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精英化與大眾性論綱

譚 建

（中共萬州區委黨校 重慶 404100）

先進性與大眾性是人的感性活動的雙重表現，或說是人的兩種實踐指向。大眾性，意味著對當下實踐的意義實現，即感性的欲求。先進性標志了人發展的目標愿景，即生活世界的終極意義。人類歷史的第一個活動是生產，維持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滿足人作為自然存在物的需求，是人的感性活動的第一指向。在這個底線之上，人才開展了發展性活動。同時，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還是一個理性存在。人總是會追問自己下一步去向何處，人們在感性欲求基礎上還要尋求未來、真理、至善等內容，指向人類的終極關懷。因此，人的感性活動總是指向了感性欲求的滿足和對人類終極意義的探討之中，這兩個方面分別構成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源頭。

一、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存在必然性

隨著信息化技術條件的不斷普及，信息不斷影響人們的精神生活，人們在精神生活層面的交往障礙已經趨于消失，借由個人的成長背景和發展程度，處于群體中的個人總是可能在信息選擇上具有偏好性。因此，特定群體中的人們通過信息選擇而建立的精神交往活動不可避免地使人們產生精神逐步趨同。同時，由于社會在精神意識層面總是分化成精英化和大眾世俗化兩個方面，信息爆炸不可避免地會同時加速固化這分化了的兩個方面，如果任由這種分化加劇，精英文化鄙夷大眾世俗文化的低級趣味，后者嗤之以鼻前者脫離煙火氣的虛無和自以為是，社會群體的文化鴻溝勢必不斷加深。

文化，作為人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成果，是人們感性活動的載體。在人的感性活動指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精英化和大眾化的方面。精英文化作為一個民族和社會“正統”和“經典”的傳播者和解釋者，具有社會價值指引和道德教化功能。無論是在社會進步、經濟發展還是在人文提升方面，精英文化都體現出知識支持、技術運用和觀念指導的作用。精英文化總是恒定地體現出自覺性，所以也表現出超前性，體現出對社會運行合理化追求的使命和對人類存在終極理想的關照，它總是高于世俗的意識范疇，與大眾生活保持一定距離，諸如追求學術的純正性、規范性，倡導文藝創作的審美理想、呼喚社會的人文和批判精神等。在表達范式上，精英文化主張倫理的嚴肅性、創造性、個性風格、歷史意識和言外之意的內在規范，因而具有不斷超越的精神動力。與之對應，大眾文化是以大眾的感性欲求為內容，通過大眾傳媒傳播的、模式化的、易復制的、按市場需要批量生產的，注重人們感性娛樂的文化。大眾文化最直接地影響著國民精神結構的形成和整體人文素質的提升。大眾文化追求一種可復制的范式，并無特定的個性，顯現出程式化、世俗化，無理性深度的直接娛樂化傾向，因此不同于精英文化的高雅姿態，大眾文化體現出普遍的可接受性。

作為人感性活動的兩種指向的承載方式，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本質上存在互補性，二者本就同源同宗，都以人的感性活動為基礎，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缺一不可。大眾文化的“俗”不僅僅指的是“庸俗”“媚俗”“粗俗”“惡俗”，它還通俗化地反映現實生活，用大眾能接受的形式在滿足感官需求的同時體現真善美，反映假丑惡。何為真善美，何為假丑惡，這個標準一般認為是由精英文化來指明，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提供智力支撐，反過來，大眾文化的自在性又為精英文化提供了思想養料。

二、從“老子”與“勒龐”看大眾文化主體的根本性

老子在《道德經》中，通篇是以“孤家寡人”為論述核心的。在中國封建倫理中，只有君王可以自稱為“寡人”，而老子說：“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為稱?！保ā兜赖陆洝返谒氖拢┮馑际钦f，人們最嫌棄厭惡的生活狀態是因為孤獨寡行，失去人之德行而成為失敗者，君王是世俗圣賢的最高代表，而君王卻以人們最嫌棄厭惡的“孤寡”自稱?？梢?，老子說君王用人們最厭惡的字眼自稱自己，實際上是在警醒自己，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成為世人眼中的所厭惡的人。如果成為人們眼中所厭惡的人，必將失去統治地位，成為失敗者，所以統治者必須時刻保持圣賢的形象，而以“孤寡”自稱而自省。與君王相對應，老子用“水”的“柔德”來比喻百姓之“道”，“道”即是真理。他說：“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保ā兜赖陆洝返谄呤苏拢┧m至柔，卻能方能圓，懷山攘陵，一旦水之就下，所到之處可倒屋拔樹，沖決一切阻攔。在老子眼中，百姓看起來如水一樣柔弱，但一旦聚集成河，其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老子認為君王治世的最高境界是“行無為之事”，無為并非消極無所作為，而是不能刻意為了自己主觀偏見，帶著自己的功名霸業行事，必須要尊重百姓的欲求，尊重客觀規律，讓規律自然地發生作用。老子意在提醒統治者，百姓的力量是強大的，而君王為“孤寡”，是弱小的，行“無為之事”才可成“大為之功”。

勒龐是以民眾為論述核心的，不同在于，勒龐眼中的民眾被描述為喪失了個性意識的“無意識”群體，是“烏合之眾”。處在近代君主統治結束的時代，勒龐敏銳地察覺到，即將到來的時代必將是群體為王的時代。他說：“從現在起，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未來社會的組織結構中，都不可忽視一種力量，一股全新的、當今時代唯一至高無上的力量——群體的力量。眾多曾經穩固的觀念皆于今日消亡，眾多曾經權威的力量接連被革命摧毀，而在它們的廢墟之上，唯有群體這股力量正在上升，并且顯現出吞噬他者之勢……群體的力量是唯一一股所向披靡、聲勢高漲的力量。我們將要進入的時代，名副其實是一個群體的時代?！盵1]

勒龐始終把群體的力量視為可怕的力量，這與老子的理論完全不同，因為勒龐的闡述是基于群眾在集體行動中所展現出來的似乎慘無人道的暴力傾向的歷史事實，所以他認為這樣的群體疊加只是愚蠢而不是智慧，個體一旦組織聚合成群體，就會呈“無意識的”狀態，以至于“作為孤立的個體時，他可能是一個文明人，但在群體中，他就是一個野蠻人，有著原始人身上的自發、粗暴、兇猛、熱情和英雄氣概?！盵1]置身于群體之中的個體因為匿名，所以似乎完全得以免責，所謂的約束力和責任感就完全喪失，個體思想和情感在語言的暗示和傳染下被引向某個確定的方向，“個體不再是他自己，他成為了一個不受自我意志支配的木偶”“這種變化如此深刻，足以將守財奴變得揮霍無度，將懷疑論者變成信徒，將老實人變成罪犯，將懦夫變成英雄?！盵1]“群體也許常常具有犯罪的特質，但它也經常是英雄主義的。往往是群體才會受到驅動去為一個信仰或理念的勝利而舍身成仁，為榮耀和名譽而熱血沸騰，就像十字軍東征時代，即使沒有糧草、沒有武器，他們仍然向異教徒討還基督的墓地?！迸c老子相似，勒龐認為群體的力量是巨大的，把這種力量引入血腥的暴力犯罪還是英雄般舍身成仁，取決于領袖的“暗示”。但勒龐認為“也許這種英雄主義帶有一些無意識成分，但正是這些英雄主義行為書寫了歷史”，并認為如果除開這樣的記錄，世界上可以記錄的事件也就“寥寥無幾了”，進一步勒龐指出“最淵博的學者、最權威的語法學家，能做的僅僅是記錄語言的規律，而全然不可能創造他們……沒錯，這些思想是由獨立的頭腦所產出的，然而，是不計其數的微塵構成了孕育這些思想的土壤，而這不正是來自于群體之精神嗎？”[1]顯然，勒龐深刻而生動地道明了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思想家的思想僅僅是對群眾行為的記錄而已。這就回到了我們的論述的主題，理論始終遵循的是大眾的實踐邏輯，理論可以脫離大眾而自由神秘化，而群眾的活動卻一如既往的是歷史發展的表征，是讓理論成為反映歷史的真理還是成為引發宗教般狂熱的說教，一目了然。

老子和勒龐分別以“孤家寡人”與“無意識群體”作為自己的理論對象。我們可以類比，二者在精神意識曾名本質上就代表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不同在于老子看重的是大眾文化的柔性、向上與規律性內核，而勒龐看到了是大眾文化的消極、暴力與保守性部分。表面上看來，“孤家寡人”指的是個體，而“無意識群體”指向的是個體集體的群體，個體與群體顯然不屬于相同的范疇，按此推論，二者似乎會得出毫不相干的結論。但本質上兩者只是相互反襯，二者都是說明群體力量不可改變，能夠改變的只是意圖使群體改變的某個個體自身，老子的眼中，這個個體是統治者，在勒龐那里，這個個體是某個時代的“英雄人物”“領袖”，或具有人本情懷的“哲學家”。在思想意識層面，老子說統治者必須以“道”的要求來規范自己的言行，這個“道”指的就是群體自在的方式；勒龐以群體行為的無意識邏輯，指明了“英雄人物”“領袖”或“哲學家”實現自己意圖的必然方式或說手段。顯然，在老子和勒龐的理論中是分別從“個體”和“群體”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群體或庶民總是不可刻意得到改變，我們能做的是改變自身。與此類似：理論謀求的是改變人，但理論必須首先改變自身去適應人，作為理論載體的主流文化必須對二者加以整合，體現主流文化的先進性，才能激發歷史進步的主體力量。

三、主流文化的整合功能

通過對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存在的必然性分析，我們需要避免在兩種立場上的思想傾向：主流文化的精英化，大眾文化的民粹化。前一方面認為自己指向了所有人的長遠價值理想，后一方面認為自己已表征了所有人的現實存在樣態，于是二者都容易以具有“普遍意志”的或體現“人民意志”的形態出現而割裂社會主體間的聯系，使社會有機體整合調節能力降低，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與偏執。

主流文化有維持經濟秩序、保持政治穩定、調和社會矛盾、維護民族團結等主要體現國家意志、表達國家意識形態屬性的功能。主流文化雖然也要體現社會整體的價值追求，但它更重要的是基于國民的“最大公約數”而構建共同理想，實現社會發展力量的整合，是國家信念的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主流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精英文化，如果主流文化以“終極價值”為“噱頭”而一味貶斥大眾的感性需求，就會讓精英成為既得利益群體，就會把自己推向“寡頭主義”。同樣，主流文化不適時地引導大眾文化，而一味以大眾的感性需求為“借口”而放任大眾文化自我發展，也會呈現出泛民化傾向，導致“民粹”泛濫。所以主流文化是以精英文化為知識和智力支撐，拋棄精英文化的“寡頭”傾向，去引導大眾文化克服自身自發性、盲目性和非理性成分，使其沿著積極、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主流文化正是通過發揮這樣的整合功能，以期體現國家意志的。

主流文化作為國家治理和意識形態理論的外顯形式，從國家形成之初就有固化自身的趨勢，如果國家執政主體不能讓主流文化體現反哺大眾的過程，即不能實現理論大眾化的過程，它也就容易與精英文化合流一體，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在此時不能看見大眾文化的先在性與規律性，并逐漸與大眾文化相對立，并反作用于執政行為，成為一種阻礙民族進步的力量。主流文化整合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過程，其核心應是國家意識形態理論大眾的過程，只是意識形態理論以通俗文化形式浸潤人心的方式進行，這樣說來，主流文化與精英文化皆是以大眾文化為思想基礎，大眾文化才最能體現民族氣質和民族文化發展的規律性，主流文化要獲得二者的整合認同，體現出其先進性才能具備整合潛質，在于主流文化始終把握大眾化文化發展的規律主線，精英文化只是做到了“從群眾中來”進入了“思想的象牙塔”，主流文化是要進一步把“象牙塔”中體現歷史進步規律的部分反哺給大眾文化，這就是主流文化的先進之處。三者的辯證運動體現了矛盾體“正反合”的全過程，推動了民族思想意識的整體發展提升。

四、結束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已經明白，主流文化的整合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過程核心就是在意識形態理論的大眾化過程，是理論的知識化傳播過程，理論的生產和知識化傳播需要遵循各自的內在規定。具備真理性的理論必須產生于群眾的實踐，知識分子的全部工作就是讓群眾的實踐理論化。除此之外，知識分子的活動就完全失去了引導社會整體價值的意義，即便它會產生頃刻的作用，但最終會被群眾所無視。群眾的力量是強大的，在于它如“水”一樣“能圓能方”，知識分子需要在兩岸“筑堤建壩”，讓水流緩急有度。在國家信念的指向中，知識的傳播不在于煽動起人們用暴力摧毀的方式尋求改變的“無意識”地狂熱，而是讓人們意識到自己的活動本就是歷史的動因，世界的歷史就是自己的歷史，而國家需要為自己的實踐活動加上公平正義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