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

陳進華

在中國大地上“扎實推進共同富?！币殉扇衿谂?，但共同富裕道路應當怎么走？如何推進共同富裕，讓期盼變為現實？事關百年大黨對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積極回應和堅定謀劃，需要一個長期探索的實踐過程，“我們要創造條件、完善制度，穩步朝著這個目標邁進”。(1)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求是》2022年10期。目前學界對“共同富?！薄肮餐辉Ｊ痉秴^”等熱詞高度關注，從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等多層面、多視角對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等問題進行了富有建設性和啟發性的理論探討。為全面把握“共同富?！苯ㄔO的現代化邏輯，避免“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盲目或內卷，既需要上溯其源，凝練命題，形成清晰的研究框架，也需要直面問題，層層推進，形塑理性的批判思維，從而自覺地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為引領，提升“扎實推進共同富?！苯ㄔO效能。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動員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和諧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驅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建設進程。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準確把握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階段性、層次性、方向性，架構“黨建引領、人民至上、綠色發展、數字賦能”的理論場域，創新“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制度機制，使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從“示范”走向“全面”，將成為“扎實推進共同富?！钡膹秃线壿?。

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邏輯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遵循歷史邏輯是黨在百年奮斗中順應歷史大勢、掌握歷史主動，不斷探索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重要經驗。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治理作為一種驅動共同富裕的實踐方式，經歷了由“互助合作”“先富帶后富”“抓大放小”“精準扶貧”，逐步實現“解決溫飽、突圍貧困、縮小差距、全面小康”的歷史變遷。

(一)以“互助合作”化解工農溫飽的社會治理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生產力低下的基本國情，首要任務便是解決人民群眾基本溫飽問題。倡導以“工農聯盟”為主體解決極端貧困狀態下的“溫飽問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推動“共同富?！钡膶嵺`方式?！盎ブ献鳌弊鳛橐环N社會治理機制，旨在通過構建人與人之間相互幫扶的社會組織形態，解決處于極端貧困狀態中的社會群體的溫飽問題。毛澤東認為，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取決于勞動群眾之間的互助合作水平?！耙驗榇蠹覄趧?，力量大，單干辦不到的事，互助組能夠辦得到，互助組辦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夠辦得到，所以互助組比單干強?！?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頁。毛澤東在審閱關于統購糧食的宣傳要點時強調：“農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應該積極加入帶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互助組，加入半社會主義的生產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將來就可以再進一步實行集體農民公有制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合作社(就是集體農場)和供銷合作社，實現集體生產和富裕生活?！?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379頁。顯然，這種“富裕生活”，既是指農民階級的“共同富?！?，更是指工農聯盟的“共同富?！??！肮と嗽诔鞘欣锝ㄔO，農民在農村里建設，農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賽，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這才是真正的工農聯盟?！?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379頁。毛澤東首次將對農民群眾進行共富教育納入了黨的正式文件，受到教育的貧苦農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韶山鄉全體農民在1954年12月13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全鄉農民大家富裕，共同上升，增加了生產，改善了生活，并以更多的糧食支援國家建設?！?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640頁。但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原始公有制等思想局限，在實踐中，以互助合作為基礎的生產組織形式，在利益分配方面形成了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點，即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嚴重挫傷了部分勞動者的積極性，出現了大量消極怠工的現象，極大地打擊了農村的農業生產。

(二)以“先富帶后富”破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頁。改革開放初期如何在創新政策供給、優化制度設計等層面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解綁、賦能，成為領導人和廣大民眾的熱切期盼?！跋雀粠Ш蟾弧弊鳛楦母镩_放初期黨的群眾路線在擺脫貧窮、實現人民共同富裕戰略中的生動踐行，主要圍繞打破平均主義、落實按勞分配這兩個基本點展開。相對于平均主義、“大鍋飯”導致的普遍貧窮而言，“先富帶后富”的本質是財富分配原則由平均主義向效率優先轉換，蘊含著公平對效率的價值訴求?！皶r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口號，就是“先富帶后富”彰顯出的價值理念的一種話語表達?！拔覀儓猿肿呱鐣髁x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5頁。先富帶后富的關鍵問題在于落實按勞分配原則，使勞動投入多、質量高的勞動者先富起來，由此對未富的人形成利益上的正向激勵效應，繼而激發出社會主義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與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為社會主義經濟提供可持續發展動力，以不斷提高勞動者收入。鄧小平主張以按勞分配驅動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總的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頁?！拔覀円诩夹g上、管理上都來個革命，發展生產，增加職工收入”。(9)《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30頁。在如何貫徹按勞分配原則，進而推動先富帶后富，繼而擺脫貧困，實現共同富裕問題上，鄧小平主張在工農業領域落實責任制的經濟社會管理方法?！耙ㄟ^加強責任制，通過賞罰嚴明，在各條戰線上形成你追我趕、爭當先進、奮發向上的風氣?！S著經濟的發展，路子會越走越寬，人們會各得其所?！?10)《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1—152頁?！跋雀粠Ш蟾弧痹诩ぐl勞動者積極性、擺脫貧窮、彰顯公平對效率的價值訴求的同時，也導致貧富“兩極分化”現象逐漸凸顯?！叭绻銉蓸O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因此，“縮小差距”以提升共同富裕層次就成為社會治理變遷的階段性價值取向。

(三)以“抓大放小”激發多元主體積極性的社會治理

“抓大放小”，是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針對當時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貧富差距懸殊問題提出的一種激發多元主體動能的改革治理思路。從理論上講，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系中，落實按勞分配原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且重要途徑，但具體實踐效果卻難以盡如人意?；诖?，需要“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12)《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頁。在以“抓大放小”治理理念和治理機制，有效激發多元主體動能的過程中，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得到確立。黨的十五大提出：“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试S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13)《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2頁。黨的十六大進一步“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14)《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頁?！胺攀肿屢磺袆趧?、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5)《胡錦濤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頁?！白ゴ蠓判　钡纳鐣卫頇C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效應，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得到明顯提高，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貧富差距的擴大趨勢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扭轉，而且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象日趨嚴重。

(四)以“精準扶貧”實現全面小康的社會治理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16)習近平：《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4期?！熬珳史鲐殹本褪且浴跋飸稹薄叭獠笔降陌邢蛑卫頇C制實現2020年全面脫貧目標。

“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3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的，旨在探索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脫貧經驗的社會治理方略。通過精準到人、時間、目標及政策，力求精準解決“扶貧誰、誰扶貧、怎么扶、如何退”等扶貧問題。以“扶貧、扶智、扶志”的融合機制為貧困戶建檔立卡，深入推進產業升級、易地搬遷、生態優化、教育扶貧，綜合賦能貧困人口人力資本的開發和培育，引導和鼓勵落后地區貧困戶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實現脫貧致富。精準扶貧是為了精準脫貧，為了實現貧困戶、貧困村、貧困縣精準退出，也為了避免部分貧困群體陷入“福利陷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點貧困退出機制的考核方略，即“要設定時間表，實現有序退出；要留出緩沖期，在一定時間內實行摘帽不摘政策；要實行嚴格評估，按照摘帽標準驗收；要實行逐戶銷號，做到脫貧到人”，(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頁。以增強脫貧工作績效的可信度和可持續性，從而實現“真脫貧、脫真貧”，真正實現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的全面脫貧目標。簡言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工作機制與成效為“扎實推進共同富?！睉鹇圆渴鹛峁┝藞詫嵉奈镔|基礎、良好的社會結構和高效能的治理經驗。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農業大國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無疑是一項長期、復雜、艱巨的偉大任務。黨之所以能夠帶領人民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致富道路，就在于遵循社會發展規律、以人民為中心，妥善處理了不同發展階段所面臨的若干重大社會治理難題，成功探索了以“互助合作”“先富帶后富”“抓大放小”“精準扶貧”等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性的社會治理經驗，在尋求“共同富?！边M程中演繹著社會治理變遷的歷史邏輯。

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理論邏輯

理論邏輯是對歷史邏輯的反映和理解、傳承和超越。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生命力源自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觀察社會、研判方向，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引的方向不斷驅動共同富裕建設。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方法論原則?！霸谖覈鐣髁x制度下，既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又要防止兩極分化，切實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8)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求是》2022年10期。依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邏輯，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應從以下四方面著手。首先，正確處理做大“蛋糕”與切好“蛋糕”的辯證關系，積極引導全體人民共同奮斗。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在實現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方面已經積累了大量實踐經驗。高科技領域脫穎而出的“華為”作為踐行“我們要創造條件、完善制度，穩步朝著這個目標邁進”(19)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求是》2022年10期。的典型代表之一，用其實際行動詮釋了如何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關系轉化為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有機結合。其次，做大、做優、做強、做久實體經濟。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戰爭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隱含的諸多不確定性相互疊加，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從表層上看，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種挑戰，從深層次上看，這暴露了我國實體經濟在“大”“優”“強”“久”等高質量要求方面的短板?！安粩鄩汛髮嶓w經濟，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導向”(20)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求是》2022年10期。是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再次，發揮好分配的功能和作用，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關系?！皹嫿ǔ醮畏峙?、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要發揮再分配的調節作用，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提高精準性。要發揮好第三次分配作用，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和社會群體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但不能搞道德綁架式‘逼捐’?！?21)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求是》2022年10期。最后，完善公共服務政策制度體系。公共服務政策體系主要是指以政府為主導、以社會團體和私人機構等為補充的供給主體，以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為主要目的而建立的一系列有關服務內容、服務形式、服務機制、服務政策等的制度安排。公共服務政策制度體系的完善對于激發勞動者積極性，提高共同富裕服務效率意義重大。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促進共同富裕既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政策、制度支撐，以激發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也需要采取相應措施避免使人掉進“內卷”“懈怠”“躺平”“佛系”“懶人”“不勞而獲”的“陷阱”或“溫柔鄉”。為此，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理論邏輯要以“重在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兜住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底線，不吊高胃口、不空頭許諾”為導向，避免重蹈拉美的“福利主義”覆轍。

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方法論原則，堅持“黨建引領、人民至上、綠色發展、數字賦能”，將成為新時代社會治理驅動“扎實推進共同富?！边M而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守正創新的四大理論邏輯。

第一，黨建引領邏輯?！爸袊伯a黨的堅強領導”作為我國發展的戰略性有利條件，是百年大黨奮斗經驗的重大成就和新時代發展經驗的理論總結，也是對社會治理創新驅動共同富裕的責任擔當。黨建引領的本質就是把“黨領導一切”的根本原則轉化為社會治理創新的集體行動。其中，堅定理想、使命和愿景，制定戰略、策略和政策，共建、共治和共享，增強秩序、活力和效能，是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創新的制度優勢。以跨界協調社會治理主體、搭建社會治理網格、整合社會治理資源，增強社會治理合力，即民生需求在哪里，貧富分化在哪里，重大實事項目和重要民生工程在哪里，黨建引領就覆蓋到哪里、落實到哪里、擔當到哪里。簡言之，事關共同富裕社會治理創新的時與勢、人與事、情與理，都是“黨建引領”之大者。

第二，人民至上邏輯?！爸螄谐?，而利民為本”。堅守人民屬性、人民立場、人民基因、人民本色、人民情誼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不變承諾，也是社會治理創新的價值準則。黨的十九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重大判斷極大地強化了“人民至上”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價值準則效應，違背人民至上準則，就是對共同富裕的背離，就是對社會治理創新主體的蔑視?！叭嗣袷虑槿嗣褡h”是人民至上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實現方式。大到社區發展規劃的制定，小到社區生活垃圾分類，人民群眾都能自覺、自信、自強地參與其中，充分體現了廣集民意、凝聚民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的優勢和社會治理創新活力。

第三，綠色發展邏輯。綠色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社會治理創新的底線和支撐。綠色發展作為一種以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為路徑，以破解工業化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為切口，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目的，科學合理規劃社會發展的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的新型現代化發展道路，將成為社會治理創新的基本路徑。依據綠色發展理念，社會治理創新必須聚焦以下幾點：首先，要科學認定綠色標準，倡導綠色創新，引領綠色生活時尚，(22)劉希剛：《從生態批判到生態文明：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的價值邏輯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3頁。撐起環境執法的制度體系，以充分釋放社會性的綠色發展潛力。其次，統籌生產、生活和生態的綠色空間結構，優化社會綠色格局、擴大社會綠色容量，構建社會綠色發展一體化管控機制。最后，要加強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以提高生物多樣性為目標導向的生態修復體系，促進社會氣候調節、水文調節、環境凈化，為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提供生態保障。

第四，數字賦能邏輯。作為一種“技術支持”，大數據技術廣泛應用于社會治理的流程再造和模式優化，可不斷優化社會決策機制、調控社會風險、增進糾紛解決機制的可視化和參與性，改善社會公共服務供給，不斷優化治理效能。伴隨不確定性社會風險的破碎化、流動化、復雜化、高?；?，社會治理創新需要實現大數據場域中體系結構的變革，即通過數字賦能重塑社會治理創新的“主體結構”“權力結構”和“話語結構”。社會治理創新的數字賦能邏輯包含著技術理性、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互為支撐的多重含義：一是依靠數字技術建構社會治理體系；二是社會治理創新的數字化；三是社會治理創新的工具化。數字賦能提升了社會治理創新的智能化、精細化和規范化水平。依托一體化、零延時的數字環境，公民個體利用鼠標就能參政議政、借助手機就能伸張正義，智慧政務、智慧司法、智慧參與成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時代大勢。同時，數字安全是數字賦能社會治理創新所需應對的最大挑戰，保障數字安全、加強大數據治理，也將成為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硬核邏輯。

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以“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為切入點

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高質量發展的實踐問題?！案哔|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作為我國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而采取的一種制度創新，旨在下好共同富裕先行先試的“精準棋”?！肮餐辉Ｊ痉秴^”作為一個在社會實踐中建構的社會共富示范體，尊重發展差異、地域特色和人文精神，建構涵蓋“政策驅動、區域治理、示范機制、共享發展和民生福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揭示了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從“示范”走向“全面”，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守正創新的實踐邏輯。

(一)政策驅動的統籌邏輯

政策驅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優勢的根本路徑，也是助推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重要舉措。國家通過政策驅動方式強化社會治理創新驅動共同富裕，其邏輯在于政策制定者在一定行政區域內設計推行一系列公共政策，以規范、宣傳和演示其具體內容、執行過程、運行效果及經驗推廣的動態過程，其政策驅動力的強弱取決于“政策需求—政策供給能力”的匹配度。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問題上，國家實施了幾經變遷的社會治理創新戰略戰術。1956年，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針對沿海和內地工業發展關系問題，提出了大力發展內地工業的區域經濟戰略布局，對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意義重大。1978年，鄧小平提出了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構想，“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區，那里的生產和群眾生活還很困難，國家應當從各方面給以幫助，特別要從物質上給以有力的支持”。(2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2頁。此后，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2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7—278頁。在這種區域發展戰略治理驅動下，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江澤民延續鄧小平“兩個大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有力地推動了西部經濟的發展，縮小了區域間的貧富差距。黨的十六大以來，先后啟動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的區域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帶一路”、自由貿易試驗區、長江經濟帶等為傳統區域治理注入了新內涵和新動力。新時代的區域總體發展戰略，是對共同富裕區域治理理論與實踐的延續與深化，而“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則是新時代“繼續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落子布局的實踐舉措。

(二)區域治理的地方經驗

作為一種區域性的政治制度安排，區域治理主要用于描述一定區域范圍內政治合作和公共事務處理的運行狀態。它以區域聯結、區域建制和區域發展為基本變量，形成區域協調、區域管理和區域監測等基本機制，將成為“不充分、不平衡、不確定”發展時期穩定區域合作、推動區域善治的常態機制。當前，我國區域治理呈現多層結構式創新，但也因區域治理體制韌性而面臨發展阻滯。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體系架構，即通過制度設計、執行與變遷，建立健全區域治理體系。共同富裕示范區所蘊含的區域治理義理，不僅豐富和充實了傳統區域治理的知識存量和思維認知，也是對傳統區域治理理論的超越，旨在造就建構區域治理體系的新內涵和新突破，以助推區域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浙江以科技創新為動力，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創造了“最多跑一次”的基層治理樣本、“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在處理“包括國企與民企的關系、內資與外資的關系、政府跟市場之間的關系、大型企業與中小型微型企業之間的關系、制造業跟服務業之間的關系、工業與農業的關系”(25)鄭永年：《共同富裕與中國共產黨的新使命》，《浙江日報》2021年8月2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突出。據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為率先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強勁內生動力”。

(三)示范機制的效能邏輯

“示范機制”作為創新社會治理的一種重要制度安排，旨在下好先行先試的“精準棋”。其過程主要呈現為“典范”創建和“示范”效能，將經過實踐檢驗的社會治理理念、機制、方法轉化為一種公共資源、信譽和權威，為社會整體的后續發展提供可觀察、可復制、可推廣的政策經驗和可行性方案。共同富裕示范區的示范邏輯，主要呈現為由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個體等基于地理環境、資源稟賦、傳統習俗、風土人情、認知態度、產業結構、就業機會、分配制度、健康水平等建構的一種具有創新特色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一種可以將不同主體、不同資源、不同能量整合起來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將成為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示范主題，衡量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成敗的標識?！笆痉稒C制”本質上是一種集資源、技術、人才、組織、政策、制度等于一體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機制，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建設過程也就是一種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的過程。共同富裕示范區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構，一般呈現為創建和推廣兩大階段：創建階段主要由示范區從現實狀況出發，充分激活技術、資源、政策等多種要素的內在潛力，進行組織引導、社會動員和資源整合，激勵示范區積極作為、統籌發展與安全，圍繞建構共同富裕示范區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開展先行先試；推廣階段主要根據經過實踐檢驗正確的示范區經驗，通過考察訪問、經驗交流、學習借鑒等形式，由示范區帶動其他區，從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的當下中國，率先創新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社會治理創新邏輯，其內在機理既根植于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民生需求，也得益于國家共享發展理念的政策驅動。

(四)共享發展的優勢邏輯

“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共享發展優勢邏輯豐富生動，其要點聚焦于充分性、平衡性、可持續性三大發展邏輯。

“充分性”作為社會治理創新邏輯的共享優勢，主要體現在由工資收入、經營收入、財產收入和轉移收入等構成的人均富裕結構和程度上。與發達國家比，我國人均富裕程度還有很大差距。但從歷史縱向維度來看，我國人均共同富裕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2021年的12000多美元。在此基礎之上，如何優化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比例結構，需要創新“共同富裕示范區”區域治理做出標桿性示范。

“平衡性”作為社會治理創新邏輯的共享優勢，主要關乎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的分配結構問題。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比例結構不夠合理、不夠平衡，而浙江的城鄉、區域、行業間的分配結構較為均衡。2021年浙江人均GDP最高為杭州，最低為麗水，分別是149857元和68101元，前者是后者的2.2倍，彰顯了創新“共同富裕示范區”區域治理的平衡性示范。

“可持續性”作為社會治理創新邏輯的共享優勢，重在強調維持共同富裕的動態連貫性。我國雖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開啟了“扎實推進共同富?！毙抡鞒?，但這并不意味著影響共同富?？沙掷m性的貧富分化風險就此消失。比如，我國低收入群體規模依然龐大，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明顯，且共同富?？沙掷m性動力不足。鄭功成的研究數據顯示，“按照政府、企業、居民三大類別，我國居民收入占比長期處于下降趨勢。2000—2010年，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占比下降7.08個百分點；2010—2020年，綜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居民收入占比提高了約4.5個百分點，但依然偏低。目前，全國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約為3億，低于2000元的人約為7億”。(26)鄭功成：《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3月11日。這組數據表明，就總體而言，我國實現共同富?？沙掷m性的動能不足?！敖刂?020年底，浙江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年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情況、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個清零’”，(27)《浙江各地發展同步、服務同步、管理同化——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經濟日報》2021年5月16日。為創新“共同富裕示范區”區域治理的可持續性積淀了強大的示范動能。

(五)民生福祉的優先邏輯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民生福祉優先，是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價值指向。高質量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就是對廣大人民群眾向往美好生活訴求的實踐回應。

新時代中國共同富裕，“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28)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求是》2022年10期。其一，以公平發展理念賦能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每個群體，既鼓勵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聰明智慧的人多勞多得，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也要為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弱勢群體“保底”，以維持社會穩定性。正如鄭永年在闡述“公平社會與共同富?！倍哧P系時所言，既要“‘上不封頂’，創造財富沒有上限”，又要“‘下要保底’，一是要保障民生，二是要解決城鄉問題”，同時還要“做大中產”。(29)鄭永年：《共同富裕與新發展階段新使命》，《浙江日報》2021年4月19日。其二，“發揮民營經濟在做大‘蛋糕’、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厚植民營經濟共富‘土壤’，以創新性舉措放大民營經濟‘創富屬性’，以創造性張力拓寬共同富裕途徑”。(30)《溫州打造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市域樣板行動方案(2021—2025年)》,《溫州日報》2021年7月30日。由此可見，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在充分釋放區域內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富裕潛能方面的特色尤為鮮明。其三，以“實體經濟”賦能民生福祉。遍地開花、百花齊放的實體經濟發展格局是區域性共同富裕的堅實基礎。據此，《意見》明確要“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夯實共同富裕的產業基礎”。其四，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賦能民生福祉。就國內循環角度而言，浙江依托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區位優勢、政策紅利，充分吸收周邊地區溢出的各種生產要素來做大做強特色產業。就國際循環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浙江與時俱進地以新模式、新業態搞活內外市場。浙江企業借助中歐班列，用小商品進軍中東歐市場，積累起資本、技術后，又發展起了跨境電商“買全球，賣全球”。如今，又乘數字經濟“東風”，發展數字貿易，實現了“全球買，全球賣”，為優先保障民生福祉開辟了全球市場。

此外，在如何優化先富幫后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的長效機制、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等具體問題域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社會治理創新同樣面臨著新挑戰和新機遇，亟待在社會治理創新中貢獻先行先試的智慧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