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背景下長征文旅空間的重構研究*
——以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為例

蔣金樺,張 燕

(廣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1)

0 引言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掘好、利用好豐富文物和文化資源,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革命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舉措[1]。長征國家文化公園作為民族復興、文化強國、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時代產物,是國家在文化、旅游領域的創新和實踐,是傳承長征文化、弘揚長征精神、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自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2021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西時指出: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征的壯烈一戰,是決定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歷史事件。紅軍將士視死如歸、向死而生、一往無前,靠的是理想信念。為什么中國革命能成功?奧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難的時候堅持下去,這樣才能不斷取得奇跡般的勝利。我們對實現下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應該抱有這樣的必勝信念①。因而,廣西以“湘江戰役”長征文化資源為核心,編制了《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建設與保護總體規劃》并積極推進建設。

然而,隨著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地方原有空間屬性也隨之改變,導致空間生產加速,引發了空間功能重置、空間生產結構改變、社會生產關系變化等空間現象及問題的出現。本文擬從空間生產理論視角研究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背景下的長征文旅空間重構,選取以“湘江戰役”長征文化資源為核心的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為案例地,一方面從“物質空間”“文化空間”“社會空間”分析長征文旅空間的生產過程,并挖掘生產過程中出現的空間現象及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構建重構邏輯,對長征文旅空間進行重構,探尋長征文化的生存發展空間,強化多元文化融合,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實現文化共生、經濟共生、社會共生的理想局面。

1 文獻綜述

1.1 空間生產理論研究

20世紀后期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發生了“空間轉向”,法國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派學者列斐伏爾在其著作《空間的生產》中首次提出“空間生產”概念,批判了“空間是容器和‘場’”的傳統觀點,建構了超越空間二元論的“空間三重辯證”[2]。在列斐伏爾(Lefebvre)、?？?Foucault)、哈維(Harvey)、索亞(Soja)等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派學者的共同推動下,空間維度逐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研究維度,研究視野從“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移到“空間本身的生產”。相較于國外的研究成果,國內學界在空間生產理論上的應用更傾向于個案的實證研究,探究具體的空間生產過程以及挖掘空間生產過程背后的作用機制[3-5]。郭文等基于場域理論提出古鎮旅游空間生產過程是一個多維各種力量立體化的產物[6]。張京祥等基于空間生產理論分析了南京江東村物質空間與社會變遷過程[7]。徐小波等在研究旅游歷史街區商業空間發展特征和機理時發現,居民與旅游者、從業者互相競爭性地占用街區空間,致使歷史街區成為互動、共享的地域空間[8]。此外,部分學者對具體個案進行解釋性研究,解構空間變遷、旅游開發下的空間重構過程。安寧等具體解構了旅游開發下鳳凰古城的空間重構過程,認為旅游者根據文學作品和開發者的構建對鳳凰古城進行空間想象,建構了他們感知中的“詩性鳳凰”[9]。明慶忠等基于空間生產理論、前后臺理論對麗江古城旅游景觀空間進行重構,造就古鎮旅游景觀空間發展的理想結構和可持續發展模式[10]?？梢?國外關于空間生產理論的研究較為成熟,但理論性偏向嚴重;國內學者的研究偏向引述西方代表性學者的觀點進行實證應用研究,多關注空間生產過程及其生產動力機制,而空間重構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多以解釋性研究為主,缺乏對現有空間的重構研究。

1.2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研究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發現,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研究熱點主要聚焦在概念界定、規劃建設、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三方面。自2017年國家文化公園的概念被提出以來,國內學者通過借鑒國外國家公園概念,結合中國國情對長征國家文化公園進行了概念界定。例如,國內學者鄒統釬等[11]、王甫園等[12]、楊寧香[13]從不同視角作了概念界定,認為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是由一系列長征歷史事件串聯而成的大型線型開放性公共場域。隨著2019年《方案》的出臺,各級政府相繼推動各區段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工作,國內學者也針對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展開研究。例如,前面提到的鄒統釬等、王甫園等、楊寧香結合國內外建設發展經驗從不同角度探討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路徑,并分別從文化的完整性、文化的原真性、文化資源的高效利用、保護宣傳力度等方面提出了具體對策[11-13]。王甫園等從文化旅游資源一體化、無形遺產的保護利用角度探討長征文化的保護利用并提出建立保護機制[12]?？梢?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尚處于初期理論探索階段,傾向于宏觀層面的研究,缺乏實證數據的支撐。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橫跨多個地區,融合了不同地域的物質、文化資源以及人類實踐活動,既是一個大型的線性文化遺產空間,也是一個具有多重屬性的長征文旅空間。從空間生產理論視角研究長征文旅空間的重構是對長征文旅資源創造性利用和創新性轉化的一個全新的視角。因此,本文選取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為研究案例,基于空間生產理論研究長征文旅空間的重構,以此探尋長征文化在現代空間發展中的適宜生存空間,探索我國國家文化公園發展的理想路徑與模式,強化公眾的文化認同,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自信。

2 研究設計

2.1 案例地概況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建設范圍覆蓋桂林市的全州、灌陽、興安、資源、龍勝、靈川六縣,從屬紅軍長征西南段,遺存了以“湘江戰役”歷史事件為核心的長征文化資源,既有湘江戰役戰場遺址、紅軍搶渡湘江渡口舊址、重要領導人宿營地舊址、領導機關駐扎地舊址、紅軍指揮所舊址、戰地救護所舊址、紅軍烈士墓等不可移動的文物資源,也有如老山界爭論、紅軍標語、頒布和踐行黨的民族政策等思想、制度文化資源,更有紅軍血戰湘江所彰顯的“勇于勝利、勇于突破、勇于犧牲”等精神文化資源。

2.2 數據來源

研究采用觀察法和訪談法,先后三次開展田野調查。2020年8月1日至8月6日展開預調研,為期6天,深入觀察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的長征遺址遺存、紀念碑園等資源。同時,筆者走訪全州縣紅色旅游辦、旅游局等部門,圍繞“湘江戰役”歷史事件、建設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發展紅色旅游等話題對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半結構化訪談,單次訪談時間大約30分鐘。第二次調研在2020年10月1日至10月7日,共計7天,主要前往紅色旅游景區,圍繞紅色旅游發展、文化認同等話題,隨機選取旅游經營商、講解員、導游、旅游者進行半結構化訪談。第三次調研在2020年12月9日至12月23日,共計14天。期間走訪紅軍長征沿線的村鎮,圍繞紅色旅游發展及其影響、文化認同等話題隨機選取居民進行半結構化訪談。

本文開展半結構化訪談的情況詳見表1。對于調研得到的訪談資料,本文主要通過比較不同類型訪談對象提供的信息來確定訪談資料的真實性。

表1 訪談對象的基本信息

3 長征文旅空間生產過程

在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的建設過程中,政府通過保護修繕文物保護單位、歷史建筑、紀念設施等項目塑造了具有長征文化展示功能的物質空間,且利用文本、圖案等符號建構長征文化空間。隨著紅色旅游的發展,資本力量、旅游者介入改變了原有空間生產結構、生產關系,推動了社會空間的生產。因此,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長征文旅空間的生產,本文借鑒列斐伏爾的“空間三重辯證”和郭文的“物理-社會-文化”邏輯框架,從“物質空間”“文化空間”“社會空間”三個層面展開探討(圖1)。

圖1 長征文旅空間的生產過程分析框架

3.1 物質空間:權力主導下的空間實踐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以傳播長征文化、弘揚長征精神為核心,將長征文化與自然風光、地域文化相融合,整體呈現出一種“紅+綠”“紅+古”“紅+農”的拼貼景觀。在建設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的過程中,以“政府主導、資本運作”為主要發展模式,地方政府與企業共同主導著物質空間生產。

2019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辦公廳、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廣西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9-2022年)的意見》,要求進一步深化拓展湘江戰役舊址等革命遺址的保護利用工作,以全州、興安、灌陽、龍勝、資源等革命文物集中地區為重點,推進桂北地區長征革命文物的整體規劃、統籌展示,以及全區革命文物和紅色標語的連片保護、利用工作。同年8月底,桂林市基本完成紀念設施建設保護和紅軍遺骸收殮保護工作,并根據《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的要求,啟動了《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建設與保護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

“習總書記對湘江戰役在黨和人民軍隊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十分重視,在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把湘江戰役作為紅軍長征途中第一場重要戰役,高度評價湘江戰役,始終牽掛在湘江戰役中犧牲的革命先烈。2018年11月,習總書記專門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做好湘江戰役烈士遺骸收殮保護工作、規劃建設好紀念設施?！?F01)

“全州縣政府積極探索國家文化公園的管理模式,專門成立了全州紅軍長征湘江戰役文化保護傳承中心,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國家公園的管理機制,建立科學、系統、高效的管理機制,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全州段)主要由這個部門統一管理?！?F02)

3.2 文化空間:文化符號下的空間表征

空間表征是指特定的社會實踐空間所凝聚積淀的構想性、觀念性和象征性的意識形態空間,是一種概念化、構想性的空間生產。本文的空間表征即文化空間,指政府與規劃者利用文本符號構想出的一種象征性空間,以此表達概念性、象征性的長征文化,具體表現為長征文化景觀展示、文化旅游、文本符號表征三個方面。

3.2.1 長征文化景觀展示

政府與規劃者以傳承長征文化為目的,利用圖案、文本等符號建構長征文化空間。通過實地考察,全州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陳列了長征史實資料、遺存文物,且通過聲光電技術、AR、VR、全息投影等現代科技手段還原經典戰役,從視覺、聽覺等感官視角刺激參觀者,使其更深刻地了解這段慘烈歷史,感受長征文化和革命精神。

“我們沿著紅軍長征線路整理挖掘文物和文化資源,圍繞管控保護區內的相關文物、文化資源劃定保護范圍,加快分級分類建設,完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展覽館等展示體系?！?F04)

“除了興安縣和灌陽縣對湘江戰役‘一園兩館’紀念設施進行改造提升外,其他區縣對于‘湘江戰役’長征文化展示的手段形式比較傳統單一,主要還是一種靜態的、單一的展示方式,數字技術等先進展示手段利用不足,對年輕群體吸引力有待加強,傳承能力有待提升,要做到社會效益、文化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結合,還需要一個過程?！?F05)

在建筑文化景觀上,政府與規劃者以彰顯長征文化為目的進行修建。通過實地考察,興安紅軍長征突破湘江戰役烈士紀念碑的建筑外觀,整體以紅色為主色調,意指紅軍和紅色革命,外觀造型形似紅軍八角帽,致敬湘江戰役中犧牲的英雄戰士,營造出富有長征文化的空間氛圍。在翻修紅軍長征遺址的過程中,政府、規劃者等利用圖案、文本等符號建構長征文化,從而構想出長征文化空間。

3.2.2 紅色文旅發展

通過實地調研發現,全州、灌陽、興安、資源、龍勝都推出一系列“重走紅軍路”體驗項目。全州縣大西江鎮依托紅軍行軍路線打造“湘桂古道”還原歷史場景,從感官層面強化旅游者的體驗感。灌陽縣政府依托新圩鎮、文市鎮的長征文化遺產,結合周邊村鎮旅游資源共同打造紅色文化旅游,推出灌陽紅色文化旅游專線。其中,灌陽縣政府依托新圩阻擊戰史實陳列館的輻射效應,結合周邊戰場遺址、紅軍散葬墓以及農事活動共同打造“紅+農”文化體驗區。另外,灌陽縣政府融合發展長征文化和旅游資源,依托喀斯特地質景觀在景區內設置紅軍步道,打造廣西灌陽縣文市石林地質公園,深化旅游景區的文化內涵。

“我們還依托成功打造的新圩阻擊戰史實陳列館的優勢,把紅色旅游與生態農業休閑觀光旅游結合起來共同打造‘紅+農’文化體驗區,在酒海井紅軍烈士陵園前種植了250畝向日葵,讓游客在接受紅色教育之余,還能賞花、買果、吃農家飯?！?F07)

“與長征沿線的瑞金、井岡山、遵義、赤水等地區相比,桂北五縣的紅色旅游發展起步較晚,又位于廣西和湖南兩省區的交通要道,很容易產生‘通道效應’,過路游客較多,但旅游消費未實現增長?！?F09)

3.2.3 文本符號的表征

政府在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的建設過程中運用物象、文本等表征符號進行空間表征,通過在長征文物、紀念地旁設立簡述歷史解說牌,在交通樞紐站、景區廊道等設立長征精神宣傳標語,同時美化改造長征沿線民居外立面、標識標牌、路燈等設施,營造長征文化氛圍,弘揚長征精神。

“政府在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范圍內修復空間環境,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貫通重要節點,完善游客集散中心、旅游廁所、酒店及文化旅游消費等必要設施?！?F01)

另外,近年來有關紅軍長征、湘江戰役歷史的文藝作品不斷增多,旨在通過藝術形式向大眾傳達“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的艱苦奮戰的長征精神。

“我們推出動畫電影《湘江1934·向死而生》、紀錄片《鐵血湘江》等文藝作品,整理創作了《一山一石一豐碑》《紅軍瑤家一條心》等民謠和歌曲,大力弘揚長征文化和革命精神?！?F26)

3.3 社會空間:空間使用者的活動場所

社會空間融合并超越了物質、文化空間,是屬于空間使用者的活動空間,具有社會性。伴隨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的建設,原有的空間屬性開始轉變,傳統的生產、生活空間轉變為旅游、消費空間,旅游者開始介入,與居民共同成為空間使用者。

3.3.1 旅游者的地方建構

資料顯示,自2019年9月12日對外開放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紀念館、新圩阻擊戰史實陳列館起,截至2019年11月26日,三處紀念地共接待旅游者101.5萬人次。2020年國慶期間,三處紀念地更是迎來大批區內外旅游者,眾多旅游者前來追尋紅軍足跡。通過實地訪談發現,參觀長征文化景觀,視覺刺激和具身體驗喚起了旅游者的歷史記憶,激發了對紅軍戰士的追思,產生精神世界的啟發,從而建構了旅游者的表征空間。

“以前都是從書籍、影視劇上了解到湘江戰役的歷史,今天來紀念館參觀后感悟更深刻,中國共產黨真偉大,我感覺我的心靈得到一次升華?！?F24)

“參觀完這個紀念館,認真看完紅軍長征每一段歷史,我心情十分沉重,但又很敬佩紅軍戰士。感謝革命先烈、紅軍戰士,是他們用自己的鮮血換來了當今和平年代,作為中國人我感到很自豪?！?F23)

3.3.2 居民的認同與抵抗

政府、規劃者融合多元文化資源開發一批紅色旅游景區,使封閉空間與外界產生了聯系,將地域文化、民族風情傳播出去,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感受到紅色旅游發展的紅利,對未來的環境和經濟發展充滿信心,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紅軍當年途經我們這里,在寨子下面的龍舌巖上刻下了紅軍標語?，F在政府把它開發成一個旅游景點,這幾年很多旅游者來我們這里旅游。游客來旅游的時候,我們可以賣點自己的特產、小東西,租借瑤族服飾給旅游者拍照?，F在大家的經濟狀況都變好了,手頭比之前也寬裕了?！?F30)

然而,與此同時也存在著諸多隱患。旅游業的介入致使資本力量和旅游者開始介入空間生產,逐漸滲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原有社會生產關系發生變化,居民的空間權益受到威脅。

“這幾年政府一直在建湘江戰役紀念園,我們這條街也被劃進去了?，F在游客也開始多了,土特產賣的多了,收入也上來了,我們很開心。但也因為游客越來越多了,我們在自家門口干活或者打牌的時候,經常有游客在拍照,心里總感覺不舒服,感覺自己的生活被‘監視’了?！?F50)

通過研究發現,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實質上是政府主導的空間生產實踐,加快了“空間中的消費”到“空間的消費”的轉變。隨著權力主體不斷發展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旅游、消費等復合功能得到了快速發展,資本力量、旅游者開始介入,改變了原有的空間生產關系。居民雖然參與了空間生產,享受了旅游發展紅利,但未能深入其中參與生產,其空間生產主導地位逐漸被取代。

4 長征文旅空間的重構路徑

空間的使用價值不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更重要的是空間本身的文化、體驗價值。伴隨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步伐的加快,空間本身的文化、體驗價值被作為生產資料,被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就空間生產主體而言,政府與資本力量融合了資本和知識,掌握著空間生產主導話語權,決定著主要發展方向。相反,居民處于弱勢地位,容易出現“低質權能陷阱”?！暗唾|權能陷阱”是指居民在參與空間發展中,有參與機會但不能深入其中的實踐現象[14]。所以,政府要合理權衡多元主體的利益,積極鼓勵居民參與空間生產,建立“上下結合”的全民參與模式。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構建重構邏輯,對長征文旅空間進行重構,從而實現文化、經濟、社會共生的局面,推動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可持續發展。

4.1 空間重構邏輯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作為各地區、各民族文化的紐帶,具有強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包容性,是國家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需要國家層面的統一協調與謀劃,即應用政治生產邏輯。伴隨著其復合功能的發展,資本力量開始介入空間生產,締造出文化旅游消費空間。盡管資本力量的介入帶動了地區的經濟發展,但也導致了原有空間功能發生重置,居民成為弱勢群體。因此,在空間生產過程中,資本力量要將空間生產要素和利益分配有機結合,即利用資本增殖邏輯,使其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由流動與組合,避免出現企業壟斷,實現經濟共生局面。同時,長征國家文化公園作為國家文化象征,凝聚著公眾的共同情感,具有強烈的社會性意涵。因此,除了遵循政治生產邏輯和資本增殖邏輯,更要考慮其社會性,注重開展空間中具有價值觀塑造和文化傳承作用的社會活動。因此,本文試圖從政治生產、資本增殖、情感體驗三股重構邏輯力量來探索長征文旅空間的重構路徑(圖2)。

圖2 長征文旅空間重構邏輯關系模型

4.2 空間重構路徑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共同體思想”在文化和旅游領域的創新和實踐,將單體遺產和地方性文化納入擁有統一主題的國家遺產體系之中,是中國國家文化象征[15]。首先,從“人類—自然”的角度來看,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大型線性遺產體系,需要國家政治層面的統一規劃和建設。其次,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長征國家文化公園融合了多元文化,建立了文化溝通橋梁。此外,長征國家文化公園還蘊含著“個人—他人—群體—社會”等多重關系,不同階級展開博弈,追求自身利益價值的實現,使得政治權力不得不權衡各方階級的權益。因此,本文以政治生產、資本增殖和情感體驗三股重構邏輯為基礎,從“人類—自然”“政治—文化”“人類—社會”等共同體思想出發,分別對物質空間、文化空間和社會空間提出重構策略,推動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可持續發展。

4.2.1 物質空間實踐:塑造國家文化象征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是我國國家文化象征,體現了中國積極正面的國家形象[15]。文化認同的前提與基礎是文化自覺,即人們對民族文化基因的認識。文化基因則需要依托文化符號來表達,以觸動公眾的國家情懷[16]。文化符號的感召力越強,公眾對文化基因的認識度就越高,越容易增強公眾的文化自覺、文化認同,堅定其文化自信。因此,政府要注重物質空間實踐,只有良好的物質基礎才能提高文化感召力,更好地展示長征文化。

(1)加強文化符號的構建

在構建文化符號時,首先要加強長征文物的征集、整理和保管等工作,調查明確長征文物的位置、產權與展示利用等現狀信息,建立長征文物數據庫。其次,要重點保護修繕長征文物保護單位、革命遺址等文化遺產,統一標識建設。再次,可依托互聯網、新媒體技術進行長征文化的“二次開發”,嘗試突破以往紀念館的刻板解說方式,通過去神化方式將革命志士普通平凡的一面表現出來,建構更全面、鮮活和更貼近受眾的英雄記憶。最后,應積極邀請專家、作家參與建設,依托長征史實、長征文化創作文學作品、影視作品等。

(2)加大文化生態整體保護

政府要構建跨邊界協同治理機制,在現有文化符號的基礎上,探尋長征文化遺產與周邊自然、文化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結合點,加強不同區段文化符號的關聯建設。比如按照集中連片、突出重點的原則,重點推進管控保護區的連片保護。根據重大革命歷史事件的時序與發展,建立“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網站”,打造長征文化遺產廊道,建立多元文化的聯結紐帶,為長征文化建設、傳播以及全民族文化認同提供一個良好的物質基礎。

4.2.2 文化空間表征:形成全民文化認同

各級政府在建設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進程中,要加強文化建設,利用現有的文本符號構想出一種象征性概念空間,通過文化符號的傳遞實現價值觀的塑造和長征文化的傳承。

(1)強化復合功能發展

愛國教育、科研實踐是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首要功能。首先,成立紅色長征文化研究中心,深入研究長征史實,為開展中共黨史、革命精神教育夯實基礎。其次,加強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機關單位和企事業單位的黨政教學活動、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實踐活動,強化愛國教育、教學功能,開展中共黨史和革命精神教育,強化長征文化認同。再次,政府要結合互聯網科技和新媒體技術,使參觀模式多元化。政府可利用聲光電、VR、AR等高科技體驗設備強化參觀學習者的文化體驗,建立“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公眾號、官方微博、官方網站進行長征文化的宣傳、教育教學,并結合線下教學活動開展宣傳教育,弘揚長征文化。

相較于愛國教育、科研實踐的首要功能,旅游休閑功能更加貼近旅游者等社會公眾。首先,政府要注重長征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在此基礎上要強化旅游者的地方情感和歸屬感,將旅游場域轉化為旅游者體驗儀式操演和個體化實踐的記憶場,引發旅游者對革命先烈的緬懷和認同,實現“文化符號”到“文化景觀”再到“文化認同”的轉化。其次,政府與規劃者可以采用蒙太奇創作手法,強化旅游者空間體驗感。蒙太奇(Montage)原指建筑中的組合、裝配之意,后被引用到藝術領域,被解釋為有意涵的、時空人為的拼貼剪輯手法[17-18]。政府與規劃者可通過融合長征文化、民族文化、現代科技等多元元素,打造非線性“類鏈式”的文化體驗。比如,在紀念館內通過合理運用聲光電技術,一比一還原歷史場景,打造沉浸式旅游體驗。再次,利用互聯網科技,如抖音、公眾號、小紅書、大眾點評等社交媒體,通過美食、戲劇、攝影等體驗方式,重視旅游場域下個體審讀、網絡體驗和情感交流的受眾特點,強化個性化的產業特色,重塑旅游者的地方感知。

(2)推進多元文化融合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通過聯結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價值形成了一個“價值共識體”。旅游者流動實現了文化價值共享,形成密切的文化關聯,搭建起文化認同圈[15]。因此,中央政府要構建跨區域文化建設體制,通過串聯沿線不同行政區、民族聚居區的文化符號,打造多元文化“走廊”,促使形成文化關聯。各級政府應建立跨區域協同管理機制,通過邀請規劃專家、設計師等專業人士規劃建設跨區域文化融合體驗區、文化廊道等項目,營造出一種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的意境。另外,旅游者通過旅游行為與居民產生文化交流,并在結束旅游行為返回原住地后與原住地居民進行文化價值共享,不斷搭建起文化認同圈,形成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認同。

4.2.3 社會空間重構:推動可持續性發展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既承載著歷史記憶、長征文化,也蘊含著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多重倫理關系,具有一定的社會意涵。因此,各級政府要合理權衡多方主體的利益,宏觀調控文化、旅游資源的配置,促使資本力量有機分配生產要素和經濟成果,積極鼓勵居民參與建設發展,實現文化共生、經濟共生、社會共生的理想局面。

(1)積極鼓勵居民參與共治

紅軍長征線路幾乎全線貫穿居民生活區,積極鼓勵居民參與建設與發展,采用“上下結合”的發展模式顯得尤為重要。但由于所覆蓋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居民專業水平較低,參與治理的意愿較弱。因此,在建設過程中,首先要建立垂直的管理體系,設立權威部門、監督管理部門、社區居民委員會,構建政府與居民之間的對話渠道。其次,注重社區居民的定期培訓,加強社區居民的參與保護意識,避免出現“低質權能陷阱”,提高公園內社區發展的專業性和有效性。再次,要側重強調權力下放和利益主體的訴求表達,成立社區居民委員會、社區居民權益訴求中心、居民與旅游者的投訴中心等機構。最后,要鼓勵社區居民積極參與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注重居民的情感需求和生產訴求,建立常態化的交流合作機制。

(2)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

對于國家文化公園來說,保護、傳承多元地域文化和尊重居民的生存與發展權利是其需要最終實現的目標。良好的社會秩序能夠保障個人、群體乃至地方、社會利益的實現,進而形成文化共生、經濟共生、社會共生的良性循環局面。這里的良好社會秩序,既包括良好的空間生產秩序,也包括良好的社會互動秩序。

空間生產秩序側重于經濟層面,主要指市場運作秩序。政府首先可以通過特許商業經營的方式與企業合作,引入科技、創意元素適當地發展旅游業,推動公共文化建設與文化產業相互補充。但同時政府應控制資本力量,促使資本力量有機融合利用文化、旅游等生產要素,均勻分配經濟利益,避免出現單一資本壟斷、獨享經濟紅利現象。其次,政府要巧妙利用資本力量來鼓動居民參與生產,比如開發“紅+綠+古+農”多元文化旅游景區,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促使居民與資本經濟紅利共享,促進鄉村振興。

良好的社會互動秩序也是構建一個良好社會空間的基本要求,包括旅游者旅游行為秩序和旅游者與居民的互動秩序兩方面。在旅游行為秩序方面,由于文化遺產的脆弱性,旅游者的首要責任是保護長征文化遺產,做到文明出行。政府要大力宣傳文明出行,加強旅游者文明出行的自我意識。同時,各級政府要構建旅游行為監督機制,成立游客不文明行為投訴中心,做好旅游者旅游行為的監督工作,保護好長征文化遺產,推動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可持續發展。在旅游者與居民互動秩序方面,居民作為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西段)地緣意義上的主人會懷著文化自豪感,友善地接待旅游者。但隨著外來旅游者不斷到來,居民的空間權益開始受到威脅。比如,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游客凝視,部分居民會產生一種被“監視”的抵觸心理。因此,旅游者必須尊重居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得侵犯居民的權益。此外,政府在規劃建設時要權衡居民的生活權益,可采用“前后臺”的模式,劃分文化旅游和居民生活的界限,做到既保護、傳承長征文化也保留了居民真實的生活場域,形成社會共生的良好局面。

5 結語

國家文化公園是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創新與實踐,它將文化遺產保護與社會發展、人文社會環境聯系起來。本文基于空間生產理論,分析長征文旅空間生產過程與過程中出現的空間現象及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探討長征文旅空間的重構,尋求長征文化在現代場域中的適宜生存空間,探索我國國家文化公園發展的理想路徑與模式。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作為中國國家文化象征有較高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價值,如何建設發展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和長征文化遺產傳承及保護的問題將引發更多的思考。從長征文旅空間生產來看,政府與規劃者通過保護修繕長征革命遺址、歷史建筑、紀念設施等項目構建物質空間,并使原有空間形態、環境及其屬性發生了變化。同時,政府與規劃者在物質空間基礎上注入長征文化,通過空間表征來建構文化空間,而旅游者的地方建構與居民的認同及抵抗共同構成了社會空間。這三者共同推動了長征文旅空間的生產?？臻g屬性的改變促使空間功能發生重置,間接導致空間生產結構、社會生產關系發生變化,政府與規劃者逐漸取代了居民的空間生產主導地位。另外,資本和旅游者的介入雖然帶動了地區經濟增長,但也影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政府與規劃者應將政治生產、資本增殖、情感體驗三種重構邏輯貫穿于長征文旅空間的重構過程中,采取加強文化符號構建、加大文化生態保護、強化復合功能發展、推進多元文化融合、建立良好的社會互動秩序等策略,促進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新華網.習近平談湘江戰役:中國革命成功的奧秘就是靠理想信念.(2021-04-26)[2021-11-23].http://www.xinhuannet.com/politics/2021-04/26/c_11273757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