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零碳社會建設的社會學之思：內涵、挑戰與出路

衛小將

人類活動持續排放的二氧化碳導致了氣候變暖，在全球層面上形成了一個風險共同體。減少碳排放量直至實現排放和吸收的均衡成為共識性的問題解決出路，這不僅需要各國探索各自的干預路徑和策略，更需要打造一個全球治理共同體。在此方面，我國顯現出了大國的魄力與擔當，明確給出了時間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按照一般的邏輯，雙碳目標與環境治理屬于自然科學范疇，洞悉自然規律、提升科學技術即可達到有效治理。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雙碳目標的實現固然需要自然科學知識，但它同時也是嵌入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個體生活脈絡中的，是一項需要諸多要素協同演進的系統工程。如科學上需要不斷提高節能減排等前沿性技術研發，探尋清潔型和可替代型能源；經濟上要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完善碳交易制度和探索碳稅政策，大力發展綠色金融，督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政治上要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建設綠色絲綢之路，打造風險應對共同體；文化上需要重新審視人與自然及環境的倫理問題，重估傳統社會的環保功能，重構和諧共生利益鏈；社會層面要維護環境公平正義，關注自然風險和社會風險的相互轉化，培育環保和志愿服務組織，推動社區教育，探索風險社會多元治理策略；個體層面則要進行生活方式“革命”，提倡簡約適度和綠色低碳生活，打破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支配邏輯。綜上，科技、經濟、政治、文化及個人都與社會保持一種互動互嵌關系，且以不同維度策略構筑著大社會運行體系，旨在構建一個零碳社會。此外，環境問題衍生遵循如下社會邏輯：環境問題——從污染到全球變暖——并不是自然界產生的，這些問題是由人類的選擇和行為產生的，并最終演變成社會問題。(1)[美]約翰·J.麥休尼斯：《社會學經典入門》，風笑天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33頁。由此，環境問題不僅是自然問題，更是社會問題，相比其他學科而言，我們更需要社會學。(2)[美]邁克爾·貝爾：《環境社會學的邀請》，昌敦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頁。這就需要從大社會系統層面積極推動零碳社會建設。

零碳社會建設的社會學意涵

中國是碳排放和碳損失最大的國家之一，2020年碳排放總量為98.99億噸，占全球總排放量的30.7%。(3)B. 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碳損失高達4396.16億美元，占國民總收入(GNI)的3.1%,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63%)。(4)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這意味著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任務非常艱巨。雙碳目標的時間路線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5)胡鞍鋼：《中國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及主要途徑》，《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2021—2030年實現碳達峰，從高碳經濟轉向低碳經濟；2031—2040年碳排放大幅下降，基本實現低碳產業經濟社會體系；2041—2050年主要產業特別是能源碳排放降至趨于零；2051—2060年實現碳中和，基本建成零碳社會。

零碳社會建設與生態學直接相關，與社會學具有學理親緣性，誠如麥休尼斯所說，生態學是社會學的“表親”。(6)[美]約翰·J.麥休尼斯：《社會學經典入門》，第433頁。環境問題起初并沒有進入社會學研究范疇，社會學奠基者馬克思、韋伯、涂爾干等都很少直接關注環境問題。從經典社會學家闡釋轉型社會的概念和論述中可知，環境問題進入社會學的論域經歷了由隱性向顯性、自邊緣向中心的發展過程，最終形成了環境社會學。在涂爾干的“機械團結”、滕尼斯的“社會”、韋伯的“理性鐵籠”、齊美爾的“文化悲劇”、馬克思的“異化”、貝爾的“后工業社會”中，環境問題只是被當作工業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問題的背景；(7)[英]安東尼·吉登斯、菲利普·薩頓：《社會學》，趙旭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頁。在加爾布雷斯的“美好社會”、貝克的“風險社會”、吉登斯的“失控世界”、鮑曼的“被圍困的社會”、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環境問題才開始作為研究問題凸顯出來，對環境風險與社會風險的關系問題也有所涉及，但相對于社會問題，此時環境問題仍是次要的；在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米都斯的“增長的極限”、吉登斯的“氣候變化的政治”中，環境問題開始成為一個中心議題，它激發起人們對于社會學“人類中心主義”(human-centralism)理論傳統的反思，(8)洪大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及其社會學意義》，《社會學評論》2017年第2期。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提出了在社會學研究中強化生態維度的新生態研究范式。(9)陳阿江：《環境社會學的由來與發展》，《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此外，在現實生活中，隨著環境問題制造的社會風險及其引發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安全日趨增加，環境問題開始走向公共性，這也為社會學打破環境問題是自然科學的專利提供了契機。正如布洛維所說：“對于社會公正、經濟平等、人權、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政治自由或者僅僅就是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最初激情，使得我們許多人投奔了社會學?！?10)[美]麥克·布洛維：《公共社會學》，沈原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這也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并推動零碳社會建設提供了學理依據。

零碳社會建設無疑是環境社會學的重要議題。環境社會學同時研究自然和社會群體，通過分析現實的社會與生態沖突成因而提出問題解決方案。(11)[美]邁克爾·貝爾：《環境社會學的邀請》，第2頁。1935年，我國社會學家孫本文提出：“依社會環境的需要與人民的愿望而從事的各種社會事業，謂之社會建設?！?12)鄭杭生：《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研究與中國社會學使命》，《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4期。這里的環境主要指社會環境，但今天拓展至生態環境應更契合零碳社會建設的現實需求。借用鄭杭生的社會建設正向與逆向說，(13)鄭杭生：《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研究與中國社會學使命》，《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4期。零碳社會建設正向上要建立和完善合理配置環境資源的社會結構，建立調節人與環境矛盾的體制機制，大力培育環保社會組織，確保環境正義和人人享有環境權；逆向上要根據環境問題與社會問題交織的特點，正確處理因環境風險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由此，從社會學及環境社會學的視角出發，零碳社會建設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

首先，零碳社會建設需要從根本上轉變發展理念與模式。積極倡導一種“去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理念與模式，徹底與化石燃料時代脫鉤，從高碳經濟轉向低碳或無碳經濟。毋庸諱言，工業社會遵循一種生產型和攫取型的發展主義理念。當發展主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時，其既是社會發展的“指揮棒”，也是碳排放的“助推器”。且這種理念形成了一種相對定勢的能源消耗結構，如我國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為498000萬噸標準煤，其中煤炭占比為56.4%，石油占比為18.9%，天然氣、一次電力及其他能源占比分別為8.4%和15.9%。(14)相關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這種能源消耗結構引發的高碳排放制造了環境風險，如氣候變化、河流污染、海平面上升、物種減少等，進而滋生貧困、疾病、環境移民等社會問題。不僅如此，“碳危害”又被先污染后治理、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加速發展來解決的話語給淹沒了。由此，零碳社會建設要堅決摒棄單一地將發展等同于經濟發展、將經濟發展等同于GDP增加的發展模式，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環境的增長模式，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與模式。

其次，零碳社會建設要注重環境公平正義，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對于美好生態環境的迫切需求，將良好生態環境打造成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隨著高碳經濟引發了一系列環境風險，環境問題呈現出日益顯明的社會性特征：一是環境問題從人們日常生活的邊緣走向中心，愈發凸顯出公共性，如人們對于極端氣候、霧霾天氣、垃圾焚燒、生態農業的普遍關注。同時，環境權已經開始成為一種人人渴望享有的基本權利。二是環境問題一定程度上也引發了社會分層，不同社會階層獲得優勢生態環境與優質生態產品的能力和機會不同，且不同社會階層對于環境風險的抵御能力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三是環境問題催生了新的社會弱勢群體，如因環境污染而威脅生存、影響生計、導致疾病、被迫搬遷的群體。這些群體因環境威脅而呈現出弱生存性，他們或許不是制造環境污染的主體，但卻是承擔環境風險的主體。因此，環境就是民生，零碳社會建設即是民生建設，它需要塑造一種公平正義的環境資源分配制度，確保人人都平等享有低碳或無碳環境，確保那些因環境問題而形成的弱勢群體能夠得到更多的社會保護。

再次，零碳社會建設需要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相互協調相互促進，提高生態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打造一種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新格局。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從“三位一體”到“四位一體”再到“五位一體”，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且生態文明成為彰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維度。這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踐創新成果，更豐富和拓展了本土社會學的內涵和外延。具體而言，零碳社會建設需要將社會元素和環境元素有機融合到社會建設中，充分發揮國家、市場及社會等多方主體的協同參與功能。一是充分發揮黨委領導和政府主導的作用，強化統籌謀劃、統一部署、一體推進，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提升科技“減碳”能力；二是積極發揮企業的主體責任，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打造綠色“碳市場”；三是充分動員社會力量和公眾積極參與到現代環境治理體系中，推動綠色社會組織建設，引導個體遵守建設低碳或零碳社會契約，無條件擔負社會責任。

最后，零碳社會建設需要進行深刻的生活方式“革命”，激發人們的主體性與行動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指出，全球變暖正在發生，主要原因是人類活動。(15)[美]杰羅米·H.什科爾尼克、埃利奧特·柯里：《美國社會危機》，楚立峰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頁。習近平多次強調，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16)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255頁。按消費側排放計算，全球約2/3的碳排放與家庭排放有關。(17)國合華夏城市規劃研究院：《中國碳達峰碳中和規劃、路徑及案例》，中國金融出版社2021年版，第104頁。因此，人們的生活方式轉變也是零碳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人們的生活方式深受消費社會的影響，即消費物品徹底與某種明確的功能和需求失去了聯系，而遵循著一種社會邏輯或欲望邏輯。(18)[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頁。以家用汽車為例，汽車是碳排放增速最快的領域之一，一方面，汽車數量增加引發的交通擁堵及噪音等對人們的心理和生活造成巨大困擾；另一方面，汽車全生命周期，包括燃料周期(燃料生產+燃料使用)和車輛周期(材料、零部件、生產及維修保養)，(19)鄧玥：《別忽視汽車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中國環境報》2021年8月17日。都在進行碳排放?？梢哉f，人們的日常生活都與碳排放密切相關，“碳足跡”是每個個體有意無意的行為，與其傳統習慣、生活理念、生計方式等都密切相關。每個個體的“碳足跡”都可能引發所謂的“公地悲劇”(根據自身利益行動的個體，從長遠看，將使每個人都毀滅)。(20)[美]杰夫·曼扎、理查德·阿魯姆、林恩·哈尼：《社會學2.0：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解玉喜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20年版，第441頁。綜上，零碳社會建設除了宏觀層面的社會治理，還需要聚焦人們的微觀日常生活，理解其“碳足跡”背后的社會意義和邏輯，引導其積極轉向綠色生活和消費，進而有針對性地進行生活微治理。

零碳社會建設的現狀與挑戰

實現雙碳目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推動零碳社會建設，黨和國家一直在行動，早在2005年習近平就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社會建設思想。國家“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節能減排概念。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解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問題和危害群眾健康的環境問題。黨的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和“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2015年中國向聯合國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NDC)方案。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能耗總量和能源強度雙控目標，并將能源強度、碳強度列入了各地考核指標。2020年中國又向世界做出了實現雙碳目標的承諾。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的目標。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國務院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逐步形成碳達峰、碳中和的“1+N”政策體系。這些都為零碳社會建設營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并提供了具體的行動路線。

我國零碳社會建設總體上已形成“一體多元”的格局，即中央統一部署，各部委和各領域協同聯動，社會組織和公眾積極參與，堅持全面綠色轉型，治污減碳與民生工程協同推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一是初步形成了系列性的制度體系和“社會政策叢”，涵蓋了能源、產業、交通、技術等諸多領域；二是形成了系統性的理念和理論成果，如“兩山”理念、美麗鄉村理念、供給側理論、全球治理理論、生態文明理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論等；三是碳治理初見成效，基本扭轉了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2020年我國碳排放強度較2005年下降48.4%，超額完成向國際社會承諾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標，累計少排放二氧化碳約58億噸；(21)黃潤秋：《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學習時報》2021年11月17日。四是碳治理的成功經驗和典型案例開始形成，如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大規模開展PM2.5治理的大國，尤其是北京治霾經驗可以為國內外各大城市提供借鑒和參考。同時，我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發展突飛猛進。再如2022年冬奧會場館建設和使用全面貫徹了綠色低碳環保理念，大量使用了光伏和風能發電，樹立了低碳和零碳奧運的典范。

零碳社會建設充分體現了我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與擔當。這一目標涉及多種相關利益主體近期與長遠、局部與整體、直接與間接的利益問題，因此也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我國的雙碳目標是在尚未完成工業化進程的背景下就提出并付諸實施的，是在碳排放量持續上升進程中的“緊急剎車”。因此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我國雙碳目標實現的經濟社會基礎相對薄弱，時間周期短，任務艱巨，付出的經濟社會成本也比較高。根據國際社會的經驗，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與碳達峰碳中和的實施程度密切相關，即大部分國家是在步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后才開始致力于節能減排和綠色社會建設，而且大部分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周期都比較長。如歐盟在1990年實現了碳達峰，距離2050年實現碳中和有60年的時間；美國2007年實現碳達峰，距離實現碳中和也有43年的時間。而我國碳達峰的實現時間比歐盟晚40年，比美國晚23年，比日韓晚17年，(22)世界各國碳達峰碳中和時間表，碳排放重要協議一覽，https://www.sgpjbg.com/info/23226.html，2021.6.7。但碳達峰和碳中和之間的時間間隔僅有30年。由此可見，我國碳達峰起步時間比較晚，而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的時間間隔又比較短，這使得我們需要用30年完成西方國家40年甚至60年的碳治理任務。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是我國承諾為國際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因此，如果不能按期實現雙碳目標和建成零碳社會，對于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勢必造成負面影響。

其次，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粗放式及高能耗發展向綠色發展轉型是必然趨勢，能源結構調整是轉型的關鍵環節。然而就是在這種轉型的拐點必然會面臨“轉型之痛”，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慣性在一定范圍內還將持續存在。這種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化石燃料和高碳排放的，尤其是煤、石油和天然氣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貢獻巨大，即遵循一種高能耗、高排放、高增長模式。但這種高碳發展模式背后潛藏著環境污染和社會風險。從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可知，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遵循一種“倒U”型曲線，即在短期內，經濟會隨著環境的污染程度加重而出現高速增長態勢，當環境污染達到一定峰值時，經濟就會出現持續下行。因此，從短期看，碳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經濟出現下行，觸及多方面的利益，尤其可能與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道義產生沖突，也可能激起一定范圍的“社會怨恨”，這也是零碳社會建設面臨的巨大挑戰。但從長遠看，零碳社會建設是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再次，零碳社會建設需要建立完備的法律保障體系、制度政策體系、科學技術體系、宏觀治理體系等。然而目前我國在這些體系建設方面尚處于探索階段，提升空間巨大。從法律保障體系看，我國還沒有專門的碳達峰碳中和立法，目前相關立法只有《環境保護法》(1989年頒布)，2014年對之進行修訂增加了加大環境污染懲處力度的內容，但關于碳治理的相關內容依然缺乏。從制度政策體系看，我國相關的社會政策相繼出臺，逐步形成了“1+N”的政策體系，但政策的完整性、嚴密性和可行性還需要進一步強化。從科學技術體系看，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能源存儲技術、電網基礎設施與輸電技術、氫能技術、智能化管理與服務技術、電動汽車關鍵零部件研發、替代原料研發、產業脫碳工藝流程研發等關鍵科學問題與技術還比較薄弱，(23)董利蘋等：《歐盟碳中和政策體系評述及啟示》，《中國科學院院刊》2021年第12期。需要進一步推動科技創新。從宏觀社會治理體系看，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面對“碳治理”的新領域還需要大力提升統籌協調能力，提升對社會大眾的動員能力。因此，法律保障體系、制度政策體系、科學技術體系、宏觀治理體系的不健全也是制約我國零碳社會建設的主要因素。

最后，雙碳目標已成為一種國家戰略性目標，零碳社會建設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氣候政治”或“零碳政治”，它的實現依賴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提升。不僅要變革生產方式，還需要將人們的生活方式納入社會治理范疇。從長遠看，零碳社會建設是民生工程，人民群眾既是建設主體、變革主體，也是受益主體，這與國家的戰略目標是并行不悖的。但就當下具體的生活而言，人們的生活方式總是受到自然環境、傳統習慣及地域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形塑，表現出一種固守性，轉變是一個艱難蛻變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形成雙碳長遠目標與人們當下生活方式之間的張力。對此，需要在二者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一方面，不能以碳治理和環境保護的名義剝奪社會弱勢人群的生存福利，完全不顧及弱勢人群的可行能力與社會資源的弱獲得性，以致釀成環境群體性事件；另一方面，也不能片面強調人們生活方式的傳統性而置生態破壞和碳排放于不顧。如何調節平衡二者間的關系對于零碳社會建設是一種挑戰。此外，我國民眾的環保意識與零碳社會建設的客觀要求總體上是不匹配的，民眾還需進一步提升認識并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自覺性行動，實現從國家要求減碳到個體自覺減碳的轉變。

零碳社會建設的路徑與策略

整個工業化時代可以說就是一個“碳時代”，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都與“碳排放”密切相關。以深綠生態主義悲觀的觀點看，這個時代呈現出“自反現代化”的特點，即存在人類創造性地“自我毀滅”的可能性。(24)[德]烏爾里?！へ惪?、[英]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趙文書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頁。而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為代表的工業4.0時代已經到來，意味著人類將要與化石燃料時代徹底脫鉤，致力于構建一個綠色清潔的零碳社會，這也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契機。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碳足跡”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社會問題，是由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導致的，反映了社會關系的失調。由此，我們需要從社會學的視野中尋求相應的零碳社會建設路徑與策略。根據我們的梳理和歸類，社會學在環境問題上主要涵蓋四個方面的進路：反思批判、專業工具、介入行動、政策構建。其一，從理念上反思和批判現代性及其后果，明確指出現代性的生產主義和發展主義邏輯制造了環境風險，并使人類面臨生存危機，如氣候變化、河流污染、雨林、荒漠化、土地堿化、海平面上升、物種滅絕等，進而滋生了貧困問題、疾病問題、環境難民、移民問題等。此外，倡導一種“人類除外主義”(human exceptionalism)的理念與視角，(25)[美]約翰·D.卡爾：《社會學與我們》，劉鐸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30頁。即環境因素對于人類和其他物種的影響是不同的，以“霧霾天氣”為例，人類可以通過空氣凈化器來消除或降低其危害性，但動物卻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其二，將社會學作為審視和研究環境問題的工具，一方面，訴諸人類行為與社會和自然環境的關系視角進行審視，將日常生活中的環境破壞行為放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中去理解，拓展一種社會學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如環境正義和環境分層的相關研究認為，發達國家大量的碳排放給后發展國家帶來了高昂的治理成本，社會底層受到環境破壞的負面影響更大、抗環境風險能力更弱。再一方面，通過統計數據掌握社會大眾的環境意識、環境態度、環境行動，預測環境風險，探索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規律。除此之外，還需注重社會學理論與環境問題的融合，如促進生態女性主義、環境社會主義等理論的形成；其三，積極倡導和推動綠色行動，如強調國家之間、區域之間的協同治理，大力培育綠色社會組織和志愿服務組織，開展綠色環境保護運動，探索綠色社會工作實務，推動社區教育并推廣低碳或無碳的綠色生活方式等；其四，在社會政策中融入環境的維度，構建綠色社會政策。如通過征收環境稅或碳稅來影響企業和個人的碳排放行為，積極推廣碳補償項目(消費者購買減排產品，以抵消其活動造成的碳排放)，(26)H. Nakamura, & T. Kato, “Japanese Citizens’ Preferences Regarding Voluntary Carbon Offsets: An Experimental Social Survey of Yokohama and Kitakyushu”,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2013, 25, pp.1-12.推動發展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致力于打造生態友好型社區。綠色社會政策的重要原則是不能因環境政策而影響和破壞貧困階層的福利。(27)[英]皮特·阿爾科克、瑪格麗特·梅、凱倫·羅林森：《解析社會政策(上)：重要概念與主要理論》，彭華民譯，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頁。綜上，社會學為零碳社會建設路徑和策略提供了豐富的知識養分。由此來看，零碳社會建設既需要制度和科技創新，還需要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更需要社會治理、社會政策、社會發展、社會組織、社會工作、社區教育等系統性的社會干預技術與策略。由此，我們可結合社會學的原理、聚焦大社會系統性視角來探索構建零碳社會的路徑與策略。

第一，從地緣政治走向生物圈合作，推進全球“碳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社會學視野中，全球化意味著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安排的束縛逐步降低。如果說政治、經濟、文化全球化尚存在諸多分歧的話，環境問題全球化無疑已成為一種共識，正如撒默斯所說，“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凝聚了人心，擱置了分歧”，富勒將地球稱作“太空船地球”，(28)轉引自[澳]馬爾科姆·維特斯：《全球化》，徐偉杰譯，(臺灣)弘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頁。這都說明環境問題超越國界使人類形成了一個風險共同體。不僅如此，全球化體系中的風險分布會遵循社會學家貝克所稱的“回力棒曲線”模式，即風險帶來的危險后果會回到生產這些風險的來源地，并反過來影響之。(29)[澳]馬爾科姆·維特斯：《全球化》，第95頁。碳排放引發的全球變暖亦遵循同樣的邏輯，因此，積極推進全球“碳治理”是未來的重點與難點。早在2017年，習近平就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是解決全球治理難題的中國方案。2020年，在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再次明確提出：團結一心，開創合作共贏的氣候治理新格局。在氣候變化挑戰面前，人類命運與共，單邊主義沒有出路。(30)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第452頁。這些理念為全球“碳治理”指明了出路，對于開創合作共贏的氣候治理新格局具有積極意義。中國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一方面，要積極倡導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從地緣政治走向生物圈的深度合作，摒棄以環境問題作為國家之間政治博弈的籌碼，就環境問題本身協商環境治理出路，持續推動《巴黎協定》的簽署、生效和實施，致力于構建全球風險治理共同體。另一方面，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綠色社會治理思想，創新環境治理技術手段，持續推進南南合作，加強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協同治理，積極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環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共同打造綠色“一帶一路”。通過全球“碳治理”進而共建共享美好社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二，經濟發展全面向綠色發展轉型，推動生態保護立法，實施綠色社會政策，構建環境正義的零碳社會。碳排放引發的氣候變暖與發展主義是密切相關的，發展主義將發展化約為經濟發展并進一步簡化為GDP的增加。這種單維的GDP增加理念本質上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攫取型”發展范式，即人類無限制地改造自然和向自然索取，在累積大量財富的同時也制造了環境風險。但這種財富的增加并非一成不變，當污染程度達到一定峰值后，人們的收入就會持續下降，而環境污染還將持續加大。從長遠看，這種發展方式將成為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礙。因此，深入反思并摒棄發展主義的邏輯，將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轉向綠色發展是構建零碳社會的必由之路。這也是一種由人類中心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方式的轉變。綠色發展理念離不開生態立法的保障和綠色社會政策的輔助，一方面，我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增加了對于危害環境行為的懲處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零碳社會建設的法律法規，以便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綠色社會政策是社會政策與生態理論的有機融合，重點關注環境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是經濟和環境政策的重要補充。它在零碳社會的建設過程中可以發揮多方面的功能。首先，綠色社會政策強調環境正義，通過制度安排強化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和行為，確保人人公平享有美好環境。如從征收個人所得稅轉向對社會征收污染稅，尤其是通過征收碳稅來約束和減少碳排放行為，通過碳補貼強化低碳或無碳行為。其次，綠色社會政策關注環保政策對于社會弱勢群體福利的影響，通過推動新的政策來彌補環保政策帶來的個體利益受損。尤其是雙碳目標所要求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可能會對社會弱勢人群形成一定的“負擔”，如一些環境移民的生計問題，還有一些低收入群體對于煤改電所導致的取暖費用增加而難以承受等。這些都離不開綠色社會政策的干預和兜底。再次，綠色社會政策倡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致力于構建綠色生態社區。如通過鄉村振興戰略、農村合作社建設、改善人居環境、耕地和綠地保護等踐行環境就是民生的目標。綜上，綠色發展方式、生態環境保護法律、綠色社會政策是構建零碳社會的重要路徑與舉措。

第三，大力培育環境社會組織，積極發展綠色社會工作和志愿服務工作，實施多層面的賦權式治理，保障人人享有環境權。環境社會組織是推動零碳社會建設的重要社會力量，它在協調國家與人民群眾關系方面發揮了社會連接作用。當前我國的環境社會組織發育先天不足，還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規范組織管理，推動能力建設。同時，社會組織也是培育和發展社會工作的平臺。因此，在推動環境組織發展的同時要大力推動并探索綠色社會工作及志愿服務工作。綠色社會工作是一個國際前沿性領域，它在社會服務中引入生態環境的維度，注重在不平衡的政治、社會、經濟和環境結構中推動政策與行動。(31)F. H. Besthorn, “Radical Ecologisms: Insights for Educating Social Workers in Ecological Activism and Social Justice”, Critical Social Work, 2003, 4(1), pp.66-106.我國社會工作正處于探索發展階段，在加強創新社會治理、社會救助、社區服務、災害處置、公共衛生等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當前，大力發展綠色社會工作相對于歐美社會工作不僅可以實現“彎道超車”，而且對于實現雙碳目標具有現實意義。我國綠色社會工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一是重塑社會工作價值、倫理、理論和方法，著力在社會工作知識教育體系中融入環境的維度，著重處理好人與自然、社會主流群體與弱勢群體、現在與未來的發展關系問題。二是積極培育綠色社會工作機構和志愿服務組織，尤其是扶持以實現雙碳目標為宗旨的相關機構，推動環境保護的社會參與和社會行動。三是以鄉村振興及鄉鎮社工站(點)建設為契機，大力培育綠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打造生態宜居綠色社區，促進生態靈性的回歸，建設美麗中國。四是廣泛開展社區營造和社區教育，發揮社區居民在環境保護中的主體作用，強化其環境保護的認知、意識與行為，矯正其不合理的消費理念與生活方式。五是在自然與社會環境結構中開展行動，尤其要關注和關心環境惡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弱勢群體，通過個體認知、行為矯正、家庭建設、團體互助、社區營造、社會發展等開展賦權式治理，保障人們平等享有環境權，實現人與環境的雙向提升。

第四，在宏觀碳治理的同時積極開展微觀社會干預，進行日常生活管理，矯正高碳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倡導綠色低碳生活新時尚。環境問題無疑是人的問題，人們的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是除生產方式之外碳排放的最重要來源。對此，要大力倡導綠色文明，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的自覺行動。(32)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第543頁。換言之，在政治層面統籌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要進行積極的社會干預，矯正人們不合理的消費行為。首先，倡導并塑造一種環境友好、包容共享、和諧共生、互助友愛的社會價值，扭轉生產主義和物質主義至上的生活理念。引導個體發展從“個人成就型”轉向“環境保護型”，去除將個體發展凌駕于環境之上的攫取邏輯，消弭個體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對立邏輯，重塑人類行為與生態環境的動態平衡性。其次，破除消費主義的邏輯，消解商品的社會建構意義與符號價值，使其回歸自身的物用功能。同時，積極引導人們進行經濟、低碳、可持續性和在新領域的消費。毋庸諱言，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奢侈消費、炫耀式消費、過度消費等都是一種“高碳行為”，個體消費的累積效應會加速高碳社會的到來。這種消費欲望和動力的背后是將獲取商品的能力等同于自我實現的能力及社會身份的象征，如人們對于汽車、別墅、名牌服飾、高檔皮包及手機等的追求。只有打破這些商品與社會象征意義的連接，才能促使人們進行理性消費，進而阻斷消費引發的碳排放源頭。最后，在能源管理的同時注重生活管理，形塑低碳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疤甲阚E”伴隨著每一個人的行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往往也是碳治理的重要領域，進行日常生活的“革命”是必然趨勢。行為主義者認為，個體的負面行為可以通過改變非理性認知、系統脫敏、負強化及社會學習等方式得到矯正。由此可以聚焦于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碳足跡”，如家電使用、交通出行、廢物垃圾丟棄、電腦手機使用、一次性餐具和購物袋使用等，一是增強對這些行為可能引發氣候變暖的理性認識，二是通過設立減碳目標并進行系統訓練以減少自身的碳排放行為，三是建立對碳排放行為的懲罰機制進而減少其行為頻率，四是積極發揮榜樣的示范作用，推動全面社會學習。綜上，可通過社會干預和生活管理積極推動零碳社會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