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程嘉燧的詩歌理論與創作
——兼論其對晚明詩壇的影響

林 瑤

(深圳大學 人文學院，廣東 深圳 518060)

詩歌藝術自先秦發展而來，至盛唐達到頂峰，中唐以后雖有新變,但總體上不見更多新氣象。如果說宋詩憑其“思理筋骨”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尚且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明詩則淪落到“零余者”的地位。明代詩壇總體缺乏創新意識和雄渾氣象，在復古與反復古的斗爭中逡巡前行，詩歌流派眾多，門戶之見深刻。從臺閣體的雍容典雅、山林詩的平淡簡約，到以李東陽為領袖的茶陵派兼取二者、重視格調而成為復古派的先聲，又由前后七子高舉“詩必盛唐，文必秦漢”的旗幟，再啟復古主義詩風；后伴隨心學的發展分化至公安派“獨抒性靈”的提出，詩壇從重視格調更多傾向于抒寫性情，此后從逐漸趨于俚俗的公安派受到攻擊，繼之竟陵派以“幽情單緒，孤峭冷僻”的詩學觀主導詩壇，進而逐漸式微；起落浮沉終由錢謙益引領晚明詩壇，詩風漸漸由宗唐轉為宗宋，對清代詩學走向具有前瞻性導引價值。

程嘉燧(1565—1644)，字孟陽，號松圓道人、偈庵，徽州歙縣人，僑居嘉定，與李流芳、唐時升、婁堅并稱“嘉定四先生”，而他正是影響錢謙益“改轅易向”之人物。作為布衣詩人，程嘉燧以其獨特的詩歌理論顯名于詩壇。他的詩歌理論講求復古與性情并重，以實用主義和知人論世為標準評價詩歌，兼宗多家，表現出“折中”的態度。他的詩歌創作注重風骨氣韻，追求不事雕琢的天然神韻，以清麗靈動、風神迢然為尚。他的詩學思想起著矯正晚明詩壇“病、狂、鬼”習氣的作用，經由錢謙益這位文壇宗主的傳播，影響了整個晚明詩壇并進而影響清朝的詩歌創作。

一、程嘉燧的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

(一)詩歌理論

1.復古而不泥古，兼宗多家

唐宋詩輝煌璀璨的時代帷幕落下后，詩壇似乎進入了一個緩慢發展的時期，至明代詩人對于復古情有獨鐘，期望從唐代大家中汲取創作經驗以延續“盛唐氣象”，故復古主義風潮疊起；前后七子頗具聲勢的復古運動雖然在后世反省中遭到批判和抨擊，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在明代依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程嘉燧雖生活在晚明，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前后七子的復古詩學主張。婁堅《書孟陽所刻詩后》說：“孟陽少喜為詩，于古人之遺編無所不窺，而尤愛少陵之作，其在于今，嘗稱李獻吉雖規規摹擬，而才氣實非余人所及也?！盵1]823可知程嘉燧最初的詩歌創作是以學習古人為起點的，“無所不窺”表明他十分推崇古人之學。他對后七子中的王世貞十分尊重，不僅親自上門請求他為父親寫墓志銘，還將這篇文章收錄在自己的文集中。程嘉燧自己創作時，也非常注重向古人學習。唐時升在《程孟陽詩序》中提道：“而哀樂所發，長句短章，必合于法度，此其涵詠古人而得之者深也?！盵1]823從中足見程嘉燧學習古人之深。他的作品中也多有模仿、化用，如“忽思疁曲空徘徊，安得移花比遠梅”[1]43，后一句即是模仿杜甫“安得健步移遠梅”而來；“呼兒侍盞憐風骨，霸浐如君便可耕”[1]44是化用韓愈詩“便可耕霸浐”；“忽見遠交渾是夢，難期世事總如花”[1]64則是化用蘇東坡“萬事如花不可期”之句。此外，他還有模仿白居易、陸游等詩歌體式和內容的詩句，在創作實踐中同樣學習古人。但總的來說，程嘉燧復古而不泥古，更多的是學古人之精神。錢謙益在《松圓詩老小傳》中評價程嘉燧：“老眼無花，照見古人心髓，于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后，為之抉擇其所由來，發明其所以合轍古人，而迥別于近代之俗學者……孟陽好論古人之詩，疏通其微言，搜爬其妙義，深而不鑿，新而不巧，洗眉刮目，鉤營致魄……”[2]578錢氏的評論表明，程嘉燧學古人時會融入自身思考，仔細辨別，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因此婁堅說他：“所師法不必同，而同歸于自得?！盵1]644

此外，程嘉燧學習古人并不拘泥于一家，而是兼宗多家。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描述他：“七言今體約而之隨州，七言古詩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學益進，識益高，盡覽中州、遺山、道園及國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詩……”[2]577學習對象十分廣泛。且在他的詩歌創作中，不僅有“相思河畔青青草”[1]57、“浮云西北有高樓”[1]223等仿《古詩十九首》之句；還有“明月星稀南繞鵲”[1]57、“何處鵲飛還繞樹”[1]407、“鳥鵲不勞三匝繞……君家突兀千間廈，大庇歡顏在此中……相隨種豆南山下，草長苗稀計已疏……”[1]462等化用曹操、陶淵明、杜甫之句；更有模仿蘇軾、陸游、白居易等人的詩歌體式或和韻的作品。我們從其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學習古人不局限于一個時代或者一家的特點，正如婁堅所說“上自漢魏、下逮北宋諸作者”，且推移到元、明季詩人，學習對象廣泛。

與前后七子不同，程嘉燧的復古并不是生搬硬套古人的字句，而是在理解古人精神的基礎上將優秀的部分熔鑄于自己的詩歌創作中，從而使得他的復古詩論不落于窠臼。

2.抒寫性情，重視格調

王學左派以后，晚明李贄又提出“童心說”，興起個性解放思潮，公安三袁提出“獨抒性靈”的主張，明代詩壇風氣逐漸傾向于抒寫個人性情，詩歌創作從教化人心轉向表達個性自我，形成了不拘格套的創作傾向。但“‘性靈’‘性情’一類的詞，在明人筆下的含義不盡相同?！盵3]85于程嘉燧而言，“性情”既指積蘊于心中不得不發的不平之氣，也有類似于公安派所提倡的注重個人思想情感、生活內容的“性靈”。

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里稱：“其為詩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塊壘，每遇知己，口吟手揮，不少休?！盵2]576表明孟陽主張寫詩表達自身性情，抒發胸中不平之氣。他贊賞唐時升“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故風神跌宕，思致飆湧，勢不可御”[1]271的詩風，認為詩歌應該不束縛于格套而表現自己的真實性情，傾慕“健而率、富而工”的美學風尚。程嘉燧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也實踐著抒寫性情的思想，唐時升評價他：“而孟陽之詩，皆言其所欲言，自少至于白首，歡愉慘悴寥泬不平之思。讀其詩可盡見也，余以是愧之?！盵1]822可見程嘉燧是將“發胸中意氣而為詩”的原則貫徹于一生創作中。他評價婁堅之詩是“心有所不得已而形于詠嘆”，認為不平之氣需要通過詩歌來宣泄和消解，評價錢謙益“其所遭罹禍患迫切，而其文章光焰愈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愈不可測”[4]2225，主張詩歌以真情取勝，因此境遇愈窘迫和嚴峻，情感便愈發濃厚，也就更為動人。此外，他的詩歌中也表達了其性情觀中的另一個方面，即展現個人情感、思想內容的“性靈”。詩句中多描寫自己日常生活，在其中表達了他不慕名利、愛好山水、高潔倔強的思想情感；更有攜伎游玩的生活記錄之詩，專門創作送與柳如是的《朝云詩》等，情意綿綿，溫柔多情，絲毫不懼展現最真實的內心世界，真誠坦率，直抒性靈，實踐著他抒寫性情的詩歌理論。

以格調二字品評詩歌來源久遠，而格調說的興盛與明代的古典主義文藝思潮息息相關。程嘉燧作品雖講求抒寫性靈，但畢竟是自弱冠起便開始學習唐人詩且受明代復古主義思想影響的文人，因此他的詩歌在抒寫性情之外同樣注意格調?！爸O曉音律，分寸合度，老師歌叟，一曲動人，燈殘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后已，”[2]576是錢謙益對他的評價。因為通曉音律，所以程嘉燧十分講究詩歌的聲調，吳景旭在《歷代詩話》中就記載了程嘉燧詩歌葉音的例子。他在創作時格外注意韻的和諧，有《四月廿六日同閔氏昆季將登金山風甚移席城隅眺望即事十六韻》《酬別苗五美人廿二韻》等韻律嚴整的作品，在詩句中也會特意注重押韻，其作品被稱贊“善于取韻，用韻精警、精細”、“長句短章，必合于法度”，這些都表明了程嘉燧作詩時對于格調的重視。

晚明詩壇從公安派開始逐漸傾向于抒寫性情，但復古派依舊高舉“格調論”的旗幟，與三袁提出的“獨抒性靈”主張相互對峙，程嘉燧的詩論則恰好中和了性情與格調之爭。與公安派不同的是，他的“性情論”一方面注重抒寫性情，適應時代思想解放潮流，另一方面則又強調格調，使詩歌在性情之外不至于落于俚俗，保持了詩歌藝術的高雅性。

3.知人論世，深入評詩

“詩者，志之所至”，任何詩人詩作必然受制于時代、環境、政治的影響，詩人的思想、修養、行為，即才、學、情、識、遭際決定了詩的內容、表現力、沖擊力[5]。讀者在閱讀作品時，只有聯系作者的時代和人生背景加以體會，才能更好地感受作者所傳達的精神和詩歌精華。程嘉燧的詩論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原則即是知人論世。

他在《題江皓臣印冊》中有：“因思古人以一藝成名者，必有高世絕俗之行，若長卿之醇樸、爾宣之疏曠、尹子之孤僻、存叔之干捷……”[1]535認為古之作家成名都因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品性，因此在談論和評價古人藝術作品時應同他們的人品聯系起來。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說：“孟陽之學詩也，以為學古人之詩，不當但學其詩，知古人之為人，而后其詩可得而學也?！盵2]576指出程嘉燧在學習古人時注重詩人的品性和人格，不僅是單純地學習詩藝，而是從知人論世角度出發洗刷古人眉目，以便更好地領悟其詩歌精神和精華。而他在評論別人詩歌時也是先從人品著眼，如在《李長蘅檀園詩序》中先是講“長蘅虛己泛愛，才力敏給，往往不自貴重”，又“至于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盡見，”[1]265從詩人的品性著眼評價詩歌。評論婁堅的雜懷詩時說其“詩皆五言近體，其中多指切時事，識深而慮遠”，而形成這樣的詩風的原因則是“子柔為人，和順詳雅……平生恬于榮利，惡衣菲食，而好求當世之務”[1]267，主張詩人的性情影響作品的風格，詩歌反映作者的品行。在《唐叔達詠物詩序》中有“君自少所為詩文，皆氣骨高妙，似其為人”[1]271之語，他認為“詩如其人”，既以人品高下來評價詩歌水平，詩品與人品相互融通，體現出他“知人論世”的評價方法。

程嘉燧知人論世的詩歌評價方法更體現于《列朝詩集》的編纂中，眾所周知，錢謙益編《列朝詩集》由程嘉燧發端，因而過程必定受程嘉燧詩學思想的影響。程嘉燧對于王世貞頗為尊重，親自上門請求其為自己父親撰寫墓志銘并收錄于文集，而在《列朝詩集小傳》中“王尚書世貞”條有言：“庶幾元美之精神，不至抑沒于后世；而后之有事品騭者，亦必好學深思，讀古人之書，而詳論其世；無或如今之人，矮人觀場，莠言自口，徒為后人笑端也?！盵2]437意在告訴世人不應因為王世貞復古派領袖的身份和早年的詩學主張就一以概之地批判否定其文學精神，而應該從時代背景出發，了解他所發主張和復古思想的原因，并對他的作品進行深入解讀。兩人對于王世貞評價多有契合，可見程嘉燧“知人論世”的評價方法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錢謙益對于詩人的看法。再有對于李東陽的評價：“吾友程孟陽讀懷麓之詩，為之擿發其指意，洗刷其眉宇，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煥然復開生面，而空同之云霧，漸次解駁，孟陽之力也?！盵2]246程嘉燧對于被七子排擠的李東陽的重新審視和正名，聯系其所處時代背景來深入分析和評價其詩歌，也正是他“知人論世”詩論原則的體現。

晚明詩壇門戶之見嚴重，派別意識強烈。復古派、公安派、竟陵派之間互不兼容，因而在論詩時多有派系偏頗，于是客觀的評價標準就顯得尤為重要。程嘉燧“知人論世”的評價方法拋開詩人的派別，可以更全面正確地了解詩人，為我們認識晚明詩壇指明了方向。

4.關懷現實，注重實用

晚明動蕩的時局，促使文人直面社會現實，從而提倡經世致用之學，注重文學的現實作用。程嘉燧雖為布衣，但修齊治平的儒學士人理想始終植根于內心。面對晚明混亂的社會狀況，他對于詩歌的認識自然就會更多著眼于社會功能。

在詩歌關懷現實方面，《送子柔鄉試》一詩中有“好因科舉目，讬諷在文章”[1]77之句，說明程嘉燧至少認為文學藝術應該承擔寄托諷刺現實的功用，而“拈出清詩共諷詠”[1]453更是直白表達了詩歌應該關注現實，指切時事的觀念?！耙詾槲醿婋m不逮古人，亦非有諷切美刺宜傳于時，顧其緣情擬物，曠日而役心神，亦以多矣”[1]266，肯定了古人詩文關懷現實、寄托諷喻的作用，表現出對古人詩文諷切作用的贊許和學習傾向。不僅如此，程嘉燧詩歌作品中也有許多關注國運和國計民生的詩句，如勸誡為官的朋友“林中且莫耽云臥，蒿目誰將大廈支”[1]241，心中擔憂國家的時局狀況?！斑_士志匡時，經緯隨弛張。小儒竟枝葉，雕繪攻詞章?！盵1]90則表達了對于匡救時事的志士的贊許，直指儒生們不應只用心于浮華詞藻的文章，應更關懷國家現實。而“妍媸貴賤久顛倒，人世爵祿牛毛輕。如君青云之姿困徒步，往往齷齪猥瑣徒隸躋公卿”[1]208、“傷心骨肉委原隰，滿目道路流瘡痍”[1]243等句，更是深切表現了作者對于政權混亂、民生凋敝的國家現狀的無奈與憤懣。加之程嘉燧對于婁堅指切時事的諷喻律詩的贊揚，不難看出他對于詩歌關懷現實的看重。

在注重詩歌的實用功能方面，他利用詩歌創作來獲取聲名以期昌顯于文壇、結交朋友。在《李長蘅檀園近詩序》中有：“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己泛愛，才力敏給，往往不自貴重；余呰力篤志，類于矜慎，而中不能無意于名?！盵1]265直白表達自己寫詩作畫用以博取名望的心思。他在《揚州津橋春夜寓目懷古十二韻》詩后自注云：“此詩雖少作，曾為徐宗伯所賞譽……”[1]4可以看出在少時作詩時程嘉燧就有意用詩歌來結交名人，以此來獲取進入上層文人圈的“入場券”。事實證明他成功了，徐學謨很欣賞程嘉燧的詩歌，于是在此后的許多聚會上都會邀請他，程嘉燧憑借詩歌成功躋身上層文人社交圈，借詩提升聲名作用明顯。他與宋比玉的交往也是因為比玉讀到程嘉燧詩文之后對其崇拜不已，慕名拜訪之后便成為程嘉燧的好友之一。

(二)創作實踐

1.不事雕琢，追求天然

程嘉燧重視詩歌抒寫性情，自然流出，因此他的創作皆言其所欲言，不事刻意雕琢，語句渾然天成。在《程孟陽詩序》中唐時升有言：“余與孟陽少同志尚，惡俗儒之陳言，而好泛濫百家之書，然未嘗有意為詩也。見古人清詞麗句，諷詠自娛?！盵1]822表現出程嘉燧在作詩時講求自然而成，不刻意為之，且厭惡腐朽陳言，喜愛古人清詞麗句和天然清新的風格，題畫詩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古人以“最得風致”評其題畫詩。如“桑根船出水禽飛，棹拍蓮花露沾衣”[1]150之句，描繪了小船蕩出驚擾湖面飛鳥，船槳掠過蓮花，露水沾濕衣裳的畫面，靈動而清麗?！霸茙r山寺有無中，雨過山塘翠掃空”[1]194，仿佛使我們看到了雨后朦朧的煙光中寺廟若隱若現，經過雨水洗禮的山峰更加青翠欲滴，機趣自成，不堆砌辭藻、刻意求工，真一派天然風致。王士禎《漁洋詩話》中評孟陽“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之句有神韻，天然不可湊泊；陳田在《明詩紀事》中稱贊其詩清麗溫婉；沈德潛《明詩別裁集》描述其詩娟秀少塵，氣格清整去風雅未遠；錢謙益則有風致迢然、心靈意匠的形容?？梢娒详杽撟鲿r偏愛清新天然之風格，不刻意尋求詞章的雕琢，詩句清麗可讀。而除了題畫詩之外，他寫的悼亡詩和懷古、懷人等詩作也大都出于心中自然情感的流露，不刻意于詞藻句法上雕琢堆砌，情至之語，天然而成。

相較于竟陵派的“幽奇孤清”，程嘉燧詩歌講求天然而成，表達詩人真摯情感，不刻意于才學賣弄，使得整體詩風更為娟秀少塵。與公安派一味追求“獨抒性靈”而逐漸淪為俚俗相比，程嘉燧的詩歌不刻意雕琢語句，在格調和字句上講求風雅迢然，使詩歌不至于落得低俗，整體清麗生動。

2.注重風骨，標舉氣韻

“風骨”“氣韻”歷來是中國藝術領域評論的重要標準，一個時代的“風骨”和“氣韻”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時代氣象。作為晚明時期的文人，國勢逐漸走向衰弱，程嘉燧標舉“風神、氣韻”也許并不僅僅針對詩歌創作而言，更有著對世風起衰振糜的向往。

程嘉燧在評袁凱詩時有“可謂氣骨高妙”之語，在稱贊方伯雨之詩時用“經術流傳歆父子，文章風骨漢西東”[1]218之句，評價董其昌：“蓋其筆墨沉著，位置簡略，而下筆似率易，獨風神氣骨清遠超邁，修然自不可及耳?！盵1]532他所指的風骨即為詩人或者畫家獨特的個性和氣質，以及作詩為文的剛健格調，主張文學作品中應該有高妙超邁的風骨，強調詩畫家們在創作中保持峻爽之氣，以此來創造出風骨遒勁的作品。他在自己的詩畫創作中也遵循這一原則，因而奉祖永在《桐陰畫論》中稱贊其畫作意趣閑逸、思致遒勁，許承堯言其書法清勁拔俗，他的《梨園緩歌行》一詩被古人稱贊豪氣，《騎馬醉歌行》則被評有耳后生風之勢?？梢钥闯龀碳戊菰趧撟髦凶⒅刈髌返娘L骨，講求遒勁豪氣之風格，標舉雄健剛直的意氣。

氣韻則有靈動、富有生氣神韻之意，明代文人常以此作為藝術追求。程嘉燧也常以此作為創作準則，如他的詩《瓦官寺觀石刻佛像》就有評語云：“山水詩不有奇氣，必有遠神，此大謝之所以杰出也，詩頗仿之?！盵1]716其山水詩模仿謝靈運，氣韻生動，富有靈氣。他的《溪堂題畫四首》，風致絕佳，只在幾虛字生動?！哆^溪飲平仲館題畫》：“木葉作溪聲，山光變晚晴。低頭閑照影，潭底白云行?！盵1]86動靜結合，以景色的變幻暗示時間的轉化，描繪了廣闊的空間，刻畫山水給人一種虛實相交之感，神韻遠出?！独ド诫s題畫絕句十首》題目下有評語“聲光俱現，正是畫家妙品”[1]719，靈動之意盡顯。頗為難得的是他的艷情詩《酬別苗五美人廿二韻》也能有“艷情詩不難于整麗，而難于生動，當看其言情處耳”[1]719的評價，足以看出他對于“氣韻生動”的追求貫穿于他所有詩歌創作中。

晚明社會思想解放之風自李贄開始愈演愈烈，追求極致的自我，注重自我享受，奢靡縱欲之風彌漫在士人之中，相較于那些沉淪聲色的士人，程嘉燧標舉風骨氣韻的創作未嘗不是對世風日下的一種拯救。

二、程嘉燧詩歌理論與創作對晚明詩壇的影響

(一)別裁偽體矯正詩風

明代的主流詩學重雄渾而輕清逸，重李杜一脈而輕王孟統緒[3]6。復古主義高舉“詩必盛唐，文必秦漢”的旗幟，模擬古人詩法，最終落于格套之中；公安派講求“獨抒性靈”以反對復古派的格調論，但最終淪為俚俗；竟陵派提出“幽情孤清”的主張，排斥俚俗和雄渾壯闊的風格，卻被抨擊冷僻太過、厚靈不足。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就有“夫松圓之詩，固非高品，自不待言。然其別裁明代之偽體，實為有功”[6]之評價，錢謙益在《題懷麓堂詩鈔》中描述明代詩壇有“弱、狂、鬼”三病，而程嘉燧則提出用西涯即李東陽之詩來療救三病，以“中和”的詩學思想調和各家，最終起到別裁偽體、矯正詩風的作用。

程嘉燧復古卻不泥古，吸收竟陵派學古人之真精神的主張，革除復古派擬古太過的弊病，使詩不至于落入剽擬的圈套；取法公安派抒寫性情卻又不完全局限于私人情感生活內容，融入“詩發不平之氣”的傳統，性情之外同樣重視格調，規范詩歌寫作使之不至于淪為俚俗；知人論世的評價原則，綜合時代、詩人家世背景和品性的評價方法，對于更為客觀全面地評價詩人具有指導意義；關懷現實、注重實用的詩歌理論則強調了詩歌的現實作用，抨擊了腐朽儒生們將詩歌局限于藝術領域的做法，強調了詩歌的社會功能，矯正了浮華的詩風；而追求天然風格更是諷刺了傳統小儒們堆砌詞章、諂媚諛上的虛華作品，在此基礎上標舉風骨氣韻則有調和雄渾清逸之爭的效果。當然，囿于才氣的有限和經歷的淺薄，他的詩歌整體創作水平比不上李、杜、蘇、陸等人的深厚，且士商合流的風氣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詩歌的藝術品質。但從整體上來說，程嘉燧以其獨特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影響了晚明詩壇，起到了別裁偽體，矯正詩風的作用。

(二)影響牧齋推及晚明

程嘉燧的詩學理論在晚明的影響更多依賴于文壇宗主錢謙益的推崇和傳播。錢謙益是明清之際著名的文學家、學者，其詩文創作與文學主張對當時文壇產生了巨大影響。錢、程二人密切交往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左右，錢謙益在拂水山莊養病之時與程嘉燧談論詩法，對他甚是欽服，此后兩人多有交流，并在崇禎三年(1630年)一同隱居于耦耕堂，此后近十年朝夕相伴。在此期間他們一起談詩論畫，優游隱居，交流思想，可以說也正是因為錢謙益，程嘉燧在晚明乃至清初的聲名才得以彰顯，而錢謙益也明顯地受到了程嘉燧的影響。

首先，程嘉燧對錢謙益的影響表現在作詩、論詩上，錢謙益有“孟陽詩律是吾師”之言。他在《復遵王書》中載：“仆少壯失學，熟爛空同、弇州之書，中年奉教孟陽諸老。始知改轅易向。孟陽論詩，自初盛唐及錢、劉、元、白諸家，無不析骨刻髓，尚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劍川、遺山?！盵7]程嘉燧促使錢謙益從復古派轉向抒寫性靈，而且他不局限于一家之學的詩論也使得錢謙益在詩歌創作方面奉行轉益多師的原則，促進了其詩歌藝術的豐富和發展。程嘉燧晚年將目光轉向了陸游和元好問，并手鈔《中州集》。作為程嘉燧的知交，錢謙益接受了程氏的詩學思想，進而影響到晚明其他文人，引領了晚明詩壇宗宋詩風的興起。即程嘉燧“搜剔西涯詩集，洗刷其眉目，發揮其意匠，于是西涯之詩，復開生面?！盵4]1758正是受到程嘉燧的直接影響，錢謙益同樣“深推西涯”，并把李東陽與李夢陽看作是明代詩歌相互對立的兩種流脈之代表加以對照，明確貶抑和斥責復古派之詩，大力肯定和稱揚茶陵之體[8]。進而推動了晚明詩壇反復古主義詩風的再次興起。

其次，錢謙益的《列朝詩集》的編纂依據和體例最初由程嘉燧發起，受程嘉燧影響頗大。他在序言中說道：“錄詩何始乎？自孟陽之讀《中州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系人，以人系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仿而為之?！盵9]錢謙益以朝代時間順序收錄明代詩人作品并為他們專門寫傳，這樣的編纂思路始于程嘉燧。且在《列朝詩集》中，為王世貞和李東陽正名，肯定他們的文學創作，為更客觀地了解明代文人提供了不小的幫助。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完整構建了體現其文學思想和流派史體系的明代文學史，而程嘉燧正是促使此種研究基調奠定的重要人物?？梢哉f程嘉燧的詩學思想蘊含于《列朝詩集》編纂中，進而影響到后世對于明代詩歌整體的了解和評價。

作為布衣詩人，程嘉燧在晚明詩壇的影響是有限的，且囿于才力和晚明時代特征，他的創作也并不具有震撼性的力量。但其在詩歌理論方面的貢獻卻不容小覷，加之和錢謙益的親密交往，使得他的詩論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影響明詩健康發展的阻礙，引領了晚明宗宋詩風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