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嬗變中的新社會階層：生成發展與社會屬性

張海東 楊城晨

社會結構嬗變與新社會階層(1)“新社會階層”這一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概念是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簡稱，主要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等。這一概念首先是一個統戰工作概念，但同時在社會學等學科領域具有重要的學理意義和研究價值，學界一般將其稱為“新的社會階層”或者“新社會階層”。本文除引用特定文獻資料外，均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簡稱為“新社會階層”。而廣義的新社會階層則在狹義的基礎上還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生成和發展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嬗變的特點

社會結構是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眾多社會學家諸如馬克思、涂爾干、帕森斯等都對社會結構的內涵進行了闡釋。他們對社會結構的理解是相對于社會變遷和社會過程而言的對社會體系本質特征的靜態概括，從廣義上看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包含了社會基礎結構(如人口結構、家庭結構等)、社會空間結構(如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社會經濟結構(如就業結構、職業結構、組織結構等)，(2)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頁。反映的是社會關系配置的總和；而從狹義上看，社會結構主要指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是一個社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變遷，其調整和轉型具有深遠的經濟社會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啟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浪潮的來臨，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遷。在這場變遷中，社會基礎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不斷分化和整合，而階層結構則向著“橄欖型”的現代社會結構方向發展，出現了大量的新階層和新的職業群體。(3)龔維斌：《準確認識和把握當前社會階層結構新變化》，《國家治理》2020年第33期?？梢哉f，新社會階層的孕育和發展與社會結構的嬗變密不可分。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應對龐大的人口數量與工業積累、生活資料供給之間的矛盾，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高度重視重工業與農業生產建設，在此背景下，區分城市與農村的城鄉二元結構應運而生。改革開放的開啟，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在提升農民農業生產積極性的同時，析出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為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大量廉價勞動力與外資的結合為中國迅速走向制造業大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4)張翼：《新中國70年社會發展與社會變遷》，《江蘇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在較短的時間內，中國的產業結構得到了迅速調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幅上升，這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第一個特點。這種變化也導致原先嚴格區分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城鄉二元結構開始走向式微和瓦解，城鄉一體化和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為眾多出生在農村的青年勞動力走向城市消除了藩籬。與此同時，得益于各級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大眾化，城市勞動力人口的素質得到了極大提高，為他們掌握和從事與傳統農業生產和體力勞動相區別的新技術、新業態提供了智力支持。在以產業結構調整、城鄉二元結構松動以及龐大的高素質勞動力人口涌現為特征的社會基礎結構的嬗變中，中國社會的面貌日新月異。

社會結構變遷的第二個特點是就業和職業結構的巨變。在所有的社會結構中，就業和職業結構與經濟結構的關系最為緊密，工業化程度和產業升級直接決定了社會中的就業和職業崗位類型。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的持續推進使得產業工人比例大幅增加。而伴隨著信息革命和新興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化浪潮下國際貿易和物流的增長，第三產業創造出的就業崗位數量迅速增加，勞動力逐步由工業向服務業轉移。相應地，藍領從業者大幅減少，白領職業人群成為職業群體的主流，管理人員、經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等中高層白領數量顯著增加。(5)李春玲：《我國社會結構現代化轉型進程》，《湖南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與之密切相關的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得非公有制經濟被納入經濟體制當中，政策的支持和法律的保護使得民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快速崛起并不斷壯大，不僅表現為職業結構中民營企業家和個體工商戶的數量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而且他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這些崗位在新增就業崗位中也占據了絕大多數。同時在職業結構中，一些適應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和社會需求的新興職業群體開始涌現，諸如從事公司運營等中介事務的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專利代理人，或是與互聯網伴生的新媒體從業人員、電商從業人員、網約車司機等，新經濟與新業態改變了人們原有的就業觀念，新的群體也在職業和就業結構的變遷中孕育成長。

階層結構作為社會結構的核心構成，體現了社會的構成形態和特征。新中國成立以后，原有的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階層結構發生了迅速改變。在經歷了農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之后，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成為社會的兩大階級，而作為原先社會中一大重要構成的民族資產階級則被改造為社會主義勞動者，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城市中的小工商業者作為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得以保留，但規模很小。知識分子和干部則被當作一個重要階層?！皟蓚€階級一個階層”成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形態。由于指導思想、國際環境、政策路線等種種因素，這一時期城市中的非公有制經濟處于被抑制的狀態，而從職業類別來看，城市中的大部分居民都屬于“體制內”人員，處于“體制外”的群體比例十分微小。因此，中國社會結構嬗變的第三個特點便是計劃經濟時期下“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形態逐漸被打破，社會經濟分化加劇、社會流動加速，社會階層構成向著復雜化、多樣化的形態發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陸學藝根據資源占有和職業地位的差異所提出的“十大階層論”，將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以及商業服務人員等職業群體明確為當下社會穩定化的階層構成。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的推進為新階層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核心推動力，(6)張海東、杜平：《新社會階層的結構化、組織化及發展趨勢》，《江海學刊》2019年第5期。以白領職業人群為主體的新中產、以中小企業主和商業服務業小業主為主體的老中產群體數量均穩步增長，這些群體不僅在收入上占據社會中間地位，使得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而且在消費模式、生活方式、階層再生產等領域都具有一定的共性，新階層的發展壯大有利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同時，社會結構的邊界更具開放性，代內流動和代際流動更為頻繁，家庭出身、政治身份對于人們階層地位的影響逐漸式微，諸多依靠教育、管理和技術能力的新群體通過自身強大的市場能力獲得中間地位，從而形成了一個更具活力的社會結構。

此外，由于社會結構在基礎性和衍生性領域都發生了重大改變，除了工業化所引發的城鄉二元結構之外，中國社會日漸呈現出明顯的多維二元結構特征，這也是中國社會結構嬗變的第四個特點。(7)張海東：《多維二元結構社會及其轉型》，《江海學刊》2018年第4期。有學者指出，多維二元結構的形成與經濟社會領域的一系列制度設置密不可分，同時也使得社會結構變得非常復雜，成為名副其實的復雜社會，特別是在職業獲得與流動、階層流動、跨體制流動等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而新社會階層正是孕育在這一復雜的社會結構中，其發展也與多維二元結構的特征和矛盾息息相關。

(二)新社會階層的生成與發展

1.新社會階層生成的政策背景

社會結構的嬗變為新社會階層的孕育提供了宏觀的結構背景，但其生成的直接原因離不開黨和政府的政策支持。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這一重大方針，與此同時也開啟了城市個體工商業、鄉鎮企業以及外資經濟復蘇的步伐。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將個體經濟界定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而一年之后的1982年憲法進一步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做出了明確表述，強調“國家允許多種經濟形式發展”，“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在憲法和政策的保障下，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中的個體工商戶、小微企業主以及私營企業管理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開始萌芽。(8)張莉莉、萬曦：《試析我國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與發展》，《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1987年黨的十三大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納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中，在國家大政方針上進一步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在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萌生于非公經濟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數量也開始穩步增長。1992年以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為契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和不同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背景下，一部分具有代表性、具備一定經濟實力和影響力的新的社會階層成長壯大，走向了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前臺。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從理論和方針政策上提升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經濟被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中，成為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梢哉f，新社會階層的生成離不開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和中國共產黨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逐步深化，黨對非公經濟的支持是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生成的政策背景。

2.新社會階層發展的時代背景

新社會階層的發展離不開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深刻變化。就國外市場而言，第三次科技革命帶來的技術發展使得資本和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快速流通，加速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勞動分工、資本和科學技術等核心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形成了數量龐大的跨國與外資企業，而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使得這些企業得以在中國落地生根并迅速發展。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進一步加速了技術、資本和人才在中國的成長和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的推進帶來了行業的擴展和職業的細分，社會分工的精細化使得眾多新領域、新行業、新職業得以誕生，這些都為新社會階層的壯大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

從國內市場來看，新社會階層的成長壯大是新經濟業態、新產業結構生成發展的必然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完善了中國的產業體系和市場結構，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房地產市場和信息市場等市場體系的建立為新社會階層提供了從業條件。而產業結構的升級更新則為各種高端服務業、新媒體行業以及新興中介社會組織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在市場條件和市場需求的刺激下，各類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群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特別是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技術迅猛發展，與傳統的生產、商業、消費模式融合滲透，出現了“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業態，其職業形態與傳統就業方式形成鮮明對比。而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變遷伴生的是行政體制改革與城市化進程。(9)陳喜慶：《關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幾個問題》，《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社會治理方式的變化促使政府部門簡政放權，從一些社會性與公共性較強的領域中退出，使得各類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有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不但使得社會分工進一步深化和細化，推動服務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同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催生了日益多樣的生產方式、就業方式、生活方式，越來越多的人可以脫離原有的單位體制，憑借自身的知識、專業技能和才華成長為自由職業人員，成為非體制人。(10)張海東：《轉型中國的新力量：新社會階層何以推動社會變革創新》，《社會政策研究》2021年第1期?？梢哉f，新經濟業態、新產業結構的發展與行政體制改革、城市化進程一道為新社會階層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內部條件。

綜上，中國社會中逐步出現的群體結構新、規模大，多分布在“黨外”“體制外”，集中在新經濟業態、新發展模式領域，大多依靠自身專業和才干從事管理技術工作的新社會階層，其生成和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和中國共產黨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逐步深化，以及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深刻變化。相關研究表明，這一階層或群體在新時代成為黨執政穩固的群眾基礎、社會變革創新的推動者以及國家發展的見證者、參與者、受益者和奉獻者，成長為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群體和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具有重要的地位作用。(11)關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地位作用，本文第一作者已在相關研究中進行了充分論述。參見張海東：《對新時代新的社會階層重要作用的幾點思考》，《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然而，雖然學界大多對新社會階層的地位作用持正向的積極態度，但在其社會屬性特別是階層屬性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爭議和討論空間。筆者認為，社會屬性與地位作用在學理上屬于不同的概念，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可能將這兩個概念相互代替使用。因此，為了更好地認識在新時代下新社會階層的地位作用，研判其未來的發展趨勢，在學理上準確界定、分析新社會階層的社會屬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新社會階層的社會屬性

(一)社會屬性：區分社會群體的重要概念

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是兩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對這兩種屬性的研究貫穿了哲學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研究的始終。人既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而社會屬性是人的根本屬性，其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12)王孝哲：《論人的社會屬性》，《天府新論》2006年第1期。馬克思曾指出社會關系是許多人的合作，至于這種合作是在什么條件下、用什么方式和為了什么目的進行的，則是無關緊要的。因此，人或者群體的社會屬性就表現為與社會中的他人所結成的多種多樣的關系，這些多重關系可以歸納為經濟關系、生產關系、政治關系、文化關系等多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頁。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又集中表現在人與社會關系的互動性以及人與社會關系的整合性上。一方面，人和群體通過其實踐活動不斷地超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舊的社會關系，創造新的社會關系，人既是社會關系的主體，同時又受到社會關系的制約；另一方面，以生產關系為主的社會關系是多樣化的，不同的社會關系體現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人組成的各類群體在各種領域中形成了差異化的社會關系，也就產生了不同的社會屬性。

從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來看，隨著私有制逐步成為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所形成的經濟關系成為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在這種關系下產生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也就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階級社會。恩格斯指出，“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1頁。階級是一種源于經濟差別實存的群體，階級的差別隱藏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是一種社會關系，而這種關系源于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不同占有?！吧a資料決定論”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的出發點。而韋伯的“階層”論則強調“市場地位”的概念，他認為階層地位出現于商品市場或勞動力市場的條件之下。(15)[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頁。個人擁有的財產、知識、勞務等因素在市場中交換和使用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利益體現了人們的市場地位。雖然馬克思和韋伯對于階級階層劃分的方法不同，但是他們都根據群體的差異性特征來劃分群體和階層。因此，可以說階級性是社會群體的根本社會屬性，階級分析法是界定群體社會屬性的根本方法。

(二)新社會階層的社會屬性形成的基礎和特征

正如前文所述，階級性是社會群體的根本屬性，因此研究新社會階層的社會屬性，其出發點必然要著眼于現代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新變化。不可否認的是，在現代社會，知識和技術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方向，新社會階層掌握著現代知識和技術，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它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形式，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產品分配的形式等。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作為統戰工作對象的新社會階層在生產過程中既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被剝削者，他們在生產關系中處于一種新型的關系狀態，因此需要進行重新界定。遵循這一邏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和回答的問題是：新社會階層的社會屬性形成的基礎是什么？其社會屬性具有何種特征？

1.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構建了新社會階層社會屬性的基礎

在馬克思看來，“至今一切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8頁。盡管階級這一概念并未直接被馬克思定義，但是從他的論述中可以發現，階級源于經濟差別較大的實體，但階級差異又不僅僅是財富、收入等數量的差別，而是存在于不同的社會結構中的差異化的社會關系。此外，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與社會流動時深刻指出，由于資本主義大工廠生產機制的作用，以往中產階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都會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而中產階層的上層則會積累起巨額的財富，從而進入資本家的隊伍中。(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頁。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質使得生產資料趨于集中，因此在馬克思的觀點中，原有封建社會中的小業主、小商人、農民等中產階級必然面臨分化和消亡的命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系終將表現為一個簡單明了、充滿對抗的兩極社會，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

到19世紀后半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組織形式和社會生產體制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生產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之后，伴隨著股份制、職業經理人等現代企業制度的形成和產權制度的明晰，眾多從事非生產性體力勞動、具有較高技術和管理能力的人員走向企業崗位，并逐步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群體，這使得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兩極分化”論述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這些新出現的中產階層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管理革命與技術革命背景下誕生的“新階層”。在這一時期，那種“完全的資本家”讓位于“發揮了重要功能但沒有資本的群體”，“專業管理官僚”成為企業家的一部分，在資本分解的過程中擁有了資本家轉讓的、代表財產的權力。(18)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Industrial Socie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60-63, 36-37.而社會勞動分工的不斷精細化以及企業生產規模擴大導致的生產專門化的現實需要具有專業技術和管理技能的人才脫穎而出，成為一個新的群體。此時由于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推進和普及，一部分勞動者能夠憑借自身的文憑或才能變成“穿黑外套的工人”，(19)David Lockwood, The Blackcoated Worker: A Study in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8，pp.20, 36-37.或成為米爾斯筆下外表“光鮮亮麗”、在辦公室中從事非體力工作的“白領”。(20)[美]萊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周曉虹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15頁。這些新誕生的“管理者階層”，不僅從一線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在收入上、思想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與傳統的工人階層形成了巨大的差異與區隔，(21)P.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4, pp.50-51.使得社會結構中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在經典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二元對立結構中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22)李路路：《新的社會階層——意義和挑戰并存》，《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這一時期社會層面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源于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巨大影響。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眾多高科技、高性能的技術和產品應用到實際生產領域，與19世紀初資本主義大工廠時代的低端技術和重復性勞動相比，復雜的生產設備、高精尖的生產工藝要求工人掌握更多的知識和技術，同時也造成了工人群體內部的分化。高技術工人從原有的工人群體中逐步脫離，成為高增長的階層，他們越來越多地與工程師和白領階層相融合，并演化成獨立的技術人員群體。(23)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Industrial Society, pp.60-63, 36-37.正如馬爾庫塞所指出的那樣，發達工業社會中的工人不再需要忍受非人般的奴役，生產力的發展、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改變了工人的階級構成，同時也重新塑造了他們的階層意識和價值取向。(24)[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2頁。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體制變遷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從工人階級的隊伍中孕育、抽離與成長，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階層結構發生了巨大改變。(25)張海東、楊城晨：《新社會階層:理論溯源與中國經驗》，《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1期。

這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社會變革所形成的現象和問題為學術研究創造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挑戰，眾多學者對社會結構中出現的“新階層”展開了深入的研究乃至激烈的爭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賴特(Wright)和新韋伯主義學者洛克伍德(Lockwood)的觀點。賴特發展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剝削的概念，在剩余價值剝削的基礎上發展出對物質生產資料、資產勞動力、組織資產和技術資產的剝削。賴特認為，管理技術人員具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在生產體制中不掌握生產資料，仍然是雇員，受到企業主的剝削；另一方面他們利用自身的管理地位和技術對下屬和工人進行剝削，將自身放在了工人的對立面上。(26)[美]埃里克·賴特：《階級》，劉磊、呂梁山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頁。而洛克伍德秉承韋伯的階層理論，從階層意識和階層地位的視角出發，指出從事管理技術工作的“白領職員”雖然和工人一樣不掌握生產資料，但是其辦公室的工作環境、勞動分工、工作內容與工人在流水線上的環境具有極大的差異，形成不同的工作環境；而且他們的收入、社會保障、晉升機會也和工人群體完全不等同，生成了迥異的市場地位，也就使職員與工人產生了不同的身份認知和意識形態。

拋開新馬克思主義者和新韋伯主義者對于“新階層”階層屬性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學者或是清晰地認識到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相對于傳統工人群體的新特征，或是認識到其在差異化市場地位下形成的新的階層意識，并且都承認這一群體的形成和壯大使得“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諸多改變，社會結構中出現了一批前所未有的“中間階層”。因此，產業革命的迅速發展和社會生產體制的變遷為以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為代表的新階層的孕育和發展創造了前提與條件，同時也構建了新社會階層社會屬性的基礎。

2.社會生產要素的變革形塑了新社會階層社會屬性的特征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變革，社會生產要素也在悄然發生著巨變。傳統階級分析論學者往往秉持這一視角：社會中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是由結構性因素和機制造成的，相對于個人的收入、教育和能力稟賦來說，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對生產要素的掌握才是引發社會不平等更為關鍵的結構性因素。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產要素的性質及其所有權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性質和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27)仇立平：《職業地位：社會分層的指示器》，《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因此，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之外，社會生產要素的變革同樣對新社會階層的生成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時也形塑了其社會屬性的特征。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生特別是隨之而來的信息化時代使人類社會步入了新征程，各種新理念、新技術、新成果的誕生及其所帶來的巨大經濟社會效益為新社會階層發揮獨特才干，將其掌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應用于企業生產與管理創造了時代機遇。正如丹尼爾·貝爾所指出的，知識成為這一時期經濟增長與社會階層變化的“中軸”，而且這一中軸將越來越處于主導地位。(28)[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高铦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25頁。這一趨勢映射在生產要素領域便是知識技能的重要性愈發凸顯，成為當代社會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生產要素。眾多科學技術工作者或將自身所掌握的新型技術技能投入企業生產中，推出各類新型產品從而幫助企業擴大再生產；或利用自身的管理知識提升企業的現代化管理水平，從而推動企業管理和生產的科學化和精準化。而知識技能這一生產要素又能在信息時代為這一群體的衍生和規模壯大提供原生動力，互聯網技術和平臺的發展與新媒體從業人員的壯大即是一個鮮明的例證?？v觀全球社會，現代股份制度的建立以及“資本過?！毕魅趿速Y本這一生產要素的首位度，作為生產要素的知識技能的重要性愈發與資本這一要素相接近甚至等同，這也引發了諸多學者對其與階層結構之間關系的探討。有學者指出，科學知識和專業技能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在給管理和技術人員帶來更大的收益和福利的同時，還塑造了與傳統勞動雇傭關系不同的，基于組織權力和知識技能的新型雇傭關系，而這種新型關系也使得管理技術人員演化成社會結構中的“新階層”或“服務階層”。(29)John H. Goldthorpe, “Class Analysis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Class Theory: The Case of Persisting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7, No.3, 1996, pp.481-505.可以說，知識技能作為一種稀缺性的生產要素無疑為新社會階層的孕育發展提供了核心動力，同時也塑造了新型生產要素結構下勞動者受雇和自雇的社會屬性特征。

概言之，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生產體制的變遷和生產要素的變革，發達工業社會的生產關系發生了變化?；谶@種變化，雖然學者們采用的階級分析法的理論源泉和具體視角有所不同，但是大都認為社會中新出現的管理和技術人員屬于中產階層，這是他們共同的社會屬性。這里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現代工業社會出現了不同于馬克思分析的早期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的新特征，在依據是否占有生產資料而劃分的兩極對立的階級中間出現了新的階層。新社會階層不是資本的代表，也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是受雇和自雇的勞動者。他們擁有知識和技術，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同時在生產關系中體現了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難以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現成的解釋，應該要發展新的理論解釋，這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而言也是一個需要在理論上進行回應的重要問題。此外，以往的諸多研究都從職業特征的角度出發，認識到新的社會階層屬于中產階層或者中間階層，但在過去的語境中，“中產階層”總是被賦予學術意義以外的一些特別含義。筆者認為，中產階層的概念，一方面涵蓋了中等收入群體，另一方面也呈現了該群體的職業特征，但并不涉及所有制屬性。從新時代中國建設共同富裕社會的新征程來看，中產階層這一群體將不斷擴大。因此，不論是在學術研究還是社會層面，我們都需要給“中產階層”賦予更加中性的含義。

新社會階層的發展趨勢和未來

鑒于新社會階層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準確地把握和預測其未來發展趨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政策價值。結合當前新社會階層的社會屬性，筆者認為新社會階層的發展趨勢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是新社會階層的總體規模仍將不斷擴大，自身實力將顯著增強。(30)張海東：《新社會階層的結構化、組織化及發展趨勢》，《江海學刊》2019年第5期。新社會階層孕育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浪潮之中，而當前市場經濟持續發展和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為新社會階層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制度環境。一方面，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各類企業數量穩步增加，給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提供了眾多就業和發展機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社會組織登記注冊的簡化、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各地社會組織孵化發展的舉措，都促進了各類社會團體和基金會健康增長。(31)張林江：《新的社會階層興起及其對當代中國的影響》，《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給各類教育、娛樂、文化領域的自由職業者和新媒體從業人員創造了更多的市場機會，使得他們能夠在未來長時間內保持數量和規模的穩定增長。

其二是新社會階層的社會影響力將不斷增強。隨著市場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對生產要素的高效組合，各類新經濟組織、新經濟業態、新產業模式不斷涌現，給新社會階層提供了更大的舞臺。經濟領域的成就以及其自身的社會責任感也將使他們更多地投身于政治事務和公共事務，參與到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當中。相當一部分新社會階層人士在一些公共性社會議題中積極發表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社會輿論，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特別是信息技術的不斷迭代使得輿論傳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速度，更擴大了新社會階層的社會影響力。

其三是新社會階層將改變原來“無所屬”或“非組織化”的狀態，走向“組織化”。由于職業性質所帶來的影響，他們往往游離在黨外、體制外，大多處于“隱身”和“無所屬”的狀態。在市場經濟的“洗禮”下，新社會階層逐漸與其他群體產生了分化，他們對自身權利的認識愈來愈清晰，表達權利訴求、維護自身權益的意愿越來越明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不同利益群體必然會發生利益矛盾與沖突，組織化成為維護群體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徑。因此，新社會階層對實現自身聯合具有迫切的現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