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實踐智慧對傳統形而上學的超越
——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例

邊 策

(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肇始于巴門尼德的傳統形而上學以同一性的思維方式為主要特征，而黑格爾哲學作為傳統形而上學的較為完善階段，它用“絕對精神”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v觀整個西方哲學發展史，都是從理念性的概念出發去引導和構建社會實踐和社會生活。馬克思顛覆性地將認識的起點歸于實踐之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馬克思探尋了“此岸世界”的真理性。在此基礎之上，毛澤東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創造性地發揮，將馬克思的這一立場觀點進一步現實化和活化，因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實踐智慧，實現了對傳統形而上學的實踐超越。毛澤東借助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在哲學史上發動了一場真正的實踐革命，也即將馬克思的理論智慧上升為一種實踐智慧。孫正聿教授認為：“實踐智慧，是以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對待人與世界關系的智慧，是實現‘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智慧，也就是尊重客觀規律與發揮主觀能動性相統一的智慧?！盵1]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哲學著述中使理論變成了現實，既活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又表征了革命斗爭的現實，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大地上講起了中國話。

一、批判與回應：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局限

哈貝馬斯在《后形而上學思想》中的《形而上學面面觀》一節中指出，傳統哲學的重要特質就是對同一性思維的運用?？v觀整個西方哲學史，古代哲學家實現了對神話世界觀的超越，利用理性將世界的“多”化為“一”，使得抽象成為世界的本源性的始基，利用同一性的思維去解釋多樣化的、異質性的現象世界。誠然，自古希臘以來的哲學，都試圖從感性之上找到一個理性存在者作為世界存在的根據，作為人之生存的依托?？v觀整個西方哲學發展史，古代哲學以“萬物何以存在”為主線探討萬物生成的根據和原因，最終導致了一神論；中世紀哲學以“上帝本體論”為主線，在人之外尋找一個人的本質的完滿性的存在即上帝，確立了上帝的絕對地位；近代哲學以“消解神圣形象”為主線，確立人的理性的主體地位，實現了近代認識論的轉向；德國古典哲學以思辨哲學為主要特征，探討人的自由如何可能，道德如何可能的問題。由此可見，隨著哲學思考的深入，水、氣、火等自然物質顯然無法支撐起解釋現象世界的“多”的使命，因而理性作為對萬物的解釋原則應運而生。從巴門尼德對“是者”的思索以來，用普遍性原則去解釋世界的同一性的構想就一直被發展。盡管黑格爾哲學通過辯證法將傳統形而上學的抽象的、絕對的、一元的不變實體改造為不斷進行自我否定、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運動的實體，將現成性的實體改造為一個處于矛盾運動的生成性的實體。但是黑格爾也并沒有跳出傳統形而上學的“理性主義”的窠臼，因為黑格爾懸設的“絕對精神”仍然是框在一個超感性的邏輯在先的理念世界的框架當中，仍沒有跳出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范式和根本思路。

傳統的形而上學都是遵循理論優先性的原則，試圖通過理論本身來規范和引導人的實踐活動。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為人們構造出來一個等級分明的理想的理念世界，用理念來規定現實的社會政治實踐，從社會歷史的維度看，人的實踐活動是由理想國的構想來指引的?？梢?，傳統的哲學家將眼光放到了理念世界或者理論世界。包括柏拉圖、康德、黑格爾在內的哲學家都試圖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形而上學體系，而這種理論體系能塑造和引導人的現實生活。馬克思在實踐和認識的關系領域里發起一場“哥白尼式革命”顛倒，將實踐確立為其哲學的首要和根本的觀點。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中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502。馬克思批判的正是以往形而上學所確立起來的一條“理論在先性”的路向，這種同一性的理論思維的單向度強調的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壓抑和戕害。而自馬克思以降，實踐才真正被提到第一性的地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清海教授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定義為“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但是，盡管現代哲學打著“拒斥形而上學”的旗號，但是后形而上學并不代表著哲學的終結，而“是形而上學歷險中的關于當代人類自我意識的理論形態”[3]。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現了對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超越，這種理論超越在一定意義上需要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因為盡管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詳盡地論證過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關系，但這僅僅停留在理論的維度上，還有待于進一步現實化和活化。毛澤東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中最為精華之處，將其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真正地讓馬克思的哲學理論講中國話。毛澤東直面革命實際，黨內出現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等主觀主義的傾向是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針對的主要批判對象。教條主義者理解的僅僅是馬克思主義文本中的只言片語，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為模板，從而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沒有看到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一種行動的指南；經驗主義者走的則是和教條主義者截然相反的一條道路，他們拒斥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僅僅依靠自身的個別的經驗去進行革命實踐，這也只能是“辛苦地但卻盲目地工作”?？傊?，無論是經驗主義還是教條主義都犯的是主觀主義的錯誤，都是將自身的主觀經驗或者是理論看作是第一性的存在，忽略了實踐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決定性和根本性的地位與作用。毛澤東清晰地看到了實踐的不可替代性，主觀主義的傾向和傳統形而上學從本質來講都是一種理論優先的思維模式，毛澤東就是在這一點上實現了對傳統形而上學的超越。

二、繼承與發展：源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智慧

正如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華”，毛澤東的實踐智慧作為革命時代的精華，超越了古代的知行觀以及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局限，真正地認識到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系。在以往的哲學認識中，哲學和現實之間的關系往往是單向的、獨斷的決定關系，即哲學或理論單向地規定現實生活和實踐，我們如何行動要看哲學家怎樣去理解現實，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去批判革命當中的教條主義，批判一種從原則和概念出發理解現實的思路，阿多諾將之稱為“概念拜物教”。毛澤東的實踐智慧哲學并不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的理論體系，而是真正的面向事物本身，直面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而這是為了避免使現實性的實踐成為抽象理論的犧牲品。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通過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認識論，深刻解釋和重構了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循環關系，確立了理論和實踐辯證統一的原則。毛澤東將這一原則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之中，不僅做到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有機結合，更是做到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一方面，無論是理論還是語言都不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它們根植于現實生活當中，因此，作為理論的哲學沒有自己獨立的歷史，它依存于塵世的物質生活。另一方面，馬克思并沒有拋棄哲學和理論本身的意義，他認為哲學通過對現實生活和實踐活動的反思與批判呈現出一種理論的形式，它是源于現實生活的，但是哲學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越性，作為人類思想的力量能夠表達現代社會的時代精神，從而回到現實實踐去推動現實面向未來。因此，理論和實踐是一個內在循環的關系：理論在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但是理論一旦形成又能反過來深入到實踐之中，在循環中不斷地推動實踐，從而形成新的理論。在這個過程中，實踐推動著理論的創新和發展，理論反過來推動著現實的躍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柯爾施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毛澤東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吸收了馬克思思想中的理論內核，使之見之于中國革命實際。

毛澤東寫作《實踐論》《矛盾論》的目的都是為了批判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秾嵺`論》的副標題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在書中，毛澤東提綱挈領地揭示出認識對實踐的依賴作用，舊唯物主義盡管在自然觀上堅持了唯物主義的立場，但是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領域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沼澤，它忽略了人的社會性和歷史性。而物質生產實踐之所以作為其他一切活動的基礎，是因為無論是人和自然的關系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都離不開物質生產實踐。除此之外，實踐還具有多種形式，比如包括政治實踐活動、科學和藝術實踐活動等。毛澤東從經濟、政治、文化的維度分析了實踐的類型。人的認識過程并非是單純的量變過程，而是存在一個認識論的飛躍，是一個人的視界從片面到全面的認識的過程。由于階級的局限性以及物質生活資料的匱乏和“生產規模的狹小”，人片面地理解社會歷史，當人們通過多次反復的社會實踐的積累就會產生一種突變，概念就這樣形成了，它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系”[4]285，認識就從感覺層面到達了思維層面，即到達了“論理的認識”。所以說實踐是不斷變化的，而黨內如果仍舊將之前的理論作為固有的教條的話，即使之前正確的理論也會喪失其真理性。

毛澤東關于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的討論體現出其繼承馬克思全面的認識論的唯物論。同時，毛澤東強調要堅持感性認識第一性，但是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因此還要注重將感性認識進一步深化，提升到理性認識上來，這就將認識論和辯證法緊密地結合起來。如果認識過程到此就終結的話，就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因而毛澤東將認識的過程概括為“認識過程的兩次飛躍”，其表現為“實踐—理論—實踐”的過程。正如馬克思主義理論盡管是科學的理論思想，但是如果將其束之高閣也就無法發揮其指導作用，只有將其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才能使其在自己的本土上熠熠生輝，因而，馬克思主義理論亟待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才能發揮其實踐價值。毛澤東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人，《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其哲學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重要著作。

《矛盾論》中，毛澤東在揭示矛盾基本屬性的關系時明確了實踐和理論相統一的觀點，這一闡釋同樣是建立在與中國革命實際相聯系的基礎上。馬克思所揭示的矛盾就是對立統一，作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有，這是黨內普遍認可的。但是革命中最為關鍵的在于矛盾的特殊性常常為人們所忽略。世界上的物質之所以千差萬別、一個事物之所以能夠區別于其他事物就在于矛盾具有特殊性。當然，這種特殊性不僅僅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更存在于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之中，這也是毛澤東所重點強調的。他認為革命中存在的教條主義錯誤就在于沒有看到矛盾的特殊性，因為只有對于個別事物加以盡量的研究才能透過個別現象去發現、深諳事物內部的本質，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同樣他們更不懂得當我們在認識了本質之后，還需要繼續研究新的實踐過程中涌現出來的新問題和新矛盾。毛澤東將教條主義者稱為“懶漢”，他們把真理當作永恒的絕對真理。毛澤東真正地將辯證法和認識論統一了起來，也正是列寧所說的“辯證法就是認識論”。毛澤東在討論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進一步研究了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問題。他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具有雙層內涵：一方面矛盾著的事物不可能獨立存在，矛盾的一方必須以另外一方為依托；另一方面，矛盾雙方不僅要共存于一個共同體中，更重要的是，雙方得相互轉化。而這種同一性并不是理論的同一性，而是現實的同一性，因為所言之矛盾就是現實的具體的矛盾，無論矛盾是依存還是轉化都是現實的，都不是人們主觀幻想出來的。因此，毛澤東做出了“科學地反映現實變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論斷[4]331。

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指出，主觀主義錯誤的根本原因是割裂了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之間的關系，即顛倒了馬克思關于主客關系的合理內核。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右傾機會主義主要表現為思想頑固，因循守舊地堅持固有的思路，所以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認識一直停留在舊的階段，沒有把理論做到與變化了的實踐相適應；而作為主觀主義的另一表現的“左傾”冒險主義則是將幻想視為真理，用超越現實的思想代替了對現實的真實反映。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不僅體現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方面，即能夠做到實踐決定理論，理論反映實踐，更體現在二者的辯證統一方面，即理論可以順應實踐的發展而變化，由于實踐具有社會歷史性，實踐是無限發展的，因此，人的認識或者說是理論也是不斷向前推進的。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在論證德國的現實道路的時候提道：“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2]11。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指出：“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于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于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4]307，“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4]296。這都體現出毛澤東思想其實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實際當中的喚活，他深刻地揭示出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也深刻踐行了“辯證法就是認識論”。

三、現實與未來：實踐智慧的“轉識成智”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以理論形態向我們呈現的科學，那么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所呈現的則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于中國實踐的一種實踐智慧。毛澤東并不是像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單純的注解和說明，他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進行了深度的結合。這表現在毛澤東曾經多次運用中國革命斗爭的典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深刻的解讀。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盵4]284

毛澤東實踐智慧哲學之所以被稱為實踐智慧是相對于以往傳統的對于馬克思主義流俗的理論智慧而言的。無論是法國唯物主義式的還是黑格爾式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方式都是囿于理論層面的詮釋。理論智慧與實踐智慧的區分是源于亞里士多德對于人類活動的三種劃分，他認為人類活動大致可以分為理論、實踐和創制三種形式，其區分的標準就在于三種活動方式面對的對象不同：理論所涉及的對象是出于無條件者的永恒之物，而實踐和創制涉及的對象則是可變事物。實質上這就是人類的兩種最基本的活動方式，在康德那里也做了類似的區分，即對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區分。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實踐智慧區別于理論智慧之根本就在于把握的對象不同，理論智慧把永恒不變的事物作為自身把握的對象，即用概念的方式去把握；實踐智慧則是將變化的事物作為自己把握的對象，自然其把握的方式也應是可變化的方式。

如前所述，《實踐論》系統論述了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辯證統一思想，《矛盾論》中關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不平衡性等的論述都說明了毛澤東所關注的世界并非是傳統形而上學所言的一個作為永恒不變的“一”的世界，而是一個作為異質性的“多”的世界。因為正是在“多”的世界中才可能有多種矛盾的并存，才能有理論和實踐的不斷協調統一。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的實踐智慧就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轉識成智”，即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現實化且中國化。毛澤東并不像理論派一樣去大談特談抽象的理論，他真正地面向事物本身，面向中國革命實際，面向黨內出現的尤其是以教條主義為代表的主觀主義。所以，毛澤東的哲學是實踐的、現實的哲學。在《矛盾論》中透過對革命中黨內出現的錯誤思想的分析，證明了當這些思想還沒有發展到對抗的形式，還仍然是以一種非對抗的矛盾的方式存在的時候，是可以在黨內進行自我修正、自我斗爭的。但是一旦這些錯誤的思想一直被人所堅持的話，那么就會擴大為對抗的形式，就會對革命的成功造成巨大的阻力。因此，在黨內錯誤思想還沒發展成對抗的矛盾的時候，應該及時改正，做到防微杜漸。毛澤東分析了兩種不同的宇宙觀，分別是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和辯證法的宇宙觀。毛澤東指出，無論是唯心論的宇宙觀還是歐洲初期的唯物論的宇宙觀都是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它們普遍使用一種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看待整個世界。毛澤東指出，矛盾的法則與形而上學的宇宙觀是根本對立的，這不僅是思維方式的一個變革，更是“對于人類的認識史的一個大革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爭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在毛澤東的筆下生動地和中國當下的革命現實有機結合，真正做到徹底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而教條主義恰恰是把理論僵死化，這不利于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

總之，毛澤東的實踐智慧哲學從根本上超越了傳統形而上學從概念去把握“一”的思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一重要的革命果實。說到底，毛澤東思想是一種擅長用變化的方式去把握這個變化的世界，其哲學真正體現了“辯證法就是認識論”，如此理解，才會真正理解為何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毛澤東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讓馬克思主義這一洋理論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生長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系列的理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重點提出一個論斷：“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