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共同富裕的現實挑戰和實現路徑

鄭霖豪 徐 政

問題的提出

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美好夙愿，隨著國家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進入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的新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來，中國面臨新舊經濟發展動能轉換的短期經濟承壓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確定性，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充滿著艱巨性和復雜性。

當前，關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的內涵、共同富裕的評價與測度以及共同富裕的現實挑戰和實現路徑等方面。對于共同富裕的內涵，吳忠民認為共同富裕社會所強調的是“美好生活”和較高水準的“生活品質”，共同富裕社會要求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會的全面發展。(1)吳忠民：《論“共同富裕社會”的主要依據及內涵》，《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6期。在建立共同富裕評價體系方面，楊宜勇等認為需將“共同”和“富?！眱煞矫娼Y合起來，前者包括富裕差異性、富裕共享性，后者包括物質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足、生活環境宜居等。(2)楊宜勇、王明姬：《共同富裕：演進歷程、階段目標與評價體系》，《江海學刊》2021年第5期。關于共同富裕的問題與挑戰，胡聯等認為城鄉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嚴峻挑戰；(3)胡聯、王娜、汪三貴：《我國共同富裕實質性進展的評估及面臨挑戰》，《財經問題研究》2022年第4期。張來明等認為實現共同富裕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大、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不高、發展不平衡等現實問題。(4)張來明、李建偉：《促進共同富裕的內涵、戰略目標與政策措施》，《改革》2021年第9期。關于如何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李實等認為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5)李實、朱夢冰：《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程恩富等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兩條路徑：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和確立以民生建設為導向的發展模式。(6)程恩富、劉偉：《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理論解讀與實踐剖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6期。然而，既有文獻關于共同富裕的探討缺少與數字時代背景的融合。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5G、人工智能等技術快速發展并在生產生活中廣泛運用，數字技術再一次邁入了發展的快車道，正以前所未有之勢變革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顛覆著傳統公共管理和社會生活模式。發展數字技術、建設數字化社會成為我國的重大戰略決策。建設數字化社會和實現共同富裕在時間上相吻合，具有歷史與邏輯上的一致性。理想的狀態是，通過數字技術的極大發展，促進生產力水平持續進步、勞動效率和居民收入顯著提高，從而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但這一過程并不是順理成章、一蹴而就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痼疾和我國數字經濟存在的現實問題表明，數字技術的發展對于收入結構優化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有助于生產效率的提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數字剝削和數字壟斷常常與數字經濟相伴而生，會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因此，需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分析數字經濟的價值創造和運動規律。目前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研究數字時代共同富裕問題的文獻仍然相對較少，如何在發展數字技術的過程中趨利避害，更好地服務于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成為亟須討論的問題。本文擬從政治經濟學視角深入剖析數字時代共同富裕面臨的現實挑戰，進而探討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數字時代共同富裕的現實挑戰

(一)存在數字剝削

數字勞動是數字時代依托互聯網平臺和數字技術形成的一種新型勞動方式。數字勞動具備勞動的一般屬性。馬克思對一般生產活動的闡釋是“勞動是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結合并作用于勞動對象”。(7)《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頁。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目前為止，任何價值創造的過程，都離不開勞動、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個要素，數字商品和數字價值的創造也不例外。數字技術塑造了新的分工模式和生產流程，使原來直觀可見的勞動流程變得模糊，但是數字勞動并未超出政治經濟學對一般勞動的界定，本質上也具有勞動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厘定數字勞動的范圍和邊界。數字勞動的一般性，指的是抽象勞動創造價值，例如搭建數字平臺、搜集管理數字信息以及創造數字產品等創造價值的勞動。數字勞動的特殊性體現在具體勞動創造出具體的數字產品或數字服務。用戶在運用互聯網休閑、娛樂、購物過程中留下的使用痕跡生成了數據，數據對于互聯網平臺有重要的使用價值，但是不具備抽象勞動的一般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數字活動都是數字勞動，雖然其本身能帶來巨大的使用價值。(8)朱巧玲、閆境華、石先梅：《數字經濟時代價值創造與轉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9期。數字勞動也具備一般勞動所具有的物質性。數字勞動是數字勞動者有意識地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需要其體力和腦力的消耗，同時數字勞動者進行數字勞動需要以路由器、基站、網絡光纖等信息基礎設施為物質依托，因此，數字勞動本質上也具有物質屬性。

數字勞動的勞動屬性和物質屬性揭示了數字剝削的存在。資本主義學者所謂的“免費勞動”只是粉飾數字資本主義剝削屬性的外殼，并不能抹去其剝削和增殖的內在屬性。數字資本主義仍然是通過攫取數字勞動者們勞動的剩余價值來完成增殖的。數字資本家通過預付資本建設數字平臺和運行維護設備，該部分預付資本的價值量不發生變化，為不變資本。而支付給數字技術人員和數據運營人員的工資為可變資本。他們運用數字生產資料制造數字商品，通過商業渠道為數字資本家創造利潤，他們的剩余勞動是數字資本家攫取剩余價值的來源。數字資本家通過數字資本的循環往復實現資本的增殖。用戶信息生成的大數據，由于不具有抽象勞動的一般性，因此不具有交換價值，但對于數字企業而言則是重要的資源。其對數字企業的使用價值體現在，數據的優劣會引導企業間剩余價值流向。換言之，用戶大數據不能直接為本企業創造剩余價值，但是可以通過吸收其他企業的剩余價值放大經濟利潤。廣大的數字用戶免費為數字企業提供具有巨大使用價值的數據，淪為“互聯網佃農”。數字商品具有易復制的商品屬性，其邊際成本近乎為零，這意味著成功的數字企業將獲得極其龐大的經濟利潤。與傳統的資本剝削方式不同，數字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以一種極具隱蔽性和迷惑性的方式呈現。

(二)數字帝國主義崛起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9)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戴維·哈維認為帝國主義代表著一種權力控制的過程。(10)[美]戴維·哈維：《新帝國主義》，付克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頁。資本主義通過壟斷關鍵資源，借助政治霸權和軍事強權，榨取全球的剩余價值。過去一百多年間，帝國主義的掠奪形態具有鮮明的階段特征。從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壟斷資本對外輸出的主要方式是配合軍國主義和殖民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帝國主義不再采取直接殖民的方式，而是利用國家間力量的不平衡和國際地位的不對等，通過跨國公司和金融資本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掠奪。21世紀以來，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改變了生產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帝國主義掠奪形態的表現特征。帝國主義在當代的最鮮明表征為數字帝國主義。數字帝國主義憑借其先發國家的技術優勢和數字資本優勢，通過對關鍵資源如數字平臺、數據和知識產權的控制，形成對其他國家的數字剝削和掠奪?；赝涂偨Y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的變化趨勢，掠奪手段隱蔽化、掠奪范圍不斷擴大和危害程度不斷深化是其三個重要特征。數字帝國主義的掠奪形態相較之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其剝削和壓迫其他國家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一脈相承的，其剩余價值的掠奪效率、掠奪范圍以及對其他國家的危害程度都在不斷加深，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先進的數字技術、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數量龐大的壟斷互聯網公司以及對數字知識產權和數據庫等關鍵數字資源的控制，構成了數字帝國主義的基礎。美國是數字霸權的典型代表。谷歌、亞馬遜、微軟等巨型互聯網壟斷公司控制了搜索引擎、電子商務、操作系統等關鍵領域，掌握著數字主導權和行業規則制定權，并通過互聯網平臺掌握大量的用戶數據和關鍵信息。在這些互聯網壟斷公司的羽翼下，有數量巨大的中小數字公司為其完成細分任務和數字產品創造工作，成為互聯網巨頭獲取超額數字壟斷收益的抓手。

此外，假借知識產權保護之名，行打壓他國數字技術創新發展之實，是美國維護其數字霸權的重要手段。合法合理的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鼓勵創新，然而美國卻屢屢運用不正當的政治、商業和法律手段破壞他國數字技術的發展，圍堵他國新興數字企業，以拙劣而無底線的方式維系其技術統治。美國通過濫用專利權和司法優勢，如“301”調查，對其他國家的技術創新圍追堵截。財富掠奪是數字掠奪的直接目的。財富掠奪的來源是其他國家人民勞動的剩余價值，而具有巨大使用價值的用戶數據同樣是互聯網壟斷公司覬覦的對象。數字帝國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搭建一張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壟斷大網，以極具隱蔽性的方式控制社會生活的全過程，以達到鞏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實現數字霸權的目的。(11)高海波：《數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基于數字資本全球積累結構的視角》，《經濟學家》2021年第1期。

中國目前面臨嚴峻的數字挑戰，數字帝國主義國家企圖通過數字剝削和數字封鎖阻止中國數字產業的發展，進而阻礙中國的產業升級和民族振興。數字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數字剝削體現在掠奪我國勞動的剩余價值，并通過數字壟斷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根據《2017年世界知識產權報告》的數據，蘋果公司可以在其銷售的手機中獲得42%的收益，而付出大量勞動的中國制造工人卻只能分得1%的報酬。一線的勞動者遭受多級盤剝，勞動的剩余價值被具有定價話語權的數字壟斷者們掠奪。此外，數字企業憑借其壟斷地位給產品設置高昂的壟斷價格，例如，芯片是發展數字產業必不可少的核心元件，廣大發展中國家對芯片高昂的價格苦不堪言，卻又無可奈何。根據著名市場調查機構Gartner發布的數據，2020年全球芯片的采購支出為4498億美元，支出金額前十的廠商有五家是中國企業，僅小米公司一家就支付了87.9億美元。數字帝國主義國家在對中國進行數字剝削的同時，還進行了數字封鎖。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由來已久，早在1949年就為限制先進技術向社會主義國家轉移而成立巴黎統籌委員會。在數字時代，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更是變本加厲，對中國頭部科技企業華為進行多重打擊，限制中國數字企業Tik Tok的發展，阻礙中美科技人員的交流，對中國數字產業和數字技術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沖擊。

(三)數字鴻溝加劇區域差異與收入不平等

數字鴻溝指的是數字時代一種新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數字不平等。宏觀層面的數字鴻溝體現為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數字技術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影響宏觀層面數字鴻溝的最重要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國家間的數字鴻溝根源于不同國家懸殊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技術實力，反過來會造成國家間發展水平差距的進一步拉大，惡化不平等狀況。由于數字產業發展同樣具有集聚效應，一個國家的數字產業在區域空間分布上也呈現不均勻的態勢，如美國的數字產業高密度聚集在“硅谷”。微觀層面的數字鴻溝體現在個體和人群中。不同的個體特征如教育水平、從事職業都會影響個體對數字信息的占有和使用。(12)郝大海、王磊：《地區差異還是社會結構性差異？——我國居民數字鴻溝現象的多層次模型分析》，《學術論壇》2014年第12期。例如，智能手機雖然廣為普及，但部分群體由于一些困難無法使用智能手機而被排除在互聯網商業體系之外，被數字時代所遺落。高學歷者、年輕人、高收入群體相較于其他人具有數字技術使用上的優勢，而數字技術會進一步放大原來已經存在的客觀差距。綜上可知，無論從宏觀視角還是微觀視角，數字鴻溝的存在都會放大原有的差距，對實現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構成挑戰。

目前我國數字產業的空間分布呈現“南強北弱，東強西弱”的特征，其中廣東、江蘇、上海等地的數字經濟規模常年處于領先地位，我國數字產業的空間差距符合區域間數字鴻溝的表現形式。李研通過對國內各省份和八大經濟區數字經濟的考察，發現技術進步促進了數字經濟產出效率的提升，但是各區域數字產出效率差距存在擴大的趨勢。(13)李研：《中國數字經濟產出效率的地區差異及動態演變》，《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年第2期?？s小區域間發展差異，實現多區域均衡發展，是我國的政策追求。如何運用宏觀調控手段，縮小區域間的數字鴻溝和數字經濟發展差距，是擺在決策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數字時代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同樣值得警惕。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會沖擊原有的就業結構，科技力量摧毀落后低效的生產方式，也催生新的工作崗位和分工配置。隨著數字經濟的興起，工業機器人、人工智能技術和自動化設備大量替代了原有技術含量較低的崗位，同時數字產業的發展又催生了對數字技術人才和管理人員的需求。主流觀點認為，數字技術的發展并不會降低勞動需求總量，新增的就業需求能夠彌補數字技術對就業帶來的負面沖擊。然而，低技能崗位的流失和高技能崗位的增加會帶來勞動力資源的錯配，造成結構性失業。個體之間數字鴻溝的持久性，意味著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復雜性。王林輝等人發現，人工智能在資本和非技術密集型地區更加突出，且對勞動和技術密集型地區的影響不斷增大，加劇收入不平等趨勢。(14)王林輝、胡晟明、董直慶：《人工智能技術會誘致勞動收入不平等嗎——模型推演與分類評估》，《中國工業經濟》2020年第4期。處理好個體之間數字鴻溝帶來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

(四)形成平臺壟斷

平臺經濟是一種依托數字技術與互聯網平臺進行價值創造的新型經濟模式，也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典型代表。云平臺和各類數字基站的建設為互聯網平臺的數據存儲和運算提供了物質基礎。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深度融合，幫助互聯網平臺提升匹配精度和中介效率，降低交易成本?；ヂ摼W平臺貫穿商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各個環節，連接著消費者和生產者，通過其在資源分配中的優勢地位獲取巨額的中介報酬，并改變著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據估計，全球有70%的“獨角獸公司”(指估值超過十億美元但未上市的公司)是互聯網平臺公司，足見互聯網平臺豐厚的回報和廣闊的市場前景。(15)齊昊、李鐘瑾：《平臺經濟金融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經濟學家》2021年第10期?；ヂ摼W平臺在為互聯網用戶提供場所，出售數字商品的同時，能夠獲取大量的用戶足跡和個體信息，生成關鍵的數據。在理想的狀態下，互聯網平臺憑借其先進的技術手段和深厚的數據積淀，能夠提升傳統產業的資源配置效率，賦能實體經濟的發展?；ヂ摼W平臺與實體經濟的結合，能夠創新商業模式，拓寬數字技術運用場景，完善產業結構，優化行業生態。

然而，目前互聯網平臺的發展卻出現了壟斷化的趨勢，偏離了有序發展的軌道和服務實體經濟的初心?？v觀世界各國的互聯網平臺產業，頭部企業對市場的高占有率是普遍現象。為何互聯網平臺容易出現壟斷現象？從行業性質的角度來說，平臺經濟是一個典型的存在規模經濟的行業?；ヂ摼W平臺提供的數字產品可以以極低的成本進行無限復制，邊際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隨著產量的提升，平均成本被不斷拉低。憑借成本優勢，頭部互聯網平臺可以以極低的價格進行數字傾銷，擊垮中小互聯網平臺，確立市場的壟斷地位。從數據控制的角度看，互聯網平臺企業掌握著大量的用戶數據，用戶數據與人工智能等分析技術的緊密結合，使互聯網平臺公司可以跨界到其他領域，通過其對用戶喜好的精準把握對行業內的其他競爭對手進行降維打擊。因此，平臺經濟是一個容易實現“贏家通吃”的行業，互聯網平臺對用戶數據的獨占構成了其對關鍵排他性資源的控制。(16)丁守海、徐政：《新格局下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機理、堵點與路徑》，《理論學刊》2021年第3期。從互聯網平臺管理者的角度看，為了實現互聯網平臺公司的高估值，獲得高額的金融收益，會引入風險資本極力擴張公司規模，增加市場占有率。不同于傳統領域更看重企業盈利水平，互聯網平臺的估值邏輯與其企業規模和市場占有率掛鉤。企業規模、市場占有率和其掌握的數據量密切相關，平臺規模越大，占有的數據量越多，越容易實現數據霸權和市場壟斷。許多互聯網平臺即使債臺高筑且盈利能力有限，仍然可能獲得極高的估值?；ヂ摼W平臺行業發展出現的壟斷化、金融化和泡沫化問題，在世界范圍內存在共性。

近年來，我國平臺經濟也出現諸多問題，如外賣送餐員的勞動保障不健全、數字工作人員“996”的超長工作時間、數字平臺燒錢進行價格戰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互聯網平臺過度搜集和濫用用戶數據等。這些問題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互聯網平臺對壟斷的追求。監管者逐漸意識到互聯網平臺的壟斷問題及其巨大的危害，從2021年起不斷加大對互聯網壟斷的治理力度。根據新京智庫的統計，2021年監管部門共發布118起反壟斷處罰案例，89起涉及互聯網企業，占總數的75.42%。其中社會影響較大的包括阿里巴巴因為濫用市場地位被罰款182.28億元、美團因為實施壟斷行為被處罰34.42億元。盡管中國互聯網領域的監管強度和反壟斷力度在不斷加大，但平臺經濟的壟斷現象仍然較為嚴重。

數字生產力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生產力是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是勞動力、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的統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從原始社會到現代工業社會，每一次人類改造世界的手段和效率的巨大進步，都會引起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某一領域科學技術取得的重大突破是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先導。主流觀點認為，第三次科技革命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代表性技術有原子能、計算機技術等，數字技術是與電子計算機相伴而生的數字控制技術。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移動通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取得關鍵突破，數字技術被廣泛運用到經濟活動中。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統計，2019年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2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6.2%。(17)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新圖景(2020年)——大變局下的可持續發展新動能》，2020年10月，第11—15頁。數字生產力是將數字技術應用于國民經濟活動中的能力，應用方式主要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通過數字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運用數字技術帶動其他產業的升級，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F代西方經濟學認為生產要素主要可以分為“土地、資本、勞動和企業家精神”。在數字時代，數據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其中數據既包括對特定研究對象進行搜集和總結生成的數據，也包括根據互聯網用戶活動記錄生成的數據。數據與數字生產力緊密關聯，成為國家和企業競爭中的重要戰略資源。因此，不僅要認識到數字技術帶來的潛在沖擊和現實挑戰，更要認識到數字技術對生產力發展的幫助，不能因噎廢食，放棄發展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

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現實需要，也是對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狀態提出的更高要求。過去四十多年間，憑借著要素驅動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國取得了經濟增長的矚目成就，然而要素價格的攀升、自然資源的減少和環境狀況的惡化使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中國雖然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須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發展方式從側重數量到側重質量的轉變，其本質仍然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轉變。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調整與高質量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

提升數字生產力、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以及實現共同富裕三者間具有內在邏輯的統一性。生產力的提高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高質量發展需要在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升中實現，數字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奠定了物質基礎。數字技術是數字生產力的載體，正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被寄予了驅動下一次工業升級和生產力飛躍的使命。數字經濟在許多國家的經濟體系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數字生產力，一方面，能夠增加國民經濟量的積累，因為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興技術進入生產領域，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特征，可以推動供給側產出的增加和生產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能夠促進經濟結構質的提升，因為數字技術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可以整合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通過數字技術的運用實現產業現代化。經濟總量的提升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能夠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數字時代下新的雇傭關系、產權問題、企業制度、市場體系和管理辦法仍需要進一步厘清，及時調整與數字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使數字生產力更好地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

數字時代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一)加強數字時代勞動者權益保護

數字時代的工作形式和分工模式發生了巨大改變。數字平臺的技術人員和服務人員以及平臺工作、眾包工作等新形式勞動的工作人員，是就業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時代的勞動具有去權力化、去集體化的特征，呈現較強的獨立性、自主性。數字環境模糊了原有的勞資二元關系，采取了更為靈活自由的工作方式。這種勞動人身依附關系的減弱雖然增強了勞動者勞動的自由性，但現行法律體系基于集體依賴性確定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無法覆蓋數字時代勞動者權益保護的新需求。同時，勞動人身依附關系的減弱并不代表勞動處境的改善。數字時代的勞動仍然符合勞動價值理論所揭示的一般規律，數字剝削的現象仍然客觀存在。許多數字產業的技術人員面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和超長工作時間的過度負荷，數字平臺的從業人員面臨勞動法律關系不健全、基本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問題，導致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應將數字時代勞動權益保護納入勞動法保障體系，使數字時代的勞動者可以真正因為數字技術帶來的勞動自由度而受益，從而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二)補齊數字經濟發展短板

數字技術是國家間科技角逐的關鍵領域，是建設科技強國必須攻克的關卡。應對數字帝國主義挑戰的關鍵，在于補齊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的短板。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短板在于數字技術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不足，包括核心數字硬件技術、工業軟件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等仍然受制于人。應當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毫不動搖地推動“5G”基站等關鍵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整合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優勢資源，共同攻克重大技術難關，尤其是影響經濟運行和行業發展的“卡脖子”技術。同時，創新數字技術人才培養機制，將“本土培養”和“外源引進”有機結合，保障數字經濟發展的人才供給。此外，鼓勵數字企業參與競爭和提高國際化程度，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企業。補齊數字經濟發展的短板，可以幫助我國更好地應對數字帝國主義的數字剝削和數字封鎖，從而增強我國的綜合實力，帶動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三)縮小區域和群體間的數字鴻溝

我國的數字鴻溝問題主要體現為區域間的數字鴻溝和群體間的數字鴻溝?？s小區域間的數字鴻溝需要運用宏觀調控手段，譬如財政轉移支付和數字基建專項資金，加強中西部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縮小地區間數字化水平的差距。繼續鼓勵中西部地區因地制宜，發展適合本地區的數字產業。例如，貴州省憑借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和充沛的電力資源，發展大數據產業，走出了一條適合自身區位條件的數字產業發展道路。將數字化、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結合起來，運用數字電商和現代物流推廣區域特色產品，增加農副產品的附加值，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同時，通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反哺農村數字化建設，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對于群體間的數字鴻溝，可以通過提升數字教育在基礎教育中的比重，鼓勵不同收入和不同職業的人群根據自身需要提升數字技能，尤其是要鼓勵較低收入和較低學歷的人群學習數字知識，以此促進個人全面發展。對于掌握數字技術存在一定困難的老年人群體，可以通過老年大學教學、社區工作者科普等方式，進行“數字掃盲”，縮小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促進共同富裕。

(四)營造良好的平臺經濟競爭環境

壟斷化是平臺經濟發展的常見現象，但不是平臺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防止平臺經濟的壟斷化，首先要阻止平臺經濟背后資本力量的無序擴張。部分平臺企業為了擴大市場占有率和膨脹市值，不惜一切代價引入各類風險資本，并把戰火延展到其他行業，把技術水平和用戶體驗的競爭變成“燒錢”的游戲，造成市場的混亂和資源的浪費。在發展平臺經濟的過程中，固然要鼓勵金融服務科技企業的發展，更要防止部分企業在金融資本的包裹下偽裝成科技企業，進行資本投機和金融套利的行為。其次要完善反壟斷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反壟斷監管力度。我國的《反壟斷法》于2008年開始實施，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和壟斷形態的多樣化，亟須與時俱進出臺相應的法律修正案和配套的司法解釋，使反壟斷行為有法可依。同時，進一步加強反壟斷的監管力度，打擊各類平臺企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的行業秩序。此外，平臺企業掌握的數據還具有財產權和人格權的雙重特征。應進一步規范平臺企業對數據的收集手段和范圍，促使平臺企業合法使用數據。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可以推動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縮小企業間的發展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五)推進數字技術的產業化應用

共同富裕的實現離不開生產力水平的極大發展，這需要在科學技術和產業化應用的結合中實現。運用數字技術推動農業現代化，通過農業經營數字化、農村市場網絡化、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智能化，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村經濟活力。運用數字技術建設現代工業體系，包括實現數字升級的傳統制造業和新興制造業。5G、大數據和工業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在能源礦產采掘、基礎設施建設、金屬冶煉加工、紡織制造等傳統工業領域具有廣泛的運用前景。2021年，華為公司與神東煤礦、山西焦煤等煤礦采掘企業合作，共同推進智慧礦山建設和企業數字化的合作，是數字企業與傳統工業合作的典型代表。而數字時代對人工智能設備、新能源汽車、數控機器等新興工業設備的大量需求，也為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提供了良好的契機。進一步探索數字技術與服務業的結合模式和應用場景，促進產業創新和效率提升，讓消費者可以在衣食住行數字化的過程中，親身體驗數字技術帶來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從而切實享受共同富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