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視域下看俞平伯“《紅樓夢》的傳統性”

許 飛

內容提要:俞平伯“《紅樓夢》的傳統性”論述早于西方互文性理論，卻與之不謀而合。 首先，俞氏的“傳統性”揭示出《紅樓夢》的幾種互文手法，包括引用、改寫、文化傳統借用以及對前代作品的評論。 其次，俞氏的“傳統性”體現“建構互文性”的本質，強調作者在創作中的地位，認為《紅樓夢》是可讀性文本而非可寫性文本。 俞平伯的“傳統性”無形中契合了西方現代文藝理論，也是其“以文學和哲學眼光研究《紅樓夢》”方法的一個實踐。

互文性理論產生于20 世紀60 年代，由法國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依據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提出，強調文本之間復雜的聯系與轉換的關系。 半世紀以來，互文性理論不斷得以深化與發展。

俞平伯在《讀紅樓夢隨筆》和《紅樓夢簡論》中提出“《紅樓夢》的傳統性”這一概念。 他認為，《紅樓夢》并非空穴來風，其誕生建立在繼承前代文學作品基礎之上，沒有《莊子》《西廂記》《水滸傳》《金瓶梅》等前代作品就不可能有《紅樓夢》。 更指出，《紅樓夢》在和前代作品互動的過程中少不了運用明引、暗引、仿寫、改寫、借鑒前代文學作品的文化傳統和思想等手段。 通俗小說作為相對晚出的文學體裁，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必然離不開前代文學作品的參與，在文體、敘事手法以及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受到前代文學作品的影響勢在必然。俞平伯提出的傳統性，正是將《紅樓夢》看作與其他文本進行互動的互文本。

一

俞平伯于1954 年1 月1 日至4 月23 日在香港《大公報》刊載《讀紅樓夢隨筆》。 同年3 月在《新建設》上發表文章《紅樓夢簡論》，兩處同時提出了“傳統性”概念。 認為《紅樓夢》接受、綜合、發展了唐傳奇和宋話本這兩個古代小說傳統。 俞平伯在文中針對《紅樓夢》對前代文學作品的互文借鑒手法進行了分析，大致可分為四大類:

第一，引用前代作品的文本。

俞平伯認為，《紅樓夢》中有大量對古代優秀文學作品的文本引用，以《西廂記》最為明顯。 他指出:

《紅樓夢》以“才子佳人”作為書中的主角，受《西廂記》

(

《鶯鶯傳》的后身

)

的影響很深，稱為《會真記》，引用有五六次之多，幾成寶黛言情的“口頭語”了。

其后，俞平伯詳細例舉了三處引用《西廂記》的具體情形。 首先，第二十三回寶黛的對話就直接引用了《西廂記》的原文。 其次，第二十六回黛玉悲嘆獨吟的那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也是。 第三，節引了第四十九回寶黛有關《西廂記》“鬧簡”的討論。 最后得出結論，《紅樓夢》“可謂無一處不大引特引其《西廂記》了”。 此外，俞氏也注重《紅樓夢》與先秦諸子散文的文本互動關系。 他指出:

尤可注意的第七十八回的《芙蓉誄》，是本書里最精心結撰的一篇前駢體后騷體的古典文，可窺見作者的文學造詣。

……

主要的共十八條，卻八引《離騷》、《楚辭》，六引《莊子》，已得十四條，占全數的百分之八十。 借這個數目字來表示《紅樓》作者得力于什么古書，再明白沒有了。

通過比對，俞平伯指出《紅樓夢》的誕生并非空穴來風，引用正是《紅樓夢》的作者在進行創作時的必要手段之一。 也就是說，俞氏注意到了《西廂記》《莊子》《離騷》的文體、敘事文本、話語在《紅樓夢》中被重復使用的現象。

第二，對前代文學作品進行仿寫與改造。

除了引用，俞平伯引脂評指出，《紅樓夢》對前代文學作品進行了仿寫與改造。 例如，第二十五回的一段描寫改寫自《西廂記》中的“隔花人遠天涯近”一句(源出《西廂記》寺警一折)。 此外，為了說明《紅樓夢》與《金瓶梅》的關系，他特引甲戌本眉評，認為《紅樓夢》中馮紫英、薛蟠飲酒可媲美《金瓶梅》中西門慶、應伯爵在李瓶兒家飲酒一段。 第二回賈雨村的演說“一絲半縷誤而逸出者”又借鑒自《水滸傳》第一回“一道黑氣滾將出來”。 為了說明《紅樓夢》的情節仿寫自《西游記》，俞平伯更是將補天頑石與《西游記》的“天河定海神針”做了對比。 他認為:

《紅樓夢》開首說補天頑石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共有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

……

跟《西游記》第一回說花果山仙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開闊，說法略異，觀念全同

……

而且這塊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的頑石既可縮成扇墜一般，又變為鮮明瑩潔的美玉，我覺得這就是“天河鎮底神珍鐵”

(

金箍棒

)

，塞在孫猴子的耳朵里呵。 又《紅樓夢》有不大可解的“甄寶玉”、“賈寶玉”，這真假寶玉恐怕也從《西游記》的真假悟空聯想得來的。

俞平伯指出《紅樓夢》對前代文學作品進行仿作的現象——《紅樓夢》對前代文學作品以不同的文體以及藝術形式進行了借鑒。 法國熱拉爾·熱奈特在《隱記稿本》中依據巴赫金對“戲擬”的定義而提出了“超文性”的概念。熱奈特認為，戲擬不是對前文本的直接引用，而是對前文本進行轉化與挪用。 這是將乙文和甲文聯系起來的一種關系。 在互文性手法中，戲擬是指作者吸收、借鑒、模仿他人文本或文體或其他藝術風格而達到其特定的效果。這樣看來，俞氏傳統性與巴赫金的戲擬理論、熱奈特的超文性理論在某些方面不謀而合了。 它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紅樓夢》與前文本《西游記》《水滸傳》的某些派生關系。 但是，俞氏的傳統性似乎與西方的互文性理論還略有差別。 蒂費納·薩莫瓦約在《互文性研究》一書中提出:仿作者從被模仿的對象處提煉出后者的手法結構，然后加以詮釋，利用新的參照，根據自己給讀者帶來的閱讀體驗效果，重新忠實地塑造這一結構。也就是說，仿作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仿寫，它注重的是被仿寫的文本在新的語境之下所產生的全新的效果。 而俞平伯所提出的仿寫主要針對《紅樓夢》對前代文學作品在形式上的繼承。

第三，對前代作品文化傳統的借用。

俞平伯指出，《紅樓夢》一書不僅僅在表面上“片面地，枝節地”在字句上承襲前人，它更完成了對前代作品在思想上的“千載同心”。 例如，俞平伯認為，《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而這色、空觀念就是“明從《金瓶梅》而來”。再如，《芙蓉女兒誄》更是《紅樓夢》與《離騷》在“思想上的千載同心，并不只是沿襲文字而已”。

由此看出，思想觀念的繼承，或者說是互文關系，也逐漸成為了俞平伯的關注點之一。 俞平伯認為，傳統性并非僅僅指《紅樓夢》對某一具體文本的借用，更指的是在這種文本傳承背后存在著的文化傳統的影響。 《紅樓夢》與《金瓶梅》《離騷》等前代文學作品共享同一種文化傳統。 在他看來，《紅樓夢》背后所蘊含的詩學和美學意義，在之前的作品中已然出現。 然而，就強調意義而言，俞平伯將《紅樓夢》和前代的文學作品看作是對同一種代碼的貢獻，這種共同的代碼使得意指作用在不同的文本中產生出各自的效果。 這樣，在俞氏看來，與其說《紅樓夢》與《金瓶梅》《離騷》的關系是一種文本之間的互涉關系，不如說是它們在同一種文化的話語空間之中的共同參與。 也就是說，從俞氏對《紅樓夢》傳統性的分析來看，他已經初步關注到了文本與文化的表意實踐之間的關系，以及文本甲與為它表達出的那種文化的種種可能性的文本乙之間的互動關系。

第四，對前代文學作品的評論。

除了對前代文學作品的引用、改造以外，俞平伯指出《紅樓夢》更存在對前代文學作品的評論。 《紅樓夢》對前代文學作品的評論是隱匿在人物對話之中的。 例如，曹雪芹借著第六十三回邢岫煙述說妙玉稱贊“文是《莊子》的好”，俞氏認為，《紅樓夢》“借書中人的說話，這當然代表了作者的意見”。 而《紅樓夢》一書的筆墨、行文章法和結構，更是脫胎于《莊子》，《莊子》影響了《紅樓夢》全書的風格和結構，這無疑是曹雪芹對《莊子》的無言肯定了。

俞氏對曹雪芹隱匿在《紅樓夢》人物對話中對《莊子》評論的揭示，高度契合熱拉爾·熱奈特在《隱記稿本》中對“元文本性”的定義。 熱奈特將一部文本對另一部文本的評論關系稱之為“元文本性”，并指出這種評論不一定引用被評論的文本。通過妙玉的口說出曹雪芹內心深處對《莊子》的認可，這完全可以看作是《紅樓夢》對《莊子》的評論。此外，俞氏認為“《紅樓夢》的筆墨、章法結構脫胎于《莊子》”，更可以對應熱奈特所提出的“承文本性”。 熱奈特所謂“承文本性”，是指文本B 對文本A 的一種非評論性的嫁接。 文本B 不談論文本A，但是卻因A 而化現。 在俞氏看來，《紅樓夢》與《莊子》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非評論性質的攀附。 沒有《莊子》，《紅樓夢》不可能呈現出我們看到的風貌。 俞平伯通過對《紅樓夢》傳統性的解析，一定程度上將《紅樓夢》的研究帶入了詩學范疇的互文性理論研究中去。

二

俞平伯的傳統性體現出了建構互文性的本質。 依據上文，不難發現，除了特別地提出“思想上的千載同心”以外，俞氏在“《紅樓夢》的傳統性”中揭示出的互文性基本上與解構主義互文理論家所關注的社會歷史、意識形態、意義指涉無關，他依舊把興趣點放在文學文本之上，他指出的互文性只是一種特殊的寫作手法。 這是一種建構在文學和詩學范疇之上的互文性理論，俞氏傳統性所揭示出的互文性特征，實質上關注的是文學文本之間的文際關系。 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反對“作者已死”，作者的地位被強調。

俞氏的傳統性揭示了《紅樓夢》互文性的建構本質，其一是反對“作者已死”，認為曹雪芹本人對《紅樓夢》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這區別于解構主義互文性學者提出的觀點。 以羅蘭·巴特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所謂的作者是近代社會的產物。 而在當代社會，作者的思想不復存在，寫作行為的本身就是一種簡單的動作。 作者，或說是寫手，在寫作中被中性化，逐漸被潮流淹沒。 這是羅蘭·巴特作為解構主義互文理論學者的核心觀念之一。 反觀俞平伯，他的傳統性雖然涉及到了文本間的互動關系，但是他在主觀上卻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地位在《紅樓夢》寫作過程中不容侵犯。

《紅樓夢》一書對前代文學作品的選擇、引用、改寫等一系列行動離不開作者的高度參與。 在分析《西廂記》對《紅樓夢》在文學文本上的影響以后，俞平伯又引用了兩條脂批對其進行佐證。 他說:

我近來頗疑脂硯齋即曹雪芹的化名假名。 不然，作者作書時的心理，旁人怎得知。

很明顯，俞平伯對《紅樓夢》作者的創作心理是極其注重的。 在他看來，《紅樓夢》并非是文本的自身運作，而是與作者的創作思想息息相關。 他認為:

《紅樓》、《水滸》兩書的關系雖比較是間接的，但看上引第二十四回的脂評，《紅樓》作者心中目中固以《水滸傳》為范本。

這足以說明作者在《紅樓夢》創作中的重要性。 依照俞平伯的觀點，《紅樓夢》固然是以前代文學作品為參照進行改寫的，但是這樣的改寫本身少不了曹雪芹的二次創作。雖然《紅樓夢》對補天頑石的描寫與《西游記》對花果山仙石的描寫極為相似，又與《西游記》中的定海神針具有相似的功能。 但是，俞氏認為這些改動都是曹雪芹為了創作獨一無二的《紅樓夢》所做的工作。 《紅樓夢》雖受《水滸傳》《西游記》等作品的影響甚深，但依舊是獨一無二的奇書，不同于《水滸傳》和《西游記》。 而第六十三回邢岫煙述說妙玉對《莊子》的贊美，其實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本人在贊美《莊子》，作者的意見又一次被重視起來。 俞氏反復強調《紅樓夢》作者在創作作品時的地位。 在《紅樓夢》的傳統性這一節的最后，俞氏更發表了這樣的結論:

自然它不是東拼西湊、抄襲前文，乃融合眾家之長，自成一家之言。 所以必須跟它的獨創性合并地看，才能見到它的真面目。 若片面地、枝節地只從字句上的痕跡來做比較，依然得不到什么要領的。

《紅樓夢》是一家之言，雖然她擁有前代文學作品的血脈，她卻是由曹雪芹所獨創的。 她是曹雪芹精心思考，醞釀和籌劃的結晶。 俞平伯在提出《紅樓夢》的傳統性概念的同時，強調了它與眾不同的地方，并提煉為“《紅樓夢》的獨創性”。 他甚至認為，《紅樓夢》的傳統性和獨創性是一體兩面的。

其二，《紅樓夢》是可讀性文本。

俞平伯的傳統性所揭示出《紅樓夢》建構互文性本質的另一個方面是強調《紅樓夢》的可讀性。 在羅蘭·巴特以《s/z》為中心的論述中，可讀性與可寫性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它們不同于克里斯特娃以作家的角度對文本的本質進行解讀。羅蘭·巴特的這種劃分是建立在讀者的立場之上的，前者偏向于固定的現實文本，其中的意義、所指、先驗的關系是明確的。 后者偏向于以無限多的方式表達和傳達意義，其中的意義、所指、先驗的關系并不明確。 前者的文本所提供的意義指向均由某種特定的意義生產者——即批評家或作家提供，讀者并非意義的生產者，而是消費者。 而后者是一種可以反復書寫的文本類型，它可以被書寫、創造、再書寫、再創造，其意義和內容可以被無限地擴充。 顯然，俞平伯的傳統性理論雖然涉及到了文本間的互動關系，但是俞氏在主觀上卻認為《紅樓夢》的意義是由曹雪芹和以脂硯齋為首的脂評派評點家所提供的。 讀者可以看到《紅樓夢》的文本引用，復制前代作品文本的現象。 但是，無論如何，跳出作者和評點家的觀點而對《紅樓夢》文本進行再解讀都是困難的。

俞平伯認為，盡管《紅樓夢》繼承了前代文學作品的血脈，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與前代作品對話的性質，但是這部作品的意義指向卻是很明確的。 依照俞平伯的觀點，這部小說的意義生成來源并非完全出自文本本身，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作者曹雪芹賦予，再由以脂硯齋等轉述而產生的。至于脂硯齋其人是否和曹雪芹是同一個人亦不得而知，但是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在論述《紅樓夢》與《西廂記》的關系之后，俞平伯把重心放在了《紅樓夢》與《水滸傳》《金瓶梅》的互文關系上。 俞氏強調:

在“脂評”里也有兩條明說《紅樓夢》跟《金瓶梅》的關系的。 一、即在第十三回買棺一段上，脂硯齋庚辰本眉評

:

“寫個個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壸奧?！倍?、第二十八回，馮紫英、薛蟠等飲酒一節，脂硯齋甲戌本眉評，“此段與《金瓶梅》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對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p>……

這顯然都是作者自己滿意的口氣。

俞氏的論述重點是:第一，《紅樓夢》和《金瓶梅》確實存在著文本互涉的關系，兩書的情節和敘事手法的相似性不應該被忽略。 第二，作者和脂評都先后提及了兩書相似的部分，而這一點尤其要注意。 俞氏認為，正是因為他們特意提到了《紅樓夢》和《金瓶梅》在第十三回和二十八回相似的地方，使得《紅樓夢》的這兩回被賦予了某些特殊的含義。 讀者應該順著作者曹雪芹和脂評派所提供的意義指向去解讀作品。 這樣，作者曹雪芹和脂硯齋就成為特定的意義生產者，而讀者自然而然就是意義的消費者。 在論及《紅樓夢》與《楚辭》《離騷》的關系時，俞平伯強調:

寶玉在這有名的誄文里把他的意中人晴雯，比古人中夏禹王的父親叫鯀的。 寶玉說

:

“直烈遭危巾幗慘于羽野?！弊髡咴?p>:

“鯀剛直自命，舜殛于羽山?！峨x騷》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边@是特識、特筆。 像晴雯這樣的美人兒拿她來比自古相傳四兇之一的鯀，夠古怪的。

……

賞識這樣婞直的鯀本是屈原的創見。

這樣，《芙蓉女兒誄》在《紅樓夢》中的特殊意義就浮上水面了。 《紅樓夢》與《離騷》之間存在著文本互涉的關系，這樣的文本互動是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的。 正是因為《紅樓夢》的作者精心選用了屈原所賞識的四兇之一的鯀作為頌贊晴雯的特筆，晴雯“剛烈”“婞直”的人物形象在《芙蓉女兒誄》中才被特地凸顯了出來。 作者的原注對解讀《芙蓉女兒誄》具有意義重大且深遠的影響。 俞氏提及，忽視了作者的原注，單從字面上去理解以四兇之一的鯀來比喻晴雯這一奇特現象，自然覺得古怪，也會產生偏差。 很明顯，在俞氏看來，讀者和作者的關系就是典型的意義消費者與意義生產者之間的關系。 小說的意義生成來源并非文本本身，而是作者和評點家。 盡管俞氏認為《紅樓夢》與前代文學作品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文本互涉關系，但是對《紅樓夢》的正確解讀卻離不開作者和評點家。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把俞平伯看成是一位具有后現代主義思想的解構派互文理論家。 他的互文性解說僅僅是建立在文學文本之上，以分析《紅樓夢》與前代作品在文本上的相似性為主，不牽扯解構派互文性理論的社會歷史層面。他強調《紅樓夢》的意義產生完全在于作者，而非讀者，認為《紅樓夢》是可讀性文本而非可寫性文本。 因此，可以說他屬于建構主義互文派理論家。 這就是為什么李希凡、藍翎在《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中反復批評俞氏形式主義的根本原因。當然，李、藍二人也相信《紅樓夢》的意義是由曹雪芹賦予的。 但是他們二人卻時時關注隱藏在《紅樓夢》與前代作品的文本互涉背后的意義指涉，并反復強調《紅樓夢》的社會歷史意義，他們關注的并非只是《紅樓夢》與前代文學作品的文學文本互涉。

三

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研究，在20 世紀50 年代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其中，他對《紅樓夢》傳統性這一概念的提出，標志著紅學呈現出和史學、經學研究完全不同的風貌。 傳統性也不同于一般視文本為封閉自足的《紅樓夢》意義闡釋和小說批評研究。

解析俞平伯傳統性的意義和價值，可以發現:首先，俞平伯傳統性概念的提出，最大的貢獻是將文學文本互涉性質的互文性理論運用于古代小說研究領域。 雖然他在提出傳統性概念時沒有明確提出并總結什么是互文性，但他卻在論及傳統性之時，無意間使用了它，使得紅學呈現出和以胡適為代表的史學和注經學完全不同的精神風貌。

其次，俞平伯對傳統性的研究，區別于在結構主義視域下將文本視為封閉自足主體的《紅樓夢》意義闡釋和小說批評研究。 傳統性強調的是通過發現和建構文學文本之間的相互聯系來闡釋《紅樓夢》這部作品，并發掘這部作品的深層意蘊及其與前代作品之間的文化血脈傳承關系。 因此，和一般的小說批評派研究相比，傳統性的提出，豐富了《紅樓夢》小說研究的內涵。 由于俞氏傳統性這一概念具有互文性的性質，因此，它具有了與一般的小說批評理論所不具備的延展性和包容性，為其后的小說批評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直至20 世紀80 年代，互文性理論才被正式引進內地并廣泛運用于小說批評領域，而俞平伯很早就開始對其進行初步的運用。 這也充分說明，俞平伯本人非常注重實踐他所倡導的以文學和哲學眼光研究《紅樓夢》的方法。

再者，俞平伯對傳統性這一概念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古代小說研究特別是《紅樓夢》研究中對形式表層互文研究的缺憾。 不可否認，互文性概念通常關注的是文本內涵、意義指涉層面上的相互關系。 但是，對互文性的研究卻不能忽視藝術形式存在著的相互借鑒、相互改造的情形。 《紅樓夢》如何對前代文學作品在藝術形式上的借鑒和改造具有全面探討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俞平伯對傳統性的論述具有一定的學術史意義。

注釋

①

[

法

]

朱莉婭

·

克里斯蒂娃著，?？塑?、宋佩珠譯《詞語、對話和小說》，《當代修辭學》2012 年第4 期。② 王凌《互文性視閾下古代小說文本研究的現狀與思考》，《云南師范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4 年第2 期。

③ 俞平伯《紅樓夢簡論》，《新建設》1954 年第3 期。

④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 年版，第207 頁。 下文同一出處引文恕不另注。

⑤⑧ 參見王瑾《互文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9、68 頁。

⑥

[

法

]

蒂費納

·

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47 頁。⑦

[

法

]

熱拉爾

·

熱奈特著，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年版，第68 頁。

⑨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紅樓夢問題討論集》第1 集，作家出版社1955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