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紅樓夢》英譯研究述評*

劉 佳 周琦玥

內容提要:作為中國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與中華文化對外交流的重要領域之一，《紅樓夢》的英譯及相關研究向為研究者所重。 通過對近十年具有代表性的《紅樓夢》英譯研究論著予以梳理，可以總結目前研究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的《紅樓夢》英譯研究予以展望，為今后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作為中國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與中華文化對外交流的重要領域之一，《紅樓夢》在國際漢學研究領域向為諸多研究者推重，其外文譯本及與《紅樓夢》外譯有關的研究成果迭出。 進入新世紀以來，有關英譯的研究方興未艾，諸多其他譯者作品進入學界視線，予以探析、研究的論著接踵而至，而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綜述類文章也為學者尋找《紅樓夢》英譯資料、勾勒梳理《紅樓夢》外譯史提供了重要的參照與導向。 但迄今為止所見最為晚近的《紅樓夢》英譯研究綜述截至于2010 年，2011 年以來的《紅樓夢》相關研究尚未得到爬梳。 為更好地推動其研究，筆者對目前的研究現狀作了一次梳理，并予以述評。 囿于聞見所限，本文評述的主要是大陸學者的研究，偶爾涉及港臺及國外學者。 綜合考慮到文章來源與價值、作者群體的代表性等情況，以2011年以來《紅樓夢學刊》《中國翻譯》《外語學刊》《外語教學》《外國語文》《國際漢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國外語》和《明清小說研究》共計9 種期刊刊載的104 篇相關文章為樣本予以探析，以期為相關領域提供參考。

一、近十年《紅樓夢》英譯史與英譯本文本研究

《紅樓夢》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最早可追溯至1830 年，至今已有一百九十年的歷史，在這百年歷史中英譯成果迭出，凝聚著國內外諸多學者的辛勤耕耘。 近十年來對《紅樓夢》英譯史進行研究的論著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翻譯史相關問題的考證和對前代學者翻譯史研究著作的再考察，另一類則是對重要譯者的生平經歷、在《紅樓夢》傳播史上的地位與貢獻等問題予以個案式研究。

江帆以英語世界“接受性”譯介為研究主體，國內譯介機構“輸出性”譯介為參照，分析《紅樓夢》百年譯介歷程。這種將譯介學與比較文化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可以為中國文學外譯的行為方式提供啟示和借鑒。鄭錦懷考察了1830—1933 年間的10 種《紅樓夢》英文譯作，向讀者展現出《紅樓夢》在英語世界始自德庇時的早期傳播路線。此外，葛銳、馮全功也對《紅樓夢》的英譯歷程予以關注，從多個角度就當下研究的現狀與不足予以探析，對未來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紅樓夢》英譯本種類眾多，而對這些譯本進行的本體研究也是當下《紅樓夢》英譯與傳播研究成果中為數最多的部分。 縱觀近十年來的《紅樓夢》英譯本研究，可以依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將其大致分為《紅樓夢》節譯、摘譯本研究和《紅樓夢》全譯本研究。

《紅樓夢》的節譯本數量眾多，且往往時代較早，除了因牽涉到《紅樓夢》英譯史發端問題而廣為人知的馬禮遜、德庇時外，還有眾多外譯版本存于天壤。 但全譯本出現之后，節譯本被其取代，這也使得眾多節譯本淹沒在歷史長河中不為人知，對這部分節譯本的研究成果自然頗尠，《紅樓夢》百年翻譯史歷程中這部分內容長期處于缺席的地位。近年來，對早期《紅樓夢》節譯本的探索吸引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的興趣，發掘了一大批《紅樓夢》早期英譯節譯本，以這些新見材料為基礎，對其進行研究的專論也多有新見，值得予以重視。 學界一般認為《紅樓夢》英譯史的開端為傳教士德庇時于1819 年發表在《評論季刊》上的文章。 但葛銳指出1816 年便有傳教士馬禮遜的《紅樓夢》英語節譯，打破成說。趙長江進一步探討馬禮遜《紅樓夢》英譯本價值，指出其在對外傳播、對外漢語教學和翻譯教學方面的積極作用。雖然德庇時在《紅樓夢》英譯史上的肇始地位受到諸多新見材料的撼動，但其作為《紅樓夢》詩詞英譯的較早嘗試者，為后來譯者在翻譯《紅樓夢》中諸多詩詞韻文時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因而在《紅樓夢》英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吸引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

近年來研究者發掘了一批《紅樓夢》早期節譯本，豐富了對紅樓西傳過程中的內容、種類、譯者隊伍的探究，揭示了英譯研究史中長期以來被忽略的如J.T.多尹、艾約瑟、翟楚父子、張心滄、吳宓的英譯等。在《紅樓夢》英譯史上，還有諸多編譯本，但較之于忠實于原書章節進行翻譯的節譯本，這些編譯本對原著的體量進行了縮減，某些情節或進行壓縮，或進行改寫。 然而學界更多將視野聚焦在全譯本上，且對各個編譯本的關照程度不同，忽略了其在中國文化走出去中的歷史價值，缺乏系統性的爬梳與匯總，因而對編譯本的重新認識及歷史定位亟待彌補。 值得注意的是林語堂是否翻譯過《紅樓夢》，是學界聚訟紛紜的問題，近年來相當數量的學者如李平、張丹丹等人嘗試解決這一問題。2014 年，宋丹在日留學期間于日本某市立圖書館發現林氏英譯原稿，并于2016 年發表《日藏林語堂〈紅樓夢〉英譯原稿考論》一文，基于實地調查研究對林氏原稿進行深入考論，考察了原稿的面貌與篇章結構，考證了林語堂的翻譯時間和使用底本以及論述了林語堂的翻譯策略和翻譯風格。目前林譯《紅樓夢》的原稿尚未公開出版，這一手稿保留了林氏翻譯《紅樓夢》的諸多細節，在《紅樓夢》翻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值得予以關注。 張丹丹曾對縮譯本的歷史進行梳理，厘清十三種縮譯本的概況包括譯者、譯文內容、篇幅和出版時間、地點，最后指出目前學界對《紅樓夢》縮譯史料的挖掘和研究均有待進一步提升， 以及對今后《紅樓夢》或其他典籍縮譯復譯之借鑒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例如縮譯難點、未來導向、抄襲和策略等多方面。

與節選原著部分章節予以翻譯的節譯本相比，全譯本因其內容豐富、語言風格連貫而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對《紅樓夢》全譯本的研究向來是《紅樓夢》英譯研究的重點關注對象，學界對喬利、霍克思、楊憲益的英文全譯本進行了多維度、立體化的研討。 近年來，學者在對當下流行的三個版本的《紅樓夢》英譯本進行比較分析時，既有以譯者為主體的考察，又有轉換視角、將讀者的接受放在第一位的研究成果，可見研究熱度至今仍未消退。此外，2004 年香港大學圖書館公布了英國傳教士布拉姆韋爾·西頓·邦斯爾于20 世紀四十年代翻譯的《紅樓夢》全譯本，這是目前所見首個《紅樓夢》全譯本。 劉澤權等從譯本時間、譯文體例、詞匯、句子和翻譯方法等方面闡釋了其風格特點。繼而劉艷紅等從譯本和譯者兩方面探討邦斯爾譯本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翻譯過程中譯者知識結構、教育經歷的關聯。

總體來看，近年來對節譯本、摘譯本的相關研究涌現出一大批重要成果，特別是對此前不為人知或流傳頗尠的節譯作品的發掘與紹介，為學界提供了一大批值得重視的新材料，也將成為《紅樓夢》英譯研究的新的學術增長點。 同時，這部分新見的材料往往被發現于海外舊報紙，特別是某些發行量小、名氣不大甚至近于籍籍無名，因而長期以來不為人關注的小報中。 在海外圖書館的舊藏中也或有新見，如上文曾提及的林語堂譯本《紅樓夢》的發現便是其中之一。 因此對《紅樓夢》節譯本、摘譯本的文獻搜集與創獲，也可為傳統文獻學中的輯佚方法和新興的域外漢籍研究在《紅樓夢》翻譯領域的重要意義與價值張目，具有方法論層面的指導意義。 而2011 年來，關于全譯本的探討則較少，這或許與始自20 世紀末的全譯本相關研究成果豐碩、視角全面，因而難有新見有關。 但以新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對全譯本進行探賾，仍可得出新的結論，因此值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點考慮新思路、新方法在《紅樓夢》全譯本研究中的應用，進而得出新的創獲。

《紅樓夢》英譯史上的重要譯者也是學界關注的重點之一，其中英國漢學家霍克思在推動介紹中國經典文學作品走向歐洲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與閔福德首次完成《紅樓夢》全文英譯。 張婷考察了霍克思《紅樓夢英譯筆記》中包含的翻譯《紅樓夢》具體細節，指出其學術意義，對了解譯者生平及其作品有重要價值。鮑德旺也對這一筆記予以關注，從作者研究、文本研究、翻譯過程、翻譯手段四個方面對其進行詳盡多元的探討，還原霍克思在《紅樓夢》英譯過程中所寄予的心血與努力。目前學者對霍克思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其譯作本體，而對記載翻譯過程的《紅樓夢英譯筆記》未予以較多重視。 實際上，作為霍克思個人書寫的這一筆記，記載了霍氏翻譯過程中的諸多細節，可以籍此研究霍譯《紅樓夢》的翻譯與成書，也可以作為今后研究的關注點與學術增長點，值得予以深入梳理。 同時，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進程中，中國譯者在中華文化傳播史上的突出貢獻不容忽視。 王際真是較早將《紅樓夢》譯為英文的中國譯者，因此管興忠對王際真英譯《紅樓夢》海外傳播與接受予以考察，指出其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方面的作用。翻譯家宋淇曾引領學者探討《紅樓夢》翻譯研究，李晶一文便關注宋淇對霍譯《紅樓夢》的研究與商兌，考察宋淇對霍譯本的評價分析，對宋淇《紅樓夢》研究特色與成績予以歸納。

二、近十年《紅樓夢》英譯本翻譯研究

作為小說的《紅樓夢》除去敘事文本主體外，還包含有詩詞、戲曲、駢文等豐富多彩的文體形式。 且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紅樓夢》一書內容蕪雜，具有大量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相關內容。 因此《紅樓夢》的英譯實踐為翻譯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對諸多《紅樓夢》英譯本中所反映的不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翻譯策略進行研究，是《紅樓夢》譯介研究中最早的幾個研究領域之一，也向來是譯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側重點。

汪慶華從傳播學視閾探討中國文化走出去與翻譯策略選擇的關系，認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以異化為主的觀點忽視了讀者文化接受能力和立場，認為需要中西譯者適度采用“歸化為主，異化為輔”翻譯策略。同時，王麗耘、侯羽、楊柳川等便是對全譯本中的翻譯策略翻譯方法進行了具體化的分析，特別在中西方文化大背景下對譯本與讀者的考察實有必要，例如厘析“歸化(assimilation)”概念中西差別，并以“歸化法”分析霍氏譯本評價問題；認為我國傳統的歸化、異化概念是立足于兩國語言、文化平等的基礎上；而韋努蒂提出的歸化/異化說，其論域“以強勢文化為預設背景的，以弱勢文化文本譯入強勢文化為討論對象”，存在疏失之處。

《紅樓夢》中還包含有諸如燈謎、酒令、判詞、星相以及某些語帶機鋒的雙關語，這些往往和漢語的語音、詞匯關系密切，難以離開具體的漢語語境予以闡釋。 此外，某些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特殊語詞，如名物詞、用典等，也往往難以尋找到合適的英語詞匯予以翻譯。 這些在《紅樓夢》的英譯過程中對譯者是巨大的挑戰，因此對譯者在翻譯這些難點問題時的翻譯方法與技巧進行分析探討，既可以見微知著地考察譯者的翻譯水平，又可以為其他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提供借鑒與參考。 任顯楷以包氏《紅樓夢》英譯本為研究對象，統計前八回詩詞翻譯，指出其保存了原文典雅風格和完整特征，對讀者了解原著內涵、感受曹雪芹語言風格大有裨益。楊、霍譯本中的詩詞話語翻譯與文化背景、文化傳播相關聯也是學者研究的重點。這樣的研究由小見大，從文化層面探討古典白話小說西漸過程中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對于小說翻譯與跨文化研究的融合比較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當下，語料庫在翻譯研究中的地位日漸突出，運用語料庫語言學的相關理論與方法討論《紅樓夢》英譯中的相關問題正越來越為研究者所熟知并運用。 選擇語料庫這一研究切入點，不僅能在單一文本中比較前后行文的差異，更可以在多個譯本之間尋覓異同變化，反映譯者的翻譯方法、風格等問題。例如劉澤權應用語料庫檢索軟件將《紅樓夢》的四個英譯本在詞匯和句子層面的基本特征進行數據統計和初步的量化分析，比較和探討邦譯本、楊譯本、霍譯本和喬譯本四個英譯本在風格上的異同。這一系列的研究不僅對不同英譯本在翻譯方法與技巧上的不同做出了直觀的區分，對長期以來困擾《紅樓夢》譯學研究的問題如喬譯本的譯者數量問題提出新的證據，而且將語料庫這一工具運用到《紅樓夢》英譯研究中，也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語料庫語言學在翻譯實踐與翻譯研究中的工具價值，拓寬了語料庫的適用范圍。

西方學者奈達( E. A. Nida) 與泰伯( C.R. Taber)提出“文化翻譯”理論，認為“文化翻譯與語言翻譯相對，是信息內容遭到改變以便在某種程度上順應接受文化的翻譯，并且/或者是原作語言并不包含的信息卻得到引介的翻譯”。 文化翻譯學常以文化視角關照翻譯問題，是站在學科交叉的前沿點，以期橫跨文化差異而促進文化交流。 這一理論因其在理論層面的合理自洽，和在翻譯實踐中收到了卓有成效的結果，因而被廣泛應用于翻譯學界，已成為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基礎理論，被譽為“是綜合文化學、跨文化交際學和文化語言學來研究翻譯活動的一種角度、一種思路”。 近年來，在運用文化翻譯的理論與視角考察《紅樓夢》英譯問題的學者中，彭愛民先生的成果數量和質量頗為人稱道，如析出《紅樓夢》中的“龍”文化相關橋段的出現次數，并對比霍譯本和楊譯本中的“龍”文化相關內容的不同翻譯方法。 此外，趙璧、陳述軍、黨爭勝等人同樣就楊氏、霍氏譯本為研究底本探討某些文化詞語在二人之間所采用的翻譯表現，具體而微的角度不僅解決了幾個名物詞的翻譯問題，更提供了一種思路，說明從事外譯者必須對源語言和目標語言的文化語言學特質有精準把握與理解，才能在翻譯名物詞時游刃有余。當然，翻譯某些更深層次的文化特色、社會心理描寫時如何貼合原意，在具體翻譯實踐中難度更大，例如“男風問題”、“釵黛之爭”、中醫文化等也是研究者進行思辨的一大角度。前人的研究實踐表明，翻譯作品文本所反映的表層差異，實質上是楊憲益與霍克思二人深層文化差異的外化表現，“只有忠實于源語文化和原著上下文語境的翻譯才是值得欣賞和借鑒的”，這為中華文化外譯與譯者傳統文化素養之間的關系提出值得重視的闡釋。

以跨學科研究的視野觀照《紅樓夢》英譯，往往可以得出新的結論，成為新的重要的學術增長點。 上述語料庫與文化翻譯范式皆可視作跨學科研究視野下的實踐，這種翻譯學與其他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來考察突破了原本單一的研究領域，使得《紅樓夢》的譯介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增加了研究的活力，也使得《紅樓夢》英譯研究突破了既有的紅學研究和翻譯研究的藩籬，在語言學理論、文藝美學等領域的研究中也可見到《紅樓夢》英譯的身影，擴展了其學術影響力。

近年來馮全功以廣義修辭學角度探入《紅樓夢》英譯的實踐已取得顯著成果，他指出“翻譯修辭學旨在借鑒修辭學(特別是廣義修辭學)中的各種理論資源，如修辭認知、修辭能力、修辭原型、論辯修辭、同一修辭等，同時結合其他相關學科，如哲學、美學、文體學、敘事學、語義學、語用學、句法學、文化研究、認知科學等，擴大翻譯研究的理論視野”，以新視角實現了翻譯學與修辭學的學科互動。 其次，早在上世紀就已有借鑒敘事學理論探析《紅樓夢》敘事藝術者。 然而對《紅樓夢》英譯本的敘事方法與技巧的探討，直到近年來才被學界所重視。 運用敘事學理論考察《紅樓夢》譯本的敘事藝術，和早已為翻譯研究界所熟知的語料庫語言學方法兩相結合，催生了為文本分析提供重要視角的語料庫敘事學。 這一方面，劉澤權、秦靜都借助語料分析霍氏、楊氏、喬氏三個英譯本的敘事差異，他們的實踐不僅解決了《紅樓夢》英譯本敘事風格比較與不同譯本之間敘事方法、敘事角度差異比較的問題，還拓展了語料庫敘事學研究的領域，提供了具有借鑒意義的研究方法。

再者也可運用?？睂W方法研究《紅樓夢》的英譯問題，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基本類型。 第一種是對英譯所用底本文字，以及譯文遣詞造句包括印刷錯誤等問題的修正。 第二種則是由英譯本面貌反推翻譯者所采用的中文底本，以及對中文底本的處理特點。 范圣宇屬于第一種類型，他對上海外教社出版的五卷本漢英對照版《紅樓夢》進行補正。對中文底本中部分字句予以校改，而后對原譯本英文譯文進行修訂，實際上是對原書“?？闭f明”的補充。徐艷利對霍克思譯本中第十三回的探討，則屬于?？睂W方法與《紅樓夢》英譯結合研究的第二種類型。 由于第十三回的回目與其他版本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可由英譯本翻譯試圖還原其翻譯工作底本面貌，而后通過與現存版本的比勘推出霍氏譯本所依照底本，可以被視為?？睂W思想在《紅樓夢》版本研究中的應用。

語言學的相關理論，也在《紅樓夢》翻譯研究中得到了應用實踐。 體認語言學是跨學科的語言理論，它不僅是單純的(英語)語言學，更關涉哲學、邏輯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特別是認知心理學)、生理學、認知科學、漢語語言學等學科。 運用這樣的思路對《紅樓夢》外譯予以觀照，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策略。當然，跨學科的學術研究視野并不局限于以上幾種，如生態翻譯學、女性主義、符號學等方法的引入，拓展了《紅樓夢》英譯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為今后以跨學科式的目光研究具體問題的可行性提供了實證支持，也是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予以考慮的方向之一。

從事《紅樓夢》英譯研究者數量眾多，所關注的具體問題與領域也較為廣闊，采用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結論也數量豐富、種類多元，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研究態勢。 近年來，在《紅樓夢》英譯研究中還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無法被歸入上述幾種較大的類型中，但仍然值得我們予以關注與借鑒。

三、十年來《紅樓夢》英譯總結與展望

總體看來，學界對《紅樓夢》的關注仍如火如荼。 具體到《紅樓夢》的英譯研究，近年來相關的論著數量不斷增加，目前所見研究成果日益豐碩，足能佐證《紅樓夢》英譯是常研常新，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學術自由度，可以以開放的心態學習、吸收、借鑒海內外各類新興的研究方法，并與《紅樓夢》文本研究、翻譯研究、文藝學理論研究，乃至語言學、符號學理論研究等形成良性緊密互動的廣闊天地。

近年來學界對《紅樓夢》譯本、譯史的整體研究不斷拓寬，對《紅樓夢》多種譯本的內容、特色、價值皆有關注，對不同時代、作者、翻譯深度與廣度的譯本都有涉及。 這種概觀綜論研究范式仍是當下研究重點，特別是對文化、詩詞、字句翻譯的考量。 較之以往，近年來研究者更加注重考究其深層意義，重視文化背景、文化現象相關詞匯的合理翻譯。 就研究方法看，學科交叉研究方法和跨學科意識在《紅樓夢》外譯研究領域中得到充分實踐，研究視角趨向多元，但偶爾難以跳出套用理論的桎梏。 事實上，《紅樓夢》英譯實踐，可以作為研究依傍的譯文為檢驗與修正相關翻譯理論提供了材料來源。 充分挖掘紅譯對翻譯領域的貢獻與價值，準確合理運用理論，是近年來《紅樓夢》外譯研究得到諸多創獲的客觀原因，也是未來值得努力的方向。 此外，未來《紅樓夢》英譯研究的著力點可以從研究材料、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等尋求著力點。

從研究材料看，楊譯本和霍譯本仍是首要研究對象，節譯本、縮譯本、編譯本等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新材料發掘與考釋仍然呈現出分散凌亂狀態，有待加強整合。 以中國學者紅學譯介努力與嘗試為例，林語堂譯本的發現、吳宓對《紅樓夢》部分章回改譯本的發現等已有相當時間，但對相關材料的搜集、相關史實的考辨，乃至這些作品的整理刊行等都還沒有獲得新的實績，可以作為重要的研究方向。

從研究主題看，要拓寬深度。 作為“文備眾體”的“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紅樓夢》不僅展現了“中國文學和中國藝術以及中國文體的主要特征”，亦是中國古代文化和社會的集大成者。 目前研究的焦點仍以文化與語言為中心，對其他方面，如民俗、服飾、中醫、建筑、典章制度等的關照力度仍然不夠。 這也導致了《紅樓夢》英譯研究中中國傳統特色、社會經濟史相關名物等內容的研究在數量與質量上都遜色于起步早、成果眾多的文化與語言翻譯研究。

從研究方法看，要進行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往往可以發現深層特點與規律，進而解決單獨、孤立研究所難以解決的問題。 一方面要縱向比較，對前人研究進行厘析爬梳，在此基礎上尋找不足與突破。 目前全譯本研究多對楊譯本和霍譯本進行對比，缺乏對其他全譯本的深挖；另一方面要橫向比較，在不同文化背景影響下，譯者翻譯技巧、方式，甚至后世研究者關注視角都有所差異。 中西紅學界所取得的成果應互相觀照汲取，全面完整繼承優秀成果，為接下來的研究提供參照。

從研究視野看，要打通學科壁壘。 目前跨學科研究視角較為散亂，缺乏系統性，因而要加強跨學科研究、交叉研究，注意吸收總結相關學科最新研究成果。 《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文化翹楚，其英譯研究不應局限于文學與翻譯領域，而應充分融會貫通宗教學、文獻學、語言學、敘事學、歷史學等相關學科的新成果、新理論，掌握最新動態，進行交叉研究。

李紹年先生曾指出，“建立‘《紅樓夢》翻譯學’已刻不容緩……‘《紅樓夢》翻譯學’，具體地說，就是專門研究有關翻譯《紅樓夢》的學問，其內容主要應包括《紅樓夢》翻譯史、《紅樓夢》與文化、翻譯內容、翻譯理論、翻譯技巧與方法、翻譯理論與實踐等?！奔t學譯學體系仍在建設發展之中，雖然不是全新的研究領域，但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交融性特質和充分的文獻材料依傍，這一學科仍然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 在將來的研究中，研究者應充分借鑒其他新領域研究中的先進經驗，以更為開闊的視野、開放的心態進行研究，將文本考證與思想探求結合起來以尋找解決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疑難問題的方案，在《紅樓夢》英譯研究這塊學術富礦上發掘出更多、更新穎的研究成果，為推動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增強民族自信與文化影響力提供智力支持。

注釋

① 文章統計日期截止到2020 年4 月25 日。

② 江帆《他鄉的石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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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英譯史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

甲醇（色譜純，美國Merk公司）；乙腈（質譜純，美國Merk公司）；甲酸（色譜純，阿拉丁公司）。對照品橙皮苷（純度：95.3%，批號：110749‐201316，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供含量測定用）。

③ 鄭錦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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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英譯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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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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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與帥雯雯、楊暢和江帆商榷》，《紅樓夢學刊》2011 年第4 輯。④ 葛銳、李晶《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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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史的幾點思考》，《紅樓夢學刊》2012 年第2 輯；馮全功《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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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學的發展現狀及未來展望——基于國內學術期刊的數據分析

(

2000—2010

)

》，《紅樓夢學刊》2011 年第4 輯。

⑤ 葛銳《英語紅學研究縱覽》，《紅樓夢學刊》2007 年第3 輯。

⑥ 趙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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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之嚆矢——馬禮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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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研究》，《紅樓夢學刊》2016 年第5 輯。⑦ 吳永昇、鄭錦懷《J.T.多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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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最早譯介》，《紅樓夢學刊》2015 年第5 輯；王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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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英譯補遺之一——艾約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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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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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英譯補遺之二——梅輝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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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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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英譯補遺之三——務謹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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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譯介》，分別見《紅樓夢學刊》2013 年第4 輯、2014 第2 輯、2018 年第3 輯；許明武、王煙朦《翟楚與翟文伯父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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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譯介研究》，《紅樓夢學刊》2016 年第6 輯；鄭中求《節譯與改寫的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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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史上的一篇軼文》，《紅樓夢學刊》2017 年第1 輯；唐均、薛傲霜《英籍華裔漢學家張心滄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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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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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段研究》，《紅樓夢學刊》2017 年第3 輯；馬紅軍《吳宓留美期間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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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述》，《紅樓夢學刊》2017 年第1 輯。⑧ 李平《林語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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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譯》，《紅樓夢學刊》2014 年第4 輯；張丹丹《林語堂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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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林語堂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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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分別見《紅樓夢學刊》2015 年第2 輯、2016 年第2 輯；劉澤權、石高原《林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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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譯本的情節建構方法》，《紅樓夢學刊》2018 年第2 輯。⑩ 張丹丹《被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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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譯本》，《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3 輯。[11] 季淑鳳《H.B.喬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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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一位晚清英國外交官的文學英譯》，《中國文化研究》2019 年第2 期；徐艷利《從可卿托夢看霍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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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的底本選擇》，《外國語文》2015 年第5 期；李晶《楊憲益、戴乃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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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本底本研究初探》《外部環境對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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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本選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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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英文全譯本底本差異性管窺》，分別見《紅樓夢學刊》2012 年第1 輯、第6 輯、2017 年第6輯；陳述軍《大中華文庫漢英對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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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文本指誤》《大中華文庫漢英對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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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疏漏研究》，分別見《紅樓夢學刊》2015 年第1 輯、2016 第1 輯；劉迎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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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全譯本譯者主體性對比研究》，《外國語文》2012 年第1 期；劉朝暉《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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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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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英譯本的可接受性——以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學生的抽樣調查為例》，《中國翻譯》2014 年第1 期。[12] 劉澤權、劉艷紅《初識廬山真面目——邦斯爾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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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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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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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學刊》2011 年第4 輯。[13] 劉艷紅、張丹丹《邦斯爾譯本及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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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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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紅樓夢學刊》2014 年第3 輯。[14] 張婷《霍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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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英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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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研究》，《中國翻譯》2013 年第4 期。[15] 鮑德旺、梁佳薇《霍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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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英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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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國際漢學》2019 年第1 期。

[16] 管興忠《王際真英譯作品在海外的傳播和接受》，《外語教學》2016 年第3 期。

[17] 李晶《從原著歧異到霍譯得失——試論宋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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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特色》，《中國文化研究》2018 年第2 期。[18] 汪慶華《傳播學視域下中國文化走出去與翻譯策略選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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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為例》，《外語教學》2015 年第3 期。[19] 王麗耘、熊誼華、程麗芳《“歸化”與霍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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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的評價問題》，《外語學刊》2015 年第1 期；葛校琴《當前歸化/異化策略討論的后殖民視閾——對國內歸化/異化論者的一個提醒》，《中國翻譯》2002 年第5 期；侯羽、劉澤權《漢譯英文學翻譯中主語位置名詞化的使用和成因研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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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本》，《外語教學》2012 年第4期；楊柳川《超越時代的文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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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由直接引語的運用及其英譯策略》，《紅樓夢學刊》2013 年第5 輯。

[20] 葛校琴《當前歸化/異化策略討論的后殖民視閾——對國內歸化/異化論者的一個提醒》。

[21] 任顯楷《包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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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八回英譯本詩詞翻譯管窺》，《明清小說研究》2011 年第3 期。[22] 趙長江、李正栓《漢語散體譯為英語詩體轉換研究——以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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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中國翻譯》2011 年第2 期；初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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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思譯本中的古詩詞增譯策略及啟示》，《紅樓夢學刊》2019 年第4 輯；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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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英譯與中國古典白話小說西漸》，《紅樓夢學刊》2011 年第1 輯。[23] 黃勤、王佳怡《基于語料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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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元話語“不過”與其兩英譯本對比研究》，《外國語文》2013 年第5 期；張丹丹、劉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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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利譯本是一人所為否?

——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考察》，《中國外語》2014 年第1 期；侯羽、賈艷霞《基于語料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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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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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指示視點翻譯轉移比較研究》，《紅樓夢學刊》2018 年第2 輯。[24] 劉澤權、劉超朋、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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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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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英譯本的譯者風格初探——基于語料庫的統計與分析》，《中國翻譯》2011 年第1 期。[25] E.A. Nida ＆ C.R. T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p201.[26] 彭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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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龍文化及其英譯評析》《再現紅樓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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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英譯賞析》《論典故文化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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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英譯評析》，分別見《紅樓夢學刊》2011 年第5 輯、2012 年第1 輯、2013 年第2 輯。[27] 趙璧《“玉”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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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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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體現及其英譯》，《紅樓夢學刊》2012 年第1 輯；陳述軍、陳旭芳《“ 瓟斝”與“點犀”新解——兼論中國典籍中名物詞的英譯》，《紅樓夢學刊》2019 年第2 輯；黨爭勝《民俗文化詞的翻譯問題探微——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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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中“壓歲錢”等詞的翻譯談起》，《外語教學》2015 年第1 期；曾國秀、朱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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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譯與楊譯對“六部”官制之翻譯考辨》，《明清小說研究》2013 年第3 期；王麗耘、吳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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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思譯本“紅”英譯問題辨析》，《國際漢學》2020 年第1 期。[28] 趙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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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風”文化英譯對比研究》，《紅樓夢學刊》2014 年第4 輯；劉曉天、孫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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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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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思譯本中習語英譯的跨文化闡釋》，《紅樓夢學刊》2018 年第5 輯；張惠《當代美國紅學界右釵右黛之文化思辨》，《中國文化研究》2013 年第4 期；王銀泉、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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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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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與中醫文化西傳》，《中國翻譯》2014 年第4 期；包玉慧、方廷鈺、陳紹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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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本中的中醫文化誤讀》，《中國翻譯》2014 第5 期；馮全功、張慧玉《廣義修辭學視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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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研究》，《紅樓夢學刊》2011 年第6 輯。[29] 馮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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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的修辭原型及其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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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俗語修辭及其英譯》，分別見《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4 輯、2014 年第1 輯。

[30] 馮全功《翻譯修辭學論綱》，《外語教學》2012 年第5 期。

[31] 劉澤權、谷香娜《冷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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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視角關照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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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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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外語學刊》2013 年第2 期；秦靜、任曉霏《基于語料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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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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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翻譯研究——以主述位理論為視角》，《明清小說研究》2015 年第4 期。[32] 范圣宇《漢英對照版霍克思閔福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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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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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洝?，《紅樓夢學刊》2015 年第2 輯。[33] 徐艷利《從可卿托夢看霍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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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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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的底本選擇》，《外國語文》2015 第5 期。

[34] 王寅《體認語言學發凡》，《中國外語》2019 年第6 期。

[35] 王寅《體認語言學視野下的漢語成語英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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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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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英譯本的對比研究》，《中國翻譯》2019 年第4 期。[36] 劉艷明、張華《譯者的適應與選擇——霍克思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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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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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翻譯學解讀》，《紅樓夢學刊》2012 年第2 輯；岑群霞《女性主義翻譯視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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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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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休英譯本探析》，《中國文化研究》2019 年第2 期；程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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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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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語世界中的三重符號學意義》，《外國語文》2014 年第3期；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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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幻仙姑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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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的社會符號學闡釋》，《外國語文》2018 年第1 期。[37] 王慧《2018 年度中國紅學發展研究報告之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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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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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及翻譯傳播等為中心》，《紅樓夢學刊》2019 年第3 輯；王鵬飛、劉淳《論霍克思、閔福德英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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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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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秦可卿形象的消解》，《紅樓夢學刊》2018 年第6 輯；劉曉天、孫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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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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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思譯本中的比喻添加研究》，《紅樓夢學刊》2019 年第6 輯；黨爭勝《霍克思與楊憲益的翻譯思想芻議》，《外語教學》2013 年第6 期；洪濤《“大國崛起”之論與明清小說對外傳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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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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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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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譯論與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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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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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學刊》2014 年第5 輯。[38] 李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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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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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學芻議》，《語言與翻譯》1983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