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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秉琦先生“Y”字形文化帶的新觀察

2021-09-23 08:36田建文張星德
文物季刊 2021年2期
關鍵詞:五邊形門道房子

田建文 張星德

1985年中秋過后蘇秉琦先生特別忙,這是他關于中華文明學術思想重要的發布和交流時期。10月12日在遼寧興城部署了《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11月7日在山西侯馬做了《晉文化問題——在“晉文化研究會”上的發言(要點)》,這是載入中國考古學史冊的兩件大事情。第二年即1986年7月,蘇先生在《中華文明的新曙光》之“遼西考古新發現的意義何在?”總結道:

“把上述空間(燕山南北)放到更大的范圍內,即把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和以晉南、關中、豫西為中心的中原兩大古文化區系連接起來,進行橫向研究,從宏觀角度就各個歷史階段、不同地區性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影響、作用及其后果等方面,考察和衡量遼西考古新發現的意義。在此范圍內(北方與中原兩大文化區系)近十來年內許多重要發現幾乎是和遼西這一新發現同步展開的。其中有些重點工作(如冀西北張家口蔚縣西合營、晉中太谷白燕兩地1979~1982年間的發掘)是特為追蹤兩者的中間環節而進行的,到1985年初告一段落、提出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論點,又以晉文化考古為題,闡述從關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黃河,經汾水通過山西全境,在晉北,向西與內蒙古河套地區連接,向東北經桑干河與冀西北,再向東北與遼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連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帶,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又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重要直根系,我們還能從這一地帶古文化發展中一系列連貫的‘裂變-聚變-裂變’中認識到中國文化發展的辯證法。為了扼要地向參加‘晉文化研究會’的朋友們介紹這個總概念,當時畫過一張示意圖,用‘Y’字形示意圖標明幾處重要地點。還謅了四句七言詩……”這首詩他自己題為“晉文化頌”[1]。2009年9月出版的《蘇秉琦文集》(三),增加了插圖四(圖一)。他的“Y”字形文化帶,這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重要直根系”,直到今天仍然指導著中華古代文明的探索之路。

圖一 北方—中原文化連接示意圖

同一個問題,蘇先生在《晉文化問題——在“晉文化研究會”上的發言(要點)》闡述說[2]:“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兩種小口尖底瓶(壺罐口、雙唇口)、兩種花卉圖案彩陶(玫瑰花、菊花)、兩種動物圖案彩(魚、鳥),共兩類六種。其中生命力最強的是雙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圖案的彩陶?!倍錾匚幕懊倒寤ǖ耐暾麍D案是包括花、蕾、葉俱全的‘一枝花’。向東去,洛陽鄭州間仰韶文化中的玫瑰花是‘一朵花’,而不是‘一枝花’;向東北方向,經過山西省境,到達河北省西北部張家口地區蔚縣西合營一帶(屬仰韶文化傳布范圍)的玫瑰花則是‘一枝花’?!笔煜ぬK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具有先知先覺的預見能力,但細節上就要靠考古材料的增加和考古工作者的認知了。

三十四年過去了,考古材料大規模增加,蘇先生的“Y”字形文化帶,除了玫瑰花圖案“一枝花”、雙唇口尖底瓶外,與雙唇口尖底瓶往往共出的葫蘆口(壺罐口)平底瓶及五邊形房子也是西陰文化(廟底溝文化)通過山西全境,東北與遼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連接的重要標志性遺存。我們分別闡述如下。

先說玫瑰花圖案的“一枝花”。早在1965年蘇先生就指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植物花紋”,序列完整的有兩種[3]:“第一種,類似由薔薇科的覆瓦狀花冠、蕾、葉、莖蔓結合成圖;第二種,類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構成的盤狀花序。自然,它們是一種高度概括的工藝美術圖案,不能同寫生畫相比。前者構圖比后者變化大,傳布也較廣,差不多到達所有仰韶文化直接影響所及的地方?!?/p>

如果理解不錯的話,一枝花是薔薇科花卉,蘇先生原文圖七“廟底溝類型彩陶植物圖案型式序列”采用的標本都來自泉護村[4],我們選取“薔薇科圖案”前四式,采用1997年發掘泉護村的“廟底溝文化二期遺存”的97H71①[5],及山西夏縣西陰村G1[6]、汾陽段家莊H3[7]、方山峪口采集彩陶盆[8],和河北蔚縣三關出土彩陶盆[9],及三關F1、F2、F5出土的彩陶盆[10],組成這樣一張從西南(中原)到東北的傳播圖(圖二),除了這五個地點都是西陰文化早、中期外,就不再說多余的話了。

圖二 蘇秉琦先生玫瑰“一枝花”

山西南部地區是西陰文化的起源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已經建立起翼城棗園早、中、晚期→北橄一、二、三、四期→夏縣西陰村的完整文化序列[11],時間上相當于陜西渭水流域的寶雞北首嶺文化→半坡文化→華縣泉護村一期文化。從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山西南部地區還沒有發現大遺址特別是能與陜西白水下河、河南靈寶西坡比肩的大房子,和一些高等級的陶器。

雙唇口尖底瓶和葫蘆口平底瓶往往在同一單位(灰坑、房子、窯址)共出,如1997年發掘的華縣泉護村原報告所分的“廟底溝文化一期遺存”的H4(原報告圖二九)、H38(原報告圖四八)、H68(原報告圖七三)、H95(原報告圖八八)、H108(原報告圖九六),和“二期遺存”中的H62(原報告圖一五九)、H67(原報告圖一六七)、H71(原報告圖一七〇)、H82(原報告圖一八二、圖一八四)、H87(原報告圖一九五)、H105(原報告圖二一二、圖二二一)、H107(原報告圖二二三)、H131②(原報告圖二五五)、H164(原報告圖二八一)、H01(原報告圖二八九)、H2(原報告圖二九七、圖二九八),及“三期遺存”中的H9(原報告圖三〇五、三〇六)、H20(原報告圖三二一)、H134(原報告圖三六三、圖三六五)等,棗園文化雙唇小口壺的演進而成雙唇口尖底瓶[12],不管葫蘆口平底瓶的來源如何,與雙唇口尖底瓶構成西陰文化的兩種典型水器。

圖三 泉護村、西陰村、段家莊、三關尖底瓶、葫蘆口平底瓶圖

圖四 姜寨、泉護、廟底溝、北橄發現的房子

我們選取泉護村1997年發掘的H87:60、汾陽段家莊H3、西陰村H39:32尖底瓶,和西陰村Y1:4葫蘆口平底瓶,泉護村H71:16葫蘆口平底瓶、H71:6、10尖底瓶及H71:3、33兩件彩陶盆,與蔚縣三關F3的全部發表陶器相比較(圖三),就可以看出除泉護村H87:60尖底瓶稍胖外,其余陶器十分接近,雙唇口尖底瓶和葫蘆口平底瓶同樣存在著從西南(中原)到東北的傳播路線。

古代單間房子不外乎方形(含長方形)和圓形兩種,這兩種又可分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兩類。

經過大規模發掘的陜西西安半坡13、21、37號就是方形半地穴式[13],面積分別約為10、36、20平方米;1、38、41號則是長方形半地穴式,其中1號面積達160平方米;平地起建有24、25號。本文僅討論方形半地穴式,從發表的平面圖來看37號四圓角,北、東、西壁略向外弧,南壁為直線中部開門道;21號四圓角,北、東、西壁為直線,南壁略向內弧,中部開門道;13號西北、西南為圓角,東北、西南為直角,四壁均為直線,南壁中部開門道,圓筒狀灶位于門道內側不遠處等等,從中可見還沒有形成一定規制。較晚的半坡文化臨潼姜寨第二期也就是史家期F84(原報告圖一一三)[14],原報告登記的是南北長6.9、東西寬7.2米,面積50平方米,從圖上可知圓形四角,南北兩壁外弧,北壁窄于南壁,南壁中部開門道,墓道北部不遠有瓢形灶(圖四),依然沒有形成一定規制。

西陰文化早期房子發現不多。山西翼城北橄遺址F2(原報告圖二十)原報告分為第二期[15],定其年代為半坡文化史家期,北橄一至四期一脈相承、不可分割,均屬西陰文化(廟底溝文化),那么北橄F2屬西陰文化最早的房子之一,門道開在外弧的東壁正中(圖四)。接下來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發表房子缺少遺物,無法分期[16],F301(原報告圖三)門道開的南壁仍舊保持著外弧的時代特征,廟底溝F302(原報告圖四)至少南壁兩壁外弧,東西兩壁由于被晚期灰坑破壞掉不得而知,但已初具五邊形房子的形態了。而泉護村F201(原報告圖22)為半地穴式(圖四),方向189°,原報告歸為泉護一期文化(即西陰文化)Ⅰ段,我們同意視其為五邊形房子的意見[17],居住面東西寬15米,南北殘長4米,其復原面積約為225平方米。南壁被門道分割為東、西兩段,各與東、西壁形成約100°鈍角,這是首次發現的五邊形房子。

河南靈寶西坡遺址(圖五),F102(原報告圖三)、F104(原報告圖四)[18]、F106(原報告圖一)[19],正中開門道的某壁一律外?。▓D五),F106有這樣一段介紹:“半地穴部分大致呈四邊形,南壁長約15.7、東壁長約14、西壁長約14.3米,東、西壁與南壁垂直,北壁外弧,被門道分割為東、西兩段,長度分別為8.5和8.8米,各與東、西壁形成約108度鈍角,居住面積約240平方米?!北北谕饣 氨婚T道分割為東、西兩段”,正是五邊形房子的產生背景。

圖五 西坡發現的房子

西坡F107(原報告圖六)[20],原報告就正式提出“其半地穴坑體呈五邊形”,但F107是利用F108的半地穴改建而成的,拆舊房蓋新室,“只是挖掉了F108的半地穴墻體、修整了其半地穴坑壁的邊緣、改變了其朝向、新挖了門道”,所以F108應該更早。五邊形的F108,門道朝向南偏西,方向為198°。門道正對的北坑壁長約13米,方向大體與門道垂直;東壁長約11.5米,與北壁夾角約97°;西壁長約11.6米,與北壁夾角約102°;門道東側的南壁長約7.2米,與東壁夾角約106°;門道西側的南壁長約7.6米,與西壁夾角約98°。依此,亦可將F102、F106歸為五邊形房子。

F102被發掘者歸入第一段,還有第二段,從“本遺址仰韶文化遺存的年代大致相當于廟底溝類型的中、晚階段”看[21],F102為廟底溝類型的中段,亦即泉護一期文化Ⅱ段;但F107報告中又說:“F107和F3、F102及F104可能大體屬于同一個較晚的時期?!盵22]我們不知道晚到什么時期,但原報告圖一七發表的F107出土尖底瓶,與泉護一期文化Ⅲ段相比較后得知(圖六),依尖底瓶內唇越來越低矮看,F107晚不到泉護一期文化Ⅲ段,只能是泉護一期文化Ⅲ段之前的Ⅱ段。這就明確了五邊形房子的出現年代,還有可能更早一些,F108之后才改建F107,但F108面目全非,只有五邊形半地穴了。

五邊形房子在陜西發現至少4座(圖七)。彬縣水北遺址發現2座[23],除半地穴式的F4(原報告圖六)、居住面積約為35平方米外,還有地面式F1(原報告圖五),大致坐西朝東,由前室和后室組成,前室破壞嚴重,后室平面呈圓角五邊形,房基中軸東西長20.1、南北寬12.2米,總建筑面積約為190平方米,室內面積125平方米,地面經過五層處理,由下到上第5層即腳踏面“為青灰色硬面,平整堅硬,系用料礓石碎末與沙土混合材料制作而成,厚0.005米,硬度接近現在的100號水泥”。房內東南部有一圓形灶坑,近直壁,平底,直徑1.3、深1.15米?!耙蜷L期使用,灶坑壁與底部被燒烤得十分堅硬,呈黃褐色。煙道位于灶坑南側,其兩側各有兩塊石板支撐,上面用四塊石板平鋪構成,長1.9、寬0.55米,從墻下通到房外,與房外的出煙孔相連?!?/p>

圖六 泉護一期文化Ⅲ段與西坡F107尖底瓶比較

圖七 陜西發現的五邊形房子

白水下河也發現2座[24],都是半地穴式。F1方向170°(原報告圖四),殘存建筑面積263.4平方米,室內面積217平方米,復原后的建筑面積364.85平方米,室內面積304.5平方米。門道位于房址南側中部。F2方向180°(原報告圖九),北部殘寬4.1、復原寬11.7米,南端最寬處殘寬8.8、復原寬15.2米,南北長13米,殘存建筑面積112平方米,室內面積92平方米,復原建筑面積240.6平方米,室內面積181.44平方米。此外還有F3,方向170°,因被F2疊壓導致形狀不明,但在F3基礎上重新建起F2,所以F3可能也為五邊形,本文不計。

山西的發現就更多了(圖八)。從南到北,2016年冬,堯都區桃園發現一座半地穴式面積約90平方米的五邊形房子[25];2019年夏離石德崗[26],報道說“揭露了一組較為完整的仰韶中期房址,均為五邊形的半地穴房屋,成排分布,門道朝北,門口建有大型火塘,屋內靠南地面多存放有陶器”,最大者130多平方米,既然是一組,看來數量不止一座;1991年9月,大同市東北約10公里的馬家小村遺址F1(原報告圖三)[27],破壞嚴重,門道在東壁正中,僅存的東南角111°,我們據此認為也是五邊形房子,發掘者據已有形狀推算,面積約43平方米。

河北蔚縣三關(圖八)[28],這是最東北一個地點。共發現6座房子,不在同一平面,“房屋形制基本相同,皆為坐北朝南、平面呈扇面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積一般在40平方米左右,其間距不等,最近者僅4米”。扇面形是五邊形的另一種表述。例舉是F2(原報告圖二),半地穴式,南壁呈外凸弧線形,長5.76米,北壁較平直,長3.88米,東、西壁長3.8米左右?!霸钪肺挥谖輧戎胁?,距南壁較近?;鹛脼閳A形豎坑,直徑1米,深0.44米,堂底平且硬。南距火堂14厘米處,有一長1.56、寬0.66、深0.5米的長方形坑,坑底有一方形小洞與火堂相通??颖谔幚矸椒ㄅc穴壁相同,其上焙燒面與南壁焙燒面連為一體。估計此坑不但為灶址的一部分,而且亦是房屋出入之所在。這種灶址與華縣柳子鎮F201(泉護村)的灶址極為相似?!笨磥戆l掘者早就把這6座房子與泉護村F201聯系了起來。

圖八 山西、河北發現的五邊形房子

蔚縣三關發現6座五邊形房子,為目前發現最多的一處遺址,同彩陶紋飾薔薇科花卉一枝花和雙唇口尖底瓶和葫蘆口平底瓶一樣,此類房子存在著從西南(中原)到東北的傳播路線。

順便總結一下五邊形房子。目前已知:泉護村F201,西坡F102、F106、F107、F108,水北F2、F4,下河F1、F2,馬家小村F1,三關F2等6座,共6個遺址16座,還不包括桃園村和德崗,看來西陰文化的此類房子還不少。除水北F1平地起建外,其余皆為半地穴式。面積從大到小依次是:下河F1,364.85平方米;下河F2,240.6平方米;西坡F106,240平方米;泉護村F201,225平方米;水北F1,190平方米;德崗(未知編號),130多平方米;桃園村(未知編號),90平方米;西坡F102,68平方米以上(室內面積);其他小面積者,多在40平方米左右。盡管統計方式小有區別,實際面積也差不多。

雖然這些房子的內部結構并不清楚,但面積大小用途肯定有別?,F在需要考慮的是:超大面積者為公共場所外,小面積者與其他類型房子居住的人有沒有個人財富或社會等級的差異?西陰文化居民喜歡五邊形的房子,是砌筑便利,還有審美習慣?至于挨著門道砌灶、石板鋪門道等,那是再常不過的設施。

以上,我們從一枝花、雙唇口尖底瓶和葫蘆口平底瓶、五邊形房子三個方面,介紹了西陰文化從西南(中原)到東北的傳播,這三個方面也是西陰文化的典型特征,特別是五邊形房子為其余地區所不見,這可視為西陰文化居民的標志。

是故,西陰文化的中心在山西、陜西、河南交界處,至遲從中期起西陰文化的一部分居民,在山西境內從汾河北上,桃園村五邊形房子、段家莊H3、德崗五邊形房子就是他們留下來的,峪口彩陶盆則是其標志性的遺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遭遇到太谷上土河H1[29]、婁煩童子崖F2[30]等后崗一期文化后裔們,為了爭取土地實行“排他性殖民”[31],鷹占鵲巢,驅趕原住民。一路北上在大同遭到了后崗一期文化后裔們的頑強抵制,馬家小村4座房子同時期[32],除F1為五邊形房子外,F3(原報告圖二)橫圓角長方形南邊開門道的房子在后崗一期文化中也不多見[33],標志著西陰文化的居民來過了,但在考古學文化方面較多的后崗一期文化因素得以保留,如F1:1“四系”甕、F3:10后崗式瓶口的小口尖底瓶、F3:5橋形耳大口罐、F2:2泥質橋形耳斂口罐、多為褐色彩陶等(圖九),而西陰文化相對就少了,僅有F2:5的小口尖底瓶口部為雙唇,彩陶圖案中的弧邊三角紋、圓點紋,沒有西陰文化常見的陶釜、陶灶和典型的彩陶盆、缽等。

圖九 馬家小村出土陶器

圖一○ 蔚縣四十里坡H8和三關F3陶器對比

因為這個原因,西陰文化居民無法繼續北上,于是在大同南部桑干河流域便兵分兩路,一路逆流往西、往北考古材料有限,暫不深究;一路通過順流而東直到蔚縣F2、F3等為代表的張家口地區,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西陰文化居民來到張家口后,遭遇到了蔚縣四十里坡H8(圖一〇)的后裔為代表后期后崗一期文化[34]。從三關發現6座五邊形房子和三關出土的彩陶盆看,西陰文化的居民已經安營扎寨定居下來了,一定是在此之前驅趕當地的后崗人帶著西陰文化因素北上進入遼西;又從三關F4:1陶壺看,這些外來人吸收當地的少量文化因素。而遼西在此前,后崗一期已“排他性殖民”涌入,他們所創造的考古學文化是紅山文化后崗期[35];此后遼西地區開始進入紅山文化西陰期,但西陰文化對紅山文化影響強度有限,更多的是半坡文化史家期的后裔們在西陰文化晚期對紅山文化的傳播,使紅山文化進入了牛河梁“女神廟期”[36]。

三十四年前,蘇秉琦先生以其獨到的眼光,在陜西東部、河南西部,貫穿山西南北,劃出“Y”字形文化帶,直達內蒙古東南部、河北張家口和遼西地區(圖一一),將仰韶時代西陰文化與紅山文化聯系起來,今天重新學習這篇大會發言,倍感蘇先生對考古學基本材料的釋讀是何等精深,探討中華古代文明的諸多問題,首先要學懂弄通前輩們已經取得的成果,自己再加倍努力,才能更上一層樓。

圖一一 蘇秉琦先生“Y”字形文化帶的相關遺址

后記:

我們都得益于蘇秉琦先生的栽培和推薦。1985年10月蘇先生在遼寧興城抓住一個張星德,11月在山西侯馬逮住一個田建文,一同到吉林大學張忠培先生門下回爐提升。1989年畢業后張星德來到遼寧大學歷史學院,繼續盯著紅山文化這個大課題;田建文立足侯馬,多年來發現并研究棗園和西陰兩個前后相接的文化,才有了我們今天能寫出自己比較滿意的回報作品。

張忠培先生在北京大學讀副博士期間,1958年主持了陜西華縣泉護村的發掘,發掘了泉護村F201;當吉林大學教授率領學生到三關實習時,清理6座五邊形房子等等,給了我們寫作的思路,由衷的贊嘆一聲:真給力!

師恩難忘!謹以此文紀念蘇秉琦先生誕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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