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學科百年發展的“雙輪驅動”

王潛

【摘要】語文學科百年發展的軌跡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既有社會變遷對語文教學提出的與時俱進的要求，也有語文學科自身演變深化的探索。其發展脈絡大致為：從強調語言文字的工具性，到追求人文性，再到對人的核心素養的關切。語文學科從知識本位回到育人本位，充分體現出語文這一基礎性學科在學生成長過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鍵詞】語文學科，工具性，人文性，核心素養

在語文獨立設科之前，廣義的語文曾是中國古代教育的主體部分，涵蓋了文史哲所有的人文性學科。幾千年的“文史哲不分家”傳統，既為現代語文學科積蓄了豐厚的人文精粹與思想底蘊，也對語文學科的立科與發展造成了某種干擾，以至于不少學者與教師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什么是“語文”。

在于漪老師看來，語文教育的歷史有兩條線索：一條是百年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另一條是千年語文教育傳統的繼承與發展。這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當代語文教學研究與實踐的基礎。

顧之川先生則按照時間順序和關鍵節點，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語文學科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初創期（1949—1977年）、改革期（1978—2011年）、復興期（2012—2019年）。初創時期，語文學習成為全黨政治任務，工具論成為指導思想;改革開放后，語文教學改革蓬勃發展，各種思潮碰撞融合，直至產生“新課程標準（2011年版）”;黨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之后，語文教學再次開啟改革之旅，圍繞核心素養展開學科建設。

回眸百年語文學科發展之路，梳理分析語文學科發展的內外雙輪驅動，探究語文學科的本質與方向，對我們開啟新的學科教育有著重要意義。

一、外向驅動：社會發展對語文學科的要求與影響

作為母語教學，語文學科的誕生體現了社會發展的訴求。1904年1月，清政府批準并頒布了由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發起的嶄新的學制和獨立分設學科的教學體制，后稱之為“癸卯學制”。在這場重大的教育體制改革中，語文學科成為最大的難題，因為其他學科都可以照搬西方學科，唯有語文不行，從語文學科的名稱“國文”便可以看出它沒辦法照抄外來經驗。

“五四”之后，新思想的大量涌入與白話文創作的推廣，讓國文教材的編寫拋棄了以文言經典為主體的方式，一批優秀作家投入國文教材的編寫與教學之中，其中代表人物有葉圣陶、夏丏尊等。國文教材中的新文體作品帶來兩個重要影響：新思想的推廣與白話文的普及，這正契合“西學東漸”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時代需要。新的思想需要有新的文字來表達，在那個劇烈轉型的社會中，早期的語文教育先驅們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進行了偉大的探索與實踐。

新中國成立后，語文教學再次發生重大轉變，不再是面向小眾實施的精英教育，而是大力推廣面向大眾的平民教育。語文學科需要承擔盡快掃除文盲、普及識字、基礎文化教學的重要使命。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語文工具論”登上歷史舞臺。

在此之前，語文訓練雖然也是為學者所強調，但是，“語文工具論”進一步彰顯了語言作為工具的價值與意義。葉圣陶先生在《認真學語文》中寫道：“語言是一種工具，工具是用來達到某個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薄熬蛡€人說，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就人與人之間說，是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p>

這場語文教學變革浪潮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甚至可以說是黨中央親自引領了這場變革。1951年2月1日，發布《中共中央關于糾正電報、報告、指示、決定等文字缺點的指示》。同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的社論，并開始連載呂叔湘、朱德熙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1953年5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教育工作，要求教育部重視語文教材的編寫。

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快速地普及基礎教育，更大力度地進行民智啟蒙。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80%的人口是文盲。1950年，首屆全國工農教育會議確定工農教育的基本任務是開展識字運動，逐步減少文盲。1957年，“脫盲”人口達1億多人;“十年動亂”結束時中國的識字率已經上升至60%左右;2019年識字率達到96%。這個偉大的歷史成就，主要歸功于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其中也有“語文工具論”的影響。

在完成文化普及之后，過于強調語文工具性與實用主義而忽視語文的人文價值與人本精神，成為語文教學的主要弊端。其中既有語言工具訓練效率不高的原因，也有改革開放后新思潮泛濫，人們的精神生活提出更為豐富的需求的緣故。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語文的“人文價值論”就開始登上歷史舞臺。20世紀90年代中期，于漪發表了《弘揚人文改革弊端：關于語文教育性質觀的反思》一文，提出要將人文性納入語文學科中。她認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學生的精神世界，培養學生的人文情懷，而語文學習是達到此目的的恰當途徑。

“人文性”提出的本質是：當“工具論”推動的文化普及完成了歷史使命后，人們的精神需求成為關注的重點，這是因為經濟大發展之后，物質匱乏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精神需求取而代之成為社會需求的重心。工業化時代所追求的知識普及與技能訓練，已經無法適應更為豐富多元的社會需求。

在語文課堂上，語文教學實踐百花齊放，新的教學模式不斷涌現?？傮w上來看，傳統的注重語言文字知識的訓練被逐漸淡化，討論、朗讀、表演等活動逐漸增多，曾一度走向另一極端：過于強調語文課堂活動的豐富性，導致熱熱鬧鬧的課堂成為主流，語文知識與能力的必要訓練被淡化。經過不斷碰撞與融合，《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辯證地將“工具性”與“人文性”這兩個語文基本屬性有機統一起來，形成了如今人們對語文學科的基礎性共識。

進入21世紀，中國基礎教育邁入核心素養的新時代。2012年，黨的十八大將“立德樹人”作為教育根本任務，同時積極倡導“四個自信”，其中的“文化自信”與民族復興的時代口號相呼應。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系統布局、影響深遠的教育規劃，這是中國教育戰略轉折的關鍵節點，教育的發展再次在政治層面上與國家整體發展脈動相契合。

2014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全面深化課程改革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意見》，提出“教育部將組織研究提出各學段學生發展核心素養體系，明確學生應具備的適應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2016年9月，《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正式發布，具體分為三大方面、六大素養和十八個基本要點。

中國教育提出核心素養的時代背景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與世界開始全面接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迎接更洶涌的變革;信息化、智能化的科技進步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中國經濟正從世界產業鏈的中下游，努力向上游挺進?；谥袊A教育面臨的時代命題是：如何培養具有核心素養的創新型人才，因為只有培養出更多的創新型人才，才能帶領中國向世界更高層次挺進。

在這個背景下，語文學科開始第三次重大轉型，即從“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籠統性追求，轉向對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追求。這種轉向，是對語文學科本質的一次升華理解和內涵具化，也是時代發展對語文學科提出的新命題。2018年，《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正式發布，將語文學科核心素養提煉為：語言建構與運用，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這樣的表述無疑是在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基礎上更具體的目標描述，呈現出與時俱進的特點。

縱觀語文學科百年歷史的探索與實踐，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社會發展對語文教育的深刻影響。從農業時代末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語文立科，到快速工業化時代的“語文工具論”，再到改革開放時期的“人文追求”，最后到信息化時代的“核心素養”，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人們對于語文學科有著不同的需求。雖然各個時期的語文教育存在不少遺憾，引發過諸多的學術爭議，但語文學科也算是合格地完成了歷史交予的使命，為中國一百多年的變遷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內向驅動：對語文學科本質認知的探索與深化

社會發展與時代訴求是推動語文學科教學理念變遷的外因，語文學科內部的自身探索和本質追問可謂變遷的內因。

在中國古代，由于文史哲不分家，使得語文一直以“大語文”的形態呈現，但其內部依然有顯著的區別，主要包括“文字”“文學”“文化”三個組成部分?！肮锩畬W制”語文立科之后，時名為“國文”的語文學科在“語言（文字）”和“文學”之間、在新舊文化之間努力尋找一種平衡。同時，受實用主義和文字革命的影響，當時的國文教育也注重實際應用。

“語言”（文字）與“文學”之爭，在新中國成立后見了分曉。前文所提及的“一社論兩連載”將“語文工具論”推向巔峰。除外在的時代需求之外，也有語文學科內在的合理訴求。作為新興學科，語文的學科特性到底是什么，這是無數語文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疑惑。

在此期間，現代語言學和現代漢語語法對語文學科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最重要的原因是新生的現代白話文，需要制定規范化的標準和完成西方化的思維建構，這是漢語的一次鳳凰涅槃般的進化。于是，語文學科在建立之初，就有一種強大的本能：尋找自身語言系統的確立與推廣普及的路徑和方式。因此，以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為代表的語文教育家把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引入語文學科教育中，確立了語言教學的主導地位，并首次大規模、成體系、有序列地構建了語文教育的知識系統。

20世紀60年代，“語言—知識”的結構被稱為“雙基”（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建立在語言本位上的語文教學自然側重于知識講授與技能訓練，其要旨是：掌握漢語言文字這套工具，并運用這種工具學習文化知識;要掌握這套工具，就必須掌握漢語言文字相關知識，并積極從事聽、說、讀、寫等技能訓練。這樣的理念至今依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語文教學。

但是，改革開放之后，語言本位的語文教學暴露出僵化、低效的缺陷?！肮ぞ哒摗比现坏膮问逑嬷赋稣Z文教學存在著“少慢差費”的現象。這樣的質疑在20世紀90年代逐漸成為共識，而關于問題產生的原因卻是眾說紛紜。揚州大學的邵克金和徐林祥在分析結構語言學對中國的語文教學影響時指出，結構主義語言觀的靜態之弊和對母語教育的規律與特點認識不足，是語言本位的語文教學弊病的根源。

邵克金和徐林祥的看法具有穿透力。立論于現代語言學的語文教育，既得益于語言學的科學性與方法論，也囿于語言學的缺陷。急于掙脫語言學桎梏的語文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淡化語法教學，并呼喚文化意識的回歸。

于漪老師在《弘揚人文改革弊端：關于語文教育性質觀的反思》一文中首次提出“人文性”的概念，在她看來，語言是工具，語文學科的本質應該重新確定，她認為“語文學科作為一門人文應用學科，應該是語言的工具訓練和人文教育的綜合”。

文化意識的回歸與加強，使得語文教學擺脫了枯燥的語言技能的訓練，課堂開始變得生動多彩。但“人文性”的外延過于寬泛，一方面使得語文課堂開始承載越來越多的內容，成為教師揮灑個性魅力的“秀場”;另一方面，原先重視的語言訓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弱化，以致出現“高表演、低獲得”的現象。

工具性與人文性的意義和價值已經在時代的選擇中充分展現，但其自身也存在著歷史局限性，其本質就是將語文的教育目標指向于外在，而非聚焦于人的內在成長。雖然掌握語言工具和人文熏陶本身也是促進人成長的重要手段，但這些只是基于外在事物的需求投射在人身上而已，沒有構建起人成長的內在需求，所有外在的教育需求都必然導致教育目標的片面性與碎片化。

因此，“核心素養”觀相比于以往的教育目標，最大的進步之處在于系統地構建出人的能力模型。不同國家由于自身的國情與對教育的理解不同，所構建的核心素養模型也不盡相同。但兼顧學生自身發展和社會需求是共同的理念，主張在日益繁多的“素養目標”之中，不盲目追求“全面素養”，而是抓住關鍵，培養核心素養。

從“核心素養”到“語文學科核心素養”，語文學科育人的目標更加清晰，“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說法更為具體化。

對于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理解，特級教師黃厚江認為，四個學科核心素養之間是以“語言建構與運用”為基礎的“相融共生的關系”。他說，“語言建構與運用”為“思維發展與提升”提供載體和平臺，“思維發展與提升”使“語言建構與運用”更加理性與豐富;“語言建構與運用”為“審美鑒賞與創造”提供憑借，“審美鑒賞與創造”使“語言建構與運用”更有品位與魅力;“語言建構與運用”為“文化傳承與理解”提供依托，“文化傳承與理解”使“語言建構與運用”更有厚度與廣度。黃厚江的看法代表了從“工具性”與“人文性”時代走過來的語文教學精英的普遍認知：語文學科核心素養不過是對“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具體闡述。但語文學科核心素養依然呈現出從語文視角對“人”的思考與理解，即掌握語言運用、提升思維品質、培養審美能力和傳承理解文化是培養人的四條主要路徑，這四條路徑的選擇既來源于外在社會發展對人的要求，也來源于人的內在發展的需求。

通過梳理語文學科的百年發展歷程可知，人們對語文課程本質的理解在不斷深化，語文教學也在不斷發生變革，但語文學科作為基礎性學科，其在育人方面的地位和價值從來沒有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