。當前全球經濟深陷疫情影響、中美貿易摩擦不止，外向型經濟區域是否能夠尋找到新的發展動力，找到改革轉型的突破口，將會是珠三角經濟能否實現繼續領頭發展的關鍵。一直以來，珠三角地區廣東9個地市積極發展制造業、金融業、高新技術業等，多產業協調配合，在經濟下行過程中結合自身優勢實現經濟發展穩中有進，但由于各地市經濟總量分布不均，地區差異明顯，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廣州深圳兩市創造了絕大部分經濟增量，其他市區依托于兩市發展，缺乏自身亮點，經濟發展較為緩慢且脆弱。如何協調區域地市之間經濟發展、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是擺在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當前，廣州與深圳的產業升級已進入重要階段，通過打破行政區域束縛，串聯形成珠三角一體化城市群，將第二產業轉移到珠三角周邊城市，形成經濟輻射、資源共享、產業集聚，可以使珠三角的發展再上一個臺階，進一步帶動粵東西北、泛珠三角地區的發展，優化全國區域發展格局。同時依靠粵港澳大灣區全方位發展的主要經濟增長引擎，緊抓新時代的發展機遇，珠三角地區產業協調、經濟動力轉換也迫在眉睫。本文以珠三角為例，通過分析實證區域間的不協調程度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增長乏力，提出促進區域發展協調的政策建議，從而為珠三角經濟增長培育新的動力，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戰略添磚加瓦。

1 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研究

經濟增長的引擎究竟是什么？這是各經濟學派一直以來關注和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經濟增長理論從古典學派到新經濟增長學派，對經濟增長因素的解釋都大相徑庭，各自都從投入要素、科技、制度、效率等角度提出了經濟發展動力的源頭所在，同時也都認同經濟增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系列復雜因素綜合的產物。我國經濟從進入新常態之后，傳統的三駕馬車拉動乏力，新的增長爆發點有待孕育并成長，全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是常態。作為過去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大戰略之后，珠三角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將是新常態下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現實路徑選擇。國內外學者圍繞區域經濟發展協調問題從現象到本質、從分析方法到政策建議都進行了全面的研究。

1.1 國外理論研究

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早期代表就有新古典主義的區域協調發展理論。其中羅森斯坦·羅丹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理論、“大推動”理論和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對于落后地區經濟增長的描述和發展有著很好的解釋。這些理論為發展中國家迅速擺脫貧窮落后困境，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模型，指明了一條快速發展的路線，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赫希曼的“引致投資最大化”原理、“聯系效應”等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和資源稀缺的情況下與均衡增長相權衡，也許不均衡增長對發展中國家更具吸引力。阿羅模型則認為經濟增長的惟一源泉——技術是內生變量，通過技術創新拉動經濟發展。盧卡斯模型則從經濟增長速度入手，認為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與人力資本狀況直接相關，可以把提高人力資本投入作為經濟發展新動力。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則認為技術創新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國外這一系列理論大都認為區域經濟增長的因素不只是單靠資源，還有區域的協調，這是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為全球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4]

1.2 國內理論研究

區域經濟發展問題一直以來也是我國政策制定者、經濟學者們熱烈關注的問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出現了多個區域模塊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學者對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建國初期為恢復經濟，國家實施“均衡快速發展”的戰略；到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國家又提出東西中部地區的“非均衡”發展理念。近年來，多個區域規劃政策的落地，以及“一帶一路”的倡議，也是繼續踐行著區域間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非均衡發展，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就。與此同時，區域間的經濟不協調問題開始成為了經濟繼續發展的關鍵問題。胡兆量等人(1982)最早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性問題，認為通過地區差異性的研究，采取差異性、因地制宜的政策與方針是我國經濟建設發展的關鍵。胡乃武、韋偉(1995)認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必須有利于縮小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才能實現整體的增長。李少游(2003)根據我國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特點，試圖建立全國主要區域內部的經濟三角結構，實現全區域經濟的穩定增長。賀燦飛、梁進社(2004)運用泰爾指數測量我國區域內、區域間和省際經濟差異程度，分析了造成區域經濟差異的主要因素，認為改革開放政策、全球化參與程度、市場化與城鎮化進程是引致區域經濟差異的關鍵因素。李瑞記(2005)認為我國改革繼續深入的戰略任務應該是縮小區域經濟差距，協調區域經濟發展。[1,2]

2 珠三角經濟發展的區域協調

2.1 模型設置

借鑒前人的研究，對珠三角區域9個城市間經濟差異進行分析，本文采用的是可分解的泰爾指數中區域間差異部分分析。泰爾指數是泰爾等人(1967)提出的用于進行整體差異間差異的評價體系，該指數把區域差異分解成了區域間的差異和區域內部的差異。[3,6]通過泰爾指數測算珠三角區域的城市間經濟發展差異變化，進而評價珠三角地區廣東9個地市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其計算公式為：

(1)

式(1)中Tb為區域間差距的泰爾指數，Yi為珠三角i城市的GDP，Y為珠三角區域的總GDP，Pi為珠三角i城市的常住人口數，P為珠三角總常住人口數。

2.2 數據

本文以2012—2019年的珠三角地區廣東省9市統計年鑒為數據來源，將GDP和常住人口數據帶入公式(1)，通過Excel計算得到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泰爾指數表(見表1)。

表1 2012—2019年珠三角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泰爾指數

2.3 原因分析及結論

數據計算結果顯示，2012年以來，珠三角區域的泰爾指數基本呈上升趨勢，表明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在不斷拉大，經濟增長速度有所起伏，最近幾年都低于8%。珠三角地區包括9個城市，其經濟結構是一個“兩超兩強五大”的結構，“兩超”是廣州和深圳兩個超級大城市，“兩強”就是佛山和東莞，其他城市珠海、中山、江門、惠州、肇慶就是“五大”，這樣的經濟結構呈現出相互競爭的激烈態勢。廣州與深圳在競爭，佛山與東莞也在競爭。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的佛山GDP也邁過了萬億門檻，在廣佛同城化戰略的引領下，佛山還是能夠借助與廣州的區位優勢得以發展。珠三角各個城市之間已經初步存在產業布局上的分工和優勢互補：廣州產業結構完整，制造業尤其突出，金融、商貿等服務型產業也很發達，而且具備交通樞紐的功能；深圳以金融、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而佛山、東莞的制造業優勢突出，惠州的石化產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傮w而言，珠三角區域的發展在各主體間還存在差異，通過測算區域內外對總體經濟差異的影響，研究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實施，珠三角區域在粵港澳中占據核心位置?；浉郯拇鬄硡^規劃綱要的成功實施，珠三角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將得以提高，這也為珠三角未來經濟增長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然而，區域間的泰爾指數反映了城市間的經濟發展差距程度，但不能直觀顯示區域內部的協調程度，為了進一步了解珠三角區域內協調狀態，筆者利用矢量地圖繪制了 2012 年和 2019年廣東珠三角9個地市的經濟貢獻熱力圖(見圖2、圖3)。

圖2 2012 年珠三角各地市經濟貢獻熱力圖

圖3 2019年珠三角各地市經濟貢獻熱力圖

對比 2012年與 2019年的地區經濟貢獻熱力圖可以發現，過去的八年間，佛山、東莞與廣州、深圳的熱力對比度有所減弱，表明統計區域內珠三角各地市經濟發展更加趨于協調，全區域的穩步發展達成共識。當然廣州、深圳仍然是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龍頭，在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引領地位始終穩固。佛山、東莞兩市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推動下，經濟也獲得快速發展，對珠三角地區的經濟增長貢獻度明顯增加，主要原因是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實施以來，珠三角全區域推進一體化和城市化，地市間實現了有效的貿易合作，增強了區域內部分工與合作，充分發揮了各地市間的比較優勢和溢出效應，實現了區域經濟收斂。

3 實現珠三角經濟動力轉換的政策建議

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不能單靠市場手段。市場的激烈競爭將使得地區間的差距拉大，不利于整體區域的發展。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發展動力受限，有必要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轉化發展動力，必須依賴政府的“有形之手”加以干預，發揮區域經濟的擴散效應，實現整體區域的臨界發展。保持珠三角經濟增長，必須從政策上統籌規劃，采取適當的協調政策，通過小平衡撬動大平衡，縮小區域差距，發揮擴散效應，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3.1 協調各地市政策，建立地市間政策協調機制

珠三角地區已經被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國家戰略框架之中，政府之間政策協調要從政策落地到具體實施層面，區域內部的政策要協調一致。通過9個地市政府間政策協調機制，統一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國家大戰略上來。一是提高市場配置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不同城市的比較優勢，進一步明確和完善廣深核心區的制度建設，促進廣深引領的空間集約、有效、有序發展；二是拓展廣深核心區與廣深核心區之間的支持渠道，使經濟落后地區和區域內經濟發達地區實現生產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和政策力度，促進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形成帶動效應和擴散效應；三是實現同步化趨勢在加強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同時，不斷縮小城市間的經濟差距。[5]

3.2 以經濟要素稟賦差異為前提，實現產業錯位發展

鑒于珠江三角洲經濟空間格局的基本形成，加快區域協調發展，是推動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新跨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必由之路。根據不同城市經濟要素稟賦的差異，采取不同的促進政策，實現區域產業一體化。通過實施不同產業的協調發展戰略，可以有效增加區域間合作的可能性，也可以有效解決珠三角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異質性，從而實現區域一體化發展。廣州發揮樞紐功能，以金融、商貿等服務型產業為引領；深圳以金融、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佛山、東莞突出制造業優勢。

3.3 堅定不移推進科技創新，加快科技轉化機制建設

依托珠三角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建設，使之成為輻射珠三角、連接廣東的重要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樞紐，通過香港和澳門走向世界。堅定不移地推進科技創新，繼續開展高新技術企業培育，提高質量，建設高增長的創新型企業?？萍紕撔率翘岣呱鐣a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把它放在珠三角經濟發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著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提高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萍紕撔乱瓿蓮目蒲械皆囼為_發再到推廣應用的“三級跳”，加強科技轉化機制建設，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實現科技創新價值。

3.4 推動以點帶面，發揮區域擴散效應

推動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個點的區域經濟優勢向粵港澳大灣區的擴散發展，進而帶動兩廣、兩湖等華南區域的經濟發展。在當前內循環為主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動力驅動正好發揮區域擴散效應，以小平衡帶動大平衡。[7]

總之，我國經濟發展增速減緩的新常態背景下，積極推進經濟增長動力轉變的大環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珠三角地區既要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又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實現整個珠三角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珠三角地區的資源整合，“2+2+5”模式必將發揮出巨大的區域協同效應，從而打造出一個結構完備、層次豐富、產業協同的三角洲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