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百年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進的基本特征與經驗

劉洋 谷松

東北農業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走過了100年的風雨歷程?；仡櫚倌?，中國共產黨把一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建設成為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的新中國，其成功的關鍵在于能夠認清中國國情，探索并遵循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基本規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與建設的中心問題。因此，黨長期堅持扎根農村工作的總方針，為中國鄉村社會發展譜寫了現代化振興之路。本文以建黨百年歷史為線索，探尋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進的理論和實踐邏輯，為構建新時代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加快推進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參考。

引言

目前，關于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層次：一是關于中國鄉村傳統政治文化的定位研究。學界普遍認為，古代中國是以農業文明見長的大國，鄉村傳統政治文化源遠流長。駱正林認為，古代中國是“大一統”的國家體制，鄉村是國家的基本單位，是王權的基礎，鄉村政治文化以家族文化為主要特點，家族勢力與國家力量的博弈與合流實現了對鄉村的統治[1]；林輝煌提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涵包括“皇權不下縣”“準官員文化”“民間精英文化”等內容，鄉村自治以家族來實現，一個鄉村構成了封建社會政權的基本單元，在政治文化語境下，中國鄉村傳統政治文化體現為臣民文化[2]。兩人觀點的共性在于，都包含了政治文化與國家意識形態互動的意蘊。二是關于中國鄉村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研究。在民國初期，國民經濟凋敝，農村經濟社會日益走向衰落，其傳統政治文化也因現代政治文化的沖擊，而逐漸陷入危機。梁漱溟由此提出“鄉村建設理論”，認為鄉村建設是建設中國的根本，鄉村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而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倫理，且一脈相承發展至今，應該借鑒西方現代文化的經驗，培養鄉村組織，啟發農民自覺自愿接受教育，養成“新政治習慣”[3]；晏陽初強調，中國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愚、貧、弱、私”等四大弊病，主張重點對農民進行“四大教育”，以達到教化百姓提升全民素質的目的[4]?？梢?，如何實現近代以來中國鄉村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成為重點研究問題。三是關于當代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發展方向的研究。張芳山等提出，要發揮鄉村精英的引領作用來振興鄉村政治文化[5]，邱建生等從鄉村治理的視角探討，認為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研究呈現出多元化、交叉學科研究等特征[6]。國外關于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研究，較有影響的是美國學者弗里曼等三人合著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探討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華北農村社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一系列變革，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工作對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發展帶來的決定性影響[7]。

目前，從建黨百年的歷史維度梳理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變特征及經驗研究為數不多，本文選擇這一視角，概要地闡釋在中古共產黨引領下，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百年演進的主要特征與基本經驗。文中所涉及的政治文化概念與國家化概念，這里做一下說明：政治文化作為一個政治學概念，是指社會成員對于國家政治事務的認知、態度與心理的總和，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主體則定位為生活在鄉村的農民群眾?？梢?，政治文化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而國家化是指，人們超越血緣氏族組織設立國家政權，并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推動組成社會的人們獲得國家性的過程[8]。國家化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時期，某群體的政治文化體現為對國家意識形態的認同與融合，使政治文化具有了國家性的特征。

一、建黨百年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進的主要特征

（一）大革命時期民主革命大潮沖擊中國鄉村政治文化

近代以來，中國鄉村經歷了從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運動浪潮，但是總體上，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并未發生質的改變，仍以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為基礎，鄉紳文化統領下的等級思想、世襲思想、宗法思想、忠君思想仍然是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主流，束縛著中國農民的政治認知。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爆發、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農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這種面貌才發生了根本改變。此后，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變遷便始終與黨在鄉村開展工作息息相關。

1.黨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農村工作并非黨的中心任務。毛澤東同志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兩篇重要著作，為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正確制定農民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1926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報告中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一個農民革命”“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能否進展和成功，必以農民運動能否進展和成功為轉移”[9]。至此，中國共產黨不僅在理論上認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廣大農村的實際工作中也取得重要成就，為中國鄉村傳統政治文化轉型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動力。

2.大革命時期黨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內容。為配合大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開展的主要工作包括：領導農民運動，建立黨支部和農會組織，對農民進行民主革命思想與文化知識的教育等。

一是領導農民運動是黨在農村工作的最高形式。北伐戰爭的勝利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浪潮，為黨在農村開展農民運動開辟了道路。農民運動的主要形式是成立農民協會，在農會對農民進行文化知識教育、傳播民主革命思想，開展抗糧抗款、減租減息減押等斗爭。二是建立黨支部。中國共產黨較早就認識到“支部應成為宣傳鼓動工作的基本組織”[10]。中共一大后，陳潭秋領導成立了陳策樓、八斗灣兩個鄂豫皖邊區最早的南方農村黨支部，弓仲韜在1923年8月建立了中國北方農村第一個黨支部——臺城特別支部。1925年6月毛澤東在韶山創建了中共韶山支部并從事發展黨員工作。1925年10月李大釗在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上提出，在農民協會、協作社、農民自衛軍中鞏固黨組織[11]。第三，對農民進行民主革命思想與文化知識的教育。1923年9月，湖南省衡山縣岳北農工會成立，對農民進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開展提倡男女平等、禁止裹足，反對虐待婦女等婦女解放運動。1923年冬，毛澤東派人在湖南創辦農村補習教育社，編寫農村教育計劃。1925年毛澤東在韶山一帶建立農民夜校，很快發展到20多所。農民在夜校學習，不僅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進一步提升了政治覺悟，夜校的教育活動也成為毛澤東領導開展農民運動的有效陣地，為全國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準備了條件。

3.民主革命的政治文化。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給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給長期處于封閉、落后、保守狀態的中國鄉村帶來了清新的氛圍，中國農民內心的革命火種逐漸被點燃。

一是隱忍順從的臣民文化被解凍。在中國綿延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國統治，形成了以臣民文化為主要特征的中國鄉村傳統政治文化，主要表現為封閉性、保守性、冷漠性。誠如馬克思所言：“農民至今在多數場合下只是通過他們那種根源于農村生活閉塞狀況的冷漠態度而證明自己是一個政治力量的因素”[12]。黨在鄉村領導農民開展農民運動，成立農民協會，與地主惡霸做斗爭、分田地，通過實施減租減稅，反抗封建軍閥，農民獲得了一定的利益，初步認識到自己擁有了自由、平等的權利，革命熱情高漲，沖破了中國鄉村臣民文化的羈絆。

二是孤立分散的“小農意識”被沖破。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的孤立性、分散性等特征，導致農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表現為自由散漫、各行其是，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與強大的封建地主和軍閥勢力對比，看不到改變命運的希望，導致農民階級不敢參加革命、害怕革命甚至仇視革命，自私、保守、狹隘等弱點由此顯現。黨通過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領導與動員，借助農民協會把分散的農民個體組織起來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政權。農民群體顯示出巨大的力量，增強了組織性和紀律性，對分散的“小農意識”形成巨大沖擊。通過黨的思想教育使農民意識到，只有組織起來，農民才有力量，才能達成自我解放的愿望，同時也推動了集體主義意識潛移默化地傳播與強化。

三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文化被撼動。黨的思想教育加上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使民主革命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對封建宗法文化構成了巨大沖擊。舊中國農民處于社會最底層，是受壓迫最深重的群體，他們內心具有革命訴求，但是卻被占據統治地位的封建宗法思想禁錮，農民無法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等權利。通過參加農民協會和夜校，農民學習了文化知識，了解了國內外形勢；黨的思想教育加上身邊的改變，使農民認識到被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壓榨的原因，明確了可以通過民主革命改變自身的地位與命運；通過積極參加禁煙禁賭、破除社會陋習、解放婦女等活動，農民內心革命的種子被激活，中國鄉村一掃過去封建宗法文化的陳腐氣息，社會氛圍為之一新。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后，毛澤東深深地體會到了這一變化：“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鉆進他們的腦子里去，又從他們的腦子里流到了他們的嘴上”[13]。

（二）土地革命時期動員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土地革命時期，黨通過“八七會議”確立了在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基本方針，并走出了一條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根據地內部開展土地革命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道路。共產黨通過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分田斗爭，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建立蘇維埃政府。由于切實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需求，農民革命的熱情高漲，使農村根據地的政治文化向動員參與型轉向。

1.土地革命時期黨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內容。1927年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領部隊走上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9]。1927年10月毛澤東領導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動群眾開展打倒土豪劣紳和分田斗爭。1928年5月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湘贛邊界統一的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9]。在此期間，毛澤東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三者結合起來，為解決以農村為工作中心的問題奠定了基礎。1930年6月，根據地頒布《蘇維埃土地法》，以法律形式廢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農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始了最重大的社會變革。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工農民主專政的新型政權，吸收更多農民代表參與政府管理；1931年冬，根據地開始在鄉建立黨支部，村建立黨小組，在基層發展黨員。

2.動員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直到新中國成立前期，黨一直是以廣大農村作為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基地，成為動員參與型政治文化形成的現實基礎。農民擁有了土地等實實在在的利益，對待革命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鄉村動員參與型的政治文化成為這一時期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現為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參軍支前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例如湘鄂贛根據地，從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參加紅軍的翻身農民達3萬多人[9]。地主階級被消滅，貧苦農民翻身成為農村的主人，在管理農村事務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逐步培養出參與政治的熱情。由于自身的特質，農民階級在革命過程中還無法實現自覺，因此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參與政治，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使其保持革命的積極性，這是實現工農聯盟的重要保障，也是動員參與型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礎。這一過程表明，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農民的實際利益，在文化上對他們進行教育，解放其思想，“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13]。

（三）抗日戰爭時期團結抗戰的政治文化

抗日戰爭爆發，隨著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到來，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當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時，中共產黨決定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1.抗日戰爭時期黨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內容。一是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展壯大抗日武裝力量。從1937年到1938年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在黨的領導下創建了五個規模較大的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這是以構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目標，以黨的武裝力量為主體，以敵后廣大農村為空間，通過建立戰地動員委員會、抗日救國會等半政權性質的組織，發動和武裝群眾，凝聚成最廣泛的抗日力量。

二是建設抗日民主政權。1937年9月，原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府改稱陜甘寧邊區政府，隨后相繼建立了晉西北、山東、晉冀豫等十二個根據地，組建了邊區（?。┗蛳喈斢谑∫患壍恼?。1940年中共中央發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根據地政權在人員組成上實行“三三制”的原則[9]。

三是調整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1942年中共中央通過《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和《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兩個文件，其主要內容為：第一，減租減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保證農民的政治經濟權利，借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第二，現階段的土地政策是減輕封建剝削，而不是消滅封建剝削，因此實行減租減息后，又須實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權、財權和人權，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9]。

2.團結抗戰的政治文化。中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與儒家文化的結合，形成了中國農民謙卑、隱忍、和順的民族性格，同時又具有堅韌、不屈不撓等優秀品質?？谷諔馉幈l以后，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當中國共產黨振臂一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做亡國奴”的口號時，中國農民群起響應，絕不做亡國奴、顧全大局的思想意識得到廣泛認同，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得到空前強化，這種現代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家國情懷相互融合。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農民的奮斗不息、抗戰不止、團結一心、勇往無前的斗爭精神浸透了中國鄉村的政治文化，融入到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

（四）解放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

1940年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9]。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應該包含：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與態度，對革命對象——反帝反封的認識與態度，對革命的目標——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認識與態度，以及對新民主主義基本綱領的認識與態度等。

1.解放戰爭時期黨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內容。解放戰爭時期，黨在農村的工作主要以支前為中心開展解放區各項事業，與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建設相關的工作主要包括：民主政治建設、練兵與生產工作、土地改革運動以及整黨工作等。

民主政治建設。在人民解放軍的幫助下，所有新解放區都迅速建立人民政權，并依靠積極分子建立農會、婦女會等群眾團體；在一些老解放區，進一步加強基層政權和各種群眾組織的建設，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調整干部配備，健全領導機構。

練兵與生產工作。1946年3月和5月黨中央發出《中央關于目前時局及對策的指示》和《中央關于練兵的指示》，強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人民軍隊和解放區安全建設，解放區的練兵與生產工作成為黨在農村工作的中心內容。

土地改革運動。解放戰爭時期，反對封建主義成為主要矛盾。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其中心思想就是將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這是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重要改變，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僅1946年8月至10月，各解放區就有30萬翻身農民參軍[9]。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規定了徹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則，廣大農民從土改運動中更加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認清了革命勝利發展的前途，對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充滿期待。

整黨工作。1948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要求大批從事土改工作的干部深入鄉村，領導開展整黨工作，并實現了將土地改革、整黨建政和準備春耕等工作結合起來的工作模式，提升了工作的實效性。通過整黨，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有很大進步，黨同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群眾基礎更加牢固，為爭取土改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組織和思想保證。

2.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在整體上體現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征。黨在中國鄉村推進民主政治建設，賦予農民參與政府事務的權利；經濟上通過執行《五四指示》，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打破了土地所有制上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農民獲得了經濟權利。農民深刻地意識到，要使已經獲得的權利保持下去，就必須建立鞏固工農聯盟的政權，階級意識、政權意識和工農聯盟意識進一步加強。在此基礎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識順理成章地融入中國鄉村的政治文化當中。在實踐中表現為，積極加入中國共產黨，踴躍報名參軍、支前工作等。中國農民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援。伴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正面戰場上的節節勝利，農民對新中國的認知與憧憬也越來越清晰，工農聯盟的思想意識進一步得到加強。

（五）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化的政治文化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黨的決策轉變成為國家意志，直接作用于中國鄉村，鄉村政治文化進入國家化的發展時期。在過渡時期，黨在農村通過開展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發展農業互助合作事業，開展祛除舊社會痼疾的斗爭等，使農民擁有了當家作主的權利；改革開放時期，黨在鄉村實施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走上了富裕之路；新時代，黨倡導實施鄉村現代治理，并通過農村醫療、社會保障制度、精準扶貧策略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一步賦予農民以主體性。即通過構建現代的鄉村政治文化來助力鄉村的現代治理，這已經成為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一部分。

1.黨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內容。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在農村工作以農村政權建設、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以及恢復和提升農業生產力等為主要內容。

（1）黨在過渡時期農村工作的主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在農村工作主要包括新解放區農村政權建設，開展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各項民主改革，建設農業互助合作事業，對農業實施社會主義改造等。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建立有廣大農民群眾參加、帶有半政權性質的農民協會組織。建立民兵、自衛隊組織，把群眾組織起來，鞏固和保衛鄉村人民政權。進行劃鄉和建立基層政權的工作，同時開展土地改革。1950年6月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借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基礎。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各地農民可以通過鄉農民協會會員大會或農民代表會議民主選舉鄉人民政府。1950年12月，政務院頒布《鄉（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確定鄉為國家最基層的政權[14]，實施各項民主改革，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開展了祛除舊社會痼疾等運動。

1953年中共中央通過《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和《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在全國農村進行糧食統購工作，計劃經濟在中國鄉村啟動，全國糧食供求關系的緊張形勢緩和下來。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合作化運動發展猛烈，僅半年時間，全國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已達到7 5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63.3%。到1956年底農業合作化完成，實現了中國土地的公有化，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也隨之建立，標志著我國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

（2）黨在“大躍進”時期農村工作的主要內容。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5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目標，客觀上引發了“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的開展。農業“大躍進”的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人民公社為單位，對農作物產量指標的嚴重浮夸以及農業生產上的瞎指揮。1959年黨的八屆七中全會提出《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開始對人民公社運動進行有限地反思。

（3）黨在改革開放后的農村工作。安徽鳳陽小崗村實施的土地包產到戶，拉開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1982年頒布的《憲法》正式確認了“村民委員會是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是農民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項基本社會政治制度。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要求把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建立鄉黨委，并根據生產的需要和群眾的意愿逐步建立經濟組織。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提出要保障村民自治權利，農民群眾依法選舉村民委員會，發展農村基層民主。從此，中國鄉村基層民主建設逐漸步入正軌。

伴隨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的步伐，黨在農村實施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首先，逐步取消二元結構的農村戶籍制度以及附加的各種限制性制度。2014年7月30日發布《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規定，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使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部常住人口；其次，2002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提出，到2010年在全國確立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據2021年1月發布《全國第六次衛生服務統計調查報告》現示，農村地區居民基本醫保參保率達到97.6%；最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精準扶貧策略，進一步打破了城鄉二元治理，給予了中國農民更大的自由權和發展權，開啟了中國鄉村治理發展史上的新階段。

2.國家化的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鄉村政治文化表現為二元結構狀態：即在革命根據地、解放區主要是以黨的領導為主要影響力的新型政治文化，而在解放區以外，則是宗法勢力主導的鄉村政治文化。新中國成立后，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總體性危機與追趕世界工業化兩大任務都需要新政權強化國家的絕對權威。鄉村作為中國版圖的重要組成，必須驅除封建文化和封建宗法勢力，整合社會心理，再造民族精神，為實施鄉村社會整合，國家權力觸角必然要延伸到鄉村內部，從而開啟了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國家化的新征程。國家化的過程，就是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在與國家意識形態互動的過程中，逐步獲得國家性的過程，具體表現為：

一是黨在農村的工作都來自黨中央的決策。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決策上升為國家意志，黨在農村的工作以執行國家意志為主要形式，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在與國家意識形態互動的過程中，具有了國家性的特征。

二是國家化進程是在農村基層黨組織主導下完成。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是在中國共產黨主導下進行的。1954年11月，第一次全國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工作會議作出在過渡時期鞏固與發展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決議，明確要使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快速有效地貫徹到社會最基層，組織和動員農民群眾，完成過渡時期工作目標，并在農村中繼續發展200萬到300萬名黨員[15]。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蓬勃發展，成為鄉村政治文化國家化的中間環節，聯結了黨中央與鄉村農民群眾，是國家權力在鄉村的直接代表，成為中國鄉村社會生活的領導核心。

三是國家化的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構成。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包括精英文化、民主文化、農民主體性文化等內容，在不同歷史時期，其狀態與作用都在不斷變化。

精英文化。中國鄉村的精英文化源于精英群體。該群體在革命時期對應于中國傳統的鄉紳階層，該階層主要由當地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鄉或賦閑鄉村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在鄉村社會具有影響力的人員構成。新中國成立以來，精英群體構成出現一些新變化，改革開放以前，更大比重來自農民積極分子和知識分子等；改革開放以后，大量的農村社會的中產階層、富人階層等也加入其中。該群體對國家意志的認知與態度直接影響著廣大農民的認知與態度，他們是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重要載體與代表。隨著中國農村改革不斷深入，新精英群體的構成也出現了新變化。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鼓勵高校畢業生、返鄉農民等群體創新創業。伴隨高校畢業生回鄉、返鄉農民等創新創業群體的出現，他們必然成為中國鄉村現代經濟的主力軍，成為新時代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傳承人。

民主文化①本文所闡釋的民主文化，主要是指新中國成立以后，改革開放剛剛開啟之時，在中國農村發生的村民自治現象，再到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法律進行引導，在中國鄉村所進行的選舉村民委員會的基層民主選舉活動而形成的民主文化，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主要構成部分。。中國鄉村的民主文化主要源于農民對鄉村自治的需求，它形成于基層民主選舉的實踐，即廣大農村實施的村民直接選舉村民委員會活動，具有中國特色。首先，中國鄉村的民主文化是建立在熟人社會基礎之上，具有宗族意識、面子文化等因素，與西方民主所產生的文化基礎完全不同質；其次，廣大農民具有自治的需求與實施自治的能力。開啟基層民主選舉實踐的初期，廣大農民的經濟基礎還很薄弱，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參與民主活動的信心與主動性。經過40多年的基層民主實踐，中國農民基本上具有了參與村務治理、民主選舉的意識，對于民主選舉運行的程序、意義與目的有了較為成熟的認識，積累了一定的參政技巧與參政能力。最后，農民參政意識主要由參政活動的有效性決定，即功利目標暫時超越價值目標對農民的參政行為具有更大的影響力，這是中國鄉村民主政治文化的主要特點之一。

農民主體性文化。農民主體性文化主要表現為農民主體意識的增強。首先，農民主體意識的增強，是以其政治參與權利的保障為基礎。中國鄉村民主政治文化在政治維度上使農民主體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隨著農村現代治理進程的推進，農民政治參與制度不斷完善，農民對自治的需求與實現又上升了層次；其次，農民主體意識的增強以其經濟基礎為前提。2017年10月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從根本上保障了中國農民的經濟權利；最后，農民主體意識的增強，有賴于黨中央對農民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的出臺，例如農村戶籍制度改革、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等。城鄉二元結構的逐步消除，賦予農民以更高的主體認同。農民主體性文化的生成，使農民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為新時代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現代化，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思想意識基礎。

二、建黨百年來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進的基本經驗

中國革命肇始于鄉村，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啟步于鄉村，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的革命與建設等實踐活動深深地影響著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在此過程中，把握好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進邏輯，可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開展農村工作提供指南。

（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引導具有重大意義

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廣大農村建立起來的新型民主政權，主要圍繞著新政權構建政治思想與理論體系，沒有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時，呈現的是政治文化的特征。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獲得國家政權，黨圍繞著該政權形成的政治思想與理論體系就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在與國家意識形態互動的過程中，開始具有國家性特征。農民階級從一個分散的、封閉的群體成長為中國工人階級卓越的同盟軍，成為人民民主政權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權力在農村的有限收縮，給予村民更多的自治空間，并在黨的領導下，在鄉村倡導村民自治，實現對鄉村的現代治理。

（二）深刻把握“大國小農”的現實國情

中國鄉村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礎是建立在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業、小私有者生產方式上，分散性、封閉性、自私性、順從性為特點的臣民文化是其主要特征。把握好這一前提，有利于黨在農村開展工作過程中從工作方法、工作原則、工作策略等進行選擇與調整。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大國小農的特色，是在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的基礎上生成，沒有西方自由主義基因，當其進入現代化轉型時，并不會生成類似西方社會中的個體意識。

（三）經濟基礎和政治權利是政治文化演進的基礎

回顧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進的歷史發現，擁有實實在在的經濟基礎與政治權利，這是一個群體實現獨立、自由、平等的前提。中國革命的歷史以及社會主義基層民主實踐已經證明，當農民平等地獲得了土地等生產和生活資料，經濟獨立才有可能；當農民充分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在政治上站起來才有可能；擁有了自由、平等的物質基礎和權利，才會在思想上具有自由與平等的意識。實踐證明，經濟基礎和政治權利是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進的基礎，成為新時代加強鄉村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指南。

（四）挖掘和培育農民主人翁精神的參與意識

革命時期，黨在鄉村工作實踐證明，以臣民文化為主要特征的中國農民，在不具有獨立的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以及參與有效性的條件下，政治參與的冷漠態度顯著。新中國7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黨通過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實施，提升了中國農民主體性意識，農民的主人翁精神與參與意識被激活，為推進鄉村自治、實現現代治理提供了條件。

（五）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一個缺少科學文化知識基礎的群體，其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過程必然會遇到更多的阻礙。中國農民的小私有者經濟地位決定其政治訴求都要圍繞其個體利益的實現，如何打破個體利益的思維范式，主要的方法就是加強對農民的科學文化知識教育。黨在中國鄉村開展工作的過程中發現，長期處于封閉狀態的中國農民，囿于自身受教育水平有限，抵觸先進新思想，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認知、理解，最終達到認同的狀態，需要黨做耐心細致的教育工作，尤其要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提高其接受先進思想的意識與能力。

三、研究結論

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百年歷程中，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工作對農民群眾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政治意識等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在農村的工作內容上升為國家意志，而政治文化作為獨立于國家意識形態的存在，在與國家意識形態互動過程中，必然導致政治文化的主要構成具有國家性的特征。首先，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是一個多元要素構成的混合體，既包含與國家意識形態同質的內容，也包含與國家意識形態異質的部分，例如臣民的政治文化等。也正是由于中國鄉村的臣民政治文化特征，才需要非常顯著的國家化過程，即傳統政治文化要接受國家意識形態的領導，才能順利實現現代化；其次，當國家權力在農村收縮時，擁有主體意識的農民，作為新時代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主體，就會自覺發揮治理作用，從而增強鄉村社會內部貫徹國家政策的自覺性，這是黨在中國鄉村推進鄉村自治，實現現代治理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邏輯；最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方法也對鄉村政治文化演變產生重要影響?；仡櫧h百年歷史，以中國共產黨在鄉村開展的工作為依據，研究鄉村政治文化演進邏輯，得出的重要結論就是，要重視新時代鄉村政治文化構建，進一步研究工作方法，調適鄉村社會的自我治理，保障國家意志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