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唯物史觀教育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

謝文娟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46)

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悠久歷史的精神記憶，是一個國家上層建筑具有較強穩定性的思想源泉。中華民族歷經千年延綿相續的發展，積淀了令世人嘆為觀止的璀璨瑰麗的歷史文化遺產。在執掌全國政權以后，中國共產黨繼承高度重視文化建設的優良傳統，將創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視為新中國文化發展的長期奮斗方向。從根本上講，社會主義文化的創新與進步，始終繞不開如何以唯物主義歷史觀為科學指南，如何正確處理唯物史觀教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理念，既尊重客觀規律又不循規蹈距，既糅合傳統文化又不抱殘守缺，凝練成以“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為核心要旨的傳統文化傳承觀，并與唯物主義歷史觀完美接軌，共同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向著既定建設目標奮勇前進。

一、秉承唯物主義歷史觀立場，批判性承繼優秀傳統文化遺產

(一)倡導充分地利用中國傳統文化遺產，樹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提及新中國對待我國傳統文化的政策方針，我們決不能忽視毛澤東作為一代偉人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及其巨大貢獻。中外政界對其評價有一點是高度一致的，這就是像毛澤東那樣具備深厚國學底蘊的國家領導人實屬罕見。正如美國著名學者羅斯·特里爾所言，“毛澤東的品質是不能撇開歷史悠久的中國文明來加以解釋的?！盵1]252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依舊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典籍情有獨鐘，從經史子集到稗官傳記無所不略，給后世留下了大量豐富的讀書筆記、勾畫批注、評析心得等。他曾集中在《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和《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24日)中，遵照唯物史觀有關事物普遍聯系的觀點，反復勸誡黨員干部和工農群眾：作為意識形態的各國文化傳統，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進取的精神根脈，是彌足珍貴的歷史瑰寶。文化傳統本身具有無可爭議的歷史繼承性，任何一種新文化絕無可能憑空而降，更無可能單靠某些人的主觀臆測而生。中國傳統文化亦概莫能外，它對新中國的文化創建、人們的思維范式、日常的行為規范，有著如水瀉地般“無孔不入”“潤物無聲”的深刻影響。毛澤東一再教導全體國人，今日中國乃歷史中國的薪火相傳，社會主義新文化必須以對傳統文化的汲取、揚棄、提升為基準。正是有鑒于此，毛澤東尤為強調，“什么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響?？床黄鹬袊臇|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遺產，這是極端卑鄙惡劣的資產階級的心理在作怪?！盵2]258任何時刻我們都不可能、也不應當割斷傳統文化演進的歷史脈絡，必須充分承襲蘊含先輩圣哲治國智慧的古代文化遺產。它不僅事關新生政權增進各民族凝聚力的人心向背問題，而且是提升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認知基石，更是推進唯物史觀教育走向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文化抓手。因此，充分繼承并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歷史文化遺產，成為毛澤東處理古代文化傳統的首要準則。

(二) 倡議歷史地剖析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絕不能脫離特定的時代條件和歷史語境

我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創造了熠熠生輝的典章制度、文藝作品和科學技術，使得古代中國的文化成就在較長時期內領先于世界，“中華文明圈”更是享譽海內外。1960年12月24日，在接見古巴婦女代表團和厄瓜多爾文化代表團時，毛澤東重點談到中國古代不同文化形態的性質、民族特點以及多樣性等問題，這對我黨如何正確處理傳統文化遺產具有重要指導價值。毛澤東一貫強調，傳統文化既是歷史的，又是具體的。他直言不諱，中國古代數千年的歷史文化，主要還是兩千余年封建時代的傳統文化。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注定是以維護三綱五常、尊卑等級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它占據文化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這是我國人民把握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基礎視角。毛澤東告誡人們，不能一說到封建文化，即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務必運用唯物史觀有關歷史主義的評判原則，對封建文化加以歷史的具體的分析，切不可簡單粗暴地全盤否定。實際上，我們不能把封建文化與封建糟粕的東西等量齊觀，即使封建主義的東西也未必全是不好的。一定要嚴格區別、科學對待處于不同歷史階段的封建文化，當封建主義作為新生事物居于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上升期時，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它有很多東西還是不錯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進一步指出，整個封建時代的文化除了占主流地位的封建文化以外，也存在著不少非封建主義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將封建腐朽沒落的文化與蘊含民主性和革命性等非封建主義的文化區別開來。盡管“反封建主義的文化當然要比封建主義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區別地加以利用”[3]225，因其自身有無法逾越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我們對其萬萬不能不加任何歷史的分析，就無條件地全盤接受。毛澤東如層層剝繭般地為人民群眾全面辨析這幾對文化范疇，教導人們怎樣從一定的歷史語境出發，科學甄別封建時代的文化與封建文化的不同、封建文化與非封建文化和反封建文化的不同、封建主義自身不同歷史時期文化的不同，使黨員干部和社會大眾學會以歷史性原則評價中國傳統文化，既反對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隨意拔高，又反對站在后人的立場苛責罔議，以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闡析研判，助推國人實現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科學養練。

(三) 強調辯證地、批判地承繼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我國傳統文化堪稱是一個擁有多維向度異常龐雜的集合體，其中偏重知識技能層面的文化組成部分，其呈現的階級色彩往往不太濃郁，它是后世予以較大規模承襲的重點領域。但作為意識形態的政治觀念、哲學思想、道德法律、文化藝術、社會心理、風俗習慣等，則通常彰顯出濃烈的階級屬性。毛澤東強調應當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對帶有階級性的文化現象，絕不能囫圇吞棗、毫無批判地全盤接納，必須辯證地、批判地加以理性傳承。全體共產黨人不僅要批判地領悟傳統文化中封建主義的有害性，也要辯證地闡明反封建文化的歷史局限所在，進而創造性地吸納其合理性營養精華，擯棄其封建性毒素糟粕。否則，如若一味厚古薄今，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勢必會對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建構方向形成逆向效力。譬如，毛澤東教育我黨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體系時，既要看到孔孟思想因糅雜較多唯心主義的觀念論而具有不徹底性，從認識的整體而言，是不切合新中國文化生活需求的，又要看到其強調主觀能動性的部分片面真理，從認識的局部而言，還有值得弘揚的時代價值。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時，毛澤東特意告誡黨的高級干部，有必要同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反面過時的東西做斗爭，如此方能使自身掌握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更為牢固。1964年9月27日，毛澤東在敏銳把握新文化發展的時代方向的前提下，對新中國成立后我黨文化建設經驗及時總結，明確提出處理古代傳統文化的基本方針，即“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概而言之，在1949—1976年這27年間，毛澤東始終強調社會主義新文化一定要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廣泛吸取其中一切積極有益的養分，將其改鑄為契合新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精神食糧。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倡“我們要向先進的國家和民族學習，學習對本民族有用的東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學別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點”[4]113，為我國人民群眾樹立起批判性繼承古今中外文化傳統的科學方法論。

二、萃取優秀傳統文化內核，創造性轉化為唯物史觀教育資源

在中華民族悠久絢麗的千年文化長河中，中國古代和近代的學者墨客大都難逃“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的傳統圈囿。直到新中國誕生以后，毛澤東才為我國廣大社會民眾確立起創造性轉化優秀傳統文化的光輝典范。毛澤東曾在多種場合反復闡明一個道理，我們向歷代古圣先賢們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并非為了因循守舊、泥古不化，而是為了更好地服務現在的活人。他認為，我國眾多古代先哲在傳統文化領域詮釋過頗多豐富的“深發獨智”的非凡創見，其間不乏與唯物史觀科學體系在具體觀點上極為貼近或相通的精彩命題，給后世留下了大量睿智的歷史啟迪。毛澤東突出強調應以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粹為文化載體，深度挖掘其有關社會歷史觀方面那些富有民主性、革命性和唯物主義傾向的杰出見解，使其歷經從內容到形式全方位的批判性改造后，符合唯物史觀的中國化解讀，增強唯物史觀教育的生動性、指向性、說服力，以便更易被各階層接受，從而推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

(一) 將古代民本思想升華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主權理念和群眾史觀

古往今來，如何評判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從來不是一個純粹的思想話題，而是一個涉及社會歷史觀的重大政治課題。民本思想在古代中國可謂由來已久，早在夏商周三代更迭的歷史興衰中，統治階級已初步意識到黎民百姓在其間的重大作用。以孔子的“仁者愛人”和孟子的“民貴君輕”“仁政”為核心的儒家學說，首次把人民的地位提升到民為邦本的歷史新高度，標志著我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正式誕生。自此，民本思想逐步演化為歷代統治階級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核心理念之一，直至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種人本精神，備受推崇。建立在人本關懷基石上的民本理念，被后世哲人們不斷賦予獨具特色的政治內涵，衍生出蘊含重民、愛民、利民、惠民、裕民、從民、教民等內容的民本價值傾向。傳統民本思想無疑賦存“民主性”文化因子，其同情人民群眾境遇的思想觀念值得大力稱道，但它也有著突出的階級局限性，重民愛民不過是地主階級維持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手段而已。

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后，為破除古代中國“興勃亡忽”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極其重視傳統民本性思想的豐厚滋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激揚其生命力，將其升華為唯物史觀的人民主權思想和群眾史觀，并付諸唯物史觀教育中予以全面推介。諸如，在思想上，毛澤東高屋建瓴地立足唯物史觀立場，對“國之興亡在百姓苦樂”“君舟民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傳統觀點予以批判性弘揚，指出人民群眾才是社會變革的動力之源、社會進步的實踐主體、社會歷史的真正締造者，進而從防腐拒變角度嚴厲告誡全體黨員干部，務必要強化“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謹防成為新時代環境下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特權新貴”。毛澤東盡管多次批評過孔子的“仁”等道德范疇被隨后幾千年那些觀念論思想家們所利用貽害不淺，但又提倡對其應給予歷史唯物論的理性升華。他曾不止一次教育黨的高級領導，一定要多讀幾遍西漢賈誼的《治安策》和《過秦論》，將其中“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和“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等觀點賦予全新語境，提高到推行說服教育、捍衛人民主權、防范和平演變的新境界來考量。又如，在實踐上，毛澤東率領全國人民創建人民當家做主的無產階級政權，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跨越式發展，用群眾路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確保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成為黨的最高行為準則，就此實現對我國傳統民本思想的歷史性承襲與現代性超越。

(二) 將古代樸素的辯證法觀點革新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始終以批判的歷史眼光，對中國古代哲學內蘊的樸素辯證法思維變革升級，拿來為唯物史觀教育所用。1954年10月，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毛澤東曾借用孟子名言“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重點闡發唯物史觀有關矛盾特殊性決定事物多樣性的基本判斷。毛澤東通常把《老子》《莊子》作為出行攜帶的必備品，足見其對道家學說致思理路的重視。1956年11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他特別強調：“一點論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兩點論也是從古以來就有的。這就是形而上學跟辯證法。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盵5]137毛澤東借助《莊子·天下》篇中“飛鳥之景，未嘗動也”，來進一步教育全體黨員認清，任何時刻矛盾和斗爭皆是永遠而絕對的，矛盾雙方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向著對方發展轉化。對立統一的矛盾法則是宇宙萬事萬物運動的根本規律，缺失矛盾同一性和斗爭性的世界在現實生活中決然難以存世。1965年，他在《哲學研究》第四期上的批語中明確直言，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除認識論與社會論方面存有大量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觀點外，事實上也包含著不少辯證法成分的“矛盾論”。他認為“孔子在認識論上與社會論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學之外，有它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事，文與質，言與行等等關系的說明”[6]163，對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創新發展，依然具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意義。此外，毛澤東還對墨家門派的唯物哲學極為肯定，提出墨子是中國古代難得的辯證唯物論大家之一?？v觀1949—1976年間我國唯物史觀教育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在廣泛攝取古代樸素辯證法合理內核的根基之上，將其菁華要義切中唯物史觀的邏輯意蘊，構筑了以“動、斗”為核心的極富中國特色的辯證法哲學體系。該體系不僅貫徹于整個唯物史觀教育運動之間，更深刻影響著新中國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與走向。

(三) 將深邃的唯物史觀理論化入相近相通的中國傳統話語，以增強其說服力

為使新中國各界民眾易于學習、理解并駕馭唯物史觀的原理觀點，毛澤東并未淺顯浮于古代傳統文化的表象，而是力圖探尋其與唯物史觀理論相近相通的某些深層關聯。毛澤東極力打破陳規舊習，擺脫純書齋式哲學研究，時常將人民大眾耳熟能詳的文史典籍、成語典故、格言諺語、俗言俚語等信手拈來，剔除其間那些不合時宜的迂腐思想，重新審慎地為其界定嶄新的哲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在深度和廣度上拓展其理論張力和時代價值，力求言簡意賅、深入淺出地闡明一些原本艱澀難解的唯物史觀道理。

“實事求是”一詞本源自東漢史學家班固所撰《漢書·河間獻王傳》，意在夸贊漢景帝第三子河間獻王劉德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爾后發展到明清之際，它被以顧炎武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們拿來針砭時弊，引申為“經世致用”的學術新風，反對當時理學家“坐而論道”“清談誤國”的文化陋習，但總體依舊未跳出學術層面評價治學精神的歷史窠臼。毛澤東卻開創性地對“實事求是”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全新闡釋，使之演繹為唯物史觀的一項重要哲學命題，最終成為指引我黨推進新中國各項建設工作的優良學風和思想路線。又如，“知行觀”本是中國先秦時期儒道法墨等諸子百家的一個傳統思辨議題，后經歷代哲學家們的不斷發展完善，主要淬煉為一種注重“知在行先”“知行合一”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旨趣，其力倡的實踐理性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特質之一，深遠影響著我國廣大民眾的社會文化心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在《實踐論》重新發表之際，毛澤東專門為它增添了一個醒目的副標題，即“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7]，以此向全黨全民突出強調，務必要揚棄傳統知與行思想中的唯心主義因素，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對其加以創新，使其升格為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觀，并繼續弘揚“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等優秀傳統，力爭達成現實意義上理論與實踐的高度契合。再如，毛澤東用“相反相成”，教育人們領略萬事萬物皆在同一性中蘊藏著斗爭性。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申明新中國對階級敵人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闡明人民群眾人心向背對穩固新生政權的重大意義。用“綱舉目張”“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說明共產黨人掌握科學方法論的現實路徑。

歷史和實踐皆已充分證實，這種以生動鮮活的例證、簡潔精辟的闡析、革故鼎新的方法，激活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與唯物史觀時代精神古今接軌的教育方式，不僅有力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促使我國珍貴文化遺產在新時代大放異彩，而且大大強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獨特魅力，敦促唯物史觀理念更易為普羅大眾融會貫通，為推進唯物史觀大眾化作出難以磨滅的杰出貢獻，使其成為新中國唯物史觀教育鮮明的時代特性。

三、利用唯物史觀批判改造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消極腐朽方面

中國傳統文化對新中國唯物史觀教育的效用可謂舉足輕重，兩者之間的關系遠比我們常人所理解的要密切得多、豐盈得多，也復雜得多。我們絕不能單向度憑借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所倡導的辯證觀點，就盲目得出古代文化遺產對新中國文化建設和唯物史觀教育只有正向價值，而沒有任何消極效力的歷史結論。否則，只能把錯綜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有違我黨開展唯物史觀教育的本意初心。事實上，兩者之間是一個雙程互動的復雜關系。在推廣唯物史觀教育的過程中，毛澤東深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影響，對其施以創造性傳承與轉化。但亦應客觀認清，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血脈不但顯性地呈現為外在的理論政策，也內隱地深深鐫刻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之間。它早已先于個體實踐對其思維方式、觀念價值、行為習性等賦予濃厚的文化底色，甚至某些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未來勢必以某種文化心理定式不自覺地支配著每個人的慣性思維。即使再偉大的歷史人物和時代，也無法逾越這一客觀定律。更何況，嚴格鑒別傳統文化的民主性精華與封建性糟粕，本就不是一望而知的易事，兩者往往總是難割難分地滲透在同一個統一體中，不可能武斷地采用機械兩分法使其即刻涇渭分明。

當然，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貫注重利用唯物史觀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消極腐朽的方面予以批判，但因受到古代傳統文化精神氛圍的長期浸潤，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那個時代的局限，毛澤東自然難以徹底掙脫傳統藩籬的思想桎梏，在個別問題上也會受到傳統文化中消極方面的影響。

毛澤東還受到平均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成分的影響?？障肷鐣髁x的色彩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古已有之，從《論語·季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禮記·禮運》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再到王小波的“等貴賤、均貧富”，等等，無不展現出中國古人對“大同社會”政治理想的精神向往，而主張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共享社會資料和國家財富的平均主義，更是作為空想社會的重大要素承載著先輩族人的美好憧憬。毛澤東在早年致黎錦熙的信中，曾經明確表達出視“大同圣域”為社會理想的真實想法。毋庸諱言，這些思想因素對毛澤東晚年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1958年12月，在武漢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特意將《三國志·張魯傳》批示印發給黨內人員，高度贊賞張魯“五斗米道”“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這一點是就貧苦的群眾來說……則是可以確定的”[8]147。諸如這些“中國傳統因素對他的影響逐步加強，特別是在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解和構想中”[9]203，它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犯下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錯誤，有一定文化淵源上的歷史性關聯。值得說明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和唯物史觀教育的消極影響，僅是導致我國產生建設失誤的文化因素，但它絕對不是唯一因素，偏差錯誤是由當時特殊的國內外眾多因素綜合作用的歷史結果，對此我們務必保持清醒而公允的認知評價。

四、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是毛澤東唯物史觀教育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成果

毛澤東始終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繼承弘揚并積極改造中國傳統文化。1950年8月29日，在致陳寄生的信中，他特意囑托：“惟覺中國的歷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結果?！盵10]3571949—1976年間，毛澤東特別授意《人民日報》連續載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民族虛無主義和世界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觀念，它跟那領導著勞動大眾，作為人民利益的代表和民族獨立的忠實保衛者的無產階級，是完全無關的，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盵11]《人民日報》為批駁歷史虛無主義而刊載的眾多歷史文獻中，把以否定民族傳統文化為代表的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作為重點批判對象。它批判不少中國人似乎慣于長期膜拜近代西方科技瞬間改天換地的震撼，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塊瑰寶卻不自覺一概抹煞，守著老祖宗留下的“聚寶盆”依舊惘然四顧。對于這種鄙夷民族傳統文化賡續綿延的自輕自賤傾向，毛澤東多次從更深層面告誡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群體，一定要警惕那些叫囂中國人事事不如外國，甚或連中國的月亮都不及外國月亮圓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這類虛無歷史、虛無民族、虛無文化者，早已超越單純的學術或藝術分歧之爭，成為當時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較大阻滯。他們今日既然能片面割裂中華民族自身的精神家園，明朝自然存在滑向民族投降主義的政治趨勢。

當然，毛澤東在秉持唯物史觀原則批判文化虛無主義的過程中，也辯證指出任何歷史文化都不可能完美無缺，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也絕非什么都好，它必定也有精華和糟粕之分。我們要警覺打著反對虛無民族文化的招牌，大力“頌古非今”的歷史復古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傾向。毛澤東提出我們必須傳承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這是全體華夏兒女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但承繼歷史傳統絕非盲目崇古，那些“逢古皆取”“愈古愈優”的觀點腔調，因頻頻與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同期顯現，初乍聽聞的“正義性”使其極易俘獲部分群眾的“民族自信”心理，實際上無非是對先輩們昔日所創輝煌歷史的自我沉醉，懷著“曾經擁有”的滿足心境，在新時代依舊抱殘守缺、故步自封。它在本質上是開歷史的倒車，企圖以封建的、法西斯的、資產階級的各類腐朽思想，取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現實地位。對此，我國人民必須要嚴陣以待、深入批評。我們應當力爭在精神上“站起來”，創造出既不同于外國，又有別于古代傳統，頗具獨特現代韻味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文化。正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實現了唯物史觀教育與傳統文化傳承的完美接軌，才增強了唯物史觀教育的科學性與說服力，共同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