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中共上海發起組關系考辨

黃愛軍

【摘 要】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構成的一個重要方面。流行的觀點認為，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于1920年5月，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前期組織。但根據當事人陳望道當時的行蹤，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的時間不會早于1920年6月。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前身，也不同于中共上海早期組織，而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一個事業機構。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共上海早期組織;關系

【中圖分類號】K26;D2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1）04-0085-07

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構成的一個重要方面。二者的關系怎樣？流行的觀點認為，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于1920年5月，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前期組織。此說法僅見于有關當事人的回憶材料，并無文獻材料支撐，可信度值得商榷。本文針對流行觀點所涉及的兩個方面問題作一具體探討。

一、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的時間

流行觀點認為，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于1920年5月。此觀點主要來源于陳望道、邵力子等當事人的回憶，并無文獻資料的支撐。筆者認為，僅以回憶材料作支撐所得出的結論，不能令人信服。

對中共創建史研究而言，因文獻資料的缺失，回憶材料的價值就顯得十分突出。但回憶材料本身又存在著天然的缺陷，這不僅因為時間久遠會出現失憶的問題，還因為個人思想狀況、主觀因素及社會環境等的影響，使得回憶材料的可信度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特別是對某些具體的歷史細節的回憶就更靠不住。如學術界爭論很大的中共一大代表人數、中共一大閉幕時間等問題，如果僅以回憶材料作為立論的依據，這種爭論很可能將會持續下去。

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何時成立？因為缺少這方面的文獻資料，雖很難確定其成立的具體時間，但根據當事人陳望道當時的行蹤，對其成立的大體時間還是可以作出一個基本的判斷，這個時間段不會早于1920年6月。我們可作以下幾點具體分析：

第一，根據陳望道自己的回憶，他是在1920年5月收到戴季陶等人打來的電報后，才從家鄉趕往上海。陳望道到上海后，第一個目的地就是星期評論社，因為星期評論社希望他接替即將離滬的戴季陶的編輯工作。第二天星期評論社開會，決定停辦《星期評論》。從《星期評論》終刊的出版時間——1920年6月6日來判斷，陳望道到達上海的時間，不會早于5月底或6月初。

第二，1920年5月社會主義大學校在上海成立，成立時的七人中，除王仲甫外，陳獨秀、俞秀松、陳公培、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六人，均是中共上海發起組早期成員，且陳獨秀、俞秀松、陳公培、李漢俊、施存統五人，又都是上海發起組成立時的成員。作為中共上海早期組織重要成員的陳望道，既不是社會主義大學校成立時的成員，又不是上海發起組成立時的成員，其中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陳望道當時不在上海。

第三，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的建黨活動，其主要依靠對象就是星期評論社成員。社會主義大學校成立時的七人中，除陳獨秀、王仲甫外，其余五人均為星期評論社成員。上海發起組成立時的五人，除陳獨秀外，其余四人都是星期評論社成員。陳望道應星期評論社之邀赴上海，到上海后即加入星期評論社活動，之所以未參加社會主義大學校和上海發起組成立這些重要活動，只能說明他此時應不在上海。

第四，施存統回憶，他沒有和陳望道一起討論發起共產黨。陳公培回憶，上海發起成立共產黨的時候，陳望道當時在杭州。

第五，在陳望道家鄉分水塘，至今還傳頌著當年他因專心于翻譯《共產黨宣言》而蘸墨汁吃粽子的故事。這則小故事說明，陳望道赴上海的時間不會早于當年的6月間。因為一般情況下，吃粽子應在端午節期間，而1920年的端午節是公歷6月20日。

另外，彭述之對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時間的回憶，亦為該會成立的時間不會早于1920年6月提供了一個參照。彭述之回憶說：“它是何時創立呢？我想是在1920年9月。我本人是在1920年10月中旬加入的?！迸硎鲋恼f法雖含有某種推測之意，但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其說法應如陳望道、邵力子的回憶一樣受到重視。更為重要的是，彭述之的回憶，與20世紀30年代的一則史料的記載吻合，“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就時間節點而論，無疑是一種互相印證。

綜合上述分析，再結合俞秀松日記有關轉交《共產黨宣言》的記載，陳望道到上海的時間不會早于1920年6月中下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的時間應在這個時間段之后。

最后，對邵力子的相關回憶也需作說明。邵力子的相關回憶，似乎與陳望道的回憶形成了某種印證。但如果對其在建黨時期的活動作考察，這種印證其實并不存在。

邵力子雖是“發起組”的成員，但加入“發起組”的時間較晚。邵力子在自傳中記載，他加入黨組織的時間，是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包惠僧說是1921年春天。當時邵力子又是以特殊的方式參加的，黨務活動參加較少。由此筆者認為，邵力子有關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回憶，并非是對其親身經歷之事的回憶，極有可能是參照了陳望道回憶中的說法，或受到陳望道回憶的啟發而來。因此，邵力子有關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相關回憶不能令人信服。

二、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關系

流行觀點認為，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是在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前身或前期組織。此觀點同樣來源于陳望道、邵力子

的回憶。

上述觀點的流行，從宏觀層面來分析，與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特點和規律有關。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必須具備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就思想基礎來說，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建黨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時間很短，有組織的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基本上還沒有開展起來。因此，先建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即共產主義小組，再建立無產階級政黨，這既符合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一般特點和規律，也是中國現實的客觀需要，因而自然會被認為是合乎常識的現象。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并沒有循此常規而進行，而是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幫助下，一開始就以創建無產階級政黨為目標。陳獨秀曾開門見山地對張國燾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币虼?，先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后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這一先后順序在中國并不存在。

上述觀點的流行，從微觀層面來考察，還與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在前、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立于后這一流行的說法有關。根據上文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在前，黨的組織成立于后，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存在的偽命題。一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的時間，不是過去流行的1920年5月，而是不早于1920年6月。二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立的時間，也不是過去流行的1920年8月，而是不遲于1920年6月中旬。這里需要作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立的時間，并不是該組織發起創建的時間。

根據施存統、俞秀松二人的回憶，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成立是經過兩次會議才實現的。這兩次會議均是上海早期組織的成立會，第一次會議因為戴季陶臨時不贊成而未能開成，才有第二次會議的召開及黨的成立?？梢钥隙?，在這兩次準備成立黨的會議前，還有一次重要的發起會議。因為只有先經過發起醞釀、充分討論，大家基本取得共識的情況下，然后才有可能召開成立黨的會議。這次發起會的詳情雖不得而知，但通過對有關資料的梳理，其存在不容置疑。1937年，董必武在與埃德加·斯諾的妻子尼姆韋爾斯的談話中，披露了這次會議的一些情況：時間是1920年5月，參會人員有著名的“南陳北李”，他自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議的成果是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心”。20世紀30年代的一則史料亦記載了這次會議的有關情況：參會者有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戴季陶、沈玄廬等，戴季陶是在“共產黨方具雛形”后才退出中共創建活動的。

根據上述史料和董必武的回憶，結合早期黨史著作的有關記載，筆者認為這次發起創建共產黨的會議不會遲于1920年5月?！吨袊伯a黨史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策略》《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等著作，均記載為1920年5月，1927年施存統《悲痛中的自白》亦記載為1920年5月?！吨袊伯a黨歷史概述》《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英勇奮斗的十五年》則記載為1920年初。這次發起會的召開，實際意味著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存在，因為這是“后來中國共產黨結黨的雛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是先有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發起創建及其成立，后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前期組織。

有學者認為，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進行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一個機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實際上就是黨的組織，兩者的實質是相同的。該說法最早見于陳望道在民盟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4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據多次采訪陳望道的寧樹藩教授回憶，陳望道認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就是上海發起組，“內部叫共產黨”。陳望道把“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也列為黨的發起組織，這種情況在與陳望道的談話中常有發生。

筆者認為，陳望道回憶中的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中共上海早期組織之間，在人員構成與工作內容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重疊或交叉，二者的確存在著同質同體的一面。但筆者同時認為，二者又不是同一個的組織，二者在人員構成、性質、組織機構、工作內容等方面，均存在著區別。從成員構成來看，作為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最開始階段成員的施存統，并沒有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公開的群眾性組織，成員比較多亦較復雜;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則處于秘密狀態，且成員基本上是共產主義者。從性質來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為宗旨， “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屬于五四社團性質;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立的時候，即通過黨綱草案若干條，后來又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作為收納黨員的標準，屬于無產階級政黨性質。從組織機構來看，陳獨秀在上海期間，既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負責人，又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1920年底陳獨秀赴廣州后，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書記由李漢俊代理，而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書記則由陳望道代理。從工作內容來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只是翻譯和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只做宣傳、研究方面的工作。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工作則包括宣傳鼓動、組織工運、組織發展等方面。

如上所述，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既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前身，又不同于中共上海早期組織，二者的關系究竟怎樣？筆者認為包惠僧有關黨會、黨團關系的說法比較可信。包惠僧回憶說：“當時稱黨為本校，稱團為子校，這是半公開的組織。當時各地的情況都差不多，先組織黨接著就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會與‘團是黨的事業機構，就是用一套人馬搞三方面的活動?！卑萆€特別強調：“組織系統和工作程序都是由上海黨部擬訂分到各地區的，組織系統都是一樣。成立了黨的支部（是絕對秘密）由支部負責同志發動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會?！睔v史文獻《廣州共產黨的報告》有關于“我們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記載，彭述之回憶中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均為包惠僧的說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正因為當時黨的“組織系統都一樣”，所以凡是有黨的早期組織的地方，均建立起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雖然尚缺少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作為黨的事業機構這方面的印證材料，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事業機構的事實，既與包惠僧的說法形成印證，也為人們認識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黨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參照。

作為黨的事業機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活動實際上就是黨的活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且黨的活動又大多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名義進行，從這個角度，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就是黨的事業機構。陳望道回憶所說，“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對外的公開名稱，內部叫共產黨”，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作者系安徽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