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本主義視閾下數字勞動的倫理悖論探析

高 斯 揚，李 婧 雯

(1.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深圳 518055；2.通化師范學院 政法學院，吉林 通化134000)

21世紀以來，數字技術推動了數字經濟的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日益步入數字資本主義階段。作為“一種以數字技術為支撐，以數據資源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新形態”的數字資本主義[1]，重塑了人類的勞動方式。毫不意外，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學者圍繞著數字資本主義勞動的新形式——數字勞動能否實現人類全面發展的夢想，能否實現人類的自主和自由等勞動倫理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澄清這種爭論，只有回歸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研究立場，運用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方法，明確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制度、資本增殖之間的辯證關系，才能破除勞動變革條件下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學者的欺騙性修辭。

一、數字勞動的內涵演變及其特點

數字勞動“是一個舶來品，這一由國外學者提出來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不同的情況”[2]，理解數字勞動需要回溯這一概念的歷史發展過程。

(一)數字勞動的內涵演變

目前學界對數字勞動概念的理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數字勞動是指包括數字媒介技術和內容的生產、流通與使用過程中涉及的腦力和體力勞動。這一含義來自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學者主要從傳統的勞動分工角度定義數字勞動。學者把數字勞動看作一個維修和保證互聯網通信技術正常運營的新興職業，他們認為數字勞動者，即維護互聯網通信技術的人，保障了互聯網通信技術公司的正常運行和可持續發展。最早探析數字勞動的是意大利學者蒂茲納·泰拉諾瓦，他認為數字勞動包括“程序編程、網站設計、應用軟件開發等”[3]。

隨著互聯網的大規模應用和普及，狹義的數字勞動概念出現。狹義的數字勞動是指人們運用互聯網通信技術進行的無酬勞動。這一概念來自英國傳媒學者?？怂沟闹鳌稊底謩趧优c卡爾·馬克思》，它是指在非工作時間下，人們運用這種技術進行的不以勞動報酬為目的而產生了大量人類行為數據的活動，如用戶瀏覽網頁、檢索標題、點贊、評論等。這些活動數據被互聯網公司收集、利用、轉賣和進行廣告投放，提升了互聯網公司的技術能力。

近十年，隨著互聯網通信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數字勞動的內涵不斷向縱深維度拓展。由于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數字技術“不再與社會經濟系統相分離，而是有著聚集并綜合它全部功能的能力”[4]。數字勞動，無論廣義還是狹義，都逐漸發展為占有人們全部自由發展時間的玩樂勞動。泰博·肖爾指出，用戶在互聯網上眾多的免費玩樂項目(如短視頻、網絡游戲等)中的活動成為一種被資本家占有的用戶生產(User Generated Content)勞動。這種勞動創造了一個看似輕松愉悅的環境，實則占據了用戶的時間，入侵了用戶的心智。

(二)數字勞動的特點

隨著數字勞動的發展，其展示出商品化、持續化和多元化的特點。首先，從數字勞動的廣義來看，數字勞動是一種連續不斷的勞動，具有持續化的特點。所謂持續化是指以數字技術為中介的數字勞動不僅打破了傳統勞動的地域和時間限制，發展出泛在、全時的工作氛圍；而且通過多樣連通的App和數字化場景，打破了人們以往工作內容的固定內容，全面占領了人們的生活。如谷歌公司推出的谷歌郵件(Gmail)、社交通信軟件(Google Buzz)、可穿戴設備谷歌眼鏡(Google Glass)、智能家居設備、自動駕駛汽車、谷歌街景(Google Street View)等。這些搭載著谷歌系統的數碼物互相配合，占有數字勞動者未被保護的網絡行為(如網上瀏覽痕跡、分享照片、語言記錄、電子郵件等)，以往人們需要通過自己的行動連接的自然物理世界、經驗生活世界和個體心理世界，都成為數字化技術所拓展、延伸和發揮作用的空間。

其次，從數字勞動的狹義來看，數字勞動是用戶通過提供行為數據而換取互聯網信息技術公司“免費”服務的活動。用戶在使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公司服務的過程中產生了行為數據。由于這些數據滿足了這些公司投放精準廣告的需要，它們被這些公司收集、清洗、統計和分析。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公司正是通過向廣告商出售用戶數字勞動中產生的大量數據而將用戶的個人數據貨幣化。根據學者研究，2016年到2019年，以互聯網通信技術為依托的數字平臺公司的精準廣告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到2019年數字平臺公司的廣告收入已接近502億美元。同時，這些公司還會根據所獲數據更新算法，對用戶的數字勞動進行多重挖掘。

最后，從數字勞動縱深性發展來看，數字勞動具有多元化的特點。隨著互聯網通信技術的發展，數字勞動不再是單一的通過某一種形式或技術產生，而是通過多種形式產生，應用于不同人群。就數字勞動的勞動方式而言，數字勞動不再受到傳統勞動時間和空間的約束，而是隨時隨處進行。就數字勞動的勞動對象而言，數字勞動者也不再具有固定的勞動年齡和性別限制，不再被要求年齡、群體和性別，也不再被要求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職業。就數字勞動的勞動工具而言，勞動工具也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搭載了數字技術的數碼物，如App、電視、手機、電腦、平板等。

二、數字資本主義視閾下數字勞動倫理悖論的表現

勞動倫理是勞動者在生產勞動和服務過程中形成的支配人們行動的社會規則。傳統英美倫理學者主張，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應具有“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行善原則、公正原則”[5]。然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察，數字勞動盡管表現出了勞動的平等、自主和不傷害等表象，但實質上這種勞動被資本增殖規律支配，產生了勞動交換的不平等、勞動者主體性消失等悖論。

(一)數字勞動平等交換掩蓋下的實質不平等

當代西方自由主義學者認為，數字勞動沒有特定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場所的限制，是勞資雙方基于自愿、平等而形成的關系，是一種互利共贏的活動。這種活動既可以使數字勞動者“運用知識和網絡‘實現個人理想中的職業成功以及個人生活成功’”[6]，也可以使數字平臺公司提高內容生產效率和傳播廣度，實現高速發展。

然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察，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原因在于，首先，從數字勞動的總體過程來看，數字勞動作為一種被數字資本家占有的免費勞動，加劇了數字勞動者和數字資本家之間的不平等?？此破降茸栽傅臄底謩趧邮且环N被數字資本家占有的免費勞動。這種勞動是用戶通過使用數字技術而被其記錄、轉碼和使用的腦力和體力活動。即便用戶在使用數字平臺公司服務時簽署了知情協議。但實際情況是，與制定規則的數字平臺公司相比，用戶缺乏相應知識，他們面臨的是要么同意、要么退出的二元選擇，因此簽署知情協議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別無選擇”。在這一交換過程中，數字勞動者換取的是數字平臺的使用權，而用戶在使用中產生的數據支配權和所有權歸資本家所有。即便數字勞動者創造了數據和內容，但依照資本主義按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的原則，資本家占有了這些數據，實現了數據資本化。

其次，數字平臺公司的免費服務隱藏著巨大的剩余價值生產邏輯，加劇了數字勞動和數字資本家之間的對立。數字平臺公司的商業模式是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和智能算法對用戶通過數字勞動產生的海量碎片化數據進行同質化、結構化的分析，并將分析的結果以建模的形式用于精準營銷。由于占有用戶的數字勞動和先進的分析技術，數字平臺公司能夠利用技術不斷延長用戶進行數字勞動的時間，從而實現收集數據榨取剩余價值的目的。同時，資本家還會利用數字技術將用戶牢牢鎖在自己的平臺上，使其不斷產生數據。美國傳媒學者John Throhill將其概括為，用戶在移動終端的操作為大數據程序生成大量的數據集，而這些數據集是數字平臺公司用來“解決如何向自己推銷廣告問題”[7]。

(二)數字勞動自主表象下的勞動者主體性消失

現代自由主義學者關于數字勞動倫理的另一種觀點是，用戶能在數字勞動中通過使用網絡和數字平臺更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因而數字勞動彰顯了勞動者自身的主體性。然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察，這種說法不僅是錯誤的，甚至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被資本增殖規律控制的數字勞動，不僅無法實現勞動者的主體性，而且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勞動者已有的主體能力。

首先，理性是傳統西方哲學所推崇的主體的核心能力，這項能力關涉主體的自由和自主。但是這項能力在被資本增殖規律控制的數字勞動中不僅沒有得到實現，反而受到了限制。技術哲學家唐·伊德指出，與傳統技術工具相比，支撐數字勞動的數字技術具有“透明性”，它將人對世界理性認識關系從“人—世界”，變革為“(人—技術)—世界”。數字技術運用自身的優勢與人類結合，一方面利用科學、精確的計算模型和測量手段，改變了人類的認知；另一方面通過規訓、懲罰等方式，改變人類的行為。伊德將這種改變比喻為“眼鏡”。戴上“眼鏡”后，人就“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它已經成為身體體現的一部分”[8]。而更為可怕的是，這種“眼鏡”的發展速度遠快于人類整體的發展速度,如當下可以觀察到的，大數據、云計算等科技工具已經部分取代了數字勞動者理性思考和行動判斷。這種取代不僅引發了數字勞動中勞動者主體性的危機，而且誘發了學者關于“人類主體的各種界限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建構的”數字技術控制論的憂慮[9]。

其次，勞動主體在數字勞動中被顛覆為互聯網信息技術公司和數字平臺公司宰制的客體。在數字勞動中，互聯網信息技術公司和數字平臺公司“把我們有關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張置于從屬地位”[10]。勞動者的購買信息、情感波動和思想表達被收集、被存儲、被分析，成為互聯網信息技術公司和數字平臺公司的信息來源和數據對象。勞動者的運動軌跡(physical movements)、消費模式、線下活動也都成為被互聯網公司所掌握的對象。一旦掌握了以上對象，互聯網信息技術公司和數字平臺公司就可以基于人工智能輔助數據分析來預測人的行為，進行資本增殖活動。美國計算機科學和應用專家波爾特就曾指出，通過人類數字勞動的貢獻，數字技術發展出凌駕一切人類經驗之上的力量。

三、數字勞動倫理悖論產生的根源

數字勞動倫理悖論展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沖突，而這一沖突顯示了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理論的批判依然有效。只有以勞資關系為核心展開對數字資本主義視閾下數字勞動倫理悖論的考察，才能真正揭示這一勞動倫理悖論產生的根源。

(一)數字勞動被資本增殖規律所主宰

無償占有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增殖運動的基本邏輯，這一邏輯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非但沒有被消解，反而被強化為數字技術對個體勞動的全面占有。馬克思指出：“在機器體系中，對象化勞動在物質上與活勞動相對立而成為支配活勞動的力量，并主動地使活勞動從屬于自己，這不僅是通過對活勞動的占有，而且是在現實的生產過程本身中實現的?！盵11]122這一判斷在數字勞動中的表現是，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數字技術以物化的固定資本形式控制了單個勞動者的活勞動。數字技術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反映了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然而，當這些技術參與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時，卻受到資本增殖邏輯的作用，產生了為資本運動規律服務的結果。馬克思指出：“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更明確些說，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11]92-93。如數字平臺公司盈利廣告的價值創造商業模型向我們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數字勞動的勞動資料是各種數字化程序軟件，勞動產品是個人數據。數字技術作為由資本推動而迅猛發展的勞動資料，不斷將活勞動產生的個人數據轉化為大數據產品，而這種產品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這就使得按照在勞動過程中發揮作用而劃分的勞動資料和活勞動全部成為資本增殖鏈條中的環節了。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數字勞動活動中，單個勞動力創造價值的力量作為無限小的量趨于消失，而增長了的勞動生產力是資本的力量。受資本驅動而不斷發展的數字技術把數字勞動吸納到資本增殖的邏輯體系當中，數字技術作為智力的物化形式合并于資本變成了支配勞動的權力。這一權力的運行邏輯展現了馬克思的判斷，即“只有在機器使工人能夠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時間用來替資本勞動，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時間當作不屬于自己的時間，用更長的時間來替別人勞動的情況下，資本才采用機器”[11]96。從1970年到2013年，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數字技術資本系數均有大幅度增加，資本系數增加背后體現的是單個勞動力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固定資本力量不斷增加的過程，體現了資本邏輯對單個勞動力的占有和資本征服單個勞動力，使之為資本增殖服務的過程。這一過程在實質上是技術被資本吸納的過程。它應和了馬克思的判斷，即“資本是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支配勞動的，最初它并未改變這些條件……生產資料成了吸取他人勞動的手段。于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11]126。

(二)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數字勞動的異化

因被資本增殖規律所主導，數字勞動沒有在勞動過程中實現應有的勞動倫理，反而出現了更為深刻的異化現象。這種異化是以勞動者在使用數字技術和數字技術生產出符號表征、社會關系和人工制品的過程中與對象化的斷裂來實現的。

首先，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勞動者與勞動活動的異化，轉換為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活動被數字平臺公司的逐利目的控制的異化。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勞動異化表現為勞動者與勞動活動相異化。然而在數字資本主義視閾下，勞動者在數字勞動中以數字技術為工具，通過組織自身及他人的經歷，產生的符號和語言，如曬圖、評論、點贊等，成了數字平臺公司資本增殖的手段。數字平臺公司通過匯總數據、偏好分析來進行定向廣告投放和個性化推薦，進行商品推銷和消費引導。這就使得勞動者原本為了表達自我的自由自覺活動變成了數字平臺公司逐利的手段，發生了勞動者與勞動活動的異化。

其次，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勞動者與勞動工具的異化，在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轉換為勞動者大腦的異化。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使用的勞動工具是大型機器，然而在現代數字勞動過程中，勞動者使用的勞動工具主要是數字技術。在勞動者使用數字技術過程中，勞動者大腦中的思想觀念被這些技術記載和編碼。這一方面使勞動者的思想觀念與數字技術相融合，出現了法國哲學學者斯蒂格勒指出的人的智性經驗本身的人為再生產；另一方面，勞動者的思想觀念受到這些技術內置的逐利目標影響，成了為資本家資本積累服務的工具。這種異化與馬克思探討的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時期相比更為深刻和隱蔽。

再次，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異化，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表現為勞動者行為數據的異化。馬克思的時代，勞動者所面對的勞動對象主要是人類改造自然的產物，然而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勞動者面對的生產資料是數據，且這些數據中包含了本應屬于個人隱私的信息。這些信息本應是匿名且只有勞動者自己知曉的，但是它們卻在數字平臺公司的隱私政策和使用條款的幫助下，成為這些公司盈利的重要來源。而數字平臺公司使用的強制性隱私政策和條款，實質上成了這些公司達到經濟目的而剝削勞動者行為數據的手段，“用戶的勞動對象在所謂的‘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中被異化了”[12]。這種異化比馬克思所探討的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異化更可怕。

最后，以上數字勞動中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的異化使勞動產品即數據本身發生異化。數據是對人類行為的一種表現，它是人類了解自己的方式。然而，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公司控制了具有使用價值的數據，并通過分析處理數據獲取交換價值。這使得本應用來增進人類對自身認知的數據成了私人所有被用來進行資本增殖的工具。

四、余論

數字勞動倫理悖論產生于數字勞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即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的增殖和運動仍是控制勞動的主要規律。想要破除數字勞動的倫理悖論，唯有打破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超越資本對勞動的主宰。事實上，不從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角度，不訴諸對資本增殖規律的分析，隸屬于資本的數字勞動不可能實現人類勞動的解放。但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擺脫科學技術，而是要借助科學技術帶來的精神和物質力量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13]，數字勞動是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和生產力不斷提高的大背景下出現的一種全新勞動形式，數字勞動的異化也蘊藏著否定之否定的可能性。從制度層面破解數字勞動異化問題，使數字勞動真正成為為勞動者謀福利的手段，才能促進人的解放和數字勞動的真正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