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方法論的演進論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

宋 玉 茹

(中共中央黨校 經濟學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主流經濟學是指在紛繁復雜的眾多西方經濟學流派當中，在一段時間內居于主導和支配地位、且對經濟政策發揮重要影響力的經濟學思想和流派。整個西方經濟學的起源應當追溯到從15世紀開始的重商主義階段。隨后古典經濟學興起，新古典經濟學接替，最后演進到當代西方經濟學。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學術界一直圍繞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旗幟之下，將經濟自由主義奉為圭臬。而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新古典經濟學一籌莫展，凱恩斯主義突起，宏觀經濟學形成，國家干預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在各種經濟學說不斷演進的幾百年中，經濟學方法論也在眾多紛爭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本文從方法論的視角入手，就不同時期的主流經濟學派的特征進行簡要介紹，以及對各個時期西方主流經濟學演變進程中一些受眾較多的方法論來進行論述。

一、重商主義與經驗總結法

從15世紀到17世紀中期之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萌芽階段[1]。伴隨著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等重大轉折接踵而來，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開始萌芽、形成以及走向確立。重商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一種理論反映。在此階段中，資本的主要形式以商業資本體現出來，重商主義直接代表的是當時大商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也反映了當時西歐各國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以及增強國家實力的歷史要求。

(一)重商主義的基本主張

重商主義所反映的是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最初要求，正如馬克思曾稱：“重商主義是對現代生產方式的最早的理論探討”[2]。

重商主義者將財富等同于金銀，認為只有金銀才是唯一的財富，除了開采金銀礦這樣直接的創造財富的活動外，只有對外貿易順差才能真正地創造財富，而價值只有在流通中才會得到體現。重商主義者的邏輯體系中認為國家內部的經營活動只影響國民財富的分配格局，無法增加國民財富總量，只有對外貿易順差才能增加國民財富，因此在進行財富擴張的道路上，他們主張擴大出口、削減進口。在政策上，重商主義者主張實施貿易保護政策，以此來遏制進口從而增加國民財富。這被看作是一種原始的國家干預主義的基調。

重商主義誕生于封建制度瓦解、對外貿易大發展，資本主義興起亟待探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近代歐洲原始資本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是曾經在西方長期奉若真理的經濟學理論，它不僅僅是當時的西歐諸國用來安邦治國的實踐準則，也是一場捷足先登的經濟學革命。其所堅持的保護貿易、積累金銀、扶持工業、國家干預、海外殖民等主張也促成了當時西方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這是當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崛起于全世界的基礎和保證。

(二)重商主義方法論：經驗總結法

重商主義的經驗總結法是西方經濟學成形之前的經濟學方法論[3]。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時期，重商主義的形成擺脫了西方傳統的封建主義倫理和宗教經典主義的桎梏，它是一種對商業資本利益和運行規律的反映[4]。

重商主義的經驗總結法是從實際經營活動中的具體情況，進行歸納分析使之上升為系統和理論的一般性結論，因此具有明顯的歸納法的特征，是一個從特殊到一般的哲學邏輯推理過程。而在重商主義者的理論體系中，他們通過對商業資本在獲取商業利益的經營實踐中所應當遵循的客觀規律進行總結，提煉出一套對當時而言普遍適用的經濟學原理，這便是其所體現出的歸納特征。

二、古典經濟學階段與方法論的發展

凱恩斯將其以前的西方經濟學稱為“古典經濟學”，將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70年代之前，從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以及大衛·李嘉圖，到庇古的西方正統經濟學流派稱作“古典學派”。從重商主義到古典經濟學的演變，不僅是經濟學自身的發展，也反映著資本主義從萌芽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的客觀規律。

(一)古典經濟學對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產生做出了貢獻

英國古典經濟學對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第一，古典經濟學最早地將研究的重心從流通領域轉向了生產領域[5]。經濟學家第一次將生產領域中的勞動視為創造國民收入的來源，這有別于重商主義僅將對外貿易視為收入來源，認識到勞動可以創造“剩余價值”，將研究的目光轉向生產領域，這代表著現代經濟學的真正的開端；第二，古典經濟學階段第一次提出并且較為系統地論證了勞動價值論，這為后人建立起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基礎[6]；第三，古典經濟學中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分工和交換理論；第四，古典經濟學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假設?！敖洕恕奔僭O成了日后眾多經濟學理論的基礎；第五，古典經濟學首次提出了“看不見的手”原理；第六，古典經濟學首次提出了比較利益學說。比較利益學說是實現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在經濟學史上對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古典經濟學階段的方法論演進

古典經濟學并不算得上是一個流派，而是屬于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在古典經濟學階段，方法論的發展并未得到長足的重視。這并不代表在當時的學者認為方法論并不重要，而是在他們的經濟研究中，諸如歸納法、演繹法等方法論被視為研究的基礎，視為顯而易見的研究準則，所以古典經濟學階段并未出現比較著名的方法論之爭。

1.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論證采取了并不相同的方法論原理。在《國富論》的前兩冊，亞當·斯密運用了比較靜態分析方法來進行論證，這種論證方法后來在大衛·李嘉圖的著作中也有所聯系。在《國富論》的第三、四、五冊以及在《道德情操論》的大部分內容之中，亞當·斯密又舉例運用了蘇格蘭歷史學派的極為不相同方法。

總體而言，亞當·斯密所使用的經濟學方法論主要包括比較靜態分析法、抽象演繹法以及現象描述法。從研究均衡狀態的角度來說，比較靜態分析所考察的是當初始的約束條件發生了改變時，原有的均衡狀態會相應地做出什么改變，并且對新舊的均衡狀態進行對比分析；而所謂抽象演繹法是一種由一般到個別的認識方法，是人們以一定的反映客觀規律的理論為基礎，從已知推導向未知的思維方法，這是一個去認識“隱形”知識的過程[7]。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研究中往往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對于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亞當·斯密運用科學抽象法來進行解釋；另一方面，在研究中他又采取現象描述法，將經驗和現象結合到一起[8]。亞當·斯密的現象描述法所描述的是不同的經濟現象之間純粹的表面聯系，他并沒有對其做出深入本質的研究分析，而是將不同經濟現象之間表面的聯系作為最后的分析結論。

2.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19世紀之后，全球金融貿易迅速發展，資本市場蓬勃興盛，經濟危機頻頻出現。在這一時期，李嘉圖的理論對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繼承了亞當·斯密的部分思想，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貿易[9]。在他嘗試對迅速興起的金融、資本市場中的經濟運行規律進行分析時，其所運用到的經濟學方法論卻與亞當·斯密的方法大相徑庭。李嘉圖的經濟學方法論可以概括為“提出假說、演繹推理”，也就是抽象演繹法。與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馬爾薩斯的經濟理論相比，李嘉圖更加注重長期的影響，并且其在抽象演繹中，更加偏愛簡單的模式的作用。

3.約翰·穆勒的總結。約翰·穆勒是李嘉圖的學說堅定的擁護者和追隨者，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一直到1890年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之前，這本著作一直被各界奉為經濟理論的圣經。在此書中，約翰·穆勒將亞當·斯密的生產費用學說、詹姆斯·穆勒的工資基金學說、威廉·西尼爾的“節欲論”、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等等進行了綜合，主張放任自由和國家干預相結合。在他構建的經濟學框架下，他提到“經濟學要找出一些社會現象的規律，這些現象是人們為了生產財富而聯合活動產生的，而且不因為對其他現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盵10]在他看來經濟學所要研究的是經濟人的行為模式以及社會運行的客觀規律。

1843年，穆勒的《邏輯學體系》發表，他在此書中專門論述了方法論，尤其是歸納法和演繹法。事實上，經濟學方法論就是廣義的經濟學邏輯體系，穆勒在書中極大發揚了抽象演繹法，并極度崇尚，他認為這是經濟學方法論中精妙的研究方法，并且幾乎是唯一的方法。這是因為，穆勒認為在不同的學科上，歸納法和演繹法具有不同的含義，經濟學與大多數的物理科學不同，這門學科是無法進行實驗的，尤其是缺乏培根所說的“實驗排斥法”[11]。

穆勒所提出的經濟學以事實為標準，通過抽象演繹法，從假說推理出發，分析探索真理的模式，他將這種方法論稱為“邏輯實證方法論”，這也是后世的西方經濟學所進行研究時的主流方向。馬奇就曾指出：“穆勒作為一名方法論家的影響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他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演繹——法則解釋模型的最早的應用者?！盵12]

三、新古典經濟學階段與方法論的發展

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之前，西方經濟學進入新古典經濟學階段。這一時期眾多的轉折性事件的發生為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的革命奠定了基礎，西方微觀經濟學也是在這個時段成形。19世紀中期，西方各國發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19世紀下半葉，隨著數學以及微積分的快速發展，邊際學派利用數學工具發展出了邊際效用論，引發了著名的“邊際革命”，從主觀效用的角度描述了經濟人個體對價值的效用問題，西方經濟學由此獲得了全新的風貌，新古典主義也應運而生。

(一)新古典經濟學階段的理論發展

19世紀70年代，法國的里昂·瓦爾拉斯、英國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以及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幾乎同時提出了邊際效用論[13]。不同于勞動價值論，邊際效用論強調決定商品價值的是商品的邊際效用[14]。這種理論的問世站在了古典經濟學理論基礎的勞動價值論的對立面上，從客觀的生產角度轉向了主觀的需求角度，將研究的重心轉向了微觀領域內既定的制度條件下的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在研究方法上，他們確立起一種名為“邊際分析”的分析方法，這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萌芽。這次革命是奠定西方經濟學基礎的重要革命，即“邊際革命”。

對立爭論后都伴隨著理論的融合，英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將邊際學派的邊際效用論同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相結合，構建了“均衡分析法”，形成了以邊際分析法為基礎、研究單個經濟個體的經濟行為的、擁有完善的市場機制的微觀經濟學理論體系，并于1890年出版著作《經濟學原理》，這一直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之作，標志著西方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的正式形成以及新古典經濟學派正式出現。直到凱恩斯革命發生之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一直位居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在理論觀點上，新古典經濟學的“內核”觀點依舊奉行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如“經濟人假設”、市場的完全競爭假設，宣揚經濟自由主義。它的不同之處在于：以效用價值論反對勞動價值論，以邊際分析方法作為分析工具，以及對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的運行過程和調節機制做出了更加精密的研究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形成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將近一個世紀之中，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和發展特征[15]。

(二)新古典經濟學階段的方法論演進

經濟學界的第二次革命，即“邊際革命”不僅對微觀經濟學的成形奠定了基礎，其同樣對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新古典經濟學階段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包括邊際學派的邊際分析法以及馬歇爾的均衡分析法，以下將對其進行簡要的介紹。

1.邊際分析法。在西方經濟學中，邊際分析方法所指的是研究一種因素的數量的變動對其他因素的變動所產生影響的分析方法。邊際分析方法運用導數和微分的方法來研究經濟運行中的細微增量的變化，用以分析各個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變化過程[16]。

在西方經濟學的廠商理論中，以邊際分析法來確定最優生產規模時，往往以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MC=MR)時的產出作為最大產出量的點。在這一點時，每增加一單位的產出所帶來的收益的增加與其帶來的成本的增加相等，這就是邊際分析方法在廠商理論中的運用之一。

邊際分析法在西方經濟學中的地位斐然。不同于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它是一種現狀分析，是對新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的。邊際分析方法的問世不僅使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發生了轉移，它開創了西方經濟學“數量化”的時代，直接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根基，并使得實證經濟學得到了重大的發展。不管是對當年還是后世的經濟學研究，邊際分析法的問世都是一場革命性的貢獻。

2.馬歇爾與均衡分析法。馬歇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一書是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大衛·李嘉圖的《賦稅原理》等齊名的劃時代巨作[17]。他所提出的“均衡價值論”是將英國古典經濟學派傳統研究成果與邊際革命之后的分析方法相融合所提出的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在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價值論是從商品的供給出發，從生產的視角來研究價值的決定；而邊際效用論則偏重于以效用為核心的商品需求側的研究。馬歇爾的均衡價值論將勞動價值論以及邊際效用理論這兩個對立矛盾的理論進行了辯證統一，挖掘出商品的均衡價格是主觀和客觀相一致時的價值，認為價值與均衡價格是相一致的。除此之外，需求與供給所分別決定的價格走勢相反，當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狀態時，產量和價格也會同時達到均衡。馬歇爾的均衡價值論將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與邊際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市場機制凝結到一起，這是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飛躍。

此外，馬歇爾所開創的均衡分析法作為一種有效的研究工具對后世的經濟學研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馬歇爾的均衡分析方法就是要考察經濟體系中在一定預算約束下，整個經濟邏輯體系達到均衡狀態時所出現的情況，以及達到均衡時所需要的相關條件。均衡分析方法作為經濟理論研究時一種必要的抽象手段，是進行經濟學研究時重要的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又分為局部均衡分析以及一般均衡分析法。其中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考察的是假定其他條件既定的狀態下，單一的商品市場達到均衡狀態時的條件；而一般均衡分析更加廣義，要將所有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都考慮在內，對整個經濟體系完全均衡時的條件進行考察[18]。

當然，均衡分析法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其所假設的前提中，經濟個體之間互不聯系的狀況其實并不適用于某些現實分析，由此也并不能對眾多的經濟現象提供合理的解釋。

四、當代經濟學與方法論的發展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革命標志著當代西方經濟學誕生。在資本主義大危機的背景之下，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出清理論受到了嚴峻質疑，凱恩斯由此開創了宏觀經濟學新篇。當代西方經濟學在凱恩斯革命之后亦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新古典綜合派、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供給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先后占據著主流經濟學的位置。與此同時，經濟學方法論也在當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但是與前期經濟學研究中所采取的相對單一的方法論不同，當代西方經濟學所采取的方法論往往更加綜合而廣泛。

(一)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

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第一個時期是“凱恩斯革命”時期。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一場巨大的經濟危機，傳統西方經濟學所信奉的“薩伊定律”(1)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身的需求”，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的經驗事實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都證明薩伊定律是錯誤的。受到了嚴重挑戰。面對經濟衰退和大蕭條，新古典經濟學一籌莫展，他們的范式無法分析當時的經濟狀況，“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市場會自動出清”等不再適用，一套新的范式亟須出現以取代舊的范式。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36年，隨著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發表，引發了經濟學界第三次革命，即“凱恩斯革命”[19]。

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期，即“凱恩斯革命”時期，凱恩斯經濟學一直占據官方經濟學的位置。其研究重心從供給端轉向了需求，認為“需求可以自己創造自己的供給”，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原理，以拉動內需作為政策主張，摒棄了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由此，“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共同調節的機制被造就，國家干預一時間壓倒了放任自由的主張。除此之外，凱恩斯經濟學還拉動了一場經濟學分析方法上的革命，凱恩斯在著作中將馬歇爾的研究首次命名為微觀經濟學，認為微觀經濟學是通過個體分析法來研究單個經濟人的經濟活動和經濟效應，為了解決當時失業率飆升、經濟衰退的矛盾，凱恩斯開創了總量分析法，以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作為研究對象，建立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標志著宏觀經濟學的誕生。

20世紀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末期，保羅·薩繆爾森融合了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對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做出了重大的發展，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并一度占據正統經濟學的地位。新古典綜合派作為新古典綜合派的“集大成者”對凱恩斯經濟學做出了眾多修改和發展，該學派認為凱恩斯的理論依然是一個“特殊理論”，因為其研究的是短期的非充分就業時的狀況，因此他們將假設擴展到更一般的情形，創建了在長期充分就業時也適用的“一般理論”，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包括混合經濟論、現代市場經濟結構論、市場利弊論以及政府干預的目標、手段和效果論。這一時期所出現的“兩個劍橋之爭”也是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經典的爭論之一。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直到80年代末期，這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第三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新自由主義曾一度占據官方經濟學的位置。這是由于自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資本主義各國普遍出現了“滯漲”即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并存的現象。而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這兩種并不能并存，由此凱恩斯主義陷入窘境。各種新自由主義學派紛紛亮相，現代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供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等各大經濟學派紛紛林立[20]。這些學派力求進一步完善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理論，試圖將其延伸至宏觀領域，并且力圖構建出一種新的微觀基礎來適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體系。

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直到目前為止，這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第四個階段。在此時期新凱恩斯主義居于主流地位，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并存且爭論，這是一種新的“綜合時期”。在這段時期內，新凱恩斯主義成為克林頓政府的官方經濟學，其引入了價格黏性、市場不充分和信息不對稱，重新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嚴重失業的現象成因做出了解釋。在此階段其重拾國家干預主義，在更大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上將“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進一步聯系起來，對國家經濟實施一定程度上的干預。

從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脈絡中可以看出，人們在“政府”與“市場”這兩雙手之間始終糾結不已但是又在曲折中不斷前進、不斷找到更加深化的理論路徑。

(二)當代西方經濟學階段方法論的發展

方法論發展到當代西方經濟學的階段之后出現了眾多不同的聲音，各個時期的各大學派在眾說紛紜、兼容并蓄中實現了螺旋式的理論前進。從凱恩斯革命開始，到新凱恩斯主義成為正統主流經濟學為止，人們在爭論和探索中實現了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進一步推進。

1.凱恩斯革命帶來的方法論的革新。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首先具有明顯的宏觀的或總量的特征。在凱恩斯之前的經濟學人們的研究多是著眼于微觀個量的研究，而凱恩斯以總量研究法，將整個國民經濟作為研究對象，開創了經濟核算的先河，也標志著宏觀經濟學的誕生[21]；其次，凱恩斯將研究重心從供給端轉向需求端，他拒絕了薩伊定律中“供給能夠自動創造需求”“市場能夠自動出清”的假設，以“有效需求”不足的觀點重新解釋經濟危機所帶來的一系列后果。除此之外，凱恩斯經濟學中所采用的IS-LM模型中沿用了前人的靜態均衡分析的理念，這種分析工具與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所運用的供給需求分析的架構所類似的。綜合來看，在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上，凱恩斯經濟學做出了重大的創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其研究還是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這也是被后人所詬病的缺陷之一，他對微觀分析法、結構分析法都是有所忽視的。并且他過分強調了國家干預主義而否定了市場的作用，這顯得有些片面。

2.薩繆爾森對凱恩斯經濟學的完善。薩繆爾森主要采用的是規范分析法，他在研究中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推向了更一般的水平。薩繆爾森將凱恩斯主義的成果與新古典綜合派的傳統理論結合到一起，以“新古典綜合”(2)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又把他們這個學派更名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體系成為經濟學界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承認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他認為在凱恩斯經濟學中，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是缺失的，這就會造成宏觀整體分析與微觀個體研究的脫節。因此，薩繆爾森強調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馬歇爾新古典理論相結合的必要性，主張在短期未實現充分就業的時候要靠國家干預，而在長期實現充分就業的時候要依靠市場自發的調節機制來實現自動出清，即將“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結合到一起。在研究中在原有的兩個研究主體即消費者和廠商之外加入政府，而在傳統的西方經濟學中，政府一般都被視為游離于市場之外的因素。在經濟學分析中開創性地加入政府作為經濟主體之一，是薩繆爾森的巨大創見。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了現代市場經濟結構理論，在分析時將原有的“完全競爭市場”“完全壟斷市場”和“不完全競爭市場”三大類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區分為“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兩種形態，這是極具有現實意義的。

3.現代貨幣主義與弗里德曼的實證分析法。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現代貨幣主義在美國出現。貨幣學派的產生是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對抗凱恩斯主義、以現代貨幣數量論為理論基礎、反對國家干預主義[22]?，F代貨幣主義學派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種新自由主義學流派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1953年，現代貨幣主義的代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著作《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問世。弗里德曼推崇實證主義，他提出了一個經典創見：“檢驗一個經濟學理論是否科學的唯一標志，就是對其經濟的預測與實際數據加以比較。而經濟學是否能夠成為實證科學的重要特征就在于這一理論是否能夠預測未來?！盵23]此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在貨幣主義的推崇下，在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界掀起了一場關于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論的爭端。此爭端還涉及多個方面，經濟學究竟是預測未來還是解釋過去的學科，政策究竟是具有無效性還是有效的，貨幣究竟是中性還是非中性的，整個經濟學界幾乎都陷入了這場論戰。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并不支持其有關“預測未來”的說法。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一直綿延了半個多世紀，實證分析法對后世的經濟學研究也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4.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方法論演進。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由理性預期學派發展而來，它的產生源于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24]。羅伯特·小盧卡斯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對凱恩斯主義提出了批判。這種方法論上的發展不僅僅對宏觀經濟學影響巨大，也對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西方經濟學的發展開拓了全新的道路。并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吸收了貨幣主義的邏輯，并以“理性預期”的概念對宏觀經濟學進行改造，認為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基礎，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的根基進行了否定[25]。這是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的第六次革命，又被稱為理性預期革命。除此之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還提出并構建起了貨幣周期理論，堅持“貨幣中性”的觀點，進一步闡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無效性。

5.邏輯實證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證偽主義和證實主義之間的紛爭也是西方經濟學中著名的爭論之一?？枴げㄆ諣柺亲C偽主義的創始人，他認為，“科學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就是可證偽性，理論只能被證偽而不能被證實”[26]。而在證偽主義的理論體系中，科學探索的過程并沒有用到歸納法，因而也并不存在歸納問題。證偽主義與歸納主義并不相同，他們并不尋求一個正確的結論，甚至還認為所有的理論最終都會被證偽。而邏輯實證主義是以經驗為根據、以邏輯作為工具來展開推理，并用概率論來對結論進行修正的分析方法。邏輯實證主義是毋庸置疑的理性主義，其認為可以站在經驗主義的視角去量化一切從而達到認識一切的目的。兩者之間的爭論對于經濟學研究具有諸多的啟發意義。

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觸角所涉及的方面十分廣泛，從單純的經濟學理論的認知地位深入到經濟假說的實在性研究,從經濟學中的批判實在論、實用主義、實效主義轉向經濟學的哲學邏輯問題，從方法論的實證與規范、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歸納與演繹的爭論到長期與短期、自由與干預等研究視角的變換，經濟學方法論也在不斷地爭論中一步步革新。限于本文的研究目標和篇幅也無法窮盡。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在整個經濟學發展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值得我們以孜孜不倦之心不斷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