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之間：近代以來“科學”觀念嬗變與博物館智識拓展

關 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 北京 100101）

內容提要：“科學”作為近代以來中國思想與社會變遷的關鍵觀念，不僅具有知識本位的特征，也具有社會屬性?？茖W觀念的更迭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結構和思想意識的轉型發展相伴始終?？茖W觀念的演進特點也折射到同時期博物館智識范式的形成過程中，博物館內的“科學”并非一種扁平化的知識體系，而是存在著多線發展的智識傳統，科學形態對博物館的影響也無法絕緣于社會文化政治情境之外。中國博物館智識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科學觀念在知識與社會兩個維度上的相互影響。

20世紀的中國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社會結構與思想意識轉型的基本命題之一是如何面對道德與信仰層面的意義危機和社會政治層面的秩序危機。新文化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兩大主張，其目的就是希望以科學的方法克服意義的危機，以民主的藍圖重建社會政治秩序[1]。近代以來的中國博物館也糾葛于這一基本的時代命題中。在既往的博物館史研究中，學者們常常將“公共性”作為理解博物館演進發展的鑰匙，并將其追認為博物館的“道統”，這種確認與近現代民主啟蒙思潮密切相關，但“公共性”并不是一個統一的、自明的范式，在目前學界的研究中也呈現出更為蕪雜多變的面相[2]。同樣作為近代社會思想主題并影響至今的“科學”觀之于博物館的關系則未得到充分梳理。在一般性的行業共識中，博物館是開展科學實物教育活動的重要場所，強調博物館的終端與媒介屬性。但從博物館史研究的視角看，“科學”并非僅僅用來開啟民智的客體操作對象，它是使博物館從一個物理空間轉化為一個智識空間的關鍵線索。羅志田指出，思想學術的泛科學化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顯著特征[3]?！翱茖W”作為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關鍵觀念，不僅具有知識本位的特征，同時也具有社會屬性?？茖W觀念的更迭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結構和思想意識的轉型發展相伴始終?？茖W觀念的演進特點也折射到同時期博物館智識范式的形成過程中，博物館內的“科學”并不是一種扁平化的知識體系，而是存在著多線發展的智識傳統，科學形態對博物館的影響也無法絕緣于社會文化政治情境之外。今日博物館的智識范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清季民國以來逐漸形成的多重科學觀的基礎上累積而成。本文力圖梳理科學觀念在百多年間的嬗變歷程以及流播于博物館的復雜影響。

一、中道西器：自然科學與博物館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科技在物質領域對中國的支配權逐漸取得了國內士人的認可，但中學與西學的論爭囿于“中道西器”即“中體西用”的框架之內。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4]，王韜說“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5]。以儒家倫常名教為核心的“中學”是形而上之道，作為富強之術的“西學”是形而下之器，器可變而道不可變?？茖W傳入中國亦落實到“技術”的器用層面之上。清季國人最初沿用明清以來的“格致”一詞指稱自然科學，且側重技藝之實學，拘泥于“中體西用”道器觀。這種體用觀也影響到博物館。正如李飛所觀察到的，中國博物館最早是“集新”[6]，“新”主要指西方科學技術，通過集新“器”表達對國家強盛的訴求。游歷西方的清季士人雖具有“博古院”“積寶院”“集奇館”等歧異多樣的博物館觀感，但更為關注博物館作為西方科技進步成果展示之所的價值。博物館“廣見聞，增智慧”的社會意涵也被注意到，至維新時期國人更將設立博物館作為改良社會、推進國家自強的變革內容。如康有為在《上海強學會章程》中定下的博物館目標，是以“古今中外，兵農工商各種新器……及各種電學、化學、光學、重學、天學、地學、物學、醫學諸圖器，各種礦質及動植類”為備購主體，以為“益智集思之助”[7]。此時博物館展示的理想主體仍是西方自然科學知識與成果，但從“器”用漸及變“體”，注重自然科學的思想更新效應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社會推動力。

在主要以歐洲、日本學理為摹本的民國博物館學著述中，作為自然科學范疇的“科學”與歷史、藝術并列，共同成為普通博物館的主要類別?？茖W博物館一般包括天文、地質、動植物、理化生物、醫學等類，其任務則是“陳列說明研究自然現象的法則及理論的資料”[8]。不過在中國早期博物館的實踐中，指向自然科學的“科學”資料的收藏與展示主要體現在自然史藏品主題上。19世紀后半葉以西方傳教士為代表的來華人士創建的博物館，旨在“通過展示西方文明、科學和發明的某種優勢，來設法啟迪該區的人民”[9]，其收藏活動主要偏重于收集和展陳動植物、礦物等自然史標本，以了解東方異域，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它是歐洲自然史收藏網絡的重要延伸部分，并未以中國社會為服務主體[10]。國人創辦博物館之初，失位于本土傳統的自然史收藏在經世致用的潮流下建立起來，一開始就極具實用主義傾向，與資源、實業乃至國家經濟命脈之間具有榮損與共的關聯，并表現出與國情鄉土教育相關的社會價值。如1934年山西民眾教育館內既陳列佛像、碑刻、錢幣、科舉遺物等古物，同時也有“動、植、礦”等科學內容[11]。據20世紀30年代中國博物館協會的統計，其時國立中央博物院、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廣州市立博物院等國家及各級地方博物館，都收藏展示有以自然史為主體的自然科學類藏品[12]。這類收藏雖然在中國沒有傳統淵源，但這反而使其在近代社會的發展中失卻了些許傳統的羈絆，從而帶有天然的智識啟蒙意味的合法性，至今仍是中國博物館的重要收藏與展示主題。

二、由器而道：唯科學主義思潮與歷史古物的收藏與展示

辛亥以后，傳統儒家權威跌落平地，為國人心理上接受科學主義的威權奠定了客觀基礎。至五四時代，先進知識分子熱情謳歌科學的思想價值和人文價值，科學話語的傳播和流行波及人文社科領域和社會生活領域，各個領域都表現出對科學化的追求。胡適在為“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總結說，自19世紀末以來，科學這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13]。郭穎頤將這種時代現象稱為“唯科學主義”，即“那種把所有的實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內，并相信僅有科學方法才能認識這種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會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觀點”[14]?？茖W幾乎取代經學成為真理的化身。在唯科學主義思潮影響下，社會對“科學”的理解從側重科技工藝的“術”“力”之層面漸次過渡到以科學方法和精神為主體的“道”“理”層面[15]。這種物質進步背后所潛藏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成為社會文化意義上人們對于“科學”的普遍認識，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博物館行業的心理與實踐。

首先，收納國故的“科學”范疇形成古物收藏的現代價值基礎。

當科學在中國更多體現為抽象的“精神”和“方法”后，人們只須在熟悉的領域運用它，即可將研究對象歸于“科學”范疇。梁啟超、陳獨秀等認為科學精神作為一種精神，當然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學，而是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整個“學術”，從而打破了“中學”與“西學”之間難以逾越的界限[16]。這種融通的科學觀作為社會文化的“公共話語”也影響到博物館領域，旨在“提倡科學研究，輔助公眾教育”的博物館中，“科學”一詞所指已包括自然、人文、工藝等多重內涵[17]。中國博物館經歷了從集自然科技之“新”到集傳統文史之“舊”的過程，其中涉及思想與社會轉型因緣眾多，但國故之學被納入“科學”知識譜系無疑也是其因之一，其所形成的古物收藏的正面價值賦值，使中國本土文化得以“合法”地與民族國家視域下的博物館實踐相融合，通過歷史遺產構建國家記憶成為可能。

其次，基于實證的“史料”屬性成為博物館藏品認知的重要維度。

國故納入科學范疇，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開展研究[18]。根據西方自然科學中的“經驗科學”及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實證哲學、實驗主義學說，史學就是對事實的研究、考證，只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像科學家那樣“客觀”地對待研究對象，就能使史學研究達到“科學”的程度，因而胡適認為“科學的方法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19]。傅斯年明確主張科學意義上的歷史學“不是著史”，強調“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從而“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成為“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20]。這種接受了自然科學理念的實物考證與“以圣人為法”的經學考據不同，體現了從“以經為綱”走向“以史料為本”的現代學術轉型[21]。將中國傳統文化史料化而作學科式的整理，必須用“歷史的眼光整統一切”，用歷史埋葬“過去的”文明，這一思想預設既支配著現代學術轉型后的學科式研究，同時也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博物館化具有客體化、歷史化的價值基礎。如1928年成立的大學院古物保管委員會申明“古物古跡為歷史科學中最重要之材料”[22]；李濟認為國家應設立大博物院作為整理史料的機構[23]；韓壽萱更鮮明地指出，博物館之收集“斷不可受經傳之束縛”，應格外注意史料的價值[24]。如果說傳統文化的科學化使博物館的古物收藏具備了一定的社會合法性基礎，那么歷史證物觀念的形成則使博物館藏品觀走向史料化，為博物館古物收藏向現代轉型提供了另一個科學性前提，從而增強了博物館“集舊”的學理依據，并強化了博物館的典藏路向。

在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生階段，本土博物館由于發展的多歧性，并未完全形成學術與收藏在實踐上的有機耦合關系，而更多預埋下現代學科視野對博物館之物的科學性認知的智識轉化伏筆。這主要表現為史料范圍的擴大及以理性客觀、全面的眼光對待一切史料。如顧頡剛堅持“各個的古物、史料、風俗物品和歌謠都是一件東西”[25]；李濟強調考古發掘“都是求一個全體的知識，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寶貝”[26]。學術上的新舊史料眼光之捍格，亦影響到博物館藏品征集與典藏的慣習。僅以20世紀20年代末殷墟發掘而論，河南博物館何日章、關百益之發掘及對于“字骨”寶藏之渴求，與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李濟秉近代考古學理念以“殷墟為一整個問題”的做法自然是截然不同的，而波及各自入藏之物品也有所差異[27]。在實證主義影響下，以考古學、民俗學為代表的科學學術理念的滲入，打破了一味追求藝術品、專事搜尋奇珍異寶的古董化取向藩籬，通過重視普通器物和一切文化遺存的平等性，為博物館實踐從精英主義走向具有平民主義、多元主義傾向的館藏與展陳預伏了智識前導。

再次，注重系統學理的科學方法滲入博物館陳列的思想與實踐。

現代科學概念在傳入中國后形成了不同的認知，如楊鴻烈總結其廣義上為“有系統的”知識體系，狹義上指研究事物因果關系及其規律的學問，更狹者則僅指自然科學類的特殊科學[28]。雖然對“什么是科學”的指謂多樣，但科學應具有系統性和強調關系秩序的基本原則是一定的社會共識。這樣的科學眼光也成為時人審視博物館優劣的評判標準。陳列器物龐雜而缺少系統關聯[29]，缺乏歷史的眼光與整體的觀念[30]，與古玩鋪、古董攤相仿[31]，是人們對博物館的主要批評。

羅志田指出，五四人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其實多來自生物進化論（對多數人來說恐怕意味著嚴復版的“天演論”而已），又漸成為抽象的精神和廣義的方法[32]。博物館的“科學性”理想中，社會進化論的思想痕跡亦清晰可見。1921年，蔡元培闡述多元博物館的愿景，不但科學博物院、自然歷史博物院要“按著進化的秩序”“生物進化的痕跡”陳列，歷史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也需通過陳列“考見本族漸進的文化”及“做文野的比較”[33]。1923年8月31日，顧頡剛參觀地質調查所陳列室，聯想到考古遺物從石器到玉器、銅器的演進關系[34]。1943年李濟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史前石器展覽撰寫的《遠古石器淺說》指出，“以系統的陳列表示人類的進化是中央博物院的一個基本職務”[35]，并介紹了人類如何開始使用工具及石器演進的過程。韓壽萱強調博物館陳列的目的“最要緊的要把各物品排列得有一種系統，特別注意于演化的程序，……一個簡單東西，雖很不值錢，但卻代表演化的重要一期，所以也很重要”[36]。隨著民國時期中國傳統知識納入近代西方分科式的學科體系，現代學科屬性的知識追求在一些學人或機構的博物館實踐中體現出來，尤其在自然科學類的館藏與陳列中表現明顯。胡適曾盛贊地質調查所的“科學的排列法”[37]，其在館藏結構、內容和展陳上所表現的地層系統、礦物和古生物的基礎分類及細化，體現出了與所在機構科研、調查工作的認知統一性[38]。在西方民族學社會學傳入進程中，凌純聲、馬長壽、葛維漢等學人對西南等地區的社會調查與實物征集催生了近代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華西大學博物館陳列展覽的首要準則是“以考古學及人類學為準繩”，目的在于“使金石古物成為文化系統之證據，使民族標本宣示邊區生活之狀態”[39]。面對民族文物，運用“民族學的或社會學的分類法”[40]是學人相對推許的科學方法。

陳端志指出，新文化運動前后十余年居然是博物館發展的低潮期，實因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本土舊有文化“不問皂白、務必掃除凈盡”，而將博物館誤解為古典倉庫和進步的障礙[41]。但不可忽視的是，其時唯科學主義對于傳統文化的收納、實證主義思想的發展、社會進化論在中國的盛行、現代學科性智識的增長，都進一步影響并形塑了博物館收藏與展示本土歷史的合法性基礎。民國年間，雖博物館實踐導向和學人智識結構多元，科學思想與博物館實務尚未完全合轍，但這些理念卻如草蛇灰線般成為日后博物館發展的智識來源。

三、即道即器：唯物史觀的博物館實踐

近代以來國人對史學“科學性”的認知理解相對蕪雜，“有以史料學為歷史科學者，有以事件的考證為歷史科學者，有以歷史哲學為歷史科學者，有以敘述史本身為歷史科學者”[42]，無法用一種概括性的“科學主義”抽象論之。陳端志總結，新文化運動思潮中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科學的兩大分支[43]。對這種分歧的科學性理解，主要在于所注重的“科學方法”不同。與實證派史家不同，強調史觀的史家認為歷史研究成為科學的關鍵，在于它能從對象中發現“公理公例”“因果通則”，即通常所說的歷史客觀規律。在20世紀20年代以降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社會史論戰”中，唯物史觀逐漸占據上風，并從抽象的理論法則具體化為中國社會史研究，注重將社會經濟活動作為歷史運動的主軸，著眼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聯互動，關注大規模的社會變動，對中國歷史進行貫通性、綜合性釋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在社會歷史領域的推廣與應用。唯物史觀派學者批判實驗主義的歷史方法具有“陳死的進化論”“機械的因果律”的弊病[44]，認為只有歷史唯物論指示了歷史科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隨著國內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確立，具有歷史哲學性質的科學觀在博物館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并表現為理論與方法論相兼的即“道”即“器”。所謂“道”，是指歷史唯物主義為博物館實踐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指導，主要體現在展覽形態、宗旨與內容的建設中；所謂“器”，是指蘇聯博物館學傳入后所形成的一系列工作實務章程和操作守則。

其時文物管理部門的多次講話中都談到了注重歷史規律、帶有史觀的通史性展覽陳列的重要性。1949年3月，北平軍管會代表接管博物館時即強調，應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建立新的歷史陳列，使博物館成為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教育機構。鄭振鐸表揚故宮博物院、北京歷史博物館以及沈陽、上海等地的博物館改造成了“有歷史觀點的陳列”[45]，并在《文匯報》發文指出博物館“要通過了那些文物，建立起整個民族文化的燦爛光輝的系統來”，“我們要以實物（歷代文物）配合著模型和圖畫，把整個中國歷史的進展，依據著社會發展的規律，陳列出來”[46]。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展，博物館已經成為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提高科學文化水平的機構。1956年5月，為響應當年中央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第一次全國性博物館工作會議的中心內容是如何加強博物館的科學研究工作。王冶秋提出，科學研究是博物館一切活動的基礎，博物館各項業務工作都是科學研究的內容。他在報告中講道，“不以馬列主義的觀點方法進行研究，寫出陳列計劃，然后通過實物、文獻等表現出來，是不會有系統的、正確的陳列的”。博物館的研究工作應強調毛主席所說的“生產斗爭知識”和“階級斗爭知識”，注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中國具體的客觀實際來進行研究”，“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黨的原則作為我們博物館全部工作的基礎”[47]。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成為指導博物館工作的主要科學性標準。

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編纂學與博物館陳列在實踐中合流，學術界通史撰述的一些特征也滲透進博物館。1959年1月，中國歷史博物館屢次請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鄧拓、尹達等馬克思主義史家審閱通史陳列大綱，大綱主要采納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社會形態學說，將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相結合作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歷史分期則以郭沫若的觀點為依據。這種撰述特點也漸及各地地志博物館建設中。20世紀50年代起，中國博物館學從理論到方法全面學習蘇聯，有計劃地組織翻譯出版《蘇聯博物館學基礎》等相關論著。國內引介的蘇聯博物館學理論雖然不乏意識形態色彩，但其對博物館藏品搜集、登記、鑒定、科學記述、保管和主題陳列以及群眾工作的形式和原則作了系統性論述，使博物館各項業務形成邏輯鮮明、有機聯系的整體，并且清晰地界定出了社教價值，博物館行業自身的學理屬性極大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博物館展陳形態的學術意義和行業典范性并沒有被我們充分認識，雖然存在學理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在后期發展中存在理論建構、宏觀邏輯與物的實證性脫節等現象，但它們對中國現實社會的關注以及與學術觀念的密切結合，使中國博物館實現了與社會科學理論的初步整合，從“義理”層面初步完成了中國博物館的近代化轉型。

改革開放后，博物館在專業化與社會化兩條路徑上發展。雖然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仍作為博物館實踐秉承的方法論指導，但具有哲學社科意味的蘇聯式傳統及社會形態理論與展陳業務的密切關聯被打破。與此同時，博物館學亦開始謀求獨立的學科地位，主要通過進一步界定自身實務的科學性構建行業學理[48]。進入21世紀，博物館理論、方法甚至范例的主體大都來自以新博物館學運動為旗幟的英美傳統，展陳、社教、保管等博物館業務越來越標準化、精細化，此時博物館的“科學性”表征越來越被內化與分化到博物館自身的業務職能表達中，博物館作為媒介與文本的闡釋特性得到關注，多學科對文博行業的介入更偏重于管理與技術應用的工具屬性。博物館的社會化性征經歷了從政治宣教向公眾服務性的轉變[49]，社教成為業務發展的重心，觀眾導向逐漸下沉到實務技術的各個環節。

四、道之承替：博物館科學化歷程的反思

揆諸中國博物館史中“科學性”的發展，清季民國以來形成兩種特征，即作為知識面向和社會面向的科學，兩者在歷史中相互纏繞結合，影響了中國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及社會功能的發揮。

第一，博物館“科學性”的知識面向。首先，館藏內容分類與展陳秩序是社會知識體系的表達方式，近代以來中國博物館科學性的建構與中國現代學科機制的建立發展密不可分。從自然科技到民族學、考古學等，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科學知識及其物化成果開始影響博物館的館藏與展陳實踐。其次，博物館“科學性”的主要指向并不是同一層次和同質化的，而是形成了層疊性的智識傳統。清季博物館的科學性主要指向自然科學，重心在于自然史主題?！翱茖W”的自然科學指謂不僅對應特定的知識領域，而且表現為一種解讀物質文化的知識視角。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百科全書 文物·博物館》對文物“科學價值”的定義依然于此立論，“主要是指文物所反映的科學、技術水平，它所體現的是在自然科學或者工程技術科學方面的價值”[50]。在新文化運動興盛的唯科學主義影響下，科學觀從狹義的自然科學概念轉向廣義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形成注重史料的實證取向和注重規律的史觀取向的兩種歷史科學路徑。實證主義的物證觀使博物館的實物收藏從古董化和經學化的傳統中脫身而出，唯物史觀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占據主導地位并對博物館展示實踐產生了直接的義理影響。

第二，博物館“科學性”的社會面向。從狹義的科學理解，科學與民主不具有內在聯結的必然性，而是作為知識的工具理性存在。當科學、民主與中國人救亡圖存、文化啟蒙的理想結合起來時，科學與民主就形成了相互支持配合的態勢，更凸顯出價值理性。1907年《新世紀》周刊指出，科學與革命“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會進化之公理”[51]。清季以來，只有當科學不再屈于器用的層面，而與人生、社會問題的解決緊密聯系在一起時，才有了“賽先生”這一新的文化精神的宣告?！肚嗄觌s志》發刊詞闡明，“科學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而只有從思想文化的層面落實到社會運作的層面，新文化的建構才能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意義，科學傳播需要借助于博物館之類的規范組織形式作為價值體系的物質承載。近代以來中國博物館的主流建設轉向歷史古物類主題，既與博物館作為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工具有關，同時也歸因于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在社會價值層面為博物館與傳統文化的聯姻提供了合法性的智識關聯。至少在館藏層面，科學作為一種理性精神與實現社會權利的民主建設相銜接，表現了強烈的統一性乃至一體化情勢，如果說后者主要體現在博物館“從私化公”的公共性追求，那么科學觀之建樹則表現在以考古學、民俗學等為代表的現代學科發展，醞釀了“眼光向下的革命”，直接推動了平等性、多元化的智識進展。民國以來，建立在實證史學基礎上的新材料催生了博物館的歷史性新館藏，這種館藏的建設為國族主義下的代表性國家收藏奠定了基礎。這一進程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考古學等學科在新材料上的井噴式發展繼續得到完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在殖民地國家轉型的創建過程中，博物館是極為重要的建構政治想象的場域，文化遺產作為國家凝聚力的核心必須服務于政治權力[52]。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整合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角色，國家政治形勢吁求的學術轉型使科學與博物館更親密地結緣，典型體現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指導下的中國通史撰述對于展陳內容的直接介入，并服務于人民性的表達。蘇東海指出，強烈的使命意識一直是中國博物館傳統中最有繼承價值的積極因素[53]。從偏重自然科技到實證主義與理性精神，再轉而走向歷史唯物論，這不僅僅是科學知識領域的轉型，而在一定意義上取決于近代中國轉型發展過程中社會、政治與文化重建活動對科學的需求與影響，并在作為物化載體的博物館身上折射出來。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博物館智識的發展主要體現為科學觀念在知識與社會兩個維度上的相互影響。清季民國以來的唯科學主義影響了社會的基本層面，科學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互纏繞，博物館領域對科學的認知與實踐更多體現為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文化“公共話語”的波及與共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照搬蘇聯模式的博物館學構建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特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博物館成為中國公共文化建構的組成部分，這也促成了學科智識與博物館實踐的直接結合，是中國博物館形成理論闡釋體系的重要階段。改革開放后，博物館之于社會文化政治的關聯漸松，對社會面向的科學的相對疏離，反而阻斷了作為知識范疇的科學在博物館領域的發揮。曾經與意識形態結合緊密的學術理念被淡化，曾經在社會文化政治統一整合下的學術與博物館的密切關系已經越來越轉向行業內部的智識生產。近年來博物館闡釋與社教功能的凸顯，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博物館科學觀的社會面向，但同時帶有技術流的內向型行業特點。

近代以來，科學觀念的演進對中國博物館從古典思維向現代轉型至關重要，累積的智識傳統統參差作用于博物館理論與實踐，至今日仍與我們息息相通。無論是作為知識體系，還是作為精神與方法論，“科學”無疑是作為智識空間和觀念載具的博物館發展的關鍵線索。羅志田說，20世紀中國思想學術泛科學化的結果是“科學”變為象征和“口頭禪”，在一定程度上反與具體學理上的科學研究疏離，這樣的異化現象在最提倡科學的五四時期已有明顯的反映[54]。這種現象直至目前仍有余音。隨著時代發展，科學不應只是高懸在上的口號和下沉于應用的技術，中國博物館在工作實務倍速精細發展的同時，亦應重新銜接相關學科的智識傳統、注重新時期多學科具體學理的交融互匯，同時因應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局情勢下民族國家的訴求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