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控制有效性、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

□文/ 陳 婕

（山西財經大學 山西·太原）

［提要］ 本文以2015～2017年滬深300 上市公司660 個樣本數據為研究對象，在文獻整理基礎上，通過理論和實證雙重分析檢驗，首先分別研究內部控制有效性、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兩兩關系：三者均呈正相關；進一步地探討三者間關系：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的關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研究表明：社會責任是企業價值的重要影響因素，為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提供路徑支持。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企業不斷發展，過度消耗自然資源、產品質量不達標、食品安全無法保障、違背利益相關者意愿等社會責任缺乏事件不斷涌出，社會責任已成為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企業社會責任是內部控制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國于2010年頒布了《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第4 號——社會責任》。2013年和訊網上市公司正式上線企業社會責任測評產品。企業社會責任鼓勵企業要以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確保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等的利益不受侵害。而以上種種事件均導致財務績效下降，說明企業價值受到了社會責任的影響，同時內部控制在企業價值的實現過程中存在重要作用。相關利益者最大化目標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看似沖突，實則存在耦合關系。因此，本文引入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選取近三年滬深300 上市公司660 個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對內部控制有效性和企業價值之間的作用機理并得出以下結論：（1）高質量的內部控制有利于企業價值更大化；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可促進企業價值的實現；內部控制越有效，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越好。（2）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質量影響企業價值的過程中發揮了中介作用。

本文的主要貢獻，從作用機理看：深入探究了企業社會責任對內部控制及企業價值的作用機制，豐富了對三者關系的認識；從數據選取看：本文選取的滬深300 上市公司數據前人未曾單獨研究過，旨在驗證社會責任是否對流動性強的企業存在影響。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內部控制有效性與企業價值相關關系。對于內部控制和企業價值的關系，國內外學者都進行了研究。國外學者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不多，但大部分是用逆向思維，從內部控制缺失或失效出發來研究內部控制無效性對企業的影響。Beneish（2008）等將財務報告披露信息作為中間變量，研究發現內部控制有效性缺失，使會計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失去保障，從而帶來更高的權益成本。

國內學者則多角度正向研究內控有效性與企業價值的關系。首先，一部分學者引入第三變量，研究了二者的間接影響。內控質量與盈余持續性正相關，盈余持續性又與公司價值正相關。談禮彥（2015）提出股權集中度的提高會對內控有效性與企業價值的正向影響起到抵消作用，而這種增加效應在股權較分散的公司中更為明顯。程琨（2018）利用2010～2015年國內A股上市的制造企業的相關數據研究發現：實施ERP 能夠顯著增強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之間的相關性。其次，探討二者關系時，學者們還對樣本數據進行了分類研究。鄧曦東等（2017）探討了內部控制有效性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在不同的經濟區域存在顯著差異。管考磊、湯晟（2018）、焦璐（2018）根據產權性質進行分別研究?；谝陨涎芯?，提出本文假設1：

H1：內部控制有效性與企業價值正相關

（二）內部控制有效性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關系。影響社會責任履行的因素有許多，比如高管持股、高管變更、高管股權激勵均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水平。

現有國內外文獻對內部控制有效性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研究較為一致。從總體上看，二者間存在一種有效的互動機制，對于這種互動機制的研究仍存在分歧，表現在同時存在兩種聲音。一種觀點認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內部控制更有效；更多學者認為內部控制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有促進作用。除直接作用的研究外，有學者討論了內部控制通過降低代理成本以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路徑。

企業內部控制促進其社會責任履行水平的效果，因產權性質、市場化進程和制度環境不同而不同。在非國有企業、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內控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正向作用更強。林鐘高等（2018）首次在市場化進程環境下進行了動態研究，將內部控制比喻為“免疫功能系統”，研究了內控缺陷及其修復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持續影響。聚焦“生態”，企業綠色管理不僅能降低社會責任風險，還能倒逼供應鏈上的各利益相關方優化其內控，突破綠色貿易壁壘，將企業做大做強?；谝陨涎芯?，提出本文假設2：

H2：內部控制有效性與社會責任存在正相關關系

（三）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相關關系。在利益相關者的壓力和媒體關注下企業開始關注社會責任的履行。對于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關系研究結果十分復雜，尚未形成嚴格一致的定論，總體來說有四種觀點：一是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無關。二是社會責任的履行降低了企業價值。三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對企業價值的提升。有學者將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的概念引入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關系的研究中，認為公司不從事社會責任活動導致更多隱性成本，會產生更多的顯性成本而喪失競爭優勢。四是二者關系不明確。姜啟軍（2007）認為履行社會責任能否有利于企業價值的提升由企業的產品的價值能否有效地區別而定。然而，社會責任對企業價值的作用是否在當年就顯現？大多數企業社會責任變量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當期為負，長期為正，即存在滯后效應。

那么，社會責任是直接影響還是間接影響企業價值呢？研究表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通過中介變量——企業自由現金流、技術創新聲譽資本和媒體關注度間接影響了企業價值，并證實了中介效應的存在。技術創新和媒體曝光度對該影響機制起正向調節作用?；谝陨涎芯?，提出本文假設3：

H3：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存在正相關關系

（四）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相關關系。通過對內部控制有效性、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有關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如下分歧：從研究內容看，國內外學者主要對兩兩關系進行了集中研究，而對三者的統一研究很少；從數據選取看，有對個別行業的單獨研究，有分上市板塊的研究，也有對滬市或深市的上市公司的單獨或共同研究；從影響機制看，有直接和間接兩種；從定量分析看，衡量變量的指標沒有統一的標準；從研究結果看，由于研究較少，未形成理論體系，所以尚未定論。

表1 變量定義一覽表

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作用于企業財務績效、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社會責任成本的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企業社會責任與內部控制的良性互動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協同效應。本文將內部控制有效性、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三者納入一個框架進行研究，同時對兩兩關系進行驗證，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對內部控制作用于企業價值是否存在中介效應和協同效應。據此，本文提出假設4：

H4：內部控制通過影響社會責任進而作用于企業價值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我國滬深300 企業2015～2017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內部控制數據來自迪博數據庫，社會責任數據來自和訊網，其他數據取自WIND 數據庫。為使樣本數據的可比、有效，進行如下處理：剔除ST 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剔除數據缺失以及異常數據；剔除極端數據。經上述篩選，最終獲得660 個研究樣本。本文數據處理以及統計分析通過Excel2010 和Stata15.0 統計軟件實現。

（二）變量設計

1、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

企業價值：目前學者研究較多采用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和托賓Q 值來衡量企業價值，但尚未統一定論。本文選取杜邦分析法的核心財務指標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企業價值的評價指標。其值越大，代表企業價值越大。

內部控制有效性：本文選取迪博內部控制指數衡量內部控制有效性。迪博內控指數能夠綜合反映企業內控水平和風險管控能力，該指數越大，代表內部控制質量越高。本文將內部控制指數/100 處理。

社會責任：目前對社會責任的評估方法有問卷調查法、目標分解法等。問卷調查法的樣本容量有限且存在主觀性，目標分解法和利益相關者綜合評估法操作不全面且衡量不準確，故本文采用第三方評級機構社會責任評級總分作為社會責任的衡量指標。和訊網分別從股東責任、員工責任、供應鏈責任、環境責任和社會發展責任五位一體得到企業社會責任總分。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與分數正相關。

2、控制變量。根據已有文獻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企業規模、股權集中度、資產負債率、營業收入增長率和基本每股收益作為控制變量。（表1）

（三）模型構建

1、內部控制有效性與企業價值的檢驗模型：

2、內部控制有效性與社會責任的檢驗模型：

3、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檢驗模型：

4、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檢驗模型：

四、實證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分析。本文使用Stata15.0 對660 個有效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從表2 可知，凈資產收益率均值為0.1362，標準差為0.1474，說明樣本間個體差異不大；迪博內部控制指數/100 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9.0838，均值為6.9023，表明企業間內部控制水平較好，但仍有待改善；和訊網社會責任評級得分的最小值為-5.28，最大值為90，均值為34.7562，標準差為19.4448，表明企業間差距懸殊，社會責任意識有待提高；企業規模普遍較大且分布均勻，可能由于本文選取樣本的特殊性導致；各企業股權結構存在兩極分化；資產負債率最小值為0.0341，最大值為0.978，均值為0.4906，企業融資方式不同導致了資本結構的差異性，而總資產由企業規模和經營狀況共同決定，表明企業戰略不同；營業收入增長率均值為0.5592，說明除環保、計算機等新興企業具有指數型增長外，大多數企業浮動不大，變量之間存在差異性為研究提供良好的契機。（表2）

表3 各變量Pear son 相關性系數一覽表

（二）相關性分析。Pearson 相關性分析檢驗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程度及方向，結果如表3 所示。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幾乎不超過0.5，說明可忽略多重共線性對模型所研究問題的影響。其中，企業價值、內部控制有效性和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性系數都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內部控制有效性、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兩兩正相關，假設1、假設2 和假設3 很可能成立。假設4 和假設5 還有待進一步檢驗。（表3）

（三）回歸分析。對上文構建的模型分別進行多元回歸，結果如表 4 所示。表 4 模型 1 中，R2=0.3181，Adj.R2=0.3119，驗證整個方程顯著性的F 統計量為50.78，其相應P 值為0.000，表明此回歸方程高度顯著。其余模型均顯著，在此不進行一一說明。內部控制有效性系數為0.0319 且在1%水平上顯著，企業可以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以提升其價值，H1 得到驗證，同時中介效應的首要條件得以滿足。企業內部控制越有效，企業營運效率越高，應對風險的能力越強。（表4）

模型2 的回歸結果表明，主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H2 預期一致，滿足了中介效應的第二個條件，為繼續研究創造了機會。由于內部控制有效性和企業社會責任的衡量指標為綜合評分，故其系數大小不具有實際經濟意義。

表4 模型3 中，企業社會責任的估計量為0.0013 且在1%水平上顯著，與H3 預測相同，可能由于本文樣本數據選取自滬深300 上市公司而非全部上市公司，對流動性進行了要求，這些企業已趨于成熟，利用知名度、產品質量等非社會責任因素影響企業價值的比重較大，即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價值發揮較小作用。

表4 各模型的回歸結果一覽表

模型4 是在模型1 的基礎上加入了企業社會責任變量?；貧w結果表明，內部控制有效性和企業社會責任均與企業價值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進一步驗證了模型1 和模型2，其系數分別為0.0296 和0.001，其中內部控制有效性系數小于模型1中的系數0.0319，說明在內部控制影響企業價值時，企業社會責任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H4 成立。

（四）穩健性檢驗。為了使文章具有更強的說服力，本文對以上數據進行深層次驗證假設。第一，對迪博內部控制指數取自然對數，研究結果保持不變；第二，對短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檢驗，再次驗證了前文的研究結果，說明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此外，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3，再次證明不存在值得關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結果。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引入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對內部控制有效性和企業價值之間的作用機理。最終得出以下結論：（1）高質量的內部控制有利于企業價值更大化；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促進企業價值的實現。（2）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質量影響企業價值的過程中發揮了中介作用。

基于本文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1）企業應著力培養管理者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意識，建立健全內部控制體系。從道德與企業價值最大化角度出發，將企業社會責任上升到企業文化層面并將企業社會責任思想切實貫徹于內部控制各執行環節，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發揮企業社會責任競爭優勢，提高企業軟實力，同時為提高全員執行力，企業應設立相應獎懲機制。（2）企業應具有長遠眼光，發展地看待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成本與后期企業價值的關系，關注企業的長期發展潛力，建立企業社會責任與內部控制的良性互動，充分發揮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有效性與企業價值作用過程中的紐帶作用。（3）企業應控制規模增長速度，避免規模虛增導致管理失效；股權集中度要控制在中等范圍內，同時避免兩權分離導致企業戰略分歧；保持合理的資產負債率和基本每股收益；保持營業收入持續穩步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