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女性作家的時空敘事及思想表達（1931—1945）

王明娟 岳愛華

摘要：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抗戰戰火從東北蔓延至全國，女作家們從正面空間與負面空間兩個角度，如實記錄了物理意義上的戰爭圖景。在時空縱橫并置的敘事空間中，人們在戰亂中的空間流徙提升了戰爭罪惡的客觀性事實的容量，同時在時間流轉中也凸顯出抗戰時期人們心靈的創傷。女性作家記錄戰爭的殘酷、控訴戰爭的罪惡，在超時空追問中表達出鮮明的反對戰爭捍衛和平思想，對于抗戰時期女性作家思想及創作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抗戰時期;女性作家;時間敘事;空間敘事

中圖分類號：I206.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378（2021）06-0019-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1.06.003

婦女與戰爭的關系（1949年以前）以及婦女與政治的關系（1949年以后），構成了中國婦女在20世紀全過程中的基本主題[1]8?？箲鹌陂g，女性作家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以筆為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戰斗之中。女性作家們以女性獨特的視角、深切的體驗、敏銳的觀察，真實記錄戰爭的恐怖與殘酷，揭示戰爭導致的生命創傷與苦痛，表達她們對戰爭的批判與控訴。國內學界對抗戰時期中國女性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具體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對抗戰不同階段的作品進行整合研究以及對女性作家作品的比較研究等方面?？谷諔馉帍?931—1945年，時間跨度14年，空間跨度延展至大江南北。本文擬探尋抗戰時期中國女性作家作品的時空敘事①及思想表達，對于研究特定時期女性作家創作思想、主題及動因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一、空間轉換與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思想表達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抗戰開始，而七七事變則是華北地區戰爭的開端。隨著戰火燃燒，全國抗戰如火如荼，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思想也在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展開、演變。1931年至1937年的六年時間，在作品中呈現出抗戰思想的作家主要集中在東北和上海兩大區域，其中，東北以蕭紅、白朗等為代表，上海則以謝冰瑩、丁玲、葛琴等為代表?？箲饝鸹饛臇|北蔓延至全國，這些女作家們在作品中如實記

①“空間敘事”是當前經常使用的觀察角度，已經出現了許多研究成果，而時間、空間的融合、發酵，還未得到理論層面的深入探討。參見：吳冶平《空間理論與文學的再現》，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年;趙紅紅、唐源琦《當代“空間敘事”理論研究的演進概述》，《廣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錄了物理意義上的戰爭圖景，并在空間敘事及其轉換中，敏銳傳達了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思想。蕭紅的中篇小說《生死場》真切地揭露了東北民眾的悲慘處境，成為“九·一八”國難文學的代表性作品;謝冰瑩則以女性的獨特視角，用細膩的筆觸進行戰地書寫，對殘破的山河、高漲的革命熱情給予全方位描寫和展現。

依據空間理論，女性作家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書寫主要體現在視點的變化上。威斯康星大學教授蘇珊·斯坦?！じダ锏侣?993年的《論空間化》一文中提出“空間化闡釋框架”[2]126，強調用“空間方式來理解敘事”，將敘事視為一幅坐標圖，坐標圖的橫軸記敘的是“發生的事件序列”，縱軸則體現著被作者和讀者占據的時空維度。約瑟夫·弗蘭克認為，“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同時性代替了順序性，空間敘事在某種意義上削弱了線索的時間性，更注重展現不同的場景，以達到層次化、立體化的時空交錯的藝術效果”[3]2。小說敘事離不開特定的空間，因此空間選擇具有重要的價值?？臻g的變化本身意味著一種闡釋，因此，抗戰時期女作家運用空間敘事的方式參與、影響了時間敘事，更加強烈有效地用作品傳達出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思想。小說里的空間選擇涉及地域和具體建筑空間選擇的問題[4]，抗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空間的選擇主要有兩種途徑。

一種是女性作家及作品主人公尋找和平的“正面空間”，代表人物主要有丁玲、蕭紅、謝冰瑩，她們對于和平的追尋首先表現在她們足跡所至的空間變化。1936年，丁玲由上海輾轉至陜北，她曾自豪并欣慰地說：“這是我有生以來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榮的時刻吧。我是那末無所顧慮、歡樂滿懷的第一次在那末多領導同志們面前講話。我講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從遠方回到家里的一個孩子在向父親母親那末親昵的喋喋不休的饒舌?！盵5]101投身于抗戰工作后，丁玲寫了記錄戰爭狀況的通訊、報告文學《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冀村之夜》等作品;蕭紅則一路從北到南，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為全民抗戰保家衛國振臂高呼;“文壇武將”謝冰瑩，天生具有果敢性格，抗戰開始后，毅然投筆從戎走向抗戰前線，她“拿起槍是女戰士，握住筆是女作家”，先后發表了100多篇數十萬字的抗戰作品，鼓舞了廣大軍民抗日救國的意志和決心。其次表現在丁玲、蕭紅、謝冰瑩作品中所展現的正面空間。丁玲到達陜北后，創作轉向對戰爭生活的正面描寫。無論是戰士、將領還是戰斗場面等都納入她的創作視野，她以積極樂觀的筆調再現了戰場上戰士和百姓奮勇殺敵的場景，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斗志。在《一個小紅軍的故事》中，丁玲將一個小戰士放在戰爭緊急轉移這樣的空間中，突出小戰士保留一顆子彈去打“日本帝國主義”的質樸而高尚的愛國情感。蕭紅的《孩子的演講》講述了九歲孩子王根勇敢地發表抗日演說的故事，將孩子置身于滾滾洪流的戰爭空間中，激發了中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奮起抗戰的熱情。謝冰瑩以帶病之軀深入火線，創作了長篇通訊《踏進了偉大的戰場——臺兒莊》，在《會見池峰城師長》中，謝冰瑩通過臺兒莊守城主將、第31師師長池峰城得知戰爭中一位無名老太太向我軍傳送情報的故事后，備受感動與鼓舞，寫下《與民族永存》一詩：“中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臺兒莊，你偉大光榮的戰史，將與日月爭輝，與民族永存?！痹诘蹏髁x侵略、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背景下，女作家們自覺地把自己的人生理想、生命價值同民族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正面意義空間的選擇，對作者和作品主人公追求和平反對戰爭的理想展現具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在正面空間中豐富了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生命個性。

另一種是讓女性作家及作品主人公身心遭受壓抑的“負面空間”。所謂的“負面空間”主要集中在淪陷區。日偽統治下淪陷區的文化政策禁絕一切激發民族意識的作品，女作家在身心備受壓抑的負面空間中曲折地表達愛國情感。其中，但娣的《安荻和馬華》、朱娓的《小銀子和她的家族》、梅娘的《第二代》和《蟹》等作品通過巧妙地再現戰爭背景下民眾的悲慘境遇，表達了民族覺醒與團結一致的反抗斗爭意識。左蒂的《異鄉人》講述了在戰爭中受傷的老兵仍然心系國事，以頑強的意志、堅定的信念聲援抗戰，展現了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淪陷區女性文學“一片繁榮”的態勢，恰如孟悅、戴錦華所言：“民族入侵者赤裸裸的血腥統治，‘大東亞文化如同一個密閉的毒氣室的天頂虐殺了一切民族文化。傳統的男性主題與文化使命遭受了野蠻的閹割式。在正統民族文化、主流的男性文學面臨著廢退、解體與死亡的時候，始終在民族危亡、社會危機的常規命題下遭受著滅頂之災的女性卻獲得了一種畸存與茍活式的生機?！盵6]121國統區女作家滿懷悲憤地敘述了亂世窘境中人的非自然死亡，以草明的作品《阿衍伯母》《梁五的煩惱》《秦壟的老婦人》《南溫泉的瘋子》《誠實的孩子》《在防空洞里》等為代表?！肚貕诺睦蠇D人》中老大娘的兒子、孫子因為日本人的迫害而死，老大娘念孫成瘋;《新嫁娘》中剛剛新婚的阿蓮表妹失去了朝思暮想的愛人，給她的只是一個等待的幻夢。負面意義的空間具有束縛作者及作品中人物向往自由的作用，但是，這種束縛并沒有成為羈絆，而是成為作者及作品中人物斗爭成長的動力，并由此展現了中國人民抗擊侵略者的堅定決心和民族團結抗戰必勝的信心。

同時，這些女作家創作中的正面和負面的空間是不斷轉換的，空間的轉換是女性作家生存的真實經歷，也是她們作品重要的空間敘事技巧。白朗在《淪陷前后》中說：“一提起故鄉，便會回憶黃金的兒時，兒時最愛的幾處游地;我的心又飛回故鄉了，故鄉的景色是值得留戀的?！盵7]4白朗的抗戰小說《伊瓦魯河畔》《輪下》真實地再現了在戰爭中普通民眾恐懼流血、死亡的驚心動魄的日常生活。物理心理時空的轉換，很容易讓讀者產生共鳴，并深刻地感受到戰爭對生命的摧殘。蕭紅的《生死場》空間轉換十分突出，戰爭吞噬了從農村的麥場、菜圃、老馬屠場、荒山、尼姑庵到縣城的妓院這一系列空間，同時也激發了人的覺醒。原本可以勉強活命的地方現在每一處都可能是日本鬼子的屠宰場，小說中描寫縣城里鬼子到處嫖妓抓人，金枝看見女人大著肚子在街上就告訴她說：“這樣大的肚子你還敢出來？你沒聽說小日本子把大肚女人弄去破紅槍會嗎？日本子把女人肚子割開，去帶著上陣，他們說紅槍會什么也不怕，就怕女人;日本子叫紅槍會做‘鐵孩子呢！”在戰爭苦難中倔強生活的老王婆站起來了，甚至連愚昧的二里半也到抗日隊伍里去，那些寡婦們以“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千刀萬剮也愿意”的豪言壯語表達了她們抗日的決心。女性作家作品敘事張力也在兩種空間中延伸、擴大，可以說，正是正負兩種空間所形成的壓力，促進了女作家及作品人物的自我覺醒與成長。

二、時空并置與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思想表達

在抗戰時期，中國女性作家在淪陷區、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不同地域，從不同的視角揭示著戰爭的罪惡、人民的凄苦和國人抗戰的熱情與決心。從時間敘事的角度，女性作家的創作形成了完整的線索，對應了抗戰整個過程。盧溝橋事變后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東北、華北、華東、華南的大部分地區及重要城市淪為淪陷區。這一時期東北淪陷區出現的女性作家作品有吳瑛《讀書拾零：序梅娘“第二代”》《母心抄：告孩子們》，但娣《血族》《失掉太陽的日子》《風：獻給我的母親》，藍苓《十七號病室》《影戲》《泡沫》，朱娓《小銀子和她的家族》《病榻記》《心夢》，左蒂《女難》等等;華北淪陷區女性作家作品有梅娘《蟹》《雨夜》，雷妍《輕煙》，張秀亞《煙：生活的急流……》《雜俎：驢之虔誠》，寒流《人類和平之曙光》《賽金花與中國婦女社會》，紀瑩《寂寞底生活》《為了美的記憶》等等;華東淪陷區作家作品有張愛玲《沉香屑》《金鎖記》，蘇青《華北問題的前途》《阿比西尼亞抗意戰爭的兩個前途》《弱少民族與帝國主義間的戰爭論》，施濟美《死的滋味》《愛的勝利》，湯雪華《動亂的一角》《慈母心》等?；钴S在國統區的女性作家作品主要有凌叔華《慰勞漢陽傷兵》，葛琴《二次大戰的性質與前途》《浙東前線的難童搶救隊》《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婦女解放運動》，謝冰瑩《動亂中之閩西》《夜間行軍》《到上海去》，白朗《燃起我們的火把》《她們成長在炮火中》等等。在解放區的女作家李伯釗、丁玲、陳學昭、顏一煙、莫耶、袁靜、韋君宜等人，也紛紛在作品中表達了深刻的反對戰爭捍衛和平思想。時間與空間并置，完成了對抗戰敘事的全景化處理。女性作家寫出了抗戰中全國各地軍民同仇敵愾、抵御外辱，也寫出了十四年不同階段的艱苦卓絕的斗爭。正如馬克思所說，“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8]90，即任何事物都出于一種“時空共存狀態”。時間是空間的潛在形式，空間是時間的外在表現。查希里揚認為，“時間仿佛是以一種潛在的形態存在于一切空間展開的結構之中”[9]27，這也說明了時間的存在視域不容忽視。

通過時空縱橫并置的敘事，女作家們表達反對戰爭捍衛和平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隨著戰爭的時間變化和戰場轉移，女作家們對人們在戰亂中空間流徙的再現描摹，突出了戰爭罪惡的客觀真實性;二是伴隨戰爭中時間的流轉，女作家們親歷親證戰爭帶給人們的心靈創傷，強化了戰爭罪惡的主觀真實性;三是在時空境遇的變幻中，刻畫人們持續高漲的抗戰熱情，表達中國人民捍衛和平的鋼鐵意志。

隨著戰爭的時間推移和戰場變化，女作家們對人們在戰亂中空間流徙的再現描摹，突出了戰爭罪惡的客觀真實性，代表作家有蕭紅等。蕭紅最初生活在哈爾濱，她發表于1934年的《生死場》真實地描寫了東北人民的麻木、封建、無知、貧困的生存境遇。但是隨著戰爭的擴大與侵略的加劇，勞苦民眾的反抗情緒被激發起來，隨著民族意識的逐步覺醒，人民大眾開始團結一致，顯示出“生的堅強的鋼鐵意志”，那些“蟻子們似地為死而生的他們現在是巨人似地為生而死了”。魯迅先生褒揚《生死場》是“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的“力透紙背”的作品[10]244。胡風在《〈生死場〉讀后記》中贊美蕭紅“這是用鋼戟向晴空一揮似的筆觸，發著顫響，飄著光帶，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說是創見了”[11]111。隨著戰火蔓延，蕭紅的活動軌跡從東北、青島一路輾轉到上海、武漢、重慶等國統區，彼時的國統區“貪污滿街，謬論盈庭，民眾運動，備受摧殘。思想統制，言論檢查，無微不至，法令繁多，小民動輒得咎，而神奸巨猾則借為護符，一切罪惡都成合法”[12]1147。蕭紅置身社會環境惡劣的國統區，將其所見日寇侵略暴行和全國人民奮起抗戰的精神做了細致刻畫，其系列抗戰文學作品，實現了“與民族國家話語的交鋒”。1935年9月她在《婦女生活》發表了短篇小說《蓮花池》，1 938年8月在《大公報》副刊《戰線》發表了《汾河的月亮》，以及《孩子的演講》《朦朧的期待》《紅的果園》《黃河》《逃難》《馬伯樂》《北中國》等等。短篇小說集《曠野的呼喊》，表現了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擊日寇的憤怒呼聲，有力地抨擊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短与y》刻畫了靠同學關系當上中學教員的何南生，剛信誓旦旦地對學生說“與陜西共存亡”“決不逃難”，走下講臺就拿上大包小包率領老婆孩子匆匆而逃，諷刺了戰時某些知識分子的庸俗不堪、自私自利和虛偽狡猾。蕭紅的系列作品讓我們看到了戰爭罪惡的客觀真實性：其目之所及的是東北淪陷區村莊的慘景，耳之所聞的是難民流離失所的哀號，作家對戰爭的批判之意不言而喻。

伴隨戰爭中時間的流轉，女作家們親歷親證戰爭帶給人們的心靈創傷，強化了戰爭罪惡的主觀真實性，代表作家有謝冰瑩、張愛玲等。謝冰瑩和張愛玲對抗戰的描寫，呈現出時空并置后的獨特性。謝冰瑩在《兩個逃亡底女性》中真實地再現了國破家亡所致的“難民”潮，“狼狽地躺在船邊的人，他們簡直全是些難民，每個人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爛的，男孩子們完全裸體，女孩子也只掛了一塊破布，遮住某一部分，他們都低著頭在打鼾，月亮照著他們枯瘦慘白的臉，一看就知道這些都是為生活受壓迫的奴隸們”[13]。張愛玲于1941年在港大讀書，近距離感受了香港的淪陷及帶給人的心靈焦慮。在《燼余路》《傾城之戀》等作品中，張愛玲描述了在這一時間節點上中華民族空間國土淪喪的事實，以及由物理空間的狹小與充滿危機所造成的人的心理空間的被擠壓和變形的狀態：“突然，在近街門的處所，爆發了軍用摩托的吼聲。屋子里的人陡然一驚，騷動了一下，又靜默下來，恐怖由這個角落爬向那個角落，瞬時抓住了整個屋中活動的神經……夜暗充溢著屋子，沒人走動，也沒人說話?！盵14]57在這里，張愛玲從平民的視角，發掘出戰爭中的“恐怖”，這種心理體驗是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而這種戰爭“后遺癥”帶給人心靈的痛苦體驗是終生的。此外，羅洪《白的風暴》以“一·二八”淞滬戰爭為背景，批判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主義;在《小兵》中，羅洪借小兵之口對國統區不抵抗政策直接加以批判。草明的《阿喬》和《受辱者》塑造了在戰爭中掙扎的女性形象?！妒苋枵摺分斜蝗哲娢耆璧呐恿喊㈤_，她被日本人抓去做慰安婦，阿開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女性害怕的不是“吃子彈死得苦呢，還是斬頭死得苦”，而是“頂怕被那些畜生”侮辱，在戰爭的時間線上被置入危險空間，深刻地揭示了戰爭中女性獨有的身體苦難和心靈創傷，同時也將戰爭時期人的生存苦難的女性視角書寫推向頂峰。

在時空境遇的變幻中，女作家們刻畫中國人民持續高漲的抗戰熱情，表達中國人捍衛和平的鋼鐵意志，代表作家有丁玲等。丁玲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軍赴前線工作，成為中國較早的一批戰地女記者，發起組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她們不畏犧牲，以電報、戰地通訊、報告文學等方式呼吁全民抗戰，爭取國際援助。丁玲的抗戰文學作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民族印記，小說集《夜會》揭示了上海工人的生活境況，書寫了工人對“九·一八”事件的歷史回應，通過描寫工人群眾以特殊的手法沖破國民黨軍隊反對抗日的禁令，風趣而辛辣地揭露了國民黨壓制抗日的罪行。其他反映工人群眾抗日救亡熱情的小說，如《到前線去》《冀村之夜》《淚眼模糊中之信念》《從臨汾寄到武漢》，也都是抗戰文學的優秀作品。丁玲后來奔往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加入了解放區女性抗戰文學隊伍，主要作品有《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在病院中》《壓碎的心》《入伍》《新的信念》《縣長家庭》等等，這些作品描寫了懷有愛國之心的農民、婦女、兒童舍生忘死的英雄氣概和忍辱負重為抗戰作出的重大犧牲。丁玲1 936年到陜北后，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區的抗戰中，繼續書寫了抗戰相持階段陜甘寧邊區軍民不屈不撓、同仇敵愾的風采。

由此可見，在抗戰時期，女作家們立足淪陷區、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不同地域，從不同視角，揭示了戰爭的罪惡、人民的凄苦和國人抗戰的決心。在作品中寄寓著女作家們深切的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思想。

三、超時空追問與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思想表達

事實上，作品中的時空通常表現為一體兩面，很難被強行分開。巴赫金把文學作品中的時間和空間不可分割的狀況稱為時空體，認為“時間在藝術時空體內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空間則漸趨緊張，被卷入時間、情節、歷史的運動之中。時間的標志要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與衡量”[15]44。在巴赫金這里，時空問題相互分解、纏繞，對作品產生了很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作品本身既是具體的時間與空間，又是對于時間與空間的超越，因為文學作品就是要通過特殊、個別、個性去揭示反映一般、普遍、共性，因此，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普遍性就是對于具體時空的超越。正如朱光潛所言：“詩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時間與空間中執著一微點而加以永恒化和普遍化?！盵16]50具體到抗戰中女性作家，她們絕非時代符號，而是具有強烈的主觀意識?！芭耸怯盟齻兣孕撵`的特殊方式體驗和承受戰爭：轟炸、失望、苦難——在女人眼中遠不是戰爭的全部，除此之外，由于她們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點，女人們更為強烈地感受到戰爭在肉體和精神上強加給她們的不堪忍受的重負?！盵17]7女作家強烈地感受到了戰爭對生存的脅迫不斷升級，從農村到城鎮，從北方到南方，伴隨著時間而到來的侵略者的腳步聲越來越密集，百姓的生存空間的安全性越來越低，與心理空間的緊張度形成呼應，令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生存環境的壓抑與惡化。戰爭導致人們生存空間逐步毀滅，而隨著物理時空的破碎，處于生命絕境的奮起反擊便成為必然。

正是從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的角度，女作家們的抗戰敘事依托于時空，又超越了時空。在抗戰時期中國女作家的作品中，超時空追問體現為對時間的超越和對空間的超越兩大方面。對時間的超越一方面體現為逝者在時間的持續當中持存甚至變得更加寶貴。女性作家作品塑造系列抗戰英雄形象，歌頌了中華民族團結斗爭的偉大民族精神。白朗是東北作家群主要成員之一，她在《生與死》《一個奇怪的吻》塑造了不惜以鮮血和整個生命的代價與敵拼搏的革命者夫婦和普通婦女的形象。白朗小說的筆調于細膩中透著雄渾剛健，一系列不屈不撓、大義凜然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她的小說具有內在的英雄主義氣質。白朗作品展示了北方同胞不可征服的堅強意志，謳歌了在日寇魔爪下不屈不撓、血戰到底的中華民族的偉大民魂。蕭紅《生死場》真實地描寫了北方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在日本殖民者控制的間隙，這些勇敢的女性以獨特的方式表露心路，用筆墨勾畫昏昧腐敗的社會和其中艱難生活著的國人之相，為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留下歷史紀錄，也為我們今天對歷史的認知提供了注解。戰爭面前生命是脆弱的，時間無情地吞噬著每一個弱小的生命，但逝者的革命精神卻永遠閃光。

對時間的超越另一方面體現為超越時間的共鳴。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會在作者、作品、讀者之間形成共鳴，盡管這種共鳴都是異時代的，但是卻可以讓作品超越時間維度，實現主題的升華。綜觀女性作家抗戰時期的文學作品，她們在作品中塑造了鮮活的人物形象，記述了戰爭帶給國人的深重災難，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無情，以筆為武器聲援了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這無疑容易激蕩起同時代或異代血脈相連的中華兒女抵抗侵略捍衛和平的決心，也無疑會喚起世界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共鳴。

對空間的超越首先體現在對具象空間和抽象空間的超越?？箲饡r期女性作家立足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以熾熱的家國情懷，多角度、深層次表達了女性對所處時代的切身體驗，在她們的作品中塑造了基于共相空間而又超越共相空間的系列人物形象，通過作品的敘事，女性自我體認得到拓展，個性得以彰顯，進而探究了女性在抗戰時期為受難民眾奔走吶喊，以柔弱之軀勇擔民族解放的時代責任和使命。郁茹1943年創作的中篇小說《遙遠的愛》，以兩性情愛為主題，敘述了羅維娜“唾棄那兩個廝守著的狹的自私的愛”，勇敢地走出家庭融入社會舞臺，成為積極的抗日女性的故事，歌頌了戰爭中女性勇于反抗、積極進取的革命精神和為民族解放事業甘于獻身的高貴品格。

抗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對戰爭場面的描寫，對戰時中國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處境的刻畫，都是空間形式的表現。

女性作家的抗戰敘事感染力強，反對戰爭捍衛和平思想能夠打動讀者心扉。從心理意義上的時空敘事來看，生活在戰爭環境中的中國女性作家，以自身獨有的女性敏感心理，通過時間和空間敘事，以文學書寫的方式記錄了歷史真實?？箲鹌陂g，丁玲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寫戰爭中女性和兒童的生存狀態的，身為弱勢群體，她們是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在《孩子們》中，丁玲寫了一些年紀很小，脫離家庭出來做寫標語之類工作的孩子們。在《致孩子劇團》中，丁玲痛楚地寫道“你們的聲音是令人不忍聽的，一種受壓迫者的、奴隸者的反抗的嘶叫。你們的樣子都天真活潑，但有洗不盡的愁苦”[18]24?！段以谙即宓臅r候》中，丁玲以同情的筆觸，寫了一個不甘被命運安排的女性貞貞的故事。貞貞被日軍抓去，受到凌辱，后來回到村莊，遭到了異樣的眼光。關于這部作品，丁玲說：“一場戰爭啊，里面很多人犧牲了，她也受了許多她不應該受的磨難，在命運中是犧牲者，但是人們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還看不起她，因為她是被敵人糟蹋過的人，名聲不好聽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覺得非寫出來不可?！盵19]87在《壓碎的心》中，丁玲仍然寫的是戰爭中的受難者——女性和兒童。一個母親把還未成年的兒子送去當兵，雖然他愛兒子，但根本無力改變命運：“一切事情，自己小心吧。做娘的也顧不得你了，當兵還是一條出路。你大哥聽說也上了隊伍，你爸爸留在太原，到現在消息也沒有，叫我一個女人家，帶著你們怎么辦？”[20]157 丁玲的作品中，真實時間和虛擬時間在作品中濃縮、凝聚;物理空間和想象空間被卷入作品時間、情節的運動之中而富于心理蘊藉意義。女作家們的文學敘事被深深地鑲嵌在時空當中，這種時空文學敘事既有對現實時空的忠誠，也有對現實時空的想象，女作家們的情感與理性認識融滲在作品之中。她們的作品通過空間敘事表現出的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沉痛控訴，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某些消極抗日的亡國情緒的譴責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無可爭議的使命感，對白山黑水間燃起的抗日烽火到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救亡的各種反抗斗爭場面的再現，激揚了海內外華人乃至全世界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熱情與信念，也更加深化了反對戰爭捍衛和平思想的普適性內涵。

毛澤東曾言：“假如沒有占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盵21]1640毛澤東高度肯定和評價了在中華民族偉大戰略轉折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婦女在生產和建設中的偉大作用。作為中華女兒的女性作家們面對民族危亡，也做出了自己的歷史抉擇，她們或者直接走上戰場，或者以筆為槍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之中。從時空視域看，在民族歷史發展的特殊時期，戰爭成為女作家們文學書寫的語境，她們扎根中國大地，用抗戰文藝作品極大地鼓舞著軍民爭取勝利的信心，推動了民族解放斗爭的勝利發展。女性天性中的善良、韌性、承擔，在戰爭苦難中表露無遺，而其中的反對戰爭捍衛和平思想，成為女性作家獨特的視角，也是她們對抗戰敘事的獨特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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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丁玲.丁玲全集（4）[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Temporal and Spatial Narration and Ideologic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Women Writer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1—1945）

WANG Mingjuan1，YUE Aihua2

（1. Editorial Department，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e，Hebei 067000;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e，Hebei 067000，China）

Abstract：In the 1930s and 1 940s，a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spread from the northeast to the whole country，women writers truly recorded the pictures of th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ositive space”and“negative space”in the physical sense. In the juxtaposi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narrative space，the spatial movement of people in the war enhanced the capacity of the facts of the war's evils，while the flow of time also highlighted the trauma of people's hearts during the war. Women writers recorded the cruelty of war，accused the evils of war，and expressed their distinctive thoughts against war and in defense of peace in an interrogation of super time and space，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the study of women writers and creative works during the war period.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 period;female writers;temporal narration;spatial nar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