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出場邏輯、動力機制與關鍵路徑

呂永剛

引 言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1)習近平：《扎實推進共同富?！?，《求是》2021年第20期。的重大論斷，指明了在新發展階段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與路徑。從縱向的歷史比較和橫向的國際比較來看，將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有機結合，明確高質量發展的共富導向與共同富裕的高質量動能，是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嶄新社會實踐。當前，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均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將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較少。相關研究主要從學理層面闡釋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理論機理，論證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新的特征內涵，提煉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經驗，探討具體對策建議。

我國從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一場帶有根本性的全方位轉型。這一轉型與共同富裕成為“中心課題”在時空上高度契合,是一種隨機性巧合，還是有其內在的必然的邏輯關聯？如果兩者之間存在邏輯關聯，那么就需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只有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大規模開展共同富裕實踐才成為可能？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遵循何種出場邏輯，其背后的動力機制及實現路徑是什么？這些都是關系到中國道路走向何處的重大問題。本文嘗試分析共同富裕何以成為“中心課題”以及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何以出場，研究在新發展階段如何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動力結構，探討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路徑。

共同富裕成為現代化建設“中心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F在，已經到了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2)習近平：《扎實推進共同富?！?，《求是》2021年第20期。從擺脫貧困到決勝全面小康，新中國強化國家動員能力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闖出快速工業化新路，實現了百年前羅素關于中國“將來幾十年間工業當有長足的進步”(3)[英]伯特蘭·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頁。的預言；創造了經濟長時段快速發展的“增長奇跡”，綜合國力顯著增強，超大規模市場的稀缺價值日漸顯現；創造了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擁有數量龐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提供了破除亨廷頓關于“現代性意味著穩定，而現代化意味著動蕩”悖論的新解；創造了全面脫貧的人間奇跡，以精準脫貧之策破解了全球減貧史上的一個共性難題，即一個國家或地區減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減貧邊際成本和減貧難度大幅提升，導致減貧效應停滯，將現代化建設置于貧困清零的全新地基之上。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我國從追求經濟增長轉向更加注重經濟發展，強調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共享性，實現了民生的顯著改善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穩健的治理體系和豐厚的文明積淀，此時實質性地解決共同富裕的時機業已成熟，標志著鄧小平關于“共同富裕，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的構想轉入大規模實踐階段。

發達的社會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資本主義現代化創造了豐裕的物質財富，但“共同”與“富?！敝g有著巨大鴻溝。兩極分化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其必然歸宿，“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勞動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頁。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演化，早期“血與火”的殘酷性大為減少，“文明因素”顯著增加，但兩極分化的趨勢未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西方資本寡頭財富暴漲、中產階級財富大幅縮水讓社會財富呈“K”型走勢，便是生動注腳。戰后日本宣稱建成全民中產社會，但在經濟長期停滯后，出現“一億總中流”斷流并滑向“差距社會”。福利國家的出現雖然讓資本主義增加了“社會主義因素”，但在資本主義福利的政治經濟邏輯下，必然產生福利分配的非均衡結構和不平等狀態，選舉政治則進一步加劇福利分配的政治功利化；(6)謝岳：《中國貧困治理的政治邏輯——兼論對西方福利國家理論的超越》，《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在價值導向上，福利社會形成“養懶漢”的逆向激勵，勞動和創造的價值被弱化消解，最終走向福利陷阱而難以自拔。與資本邏輯宰制下的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共生性、財富生產與人的發展形成深刻“歷史悖論”不同，我國遵循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律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在新的歷史階段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體現了長遠目標與階段目標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以鮮明的共富特質。

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出場邏輯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是在高質量成為發展主題、共同富裕成為“中心課題”的特定時代語境下提出的“時代的命題”，是社會主義定性和共同富裕定向之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社會發展階段不斷演進、相互作用的邏輯結果。

(一)歷史維度：在高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的創富累積中促進共同富裕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走上了獨立自主發展道路，這是通往共同富裕的決定性一步。實現獨立自主，徹底擺脫了財富隨時被外力掠奪的歷史，財富積累具備了全新的制度條件和穩定的政治條件。我國采取果斷舉措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美國對華經貿施壓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將風險擴散外溢效應控制在一定限度內，避免了國民財富遭受洗掠和大幅縮水的情形。其中的深層邏輯在于，獨立自主的大國地位讓我國擁有戰略和政策自主，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可迅速實現力量集成，大大增強抵御風險能力；同時，擺脫依附地位，讓我國擁有霸權國難以“設限”的發展空間，使我國經濟的發展沒有“天花板”。由于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從未依附于西方發達國家，所以中國社會能力的累積性成長從未被外力所左右或打斷。(7)路風：《中國經濟為什么能夠增長》，《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中國得以在一個擁有穩定預期的環境下逐步推進改革創新、創造社會財富，實現物質財富與文明財富的接續累積，這成為我國可分階段、分步驟謀劃推進共同富裕，并適時將共同富裕置于“中心位置”的邏輯前提。

一部新中國史，就是一部追求共同富裕的實踐史。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新中國遵循馬克思關于兩大部類比例關系和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理論，實施舉國體制，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保障重工業所需生產資料的供應，采取指令性計劃配置生產資料，在較短時期內建成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較健全的基礎設施網絡，培養了素質較高且供給充沛的勞動力隊伍，成為其后我國經濟嵌入國際分工體系、獲享經濟全球化紅利的關鍵比較優勢。受到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在這一階段共同富裕是低水平的，其重點是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讓占社會人口多數的農民擺脫貧困的狀態。(8)《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人民日報》1954年1月9日。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階段，我國開啟了市場化改革進程，依托比較優勢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和市場體系，釋放了巨大的經濟能量，要素解放和配置效率提升成為我國創造經濟奇跡的微觀基礎。在這一階段，共同富裕的重點是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的低效率鎖定狀態，鼓勵“先富”最大化社會財富總量，同時防止兩極分化。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低要素成本優勢發生逆轉，“追趕型”和“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凸顯，推動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有助于破除供需錯配、創造更多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優質供給和有效供給，有利于進一步做強共同富裕的財富基礎，促進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

(二)理論維度：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是我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戰略選擇

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早已有之的崇高理想，但受到歷史局限只能停留于空想，直到馬克思主義誕生才將其構建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基礎之上。按照馬克思的構想，替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社會要建立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對其創造的文明成果進行揚棄，從而破解資本主義“豐饒中的貧困”現象。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歸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勞動者根據按勞分配原則共享生產力的成果，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我國在極為落后的條件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具備直接繼承資本主義發展成就的條件，這決定了我國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又不能走兩極分化之路，因而必須探索跨越“卡夫丁峽谷”之路。

共同富裕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財富生產力、文明創造力以及公平的分配體系之上，離不開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引擎與現實成果支撐。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是我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實踐路徑。就必要性而言，傳統增長模式逼近極限，資源錯配、供需錯配嚴重，體制扭曲、結構失衡代價高昂，低效、無效供給造成大量資源浪費，轉向高質量發展勢在必行；同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只有高質量發展才能有效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國外進口只能發揮補充功能，否則不僅會加劇國內體制與結構扭曲，還會造成社會財富過度外流。就可能性而言，國家創新體系的完善，戰略科技力量的增強和新型舉國體制的獨特作用，市場化創新體系的基礎性作用，國內大市場的創新引致效應和需求引導效應，讓高質量發展的創新根基更加堅實；在新發展理念引導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更加清晰，伴隨市場化改革的系統深化，高質量發展的微觀主體大量涌現，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生成富有競爭力的高質量供給主體和創富主體，帶動我國高質量、高品質的財富累積，為共同富裕創造了關鍵性的主體基礎和動力基礎。

(三)實踐維度：兼容“生產力尺度”與“人民尺度”的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共同富裕的最優進路

將共同富裕作為現代化建設“中心課題”，首先要解決核心動力問題。這個核心動力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在供給側，推動財富的持續生產和充分涌流，解決財富的創造問題；二是在需求側，有效匹配人民群眾動態升級的旺盛需求，解決財富的質量問題。在財富生產的同時，實施共富導向的財富分配，形成人民創造財富與分享財富的良性循環。推進高質量發展，是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的根本途徑。高質量發展的獨特動力機制在于，其超越了單純物質層面的“質量”概念，而是兼容“生產力尺度”與“人民尺度”的復合形態，具有創新驅動、人文底色、生態底蘊等特質，成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質量供給。

在生產力尺度上，高質量發展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更高層次上推進社會生產力在高質量軌道上實現量的擴展。高質量發展之所以是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下的原創術語，原因在于其基于新思想、新理念，被賦予了超越質量、品質、效益等一般意義的豐富內涵。高質量發展通過制度創新、理念創新、生產方式創新等系統創新，改進生產條件，淘汰落后產能，減少無效供給，使供給更有質量、更富效率、更為環保、更具競爭力和可持續性；聚焦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現實挑戰，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的過程，使之成為消除隱患、化解風險、增進和諧、凝聚合力的過程；注重發揮大國市場優勢，讓市場這個經濟活動中“最寶貴、最稀缺的資源”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可靠依托。在“人民尺度”上，高質量發展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護、激發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的主動性、創造性，以高質量、高品質供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升級的品質化、個性化需求，形成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

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動力機制

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我國實現了物質財富的快速增加，但付出了高昂的資源、生態、治理乃至人文成本代價，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無法充分發揮，國內統一大市場面臨深層次障礙，在財富創造環節存在粗放增長、過度追求短期利益的扭曲機制，在初次分配環節造成嚴重的貢獻報酬錯配與收入失衡問題，轉向高質量發展勢在必行。高質量發展表面看是高水平供給的問題，更深層面則是高水平供給何以生成、能否持續的問題，這就需要構建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內生動力機制。

(一)從要素價格抑制的增長效應轉向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發展效應

改革開放后，我國調整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計劃經濟體制，但追趕型經濟的目標和邏輯并未改變，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布局中，保持高速增長具有超越經濟本身的政治屬性和戰略屬性。在經濟追趕的目標導向下，抑制生產要素價格成為創造“經濟奇跡”的關鍵密碼。在勞動力市場，不同身份的勞動者在就業機會、薪資報酬、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顯著差異，城鄉二元結構下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轉向工業部門，但難以實現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市民城鎮化”事實上大幅降低了城市公共建設的支出。在金融市場，曾長期存在市場準入管制、資金規模管制和資金價格管制，導致低利率和存貸間的巨大利差；單一的資產結構和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大了居民儲蓄傾向，為金融部門提供了充沛資金，進而轉化為政府和企業的投資來源。在土地市場，分稅制后地方政府通過控制土地供應，壓低工業用地價格吸引工業投資項目，同時通過高價出讓商住用地以及以土地抵押融資獲取城市發展建設所需資金助推城市化，“以地謀發展”模式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注入強勁動力。政府對生產要素價格進行制度性、系統性管制，降低企業運行成本，創造有利于企業盈利和擴大投資的條件，同時充分利用了巨大的人口紅利和全球化大市場，創造了增長奇跡。同時，由于勞動力價格、工業用地價格、資源要素價格被系統性抑制和壓低，企業的理性決策是“過度”使用低成本要素，這成為粗放型增長的重要根源。在制度性扭曲環境下，市場陷入“逐底性”惡性競爭，對創新型活動和追求質量效益的行為形成“逆淘汰”，抑制高端生產要素的供給。要素價格的扭曲必然導致資源配置無法達到最優狀態，造成效率損失。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全面校正要素價格扭曲，構建市場化的價格生成機制，讓市場價格信號反映要素的稀缺性，從而避免生產要素的低水平利用和浪費，形成要素高效率配置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

(二)從收入抑制轉向構建有利于共富的初次分配格局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生產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生產關系、生產方式以及生產的發達程度，決定著分配的對象、方式、數量和性質。我國現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按勞分配原則的必要性和有限適用性，需要配套實行其他類型的分配形式。隨著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認識不斷深化，我國逐步形成了“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耙赜墒袌鲈u價貢獻”，就是將要素貢獻的評價權交給市場，根據不同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評價其貢獻度；“貢獻決定報酬”，就是消除要素價格扭曲與失真，打通要素價格形成與要素所有者獲取報酬之間的渠道，讓不同生產要素獲得與其貢獻相匹配的要素報酬。對生產要素實施系統性價格抑制，必然扭曲企業獲取生產要素的成本，進而扭曲生產要素獲取報酬的水平，讓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偏離“市場評價貢獻、貢獻決定報酬”的原則。在生產環節，要素市場管制導致要素價格扭曲，讓市場競爭機制無法發揮應有作用，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產生大量無效供給和低質供給，損害社會生產能力與效率。被低估的生產要素意味著在分配環節上要素所有者獲得更少的收入，引發并加劇收入分配結構性失衡。要素價格扭曲損害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加劇了資本與勞動、競爭部門與壟斷部門、城鄉等領域之間的收入差距，而這種差距并不能真正反映不同要素的貢獻度，造成基礎性、擴散性的社會不公問題。高質量發展的成果最終要體現在分配上，這就要求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實現投資有回報、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要任務，是校正生產要素價格的抑制和扭曲，讓要素貢獻與獲取的報酬相匹配，在構建高質量發展微觀基礎的同時，形成更加公正、更富效率的收入分配機制。

(三)從廣義“價格雙軌制”轉向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改革開放后，我國在高度缺乏市場基因的狀態下推進市場化改革，必然消耗大量的時間與制度成本，實施“價格雙軌制”改革是務實之舉，但這一過程曲折漫長。在商品經濟和開放經濟的沖擊下，競爭性產品的二元定價或多元定價不可持續，因為在市場競爭機制和消費者自主選擇機制的驅動下，缺乏價格競爭力的產品將無法實現從商品到貨幣的“驚險的一躍”。我國較快完成產品價格市場化，但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則大為滯后，長期處于廣義上的價格“雙軌制”階段。有研究測算，2005年全國要素市場化配置水平僅為0.085，2018年上升到0.185，但仍處于較低水平。(9)盧現祥、王素素：《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測度、區域差異分解與動態演進——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南方經濟》2021年第1期。我國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有著復雜成因。一方面，生產要素涉及廣泛的利益主體，改革舉措的聯動性強、波動范圍大，直接沖擊既有利益格局，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力，不僅影響企業競爭力，也直接影響不同群體收入水平和物價水平，出于維持經濟秩序、社會穩定等考慮，我國對要素市場的改革采取了極為審慎的態度。(10)張曙光、程煉：《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要素價格扭曲與財富轉移》，《世界經濟》2010年第10期。另一方面，生產要素價格的制度敏感性強，有賴于建立清晰的產權制度和基礎性的市場秩序，但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制度供給不足導致的交易成本過高不僅增加了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難度，而且增加了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難度。從制度演化的視角分析，我國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制度是在對社會主義性質的堅守和漸進式改革的進程中“層層累積”形成的。在市場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率先推進產品價格市場化，再分步驟、分程度推進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在新形勢下，繼續維持生產要素上的“價格雙軌制”已不合時宜。中央密集出臺要素市場化改革、高標準市場體系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方案，將從根本上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支撐。

(四)更好發揮新型生產要素對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應

不同要素在社會生產及分配中的地位是不同的，主導性要素發揮支配性或關鍵性作用，而且不同要素內部在形態、功能上也會發生結構性分化。生產要素在各經濟階段的變遷規律為“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主導性生產要素經歷“土地—勞動—資本—知識”的演進軌跡。(11)劉翔峰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研究》，《全球化》2020年第1期。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資本、技術、管理、人力資本等要素稀缺與普通勞動力供給過剩并存，粗放型增長模式是既有要素供給結構的內生結果。伴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國生產要素供給質量開始發生深刻變化：就傳統生產要素而言，資本規?？焖僭鲩L，一些企業積累了可觀的資本勢能，承受創新高投入、高風險的能力顯著提升；勞動力供給質量和市場適應性持續提升，大批專業技能人才在生產環節的話語權和地位不斷增強，但普通勞動者的市場空間和話語權則受到進一步擠壓。就新型生產要素而言，隨著技術和創新活動的復雜化，技術與管理要素相對于資本的稀缺性大為增加，逐漸成為社會生產活動中的主導力量；在信息化浪潮下，數據成為基礎性的戰略資源和革命性的關鍵要素，海量數據資源以及豐富的應用場景則是我國發展數字經濟的獨特優勢，釋放數據要素價值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F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重中之重是要發揮技術要素主導作用，放大數據要素的強大賦能滲透功能，形成創新引領的生產要素供給與配置結構。

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路徑

在新發展階段推動共同富裕，根本上是要通過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多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社會財富，在高質量軌道上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當前，要素市場化改革已進入深層次利益結構破壁重構期，新的利益關系與行為規則將為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注入新動能。在政策實踐中，需要深入落實中央關于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充分釋放高質量發展的潛能，筑牢共同富裕的財富根基。

(一)在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中促進共同富裕

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要義在于“高標準”，重在建設統一的產權保護制度、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制度、社會信用制度，消除行業壟斷、所有制歧視以及區域壁壘、市場分割，為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在創造社會財富中獲得反映要素價值和貢獻的合理回報，在做大社會財富總量中實現初次分配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針對生產要素配置中的體制性、結構性扭曲，根據各類要素的發育情況和面臨的不同問題，分類施策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重在建設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和工業用地市場，建立同價同權、收益共享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通過公平競爭實現土地使用權轉讓；(12)馬建堂：《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勞動力要素市場化改革重在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破除人才單位制壟斷現象，推動公共資源配置由按行政級別、戶籍人口配置向按實際服務管理人口配置轉變；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重在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提高上市企業質量，健全資本市場退出機制，構建適應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需要的全周期、全鏈條、全場景金融服務；技術要素市場化改革重在完善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方式，大力發展知識產權和技術成果交易平臺，破解產學研脫節、專利轉化率低等突出問題。

(二)在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中促進共同富裕

在大國經濟體系中推進高質量發展，突出優勢是有條件實現高質量供給、高品質需求之間的動態適配，推動形成國內大循環，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與韌性。從供給側看，經過多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低質供給、無效供給顯著減少，但供需失衡、錯配現象仍未根本改變，有效供給不足帶來的“供給缺口”與“需求外溢”問題突出，其根源在于企業創新能力不足，難以提供充分滿足消費升級所需的產品與服務。應對之道，是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切實轉變發展方式，向創新和改革要動力，引導創新主體既善于開展漸進式創新、追隨式創新，也敢于開展激進式創新創造壟斷優勢以獲取“熊彼特租金”，增強高質量供給能力，提升社會總財富的質量水平。在需求側，把戰略基點放在擴大內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體制，推動更多低收入群體邁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將擴大內需與保障民生和推進鄉村振興有機結合，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與意愿，提升消費層次，釋放內需潛力；發揮大國市場的規模優勢，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增強防范和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立足國內市場創造供給與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持續推動共同富裕。

(三)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中促進共同富裕

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勞動創造是社會財富的增長之源，提高勞動者能力是增加勞動者初次分配收入的重要途徑。高質量促進共同富裕，內在要求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者發展能力，實現高質量就業創業，增強勞動者致富本領。提升勞動者人力資本素質需要系統施策，加強全生命周期培訓，把義務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終身學習結合起來，提升勞動者的要素質量和邊際產出能力，增強勞動者議價權；進一步破除妨礙勞動者、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著力破除行業間工資不平等的制度性壁壘，完善勞動力市場化定價機制；健全工資價格形成機制，更好發揮政府、工會、企業在協調勞動關系中的協同作用，強化勞動者權益保護；在初次分配中，加大對一線勞動者特別是擁有專業知識、技能勞動者的傾斜力度，通過提高勞動者報酬，強化對勞動者增加人力資本投入的正反饋和正向激勵。

(四)在增加公共生產要素供給中促進共同富裕

公共生產要素指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與社會共建共有的基礎性、公共性生產要素。增加公共生產要素供給，既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首先，增加制度性公共生產要素供給。如針對勞動力市場的區域性、行業性、制度性壁壘，采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規范招人用人制度、加強勞動力市場行業自律等舉措，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為勞動力要素實現市場化配置創造制度條件，增強勞動者參與財富創造和公平分配財富的能力。其次，增加設施類公共生產要素供給?；A創新、前沿創新往往投入巨大、周期漫長，需要發揮國家力量建設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重大創新基礎設施；推進公共交通、數據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可為各類生產要素特別是新型生產要素的全國性高效配置提供基礎條件。最后，增加機構類公共生產要素供給?，F階段的一個重點方向是建立健全專業性交易所。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以及農村宅基地改革的突出短板，是各地普遍缺乏成熟規范的土地交易所；推進技術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則面臨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產權交易機構缺乏的問題。因此，加強專業性交易場所等公共平臺供給，可為各類生產要素的流動交易提供平臺載體和服務規制，讓財富創造更加高效、財富分配更為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