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件紀念館敘事路徑與認同建構研究
——以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為例

方 云

（上海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上海 200444）

內容提要：作為歷史事件紀念館類型之一的抗日戰爭紀念館，以抗日民族英雄事跡來達成弘揚愛國主義與加強中華民族凝聚力之目的，在傳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精神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其歷史的、社會的價值與當代功能亟待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分別從官方與民間、集體與個人、景觀與數字、儀式與行為等多重敘事路徑，完整呈現了“四行倉庫保衛戰”中國軍民同仇敵愾、抗擊日軍侵略的史實，于敘事中有效建構了國家認同，促進了愛國主義精神的教育、傳播與傳承，其敘事策略及方法可供其他類歷史事件紀念館參考借鑒。

我國的歷史事件類紀念館是為紀念中國近現代革命斗爭史上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依托于革命遺址、事件發生地、紀念建筑而建立的紀念性博物館，往往涉及展示、宣傳、教育和科研等，是中國現代博物館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谥袊臍v史發展、基本國情以及近現代革命斗爭史內容豐富，我國革命歷史事件紀念館形成了龐大而多元的形態，各具特色。

抗日戰爭紀念館（以下簡稱“抗戰紀念館”）是歷史事件紀念館的重要類型。截至2020年，國務院公布的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及遺址已達260處[1]，遍布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如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山西八路軍太行紀念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等?？箲鸺o念館承擔與發揮了保存、見證與研究20世紀30—4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全國各族人民包括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史實的職責和功能，并以再現歷史事件與民族英雄事跡達成重鑄中華民族精神、鍛造民族脊梁之目的。

2014年，中國以立法的形式設立了“烈士紀念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指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盵2]抗戰紀念館作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建構國家認同以及傳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精神，積極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場所，其歷史價值、當代功能與世界意義，亟待多角度的深入研究與發掘。

一、敘事與認同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西方敘事學出現“認知轉向”，對事件、記憶、符號以及行動主體的能動性關注，以及對人類活動與意義建構的深入分析，成為博物館敘事研究的重要內容。威廉·克榮（William Cronon）認為，在歷史類博物館中“講故事”對歷史的解釋至關重要，它可將歷史事件與觀眾的情感內容建立關聯[3]。敘事在公眾中傳播故事，讓可感知的歷史激發情感共鳴，并通過民眾的日常交流而廣泛擴散[4]?，旣悺と鸢玻∕arie Ryan）提出的“在心理上喚起界定性敘事的認知建構”的觀點[5]無疑為紀念館敘事的認同及建構目標提供了發生論的有力支持。

以認知建構為目的來進行歷史事件的闡釋，為紀念館敘事提供了分析框架，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有關敘事焦點與敘事方法的論述則給予紀念館敘事方法論的啟示：“敘事焦點具有極強的目的性，決定著采用何種敘事方式。任何一種敘事的要素，例如人物、聲景、情節結構在被運用至建構結局的過程中，可呈現出多層次的交流（multileveled communication）?！盵6]紀念館的敘事是基于情感與認同的歷史敘事，是特定建制下對一個群體集體記憶展開的敘述，是特定共同體通過規制其間的展陳與活動進行歷史與自我身份的敘事。紀念館的敘事指向多維度的認同（idendity），其敘事的“多層次的交流”，涵蓋了英雄人物精神認同、集體記憶認同與國家認同等這些建構的多個層面。

“認同”一詞最初源自心理學，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指出“認同”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即社會群體成員在認識和感情上的同化過程”[7]。埃米爾·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將“認同”定義為“一種被稱為‘集體意識’的東西”，是“將一個共同體中不同的個人團結起來的內在凝聚力”[8]。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認同”觀更為強調人的系統（社會化的人）和社會系統在結構上的共生性，以及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社會形態、集體同一性和自我統一性的一致性問題[9]。而國家認同是指主體對共同體的一種認同，是指具有國家意識、了解歷史國情、認同國民身份，能自覺捍衛國家主權、尊嚴和利益，并促使其發展的理念，其基本內涵包括家國同構、共同體意識和仁愛之情等。

俞正梁提出認同建構的兩個向度：“一是原生的或內生的認同，即自我因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認同；二是社會建構的認同，即自我與他者通過互動所造就的認同?！盵10]抗戰紀念館敘事的認同建構，是基于抗日史實及抗日英雄對社會價值產生了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其精神為社會意識形態所認可并推崇，而共享華夏民族傳統的民眾通過對具有規范性力量事件的參觀、體驗以及對英雄人物及其精神的緬懷，達成內生的、社會建構的認同?？箲鸺o念館的敘事文本不僅是結構性的，更是建構性的，其語言、圖像、景觀、儀式等既是敘事的內容，又是敘事的手段，旨在引發觀眾與歷史事件、英雄人物對話，形成自我思考與認知，樹立正確的歷史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簡言之，抗戰紀念館敘事以保存過去、激活體驗、構建記憶、銘記歷史、達成認同這一根本路徑，促進了歷史事件與現代語境新紐帶的形成，最終達成國家精神與認同的建構。

二、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的多重敘事路徑與認同建構

位于上海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于2015年8月13日淞滬會戰78周年紀念日之際開館。這座建造于1931年的鋼筋混凝土六層大廈原由金城、中南、大陸、鹽業四家銀行共同出資，故稱為“四行倉庫”。作為戰爭遺址類歷史事件紀念館，四行倉庫標志了中國軍民同仇敵愾反擊日本侵略者、捍衛國家主權的一場重大戰役，是抗日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提出“歷史故事”敘述的核心要素應包括“核心主題”“明確標出起點、中途與結尾”“情節的突然轉變”“一個可辨識的敘述聲音”“連貫性”“結局”以及“道德化現實的傾向”[11]。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將“四行保衛戰”作為核心主題與敘事線索，以“序廳”“血鏖淞滬”“堅守四行”“孤軍抗爭”“不朽豐碑”及“尾廳”六個部分，完整講述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88師524團謝晉元中校率領數百名士兵英勇抵抗日本軍隊進攻的英勇事跡。通過此次事件，中國軍人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戰斗精神極大地鼓舞了當時民眾的抗戰信念，在中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以史敘事、以事帶人、以人見精神”的敘事路徑與認同建構，在抗戰類紀念館中頗具代表性。

（一）多重視角交織的敘事主體

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注意到傳統紀念館單向信息輸送的敘事模式可能造成生硬教導與觀念灌輸的刻板印象，采用了多重敘事主體與多線索交織的互文性敘事，力圖傳遞歷史事件客觀的、完整的信息，促發觀眾理性審視問題，形成自我反思的觀展認知，使紀念館成為孕育共情與歷史對話的場域。

1.官方敘事與民間敘事

官方敘事與民間敘事是一組結構上二元對立的概念。在文字與印刷傳播的時代，官方敘事更具文字媒介的優勢，通常采用國家典籍、政府文獻、主流媒體、名人記述等方式進行，對事件往往采取俯視的敘述角度，以期達成指點社會、喚醒大眾的目的，占據著敘事主體的主導地位。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的導覽敘事文本亦使用了大量來自國際社會、各級政府的文書文件，有各類檔案館、圖書館、研究機構提供的圖像照片、文字數據等，將中日雙方的軍隊裝備、布署、戰略以及戰斗過程詳實地呈現于觀眾面前。這些印刷形式的文獻為官方敘事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使用第三人稱，以一位隱形敘述者全知般的視角做歷史事件的客觀闡述，以供觀眾作出冷靜的判斷與分析。

媒體敘事是官方敘事中的精英敘事。四行保衛戰發生地蘇州河對岸的英租界是當時各國觀察使團向全世界傳送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消息的第一現場。國內的《申報》《新聞報》《大公報》，英文的《字林西報》《北華捷報》，法文的《時代青年》，俄文的《真理報》等，均以大版面的篇幅報道了戰況。紀念館將這些珍貴的歷史報道及評論以漫天云卷鋪天蓋地而下的報紙裝置形式進行展示，傳遞出國際輿論對日本非正義戰爭的強烈譴責以及對中方軍民頑強抵抗的由衷敬佩，旨在引發觀眾的歷史在場感，強化世界反西斯戰爭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應具有的共通的正義感與悲憫心。

張侃認為，塑造具有共識的歷史記憶并固化為國家記憶是國家建構以及對抗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環節[12]。相對于歷史事件中官方敘事的宏大敘事視角，“自下而上”的民間敘事則以更為貼近民眾心理的細微敘事將歷史事件予以細節化的深描。民間敘事多采用民間收藏的契約文書、家乘譜牒、碑文賬簿、書函信件等屬于私有性質的記錄材料[13]，與官方文獻在編纂組織、體例安排和內容來源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紀念館的民間敘事材料主要有兩類，一是對抗戰親歷者口述材料的引用；二是學者對民間文獻的考證。這些采集自民間的口頭材料極大豐富了紀念館的敘事結構，避免了僅使用官方敘事而造成的單一性、扁平化視角的缺陷。例如，學者們查證出“八百壯士”這一虛化名稱下的四百二十余位戰士的真實身份，從民間征集的烈士日用品、遺物、手札、口述、影像等，成為展覽陳列敘事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紀念館尾廳，具名的戰士頭像及其部隊編號、軍銜排列組成了一道紀念墻，這一由無數普通個體的敘事匯編而成的愛國主義民族志，讓觀眾在閱讀抗戰英烈生命傳記的同時，更增強了自覺捍衛國家主權、利益與尊嚴的公民意識。

2.集體敘事與個人敘事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包括抗戰英雄在內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的事跡和精神都是激勵我們前行的強大力量?！盵14]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將國家解放、民族獨立、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等作為共同體集體敘事的主題，意在達成對公眾的集體意識教育，并明確當今語境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協同發展與持續進步之意義。1937年，日軍發動“8·13事變”，揚言“三天占領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在此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谷諔馉幦〉猛耆珓倮年P鍵在于形成并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八百壯士”不僅是四行保衛戰的軍人，更指代了抗日聯盟中為國捐軀的千百萬中國軍民，共同構建整個華夏民族共御外侮的宏大歷史敘事。

在聲勢浩大的集體敘事的同時，紀念館還觀照到歷史合唱中的個體發聲。以精細化、情感化與異質化的個人敘事重塑了為民眾安危、民族興亡而無私奉獻生命的英雄群體的豐滿形象，將中國民眾不畏艱難險阻的抗日精神上升到愛國主義的家國情懷，從而實現了更為完整、更為立體的抗戰精神的展示與傳播。例如，紀念館序廳以一封謝晉元的家書為開篇，從私密的個體敘事中，觀眾讀出了“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夫”的凡人情感，更讀出了國難當頭之際果敢擔當的軍人職責。還有，女童子軍楊惠敏冒死送旗、陳樹生身捆手榴彈舍生取義等個體故事的講述，將英雄置于人之常情的倫理審視之下，是對“生之可貴，死亦光榮”的愛國主義精神最好的闡釋。此外，展覽多處采用了見證人、親歷者的個體敘事，如上海著名作家沈寂先生92歲高齡時的親筆手札記錄了他少年時目睹戰士犧牲的經過，增強了歷史事件的可信度，為觀眾產生共情提供了語料。這些被編織進宏大集體敘事中的個人敘事，將歷史事件中的碎片化信息拼接，并成為革命事件的真實注腳。

（二）景觀敘事與數字敘事的認知生產

1.建筑景觀與情境敘事

馬修·波泰格（Matthew Potteiger）認為“景觀敘事”是依托社區口述史、歷史事件或神話傳說等敘事文本，通過命名（naming）、序列（sequenc?ing）、提示（revealing）、集聚（gathering）等多種敘事策略，形成讓景觀講述歷史故事、喚醒集體記憶的方式[15]。建筑景觀不僅是建筑文化的結晶與寫照，更因其與時代、社會、經濟、文化乃至工程技術之間的互動關系，成為社會巨變的見證物和載體以及世代理性思考的象征物。革命事件的建筑景觀更具有一種教化與規訓的力量，紀念館建筑主體與附件的物理性空間敘事意在將抽象的時代精神予以視覺化表達，成為構建集體與社會記憶以及傳承精神的時空場域。四行倉庫作為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見證物，于2017年12月2日入選“第二批中國20世紀建筑遺產”。

景觀敘事具有通過物件或場景保存、重置以及將其視為符號，視覺化解釋不在現場的事件的功能。類比性的展示本身既是一種存在，也是一種再現。例如，四行倉庫西側斑駁的外墻，戰爭遺留的彈孔、炮洞，主體建筑三層碩大的爆破口等，這些建筑遺跡通過視覺化的景觀敘事靜默地展示了國破家亡的戰爭創傷，給觀眾以巨大的精神震撼與警醒。又如，四行倉庫頂層曾是八百壯士以熱血護衛國旗的處所，讓旗幟高高飄揚是捍衛華夏領土不可侵犯這一愛國行為的象征。如今，以“重生”“展示”和“緬懷”為主題的景觀設計在廢墟之中培育出了生機勃發的花境，這與殘酷的戰爭、逝去的生命形成強烈反差，時刻警示觀眾須銘記侵略者暴行，應捍衛人類和平、建設美好家園。紀念館通過景觀敘事的文化再生產強化了觀眾的民族意識、家國意識，從而廣泛傳播了世界和平的人類共同愿景。

展廳內的情境展示則為另一有效的景觀敘事形式。情境展示的特殊性在于場景與物件之間組合營造的自足性。在展示空間里，各類敘事性的部件共同構成一個直接投射向觀眾的畫面，成為故事的有力支撐，觀眾得以一目了然，幾乎不需文字說明。紀念館將“四行倉庫保衛戰”這一事件分割成若干典型情節，通過逼真的透景模型、街景戰場、人物模型等將其重組為高度凝煉的情境敘事文本?？s小的模型在展廳有限的空間內營造出廣闊的歷史景象，讓觀眾擁有居高臨下、一覽無余的旁觀者視角；而真實比例的街景、人物模型以及光影特效可讓觀眾在穿行之中身臨其境地感受到炮火轟鳴，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并引發反思。這種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的情境敘事與紀念館外部建筑的景觀敘事相互扣合且相互觀照，營造了歷史事件再現的空間，客觀上有利于觀眾歷史信息的獲取，主觀上則推動觀眾對英雄精神與愛國主義的認同。

2.數字與多媒體的虛擬敘事

隨著多媒體環境及網絡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博物館傳統的言語交流媒介已不再獨享支配地位，圖畫、聲音、影像、超文本等傳播介質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各種符號資源與模態在敘事意義的建構中均可發揮功能。金姆·賴斯（Kym Rice）認為，博物館的“數字敘事”（digital storytelling）是探討敘事的空間、互動和中間過渡方面的新機會，更能激發觀眾探索敘事的創造性潛力，從而建構起令人滿意的博物館敘事體驗[16]。在產業化語境下，紀念館更應從數字化內容、視覺藝術、網絡交流等方面予以多元的敘事重構與創新，并以新媒介為載體，拓展紀念館在新時代的展覽與傳播方式。

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體驗式學習”理論強調學習是經驗不斷的改造與重組之歷程，其核心意義與價值是“經驗轉化”與“意義建構”[17]。認知神經科學對于青少年社會學習的研究也表明，大腦可將視覺信號轉為運動輸出（motor out?put）并通過觀察他人習得一些動作序列，構成其社會學習的重要部分?？紤]到青少年對歷史事件的年代疏離感，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充分利用了視覺、聽覺、觸覺等感知體驗與數字虛擬媒體之間的交互，以提升展陳對年輕群體認知、學習、情感等方面的潛在影響。展廳內的數字影像、虛擬場景復原與沉浸式體驗設施不僅彌補了館藏文物、紙質資料靜態展示的不足，更提升了年輕群體的關注度與學習能力。通過新穎的全息影像、VR漫游等技術，展覽不僅可解答“如何構筑掩體”“如何實施傷員救護”“采用何種戰略”等知識性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青少年通過對所崇拜英雄行為的模仿，建立起集體意識、家國意識和民族意識的認知，從而有效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的歷史影像與當代影視敘事的比照是另一值得關注的媒體敘事現象。真實的歷史影像多為寶貴的檔案資料，由戰地記者與親歷者記錄拍攝，是見證歷史的第一手資料；而后期的影視敘事則是基于歷史事件的文學性與藝術性加工，因其受制成的時代背景所限，客觀性與主觀性均有待商榷，但在日趨多元的數字媒體時代，影視敘事正成為不容忽視的文化現象與傳播方式。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一方面將歷史影像以輔助點播的方式穿插在多個版塊，作為文本敘事的佐證；另一方面還采用了拍攝于1938年的電影及當時激勵了民眾意志的主題曲，讓觀眾對當時的社會語境與歷史語境有直觀的了解，形成自己的判斷。而對于觀看過2020年電影《八佰》的觀眾來說，已提前對真實場景中若干標志性情節場所的了解有了預設，在觀展過程中更易形成情感共鳴，產生互動。影視敘事一度讓紀念館成為網紅景點，也讓更多想了解歷史真實事件的人走進紀念館參觀，從傳播意義來看，這有利于紀念館講好紅色故事，提升受眾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國家認同感。

（三）儀式與行為敘事的精神傳承

1.祭掃儀式與教育主題敘事

讓革命事件育人功能彰顯是紀念館敘事的重要目標。與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展陳、景觀、數字敘事相輔想成的，是一系列吸引人、感召人、教育人的儀式與活動的動態行為敘事，吸引了年輕群體積極參與，身體力行地自覺傳承中國抗戰所蘊含的革命精神與道德情操。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教育活動通常有兩種范式：“教導式”重視理性分析，強調客觀性與可歸納性，往往通過展覽敘事達成；“表演式”則注重受教者的感官體驗，強調個別性、主觀性與獨特性，通過參與式的主題活動達成。

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西側墻體下的公共平臺堆滿了公眾敬獻的花束、水果、香煙和白酒等祭掃品，國內外游客、帶著孩子的家長，還有參觀紀念館的觀眾，均以自發的方式表達緬懷之情。在“烈士紀念日”、清明節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紀念館組織的祭掃儀式更為完整與正式，學校、企事業單位、社會人員等首先在紀念館序廳向抗戰先烈致以莊嚴的三鞠躬，安靜有序地敬獻鮮花，再由司儀帶領眾人誦讀“家書遺志”。紀念館舉行的成人儀式則是通過觀展、獻花、念誓詞等環節，將“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智則國智、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的體悟，轉化為恪守“做最好的自己，用不懈的行動書寫無悔的青春”等誓言。這些教導式的儀式與活動有效引導了青少年將崇尚英雄的行為內化為學習的動力，以實際行動回報國家與社會。由此也看出，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除了常規的展示，還健全了烈士祭掃制度并傳播了正確的禮儀規范，這將更有助于青少年乃至全社會公民的愛國主義教育。

展演式的主題活動是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行為敘事的另一有效方式。正如米哈伊爾·巴赫金（Bakhtin Michael）所述：“思想只有同他人的思想發生重要的對話關系后，才能開始自己的生活，亦才能形成、發展、尋找和更新自己的語言表現形式，衍生新的思想?！盵18]單向度“閱讀式”的展陳敘事缺乏信息接收者的反饋與互動，而開展愛國主義專題教育活動則以敘事的交互模式創建與觀眾的對話，使紀念館敘事概念得以延伸與外化。例如，組織觀眾參與創作與表演抗戰情境劇、親子互動教育劇——《四行倉庫保衛戰》，舉行紅色革命歌曲與詩歌誦讀活動，開展表現英雄人物故事與記錄心得體會的寫作征文活動等，這些情景化、交互式的主題活動活化了刻板的歷史記憶與說教，以更貼近現代文化語境的方式鼓勵年輕群體爭做愛國主義的踐行者、傳播者，自覺傳承紅色文化，從而為增進民族凝聚力與國家認同感發揮效用。

2.紀念館紅色文化旅游敘事

革命勝地旅游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旅游形式。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軍民建立豐功偉績所形成的紀念地、標志物，往往承載了大量紅色文化信息與精神內涵。這種將紅色人文景觀和綠色自然景觀結合，把革命傳統教育與促進旅游產業發展結合起來的新型主題旅游與研學形式，強調“游中學、學中游”。游客在觀光賞景的同時，了解了革命歷史，增長了革命知識，學習了革命精神，更培育了時代風尚，通過“寓教于游”達成愛國主義教育的“潤心無聲”。黨中央于“十二五”規劃期間將紅色旅游內容進行了拓展，將1840年以來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奮勇抗爭、自強不息、艱苦奮斗，充分顯示偉大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動和重要人物事跡的歷史文化遺存，有選擇地納入紅色旅游范圍，以更好地發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作用。

四行倉庫保衛戰作為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標志性事件，是各民族同胞、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等中華兒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引領下的共同體勝利的象征，彰顯了民族團結的凝聚力、戰斗力和創造力，具有廣泛傳播的歷史意義與社會價值。如今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以靜態的展示、動態的展演、數字化的景觀、多樣化的主題活動，成為紅色文化旅游的熱點與成功案例。將歷史中“八百壯士”的悲壯敘事轉化為家國滄桑巨變的時代敘事，通過藝術、媒體、教育和旅游融合的形式，表達出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完整，維護國家統一與呼吁世界和平的愿景，打造出一處新時期社會主義先進性教育的文化地標，抗戰精神與國家認同也在紅色文化旅游的傳播過程中得以強化與升華。唯有維護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維護社會穩定、繁榮發展，才能保障個人與家庭的幸福生活，傳承與延續中華民族精神與優良傳統文化是每一位公民應有的自覺。

三、結論

紀念館敘事是對敘事博物館學框架下新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運用，強調的是“可感知的歷史”這一人類的群體屬性。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首先以多重敘事主體交織的視角，如官方敘事與民間敘事、集體敘事與個人敘事，更為全景、客觀地展示歷史事件；然后以建筑景觀與情境敘事展開故事性的描述，增強敘事的感染力以使觀眾產生共情；再借助現代數字媒體敘事的虛擬空間，讓青少年完成社會行為的學習；最后以活態的儀式行為與教育活動等敘事，完成愛國主義精神的傳承與國家認同的建構。通過多重維度與聚焦的敘事路徑，四行倉庫的紀念性空間有效促成了公眾的觀展認知與國家認同建構，其敘事模式與策略可為其他類型紀念館提供參考與借鑒。紀念館應在講好英雄故事，傳播“中國價值、中國精神與中國力量”的道路上繼續前行，更好地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