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失意人詠嘆調

唐開金　傅華

突放的奇花，縱使片刻間/就凋落了，但已留下/生命的胚芽

——鄭敏《時代與死》

在80后作家群體中，王莫之似乎有些沉默，很少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然而，跟他來到上?？纯?，這個人便化作一朵奇花，渾身散發著靈氣。與其他80后作家書寫上海的方式不同，王莫之似乎沒有考慮過從80、90年代紛雜的文學思潮里翻找到鐘意的內核植入自己的大腦，你無法用傷痕文學、知青文學、改革文學、打工文學等等標簽把他禁錮在一個范圍之中，因為他巧妙地在這些關口來回穿梭，又戲劇性地退出，最后獨自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常常拋出“重鉛”擊碎讀者的閱讀期待，因為他所呈現的故事就是把偌大的現實折疊、壓縮、剪輯，還原出的另一部現實。這部現實相比那些皇皇巨著而言，宏大的主題建構、跌宕的情節、角色的激烈沖突、悲劇的升華都不復存在。剔除了重大、敏感、群體、主流的敘事元素，王莫之呢喃著邊緣的、風干的、零碎的情緒，輕聲嘆息。

何種嘆息呢？處于永動空間下城與人的嘆息。

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坦言文學鼓勵人對城市的反叛，且越到現代越是如此，他們的叛逆姿態，是由城市培養和鼓勵的。①現代文學對城市連同在城市生活的人的批判不絕于耳，這似乎已經成為某種共識。從車馬緩慢到高鐵疾馳，從炊煙鳥鳴到吊塔工廠，鄉土性的逐漸解構，把人拽進黢黑的城市森林。城市到處都是人，到處簇擁著密集的陌生，他者也許并不知道你需要火把，因為他自己也許就處在黑暗的泥沼中。當城市的擴張超過人去熟知它的速度，樓盤目不暇接地聳起，辦一件事需要捆綁一個微信程序，每天輾轉于不同交通工具的傳送帶上，大廈的LED燈亮過月光……“新”成為人們新的負累，“舊”卻成為人們新的追求。究竟是人被城市所捐棄，抑或城市被人所遺忘？身在其中，我們霧里看花。當城市及它的附屬品開始建構人，慢慢發現，燈火通明的地方卻看不見我們自己的影子。雖然“異化”已是老生常談，而王莫之究竟不愿成為卡夫卡式的控訴者，他努力言說著上海令人憐愛之處，懷緬它曾經令人心動的樣子，并對當代上海城與人給予了紀實性的觀照。如果說舊有的空間始終是個人記憶與地域歷史的標識，那么，繁榮而生機盎然的、世界化的無名大都市已阻斷了可見的歷史綿延，阻斷了還鄉游子的歸家之路。②上海是一個熱鬧的城市，《安慰喜劇》中主編卻極平靜地告訴陳玲：“上海不需要任何人?！鳖H具現代性的反諷令她們一陣唏噓，并走向了更深的疑惑。新千年的鐘聲蓋過詩與田園的聲音，一時眾聲喧嘩，聲音最高的一段來自城市，它高亢熱烈，然而包含了無數嘈雜的和聲。這聲音由城市本身發出，不會伴隨城市的發展而消隱。而王莫之所做的，就是告訴人們：曾經的上海與上海人互相需要，親密無間。

百年滄桑轉眼過，上海重新梳洗斂容，卻無法抹平無限生長的皺紋——那些隱伏在現代空間之下的“老靈魂”，被王莫之的文字一一召喚出來。茅盾書寫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的社會全景，張愛玲選擇了一個角落吐露著上海男女的悲歡;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王安憶、金宇澄的皴擦與工筆描摹中，上海記憶得以延續。世紀末與新千年的更迭期，上海在王莫之的筆下重新建構。這座無數人壘筑的“東方巴黎”在王莫之的敘述中并不偉岸，他不為上海引吭高歌，而通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與逝去文化的觀照反映當下現實，人文關懷的背后無不折射出風流云散的悲悼。站在這親切又陌生的地域空間，王莫之嘗試把那些曾經根植于幾代人的身體，且與之共存的弄堂、煙火、音樂文化的肌理組織漸次剖示，而當代上海人的這些肌理組織“萎縮”之后引發的陣痛，又輕輕被王莫之的文字拂拭著。

一

城市的歷史與文化安放在一磚一瓦，安放在綠水紅墻，安放在穩定的衣食住行。西安留大唐余韻，杭州遺宋都麗影，成都存三國遺風，而上海自開埠以來，百余年時間塑造的城市萬象又在短短十幾年里被重新塑造著。20世紀80年代后上海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針對性政策的導向和相應經濟措施的實施，外加歷史的“殊遇”，為其制造了華麗轉身的機會。人們時常感嘆上海僅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便達到其他城市一百年都無法達到的成就，人類幾乎所有的現代文明都能在上海找到印記，它如此幸運，幸運得耀眼?？杉幢悻F代上海蔚為大觀，王莫之卻有意制造和它的距離。東方明珠、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這些新興的文化標志無法喚起他的情感認同。對一個自稱為“奇怪的一代”的80后上海青年來說，王莫之的生活態度是“文火慢煮”的老城廂所塑造的。

“一種景色，聯想不起另一種景色，才是值得眷眄的景色?！痹谕跄囊I下，我竟短暫地游離于那座現代城市，轉而認同起木心先生這句話來，并朝那片斑駁的景色致以敬意。曾經的上海在《310上海異人故事》（以下稱《310》）小說集里做著最后的亮相，它不僅是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也是中國南北文化融流的代表。作為北方文化代表的澡堂在上海扎根已久，它和茶館、飯店、旅館一樣已成為市民社會的縮影。王莫之在《老城廂》里憑吊了上海最后一家混堂，它的消逝意味著城市與市民觀念的多重嬗變。

“站在外倉橋街，你能看見兩個世界。棚戶區，街面以西是一大片棚戶區，解放以前造的簡房危樓，江浙兩省為主的外地移民搭建的小天地，避戰禍、討生活;街面以東，在過去的百余年里，曾經也是這般面容，現在因為舊區改造，房子拆了，人遷走了，地塊的方向還停留在圖紙上，于是，也就形成了一大塊空地，被兩米高、灰白明凈的砌墻圍成地圖上的一節火車頭形狀?！雹?/p>

淡淡的鄉愁在定格的畫面中蔓延開來，小說開篇以白描的語言為讀者勾勒了一個另類的上海，動遷中的上海，正在粉刷和重建的上海。這里是上一代上海平民的住宅區，是和弄堂、租界公寓、洋場共存于上海的空間形態之一。作者并未順著空間的延展去追溯棚戶區的過去，只利用簡單的構圖奠定了小說憂郁蒼涼的基調。王莫之用只言片語消解了歷史的厚重，把時間與敘述重心拉回到現在，如果這里的一切都已“變質”，那么畫面一轉，澡堂的出現則成為這片灰暗地帶的亮色，它的存在顯示了上海極大的包容與極復雜的歷史軌跡。住房條件的普遍提高、個人觀念的轉變、家庭淋浴設施的完善使得澡堂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郝明知道，“樂清”已四面楚歌，整個時代都在和他作對。鍋爐燃料的更新、人工費用高居不下、消費人群的流失、新興服務的競爭、利潤的微薄、澡堂的安全隱患等無不催逼著“樂清”隱退，可偏偏它存活了八十多年。除了像老顧老申這樣一群老顧客的間接扶持令“樂清”得以勉強維持外，郝明的堅持和轉變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他不像自己的老東家選擇自殺來和時代抗衡，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他一面清楚地認識到無法逆水行舟故而順流直下，把“樂清”更名為“樂清浴室”取得生存地位;一面順應潮流，精簡人手，出租底樓，狠抓服務在行業立足。這個中年男人就這樣和他的幾個“老搭子”在動遷浪潮下戰戰兢兢地前行?？嘈慕洜I的郝明具有了末路英雄的悲劇氣質，但站在道德與利益的天平上，他要面臨最終的抉擇。

王莫之給郝明留下了思考的時間，也給郝明的天平一方增加了砝碼，他巧妙制造了老顧與郝明兩家家宴的重合。宴會舉行前，他們互相寒暄，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大家庭閑聊，熟悉溫情的氣氛仿佛置身上世紀的石庫門弄堂。王莫之設置了一個熟人社會，整個空間消除了現代文明的陌生感。家宴祝酒時，王莫之寫到：“杯底與臺面的敲擊無比喧鬧，但是，此刻的喧鬧是受到祝福的，敲碎了更好，因為中國人信仰歲歲平安?！雹芡跄@然不厭煩家庭聚會的喧鬧，認為這是人們彼此祝福的方式。但大家庭在不可避免地分崩離析，熱鬧氣氛的烘托之下，“敲碎”的命運越顯悲戚。以老顧為代表的熟客是導致天平傾斜的重要砝碼，他選擇脫離子女的照顧，每天獨自往返于“樂清”和家中。彌留之際他坐上11路公交環顧了老城廂的景色，最終在“樂清”合上了眼睛，這位舊上海的癡情人尋得了他的精神寄托?！皹非濉焙屠铣菐K會變成廢墟，猶如馬孔多鎮一樣一去永不回，這片土地無疑會筑起新的樂園。但城市的延伸與地域性的逐漸消失不禁令人感慨：每一種城市文化的消失帶給人的痛楚都是持續的，得到與失去的悖論對現代人而言是永遠無法解答的謎題。

如果說城市的進化是以消滅人的情感寄托和推翻過去生活經驗為代價的話，那么這種進化必定造成都市人的集體創傷，聲勢浩大的動遷正是顛覆老上海人生活之濫觴。上海急速的嬗變使得人們根本來不及反應，一定程度上也許不容他們反應：

建造新樓必然拆除舊房。但對于要動遷的居民來說，沒有留給他們足夠的考慮時間和選擇余地……當事人經常很難接受并再三地試圖抵制搬遷，其原因不僅是對故居歲月的留戀，還有鄰里長期相處的溫情。媒體對此大都保持沉默，也說明了市政當局實施城市改造的堅定決心。⑤

百樂門、盧灣、提籃橋、城隍廟、大自鳴鐘……在時間的沖刷下漸漸模糊褪色?！独铣菐氛咽救藗?，屬于舊上海的東西正在逐漸失去它的包容、親密與溫度。舊有的合理空間被新的合理空間取代，一部分人失去了來之不易的皈依，另一部分人還未在新的空間找到各自的皈依。焦慮、隔閡、躊躇、失重、感傷的集體情緒因而成為了《310》不斷浮現的主題詞。王莫之在談到創作《310》的出發點時提到：“出問題的是上海人，或者說，與上海人相關的形象、品質、精神，一切文化層面的內涵。這座城市已經很少輸出文化了?！雹?/p>

《310》中《鬼戀》一篇為王莫之的判斷提供了最好的證詞。都市的夜迷蒙而寒冷，夜幕下所有的人都在觀望：學生觀望路邊攤;男的抽著煙觀望周遭;女人一邊刷著手機觀望車輛;賣房的人觀望買房的人。除了利益關系，他們的觀望不帶有多余的功能和情感。而“夜宵車”司機老龔在人群中顯得特別，他是這個城市的觀望者，他的觀望，為都市涂抹了柔和的色彩。他的車很準時，他停車靠前不會影響其他車子，下班高峰他會順大家心意滿員即走和加快車速，他知道哪些人在哪個站點上下車。他熱切的觀望換來了回應。一個離異的中年司機，一個年輕酒吧女，在車上幾次短暫的相互寒暄后迅速成為了曖昧的異性朋友。見不到阿桂時，老龔“就像少吃了一頓飯，一面捏方向盤，一面想，她在做啥？”，沒有接到阿桂時，他“開得比較慢”，等阿桂上車時“才恢復正?！?，而且越開越快。一個月后，“速度又降了下來”。老龔的心理悸動隨車速起伏變化，但兩個人始終小心翼翼保持著距離，他們既推心置腹互訴苦衷，又畏懼現實淺嘗輒止，既想深入了解對方的過去，又不敢計劃將來，終無法深入對方的世界。這種適可而止并不是普通都市男女輕佻的試探，而是一種非世俗的幸福的沉重壓在他們心頭。老龔不愿講述不愉快的離婚經歷，阿桂也不愿老龔來自己工作的地方“探班”，老龔請私家偵探調查阿桂的住址，勸阿桂轉行，阿桂則跟老龔“玩失蹤”。都市就像一輛不停歇的車，最終要把他們載到哪里，他們無法預測。正如結尾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唱到：夜色茫茫，罩四周。當現代都市脫離了戰時背景的推波助瀾，是否還會產生另一對白流蘇與范柳原呢？當他們不了了之后，是否會繼續在茫茫夜色中等待與回望？

王莫之并沒有扼殺想象，小說在結尾處選擇了留白。我們不得而知他們的結局如何，但從那首熟悉的曲子中我們似乎得見，老龔的車仍等待著那個都市夜歸人。相較于《老城廂》“悲涼的溫情”，《鬼戀》則是“溫情的悲涼”。城市的流動性和秩序性被看作是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夜宵車僅僅是城市眾多秩序的一環，它的存在是城市良善的一面，然而它不過為都市人提供了微茫的彌補。英國學者雷德蒙·威廉斯在分析狄更斯小說中的城市建構時認為，城市是一種新的流動性造成的既令人興奮，又具有威脅的后果。⑦即使到處可及，也難以走出城市不斷前移的空間，永恒流動的空間之下，我們追求幸福的步履卻如此蹣跚。王莫之承認，“寫完《310》，再發生什么變化我也不會悲傷了。對我來說，我的悲傷已經結束了?！?/p>

王莫之筆下的人物與其說是上海異人，我更愿意稱他們為“上海失意人”。樂迷、樂隊、碟販、插畫師、電影放映師、夜宵車司機、編輯、作家……他們和所有都市人一樣，在同一時代經歷著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情況的困境。在對這些人的敘述中，王莫之逐漸消解上海的地域性，還原都市人而非僅僅上海人的普遍現實，且不斷逼迫他們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做著兩難選擇。盡管“衰鬢先斑”，流淌在身體里的基因卻無法分離，弄堂石庫門即將永閉，王莫之沖進去，做著最后的搜索與尋找。

二

隨著城市空間形態的置換，老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受到影響，飲食則首當其沖?！坝癖P珍饈直萬錢”，上海人的生活態度與精致審美在食物中得到別樣的印證。王莫之不像陸文夫，這位文壇美食家把美食的種類、色香味、吃法與做法都面面俱到地在文本中呈現，讓人大開眼界。對于本幫菜和小吃，王莫之更多將其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同滬語、滬地一道，作為構成上海敘事的組成部分，自然地融入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秲闪＜~子》便是當代上海人傳統生活的珍貴寫照。

都市生存壓力的擴張使現代人難以從工作中脫身，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和互聯網的發展，服務業的繁榮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消費的機會。年輕人無意識地把買菜做飯從生活環節中排除，曾幾何時，它幾乎是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的必備技能之一。王莫之從這一細節出發，提出承襲生活傳統的重要性。主人公作為“非本地人”，他由原先連煤氣都不會點的門外漢到獨立掌火的“家庭主男”，巨大的轉變令大多數本地人都不免發覷。即便時間倉促，主人公仍然追求新鮮食材，為妻子學習不同菜式，遇到問題便悉心請教母親，敬老愛妻持家等上海男人的優秀傳統在變遷的時代中被放大，使平凡的日常方有煙火的溫情與生活的情趣。如菜場買菜的場景就寫得樸素且充滿諧趣：

第一次獨立買菜，他思忖自己應該爽氣一點，千萬別學那些阿姨媽媽，為了幾角洋鈿要繞半半六十日。他開國語問：“這個花菜多少錢一斤？”“小伙子，這個是有機花菜，很好吃的?！比缓髞G出一個塑料袋?！岸嗌馘X一斤？”還是沒有回音，他識相地換了個攤，以五塊錢每斤的價格買了一顆花菜，等到菜場一圈兜回來，聽見同樣的品種，給老阿姨的報價是三塊五。⑧

上海人的精明處處得見。主人公提早洞悉了菜場的“潛規則”，不免多了個心眼。買菜前雖然告誡自己應該爽氣一點，實際行動卻不盡然。知道老阿姨會套路自己，“我”轉身就走，但買菜時仍免不了猶猶豫豫，好在“我”沒有講價，而當自己買完菜回來發現，發現自己還是“上了當”，令人哭笑不得。打趣的背后，王莫之拋出了嚴肅的問題，“年輕人在哪里買菜，不限戶口，差異純粹是階級或收入造成的”。主人公作為收入可觀的中產階層，他并不是迫于生活壓力而在菜市場買菜，而出于對生活的尊重。王莫之為當代青年人重拾家庭觀做了委婉的強調。

相比《兩粒紐子》著重生活觀念的強調，《廢墟里的幽靈》則是關于追憶生活的故事。建筑難耐歲月的琢磨，食物的“保質期”更為長久，人們在對食物的回味中直接抵達遙遠的精神源頭。上海本幫菜的特色講究濃油赤醬，色彩明麗，鮮嫩爽口。作為陪襯，用餐區間也應為優雅寬敞明麗的，因為上海人非常重視宴會，愛熱鬧是上海人的特征之一，也符合這座城市的風格。而《廢墟中的幽靈》中的宴會則尤為冷清荒誕。小說寫“我”在幽深的“廢墟”上享受“純粹的美食”，錯位的環境營造出強烈的張力。當老弄堂的居民順應政策一一遷出，老廚師成為了釘子戶，有事燒菜，無事偷閑，過了一段自在日子。私宴有種特別的凝聚力，把來自上海四面八方的“我們”聚集一處，于是“廢墟”成為好吃口的“收容所”，戀舊者的安樂窩。我們一行人受到廚師的招待，首次聚會“我”的參與作為陪襯，主角是那群除了指稱的字母不同之外，全然無法觀察外貌與性格的前輩，和他們相處，“我”赴宴的興致出于純粹的社交目的而降低。

我望著油鍋旁的大口瓷碗，里面盛著煸過的蟹塊，此舉是為了鎖住肉質的新鮮，留待夜里再翻炒調味。帶魚與素雞也都煎過了。我問他方才在剪的綠豆芽，頭重腳輕，身子精精瘦，不像是從菜場買的。

“被你看出來了，”他微笑道，“是我自己發的?！雹?/p>

再次拜訪廚師，不難發現，這次“我”與“廚師”的幾番攀談并未因年齡產生隔閡?！拔摇睅ш牭摹芭眠z孤”令廚師興味盎然使得美食又重新升溫，隨著對老總的回溯，廚師曾是樂手的身份慢慢清晰，關于那位老總的真相也被還原。詫異的是，知道真相的我也沒有打算制止流言，而選擇了緘默。廚師打算搬離弄堂，但最終我沒能鼓起勇氣再見廚師?；蛟S因為與我相識不久而相談甚歡的人要離開不忍面對，或許因為“幽靈”的秘密被掩埋，沒人再給“我”講述真實的故事與食材的前世今生而悲哀。不管何種原因，王莫之選擇規避敏感的話題而把焦點導向“幽靈”。在小說中，它指的是那位老總的秘密，當謠言成為真實，“幽靈”便暗無天日，廚師有幸讓老總的幽靈得以重見天日，沒有連同廢墟掩埋。這既是對王安憶的上海弄堂的一次回眸，又向著面目全非的廢墟發出嘆息，他們即將失去和其他無數幽靈對話的機會。同樣，“我”一行人又何嘗不是“幽靈”，躲在幽深凄清的弄堂告慰過去，當廚師最終離開弄堂，“我”又不斷尋找安放靈魂的地方。廣言之，“幽靈”是很難再捕捉的形與物、思與情糅合而成的“舊上?！?，一個已經失落的空間，一個群體記憶的集散地。

廢墟如同被遺忘的城中村，每一次與人或寵物的遭遇都值得我留步，我們彼此打量，都視對方為入侵者。反倒是麻雀成群結隊，牢牢控制住了話語權，它們和空調外機一樣聒噪，一路相隨。⑩

廚師的離開，安順老伯的離開，老顧的離開，美娟的離開，無不證明上海人尤其是老一輩上海人的脆弱。如果不是對故鄉的絕望，他們誰愿意離開故土呢？即使現代社會人口的流動包含更為復雜的因素，即使“吾心安處是吾鄉”，可誰又能輕而易舉撇下故土，選擇集體失憶，在別處安于居樂于業最終獲得幸福呢？

這正如王莫之自己體悟到的酸楚：“暈船，但還是要出航”11，也屬于舊上海人的共有“癥候”。當他們適應了乘坐櫓槳輕慢的扁舟，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如若要求登上巨輪，風嘯浪吼，船身晃蕩，難免產生暈船的生理反應。遺憾的是，他們必須帶著不適感出航，因為驀然回首，錨與岸都已被腳下浩浩湯湯的流水淹沒覆蓋。從總體上說，現代社會正是這樣一艘無法洞悉、所向無前的巨輪。在永無止境的航行中，要尋求一座得以?？康膷u嶼，對現代人而言近乎是一種苛求了。老上海人的“出航”是被迫的，他們無可奈何地離開，即使不適、失意，也只能在一去永不回中緬懷、詠嘆。

三

如果說《廢墟里的幽靈》是王莫之拋出的一個引子，那么《現代變奏》《安慰喜劇》則是王莫之相較于其他地域作家的異質表現了，對音樂的捕捉和表達成為了他小說耀眼的元素。作為資深樂迷和樂評人，他對音樂的癡迷達到了一種宗教徒般的狂熱。

在80后青年作家群體中，像王莫之以音樂來透視社會變遷的作家可謂鳳毛麟角。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音樂，不同年齡、性別、審美層次的聽眾對音樂也會產生不同的感受。音樂雖缺少形體，卻擁有無數載體，音樂雖沒有生命，卻在人們的記憶中綿延回響。這些音樂載體與受眾的變化，使得人們對音樂的捕捉和對社會變遷的把握變得有跡可循。在王莫之的小說中，音樂是立體的、可視的。碟販、樂迷、樂隊、樂器、樂曲、樂風，以及其他與音樂有關的元素逃不過他的搜羅，共同構成敘述生態圈;他還利用折疊、反復、閃回、跳躍的片段式敘述方式，使得故事呈現出互相呼應又彼此獨立的狀態，猶如華麗的組曲。王莫之并非要把小說的音樂性故作高深地當成寫作的技巧或潛臺詞，而是使音樂性成為他小說的“靈魂”。臺灣著名影評人肥內指出，在王莫之的創作中：“音樂不僅被描述、被引用，而是在形式上、抽象精神上，乃至節奏上，都得到完美的移植?！?2不妨視之為對王莫之小說內容和形式上的音樂性的肯定。

在信息時代的最初階段，傳媒方式和資源獲取相較于當下還不甚迅捷，搖滾樂就以強大的感染力在中國掀起一陣風潮。它那恣肆奔放的形式，自由意志的宣泄，鮮明有力的節奏構成對主流文化的反叛，受到年輕人的喜愛。不僅是搖滾樂，各類風格的音樂翻山越洋涌入中國，造就了史無前例的盛況。從《現代變奏》到《安慰喜劇》，我們能清晰地發現小說幾乎是王莫之音樂朝圣之路的自傳式書寫，精心策劃的“滬語文學與概念唱片的聯姻”。

追求音樂品質與音樂氛圍是進入音樂的最佳方式之一。王莫之小說音樂性的最好呈現即小說《安慰喜劇》中致暉對陳玲告白的描述。兩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經歷過不幸的人更想抓住來之不易的安穩。敏感的都市，打破安穩的有時只是一通電話。致暉應公司要求去芝加哥工作。這意味著兩人建立起來的親密關系可能隨著距離發生變化。致暉又再一次站在關口，這一次，他決絕地想把陳玲留住。王莫之鋪設出演奏廳，音樂緩緩響起：

是英國管在演奏，如炊煙裊裊直上，蘆葦東搖西蕩;是一段輕柔的旋律，簡單得不足一小節，縈繞在腦海，像明凈天空的幾朵云絮。13

這既是音樂體驗，也預示了小說結局。致暉鼓點式的語言節奏感配合著情緒的遞增，像浪潮般來回激蕩著陳玲的心，大膽而不失真誠，熱烈而不過于灼人。其中包含大段直接的告白、自我的懺悔、付出的艱辛、周詳的考量、緊張的等待以及對未來的憧憬，一句接一句，仿佛進入高潮的音樂話劇。當巨大的信息全部砸向陳玲，她只“幽幽站在原處”。她不是絲毫不動心，千頭萬緒，她一時不知作何回答，也不知回答哪個問題。此處無聲勝有聲，所有情感包蘊在“幽幽”二字，卻找不到發泄的契機，她沒有幽怨，也沒有幽憤。因為致暉沒有站在他面前，除了“幽幽”呆站原地，辯駁與接受和其他的動作在此刻顯得多余。小說結尾外部世界工程動工的喧囂打破了寧靜，凝聚成另一件樂器構成了復調，仿佛陳玲兩種內心在互相沖突對抗。陳玲與致暉后來如何，王莫之同樣選擇了留白。整個畫面由美妙的樂管聲開場及啁哳的機車聲結尾，兩個人在和諧與不和諧的現代城市之間擺渡，炊煙、蘆葦、云絮，美好的事物只在都市停留片刻，但它們簡單得不足“一小節”。

音樂是有聲的情緒，也是無聲的記憶，特別是淘碟的記憶?！冬F代變奏》中王莫之在形式上也借鑒了音樂的結構。小說分七個章節，相當于由七首獨立的歌曲組成的專輯，每一章節敘說一個故事。如《權杖》卷一章，更似套曲形式，大曲中又套了幾個分曲，分說淘碟故事、戲劇圈故事、樂隊故事，整體依舊有連貫性。首當其沖是描寫淘碟故事。對習慣消費數字音樂的樂迷來說，會對打口、磁帶、淘碟、黑膠等等這些詞匯背后包容的歷史感到陌生。普通人看來，它們不過是音樂載體的自然過渡以及傳播所連帶的歷史遺留物，而“打口”14一代卻敝帚自珍。收藏的樂趣在于收藏過程中尋得鐘意的物件所帶來的精神愉悅，樂迷之于實體唱片亦是如此。作為樂迷，王莫之混跡于“淘碟大軍”，自得其樂，他不再以敘述者的身份出現，而是作為參與者進入歷史現場，為讀者記錄新千年時期上海樂潮的原始情狀?！冬F代變奏》中王莫之依次把淘碟地和藏碟人從幕后推向前臺，與他們對話、神交。從淮海路到新樂路、曲阜路，再到大自鳴鐘、市宮、葉家宅、虬江路，每一條路凝聚成一個文化符號，見證音樂對上海人的塑造與賦形。

相較之下，碟販就瀟灑多了。你也能從他們的背影里讀到一些懼怕，但是，叫他們牽掛的只是一個小箱子。那真是硬紙板和封箱帶的宏構，加蓋之后，像大鞋盒。各種簡裝CD，立排起來，通常塞四列，撐足了箱子，最后在面上鋪幾張艷的或是熱銷品，引誘目光。新面孔上鉤，多數站著先砍價，讓販子給推薦;諳熟此道的，則默默蹲在攤前，抓一把在手里翻閱，有方向了才問價。15

很大一批商人見賣音像制品有利可圖，于是音像店鋪雨后春筍般在上海冒出來，更多的則是神出鬼沒的攤販，他們的出現成為國內外音樂在上海傳播的重要媒介。淘碟與賣碟是自愿自主的雙向互動，碟片承載的文化想象與審美享受，已經成為那個精神消費匱乏的年代的集體共識與最好撫慰。因而賣碟人的形象雖不高大，而在王莫之的敘述下表現出親切之感。淘碟沒有復雜的矛盾與利益糾葛，交流變得簡單，碟販身上獨有的從容，是他們身后的箱子賦予的，也是身前無數的樂迷賦予的。

淘碟不僅是“二人世界”，王莫之還導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攻防戰”，他展示了樂迷在同一種審美目的驅使下共同完成的“壯舉”。被“打口一代”奉為淘碟圣地的大自鳴鐘，每周末都在進行著無數人的“朝拜”：淘碟人群猶如上班族，他們手里攥著早餐，趕車，下車，過馬路，競走，等待開市;等到預熱部分，“噸位決定卡位，卡位決定機會”，攤販和樂迷各自就位，搶占各自的陣地;高潮到來，大軍人頭攢動，人聲鼎沸，“玻璃柜臺嘎吱嘎吱的求饒”，場面混亂賽過春運。即使生存空間的逼仄不得不讓他們輾轉于各個路口、商場、店鋪，他們仍有自己的堅持。王莫之為其增添了歷史內涵，他們的消逝與上海的整治工程同步進行，隨大眾文化潮流的更新而褪色。

一如既往，他們慵懶地倚在行道樹后面的護桿上，只允許腦袋做一些簡單的張望，失意和詩意，與生意如影隨形。漸漸地，他們的背影成了遠景，那上面除了恐懼與期盼，還添了憂傷。16

淘碟大軍的最終潰散的事實，散落成鋒利的碎片，劃傷王莫之。他形影相吊，“捧著一堆尖貨，身邊卻沒有一個朋友”。

除了淘碟文化，曾作為阿默林樂隊經紀人的王莫之，展示了當時上海樂隊的整體氣候，力圖證明搖滾樂的王朝真實存在過。上海的樂隊不可計數，阿默林成為小眾樂隊的代表之一：樂隊沒有風格，沒有追求的方向。都市的生活泥沙俱下，他們被各自的煩惱困擾，卻為辦一場樂隊演唱會奔波操勞，頂著各方壓力，即使聽者寥寥，收益微薄。音樂成為他們與世界談判的契機，讓原本毫無交集的人聚沙成塔，樂以忘憂。樂隊的組建、演出、成員的成長、專輯制作等故事猶如零落的葉片散落在文本的各處，在王莫之的倒敘插敘中拾起，制作成生動的標本，聊以慰藉無法逾越的現實屏障。搖滾樂隊的鼎盛肇始于西方先鋒文化思潮的沖擊，也是中國物質精神的雙重需求與社會關懷普遍缺失共融產生的化學反應。搖滾音樂人多數正值青壯年，他們特異多樣的性格也自然成為搖滾樂曲風多變的另類化表達，搖滾樂因而被貼上了叛逆的標簽。王莫之對此心有不甘，在《安慰喜劇》里，他力圖為搖滾樂正名。一直以來“性，毒品，酒精”與搖滾形影不離的說法成為一種偏見。陳玲雖想籌資拍攝搖滾樂紀錄片，但她拒絕了投資方把以上元素加入拍攝的荒謬請求。盡管她克服了資金、器材、拍攝對象等等問題，一個終極問題等著她，她對初衷產生了懷疑。她是處在一個真空的世界對外喊話嗎？她想，這個加速前進的時代如果不是蔑視理性而是深情回眸，那就是自己的問題。拍成了紀錄片又怎樣呢？陳玲這樣問自己，王莫之也在問自己。陳玲的努力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回音杳無。樂評人孫孟晉在一次訪談中對這個困惑也許作出了回答：“我覺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東西，既不能說某個人一定是這個時代的代言，也不能把墳墓里的東西拿出來再對著天空叫喊，因為缺少反饋的力量，搖滾樂是直接反映內心真實的東西?！?7

王莫之并非在掘墓，而是在拾荒。他想告訴世人，搖滾已死，但搖滾的精神氣息尚存。雖然迄今看來，它或多或少又被貼上了商業的標簽，但其實商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今天還被大眾所熟知，和其他音樂共存，繼續輸出著搖滾樂的價值觀，已見證了搖滾樂人義無反顧的精神突圍。

有時候，帶給人傷害的不是戰爭，不是惡言，不是傷病，而是社會不留余地和不帶絲毫情感地前進，挫傷了放緩腳步看風景的人，還有選擇停駐在那片風景里的人。生活是沉重的，各自時代的人承受各自時代沉重，王莫之深諳其理，這使得他進入歷史和敘述歷史時顯得像一個局外人。然而無論如何掩飾，文字早已替人潸然淚下。昔人已乘黃鶴去，來者猶可追。借用劉小楓《沉重的肉身》中的話：即便一個人對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無從避免的生活悖論中被撕成了碎片，依然是美好的人生。18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我們時刻憧憬美好的人生，但耽于過去的美好不算美好，幻想未來的美好不是美好，和過去的美好道別，和未來的美好接軌，才不至墮入虛無?，F實需要悲觀的樂觀主義，這是王莫之所發出的經久嘆息。

注釋：

①趙園：《北京：城與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4頁。

②戴錦華：《隱形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09頁。

③王莫之：《老城廂》，《310上海異人故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12頁。

④王莫之：《老城廂》，《310上海異人故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18頁。

⑤[法]白吉爾：《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王菊、趙念國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458頁。

⑥王莫之：《困境中的上海人》，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

/dispatch？uri=/note/564432354/2021.1.22。

⑦[英]雷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韓子滿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版，第231頁。

⑧王莫之：《兩粒紐子》，《310上海異人故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97頁。

⑨王莫之：《廢墟里的幽靈》。

⑩王莫之：《廢墟里的幽靈》。

11轉引自澎湃新聞《暈船，還是要出航》，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913366/2021.1.25。

12轉引自王莫之《安慰喜劇》的封面，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第1頁。

13王莫之：《安慰喜劇》，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第261頁。

14打口碟：即國外正版碟，這些碟因高估銷量而滯銷，賣不出去因此進行打口銷毀，這些碟片通過不同途徑進入到中國，最多的一種形式是以塑料名義被進口，多來源于美國。

15王莫之：《現代變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86頁。

16王莫之：《現代變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86頁。

17轉引自《孫孟晉：全世界對精神的追求都很無力》，https：//cul.sohu.com/20160718/n459759684.shtml2020.12.25。

18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頁。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欄目責任編輯? ?馮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