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彩陶的發現及其文化意義

王煒林 楊利平

以渭河流域為中心的陜西是中原地區彩陶的策源地，也是中國彩陶的重要發祥地。早在距今八千年前，渭河流域的老官臺文化就發明了彩陶，其后，彩陶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綿延不斷，經歷了長達三千多年的歷程。陜西彩陶閃耀的璀璨光芒，成為史前中國最獨特的文化景觀。

一、陜西彩陶的發現

陜西彩陶的發現幾乎與中國考古學的發生同步。安特生在1921年發掘仰韶村遺址后發現，仰韶村的彩陶與美國中亞考古調查團在安諾遺址發現的彩陶非常相像，為了求證仰韶彩陶與安諾彩陶的關系，他決定在聯系兩地的通道上做點工作。1923年，安特生從河南啟程去往甘肅考察，在途徑西安時，在西安城東六公里的十里鋪進行了考古調查，并認為這個遺址與仰韶村一樣，同為仰韶文化遺址，第一次對陜西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遺存作了性質和年代上的判斷[1]。由于缺乏相關材料，我們今天已無法了解安特生當年調查的具體情況了，但安特生能將其定為仰韶文化遺址，估計當時很可能發現了彩陶。2004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對米家崖遺址進行發掘時就發現有泉護二期文化的彩陶，米家崖緊挨著十里鋪，或許可以幫助理解安特生當年的調查[2]。

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主任徐炳昶率隊對渭河流域周、秦早期文化遺存進行調查，發現了數處含有仰韶時期遺存的遺址，明確記錄了發現的彩陶[3]。1934年，徐炳昶、蘇秉琦發掘寶雞斗雞臺遺址時，也發現了仰韶時期的遺存，斗雞臺考古同時也是陜西境內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4]。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1年，蘇秉琦等在對灃河流域進行調查時，在客省莊遺址發現了仰韶時代、龍山時代和周文化的地層疊壓關系，首次確定了渭河流域仰韶時代與龍山時代的相對年代關系，其中仰韶時代遺存中的弧線紋彩陶，被蘇秉琦稱為“文化一”[5]。

1954年，石興邦主持了對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對以半坡遺址下層遺存為代表的聚落進行全面揭露。這項工作拉開了中國聚落考古的序幕，也開半坡文化研究之先河，其中發現的不同于廟底溝遺址的繪有人面魚紋、三角紋等的精美彩陶，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6]。

1955～1959年，為配合三門峽水庫建設，黃河水庫考古隊華縣隊在華縣、渭南展開了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在老官臺等遺址發現了老官臺文化彩陶，在白廟村等遺址發現了廟底溝文化彩陶，并且對老官臺文化彩陶與半坡文化彩陶及半坡文化彩陶與廟底溝文化彩陶的特征、關系等進行了討論[7]。

1957～195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華陰西關堡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的廟底溝文化彩陶以黑彩為主，紅彩很少，還有少量白衣彩陶，紋飾基本施于細泥紅陶盆、缽、罐等器物口沿及上腹外部，內彩罕見，彩陶的紋飾基本由弧線構成，主要有花卉紋、旋紋、網紋和圓點紋等，象生性的動物紋飾有鳥紋、蛙紋等[8]。西關堡的這些發現，首次揭示了關中地區東部廟底溝文化彩陶的面貌。

1958～1959年，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陜西分隊華縣隊對華縣泉護村遺址進行了大規?？脊虐l掘，在其主要堆積廟底溝文化遺存中，發現了大量以圓點、弧線等構成的典型廟底溝文化花卉紋彩陶，其中象生性鳥紋富有特色。泉護村遺址廟底溝文化的科學分期，還為研究廟底溝文化彩陶的發展與演變規律提供了參照[9]。同期，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分別對華縣元君廟、寶雞北首嶺、華陰橫陣等遺址進行了較大面積的發掘，發現有半坡文化的彩陶[10]。北首嶺遺址北首嶺文化寬帶紋彩陶等為研究半坡文化彩陶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資料。

1959～1961年，陜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邠縣下孟村遺址進行發掘，發現了半坡文化與廟底溝文化遺跡單位的層位關系，為確認這兩個文化的早晚關系提供了線索，其中的半坡文化彩陶的幾何形紋樣與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弧線紋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1]。

20世紀70年代后，陜西省內開展了大量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配合國家基本建設項目開展的考古工作驟增，先后在臨潼姜寨[12]、銅川呂家崖[13]、臨潼白家[14]、商縣紫荊[15]、華縣梓里[16]、渭南北劉[17]、藍田泄湖[18]、岐山王家嘴[19]、扶風案板[20]、寶雞福臨堡[21]、隴縣原子頭[22]、銅川李家溝[23]、南鄭龍崗寺[24]、西鄉何家灣[25]、紫陽馬家營、漢陰阮家壩[26]、合陽吳家營[27]、子長欒家坪[28]、華縣泉護村[29]等仰韶時代或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發現了彩陶。其中臨潼白家、姜寨、隴縣原子頭、華縣泉護村等遺址中一些獨具特色的彩陶的發現，使人們對渭河流域彩陶的起源與發展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南鄭龍崗寺、商縣紫荊及子長欒家坪等遺址的發現更為陜南的漢江流域、丹江流域及陜北延安地區彩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

在此期間，因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的開展，陜西境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尤其是仰韶時代遺址的數量、年代與分布信息更為清晰，這些信息對陜西史前彩陶的宏觀分析具有一定的意義。

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4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以來，陜西史前考古的研究重點逐漸從文化譜系的探索向聚落考古、社會進程和精神文化等方向轉變。作為史前先民精神載體的彩陶，其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備受關注。這一時期考古工作的重點依然是配合基本建設。據不完全統計，先后在寶雞關桃園[30]、西安米家崖[31]、西安魚化寨[32]、高陵楊官寨[33]、藍田新街[34]、安康郭家灣[35]、彬縣水北[36]、乾縣河里范[37]、白水下河[38]、華陰興樂坊[39]、華縣東陽[40]、靖邊五莊果墚[41]、橫山楊界沙[42]等幾十個遺址的考古發掘中不斷有彩陶發現。這些新發現，豐富了陜西彩陶的內涵，并且將其分布范圍擴展到了榆林的毛烏素沙漠邊緣。

這一時期彩陶研究的特色還體現在對彩陶內涵的重新解讀。王仁湘的《史前中國的藝術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和陜西歷史博物館2020年舉辦的大型原創展《彩陶·中華——中國五千年前的融合與統一》都在彩陶的文化含義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43]。

二、陜西彩陶的發展序列

已有的考古材料顯示，陜西彩陶的發展經歷了老官臺文化、北首嶺文化、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和泉護二期文化等幾個階段，歷時三千多年。

老官臺文化因首先發現于陜西華縣老官臺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漢江上游及丹江上游等地區。在陜西關中的老官臺、白家村、北劉、北首嶺、關桃園，漢中的李家村，安康的阮家壩，商州的紫荊等遺址及甘肅天水的大地灣等遺址都發現了老官臺文化的彩陶。老官臺文化距今約8000～7000年，是目前所知渭河流域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同時也是中國較早產生彩陶的考古學文化之一。老官臺文化的彩陶，不論是器物造型，還是器表紋飾都相對簡單，以施于三足缽、圜底缽等陶器口沿外側的黑、紅色寬帶紋為代表，同時也有一些由細線構成的類似符號的紋飾，這種紋飾一般繪在器內。老官臺文化彩陶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在陶器群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如白家村的彩陶約占同期陶器總數的34%，甘肅秦安大地灣一期墓葬出土的陶器，僅就完整和已復原陶器的統計，其中彩陶的比例竟達三分之一（圖一）。

圖一 老官臺文化彩陶

老官臺文化彩陶雖然簡單，但意義重大，它的發明為其后仰韶時代彩陶的大繁榮奠定了基礎。

近年來，學界對零口二期遺存[44]、北首嶺下層[45]和西安魚化寨[46]等相關遺存進行了辨析，這類遺存基本都以小口平底瓶、直腹弦紋罐、深腹平底碗、尖底罐等為代表，其小口平底瓶最終發展成尖底瓶，直腹弦紋罐也與半坡文化的弦紋罐關系密切，文化面貌整體與半坡文化較為接近，應該視為老官臺文化與半坡文化之間的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可稱作北首嶺文化，其絕對年代距今約7000～6500年間。北首嶺文化的彩陶除繼承了老官臺文化的條帶紋外，在北首嶺遺址還新出現一些幾何類紋飾（圖二）。

圖二 北首嶺文化彩陶

相較于老官臺文化及北首嶺文化，半坡文化時期的彩陶發生了質的飛躍，是陜西彩陶的第一個繁盛期。

半坡文化因1953年發掘西安半坡村遺址而得名，分為半坡期和史家期兩大階段，距今約6500到5800年間，是渭河流域孕育發展出的地地道道的本土文化。半坡文化的陶器以紅陶為主，主要器形有瓶、盆、缽、罐等，杯形口尖底瓶和彩陶是最具標志性的器物。

半坡文化的彩陶圖案多繪在盆、缽、罐、細頸壺等器物的外壁上部或口沿外側，器內壁施彩的現象也很常見。多為黑彩，還有少量紅彩。最具特色的圖案是由直線構成的幾何圖形，有三角形，方格紋、編織紋等。半坡文化的彩陶中還新出現了象生圖案，最有代表性的當屬魚紋，不僅數量多，而且延續時間也很長，基本貫穿了半坡文化的始終。半坡早期彩陶上魚紋的形象較寫實，常見的是單獨的魚紋，多為側面形象，以直線勾畫，比例雖較準確，然圖案略顯呆板。到了半坡文化中晚期，彩陶上的魚紋開始以直線與弧線相結合構圖，圓點、弧線和弧邊三角穿插運用，顯得活潑靈動。紋樣格式除平展式外，還出現了回旋、蹦躍等姿態，晚期彩陶上的單獨魚紋，采取了夸張變形的藝術處理，魚紋變成上下對稱的式樣，趨于幾何化（圖三）。

圖三 半坡文化彩陶

魚與人面相結合的形象是半坡文化彩陶獨有的圖案，如著名的人面魚紋，另外還有在魚紋頭部填入人面圖像的圖案等。這種魚與人面相結合的形象，人和魚互相寄寓，又互相轉借，意味著人和魚是交融的共同體，被人格化了的魚類圖像和各式魚紋可能具有半坡氏族保護神的性質。

半坡文化彩陶的另一代表性紋樣為刻劃符號。這種符號有兩種形式，一種和老官臺文化類似符號紋飾一樣，彩繪而成；另一種“可能是用石骨竹等質料做成的尖刃或平刃一類工具”刻劃而成。

半坡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及漢江上游地區，其晚期波及到了晉南、豫西及河套等地區，內蒙古中南部的白泥窯遺址，豫西三門峽市的南交口遺址等都發現了半坡文化的彩陶。

廟底溝文化以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的發掘而得名，距今約5700至4900年。廟底溝文化的核心區大致在以華山為中心的區域，分布于陜西、河南及山西等省區，最有代表性的遺址有陜西高陵楊官寨、華縣泉護村、扶風案板、潼關南寨子，河南三門峽市廟底溝、靈寶西坡[47]，山西夏縣西陰村[48]、臨汾桃園等遺址[49]。彩陶是廟底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主要以黑彩為主，也有一定比例的白彩和紅彩。彩陶紋樣有鳥紋、蛙紋等象生性圖案，也有植物及幾何圖案。陜西的廟底溝文化彩陶與之前的半坡文化相比，紋樣中的象生圖案罕見魚紋，而流行各種鳥紋，幾何圖案則主要以圓點、勾葉、弧邊三角形等元素構成，通常為植物的花朵或葉片等，罕見半坡文化的直線幾何紋。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器形主要為泥質紅陶盆、缽及罐等，紋飾主要施于器物的口沿及器表上腹部，幾乎不見內彩。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影響范圍很大，在東到大海、西至甘青、北抵陰山、南及長江的廣大區域內都可以看到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影子（圖四）。

圖四 廟底溝文化彩陶

以關中為中心的陜西，仰韶晚期遺存一般被區分為半坡四期文化和泉護二期文化兩個階段，距今約4900～4500年。半坡四期文化也稱作“半坡上層”或“半坡晚期”文化或類型，平唇口長頸折沿小口尖底瓶是半坡四期文化的標志性特征，而出現喇叭口小口尖底瓶一般被認為已進入到了泉護二期文化的階段。

半坡四期文化主要分布于以渭河盆地為核心的關中地區，陶系以泥質紅陶和夾砂紅陶為主，但陶色多不純正，呈紅褐者頗多，也有泥質灰陶和很少的夾砂灰陶及泥質黑陶，最具代表性的陶器是平唇口折沿長頸尖底瓶、斂口平折寬沿淺腹盆、肩附堆泥把手斂口深腹罐及帶流罐、斂口大底缽等，器表紋飾以繩紋最多，附加堆紋、線紋次之，流行交錯繩紋及橫籃紋，在器壁拍印繩紋前附貼在器壁上的附加堆紋也占較大比重。半坡四期文化時期的彩陶不僅數量大幅度減少，而且彩陶紋飾也趨于簡單化和潦草化，圖案的風格似乎又回到半坡文化時期的直線幾何紋時代，有一種復古的感覺。

泉護二期文化以華縣泉護村遺址第二期遺存為代表，彩陶罕見，偶見紅彩網格紋彩陶器。其后，尖底瓶消失，紅陶式微，仰韶時代在關中結束了它的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關中西部地區仰韶時代晚期的彩陶表現出了很強的馬家窯文化色彩，表明這一地區與甘青地區之間文化的交流與互鑒，如千陽縣磨兒塬遺址出土的雙耳彩陶罐等。仰韶時代晚期文化重心的西移可能是馬家窯文化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陜西彩陶的文化意義

陜西渭河之濱是中國彩陶文化的發祥地，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區。老官臺先民發明的彩陶，不僅證明了中國的彩陶是本土起源的，以不可辯駁的證據修正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觀點，而且還為其后黃河中游地區彩陶的發展與繁榮奠定了基礎，對從更深層次理解中國文明的起源及特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不僅如此，在仰韶時代中晚期，原本以關中為中心的文化重心有逐漸西移的趨勢。廟底溝文化向西傳播很可能是導致馬家窯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大地灣遺址的考古成果看，其第三期遺存是比較典型的廟底溝文化遺存，第四期遺存整體與馬家窯文化關系密切，而第四期Ⅰ段不論從重唇口尖底瓶的演變情況，還是弧邊三角和圓點構成的彩陶圖案來看，都是第三期文化的繼續[50]。因此，很可能是建立在大地灣三期即廟底溝文化基礎上的大地灣四期文化成就了深刻影響中國西部的馬家窯文化，這也是陜西彩陶對中國彩陶文化的另一個重要貢獻。

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是陜西史前文化發展的巔峰期，這兩個文化史詩一般的輝煌歷史被彩陶定格，其間“史家期”階段的彩陶特別值得關注，它或許是解讀這段歷史、認識華夏文明起源的鑰匙。

半坡文化史家期彩陶的圖案常常由直線圓點及弧線等共同構成，兼有半坡文化直線和廟底溝文化弧線圓點的特征，而其象生圖案中可見魚鳥共體的形象。過去常常從縱向發展的角度理解史家期彩陶紋飾的變化，實際上這種變化或許還表達了一種橫向融合的意味，如果魚和鳥分別代表半坡先民和廟底溝先民的信仰，那么這兩種圖案呈現在同一件器物上，反映的就是某種融合。當然，這種融合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這一時期的彩陶中，除了“魚鳥共融”的題材外，在關中地區還發現了“鳥吃魚”或者“魚吃鳥”的彩陶圖案。渭河流域演繹的這場魚鳥之戰，無疑反映的是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區不同文化融合的歷史。在華夏集團的形成時期，這些畫面很可能記錄了傳說時代居于豫西一帶的黃帝部落和居于渭河流域的炎帝部落間的整合。

有研究成果顯示，半坡文化彩陶的魚紋與廟底溝文化彩陶的鳥紋都經歷了由具象到抽象的發展過程，并且最終發展成兩種花卉紋飾。這兩種文化彩陶紋飾最終趨同，分明顯示出各部族文化的支流匯合為華夏文化的歷史痕跡，彩陶魚紋和鳥紋的“合體”是炎黃兩集團實現融合的標志[51]。整合后的炎黃集團，形成了以黃帝集團為核心的部落聯盟，并且迅速將勢力向更大范圍擴展，因此在中原以外的區域也常?？梢钥吹綇R底溝文化彩陶的影子。這種相同紋飾的彩陶或許就是統一思想的“祀”的載體。從彩陶的發展與流布情況看，半坡文化時期的彩陶顯然已經開始作為祭器使用了，但普及程度不高，還不足以沖破血緣和文化的束縛。如果說半坡文化彩陶代表一種約束性“禮俗”，只在比較小的社會集體中得到認可的話，那么在較大范圍和不同文化中流行的廟底溝文化彩陶所代表的則已成為一種“禮制”。廟底溝文化彩陶以全新的面貌登上古代中國的歷史舞臺，從而宣告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古禮完成了由祭器向禮器的轉變[52]。這種轉變，標志著管理復雜社會古禮的初成，相同紋飾的彩陶應該就是這種禮制的體現。從彩陶的規范化程度看，當時社會的管理應該是基于由近及遠的血緣關系，并且充分尊重各地區不同文化特點。依靠這些明顯帶有象征性標識的、以彩陶為代表的“關鍵少數”器物，黃帝時代的中國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化共同體，這種文化上的融合和疆域上的擴展及寓禮意于彩陶、器以藏禮的模式，為夏商乃至秦漢以后的中國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