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比較研究中若干重要命題的內涵和釋義

張乃和

中外學術界對“文明”的認識，大體經歷了類似的轉變過程，即從視之為某種高級的人文道德狀態，轉向視之為中性多樣的社會歷史單位。只是這一轉變發生的時間早晚不一，歐洲在18世紀末，中國則在清末民初。(1)參見羅檢秋：《清末民初知識界關于“文明”的認知與思辨》，《河北學刊》2009年第6期；張乃和、于洪、郭軍偉：《歐洲文明轉型與史學現代化》，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頁；Krishan Kumar, “The Return of Civilization—and of Arnold Toynbe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6, No. 4(October, 2014), pp.815-843.這就為開展科學的文明比較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后，在文明比較研究中，西方學術界提出了許多命題。這里所說的“命題”(thesis)，是指具有典型性的重要論斷。這些論斷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反響和持久深入的討論，因而值得我們重點關注。然而，針對西方學術界所提出的這些命題，到目前為止國內學者尚未展開系統的梳理和理論分析。不過，有不少學者較早關注到了其中的個別命題，也開展了相應的深入研究，這為我們開展系統的梳理和理論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國內有關研究成果較多，如針對“特納命題”，我國學者至少從1978年起就啟動相關研究了，至今仍在關注。然而，針對該命題所進行的理論分析，也就是探討其理論前提和有效性的研究，尚有待展開。因此，在這里恕不一一列舉國內學者針對若干具體命題的研究成果了。參見丁則民：《美國的“自由土地”與特納的邊疆學說》，《吉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3期；付成雙、曹新群：《從邊疆假說到環境正義：北美西部史的多重面相》，《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等。國外學術界則圍繞這些命題不僅開展了相應的深入研究，而且還關注到了其理論前提和有效性問題，但從總體上看，系統的梳理和理論分析不多。(3)國外有關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并不斷進行概括總結和補充修正，但很少有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針對這些命題進行分析和批判。參見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1968, pp.57-59;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6,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1968, pp.168-170, 493-501; W. F. Bynum, E. J. Browne, Roy Porter, eds.,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pp.185-186, 262, 295, 450; R. C. Olby, G. N. Cantor, J. R. R. Christie and M. J. S. Hodge,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18-35, 218-224; William A. Darity Jr. editor in chie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8, 2nd edition, Detroit and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8, pp.29-30; William A. Darity Jr. editor in chie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9, 2nd edition, Detroit and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8, pp.54-57; Manuel Perez Garcia, Lucio DeSousa, eds., Global History and New Polycentric Opproaches: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a World Network System,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8, pp.23-27.可見，如何從理論上對這些命題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分析，仍是一個有待展開的重大課題。本文將在厘清這些命題基本內涵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科學的唯物史觀，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文明理論方法，嘗試弄清其理論前提和問題有效性，為提出我們自己的文明比較研究命題奠定基礎，為促進世界各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提供智慧。

一

從19世紀末以來，西方學術界在文明比較研究中提出了許多命題。在這里，筆者將按照時間順序嘗試對這些命題進行初步梳理。

首先是“特納命題”(the Turner Thesis)。這一命題是由美國歷史學家特納在1893年提出的。他認為，正是日益擴張的邊疆才導致社會生活方式不斷調整和重建，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革命，推動了美國走向現代化的、更高級的社會，并認為這正是美國不同于歐洲之處。由于這一命題強調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作用，因而又被稱為“邊疆命題”(the Frontier Thesis)，其影響相當深遠。(4)J. A. Burkhart, “The Turner Thesis: A Historian’s Controversy”,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31, No. 1(Sep., 1947), pp.70-71.這一命題可以說是后來的“美國例外論”的濫觴。(5)Jan Breman, Kevan Harris, Ching Kwan Lee, Marcel van der Linden, eds., The Social Ques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Global View,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p.40.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針對美國與歐洲、歐洲白人文明與美洲印第安人文明之間的比較研究，主要是為論證美國的崛起，甚至是為美國的對外侵略擴張乃至于為此前歐洲的殖民侵略擴張活動辯護。不過，特納命題激發了人們通過比較研究進一步探討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興趣，桑巴特就曾受其影響。

其次是“桑巴特命題”(the Sombart Thesis)。這一命題是由德國學者桑巴特提出的，在國內外學術界有兩種不同的指稱。其一是指他在1906年出版的論著中所提出的關于美國為何沒有出現大規模社會主義運動的論斷，其二則是指他在1911年出版的論著中所提出的關于猶太人在歐洲資本主義文明起源中所起作用的論斷。(6)參見Werner Sombart, tr. by Patricia M. Hocking and C. T. Husbands,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Werner Sombart,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tr. by M. Epstei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13。在第一種意義上，該命題強調美國的資本主義通過改善工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吸收工人入股而緩和了工人的反抗；通過普選權和兩黨制把工人力量整合到了國家體制之內；開放了工人的上升通道加上開放的邊疆成為“減壓閥”，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美國沒有出現大規模社會主義運動。(7)Werner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p.xix-xxiii.在第二種意義上，該命題則認為猶太人的商業才能與日耳曼人的技術發明聯姻，共同孕育了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8)Werner Sombart,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p.323.桑巴特的命題引起了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爭論，韋伯命題可以說就是在其影響下被提出來的。

第三是“韋伯命題”(the Weber Thesis)。一般認為，韋伯命題是指德國思想家韋伯在1904至1905年間發表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1919至1920年間撰寫的《世界經濟通史》等論著中形成的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論斷。他的核心觀點與桑巴特不同，認為西方文明走向資本主義的根本因素不是猶太人的商業才能，也不是日耳曼人的技術發明，而是新教倫理所蘊含的理性精神，中國、印度、古代猶太人等其他文明由于不具有這種精神所以才發展不出西方資本主義文明。(9)Richard Swedberg and Ola Agevall, The Max Weber Dictionary, 2nd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Social Sciences, 2016, pp.386-390.這一命題至今仍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韋伯也因此被稱為“資產階級的馬克思”。(10)Andre Gunder Frank,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Smith and Marx vs. the Weberian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 No. 4 (Winter, 1975), p.431.該命題影響深遠，其后國際學術界關于近代科學興起的論爭幾乎均與之有關。因此，準確理解和把握其內涵，并對其開展全面的理論批判，十分必要。

第四是“默頓命題”(the Merton Thesis)。這是美國社會學家默頓在20世紀30年代針對近代科學興起所提出的論斷。他的主要觀點是：清教主義文化價值體系與社會互動的特有類型及范圍，是近代科學興起于英國的重要因素。這是針對“赫森命題”(the Hessen Thesis)提出的。蘇聯學者赫森在20世紀30年代參加英國舉辦的國際科學史大會時提出，牛頓的科學體系主要是經濟和社會因素推動的結果，而不是牛頓個人天賦或新教倫理因素決定的，這被稱為“赫森命題”。該命題隨即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反對和批判，默頓命題就是其中的代表。(11)Robert Bud, Paul Greenhalgh, Frank James, Morag Shiach, eds., Being Modern: The Cultural Impact of Scie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8, pp.137-138.可見，即使是科學研究也難以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

第五是“李約瑟命題”(the Needham Thesis)。這是由英國生物化學家和歷史學家李約瑟針對近代科學興起所提出的論斷。他起初也是為了反擊蘇聯學者提出的“赫森命題”，提議在劍橋大學建立科學史委員會組織開展科學史研究。(12)Robert Bud, Paul Greenhalgh, Frank James, Morag Shiach, eds., Being Modern: The Cultural Impact of Scie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139.隨后他訪問中國，被中國文明所吸引，20世紀40年代末回國后開始撰寫他那部關于中國科技史的多卷本巨著，從文明比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命題。其核心內容是：知識的社會組織形式與社會的生產關系，是近代科學興起于歐洲的根本因素，中國在近代以前由于官僚控制科學技術、商人階層價值觀囿于傳統以及政治軟弱，因而未能孕育出近代科學。(13)W. F. Bynum, E. J. Browne, Roy Porter, eds.,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29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李約瑟所持的鮮明的歐洲立場和標準。

第六是“齊塞爾命題”(the Zilsel Thesis)。幾乎與李約瑟開始思考近代科學興起問題的同時，奧地利學者齊塞爾也在思考這一問題。1939年移居美國后，他運用比較研究方法探討了不同文明與近代科學興起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和著作，提出了“齊塞爾命題”。(14)Wolfgang Krohn and Diederick Raven, “The ‘Zilsel Thesis’ in the Context of Edgar Zilsel’s Research Programm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0, No. 6(Dec., 2000), pp.925-926.其主要觀點是：大學的學者和世俗的人文主義者與高級工匠之間的社會階層流動障礙的消除，推動了理性精神與實驗技術的結合，是近代科學興起于歐洲的根本因素，并有力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變革；中國、印度等其他文明的知識階層則由于其內部等級區隔的障礙而未能孕育出近代科學。(15)W. F. Bynum, E. J. Browne, Roy Porter, eds.,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450; Wolfgang Krohn and Diederick Raven, “The ‘Zilsel Thesis’ in the Context of Edgar Zilsel’s Research Programm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0, No. 6(Dec., 2000), pp.929-930.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強調。

此外，西方學術界在文明比較研究中還提出了一些我們比較熟悉的命題，如皮朗所提出的關于歐洲中世紀文明興起的“皮朗命題”、斯賓格勒所提出的西方的衰落命題、湯因比所提出的文明即社會的“挑戰—應戰”命題、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命題、彭慕蘭的“大分流”命題，等等。這些命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但也有清晰可辨的連續性，均可追溯到前述的六大命題。因此，這里不再贅述。

二

如何從理論上科學認識和正確評價西方學術界提出的這些命題，不僅關系到我們對中華文明的世界歷史地位和作用的認識，而且關系到我國世界史話語體系的構建和發展，還關系到當今中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為此，我們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科學的唯物史觀，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文明理論方法，才能科學認識和正確評價這些命題。

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文明的論述是我們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文明理論方法的重要依據。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頁?？梢?，文明并非限于精神文化領域。在人類文明的初始階段，文明時代曾是人類史前史的一個階段，國家是這一階段文明的代表。(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204—205頁。除了“文明時代”以外，馬克思恩格斯還曾使用過“古代文明”“現代文明”“資產階級文明”“資本主義文明”等不同的表述。(1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661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5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3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79、683頁等。尤其是在談到16世紀時，馬克思曾指出，在一些歐洲國家，君主專制是“文明中心”，是“社會統一的開創者”。(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0頁。在談到資本主義文明時，馬克思指出，在“資本與勞動關系”中，工人的消費和需求“正好是文明的重要因素”。(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頁。甚至認為“資本等于文明”這一論斷也是正確的。(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文明的進步就是社會生產力的增長，也是勞動者的生產力的增長，包括“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7頁?？梢?，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文明要素既包括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又包括國家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等內容，是內涵豐富、外延廣泛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批駁了那種把文明等同于“精神”以及未能正確把握“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的“文明論”錯誤觀點。他指出：精神生產要與一定歷史階段上的物質生產相適應，“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從物質生產所產生的“社會結構”和“人與自然的關系”決定著“精神生產的方式”；精神生產活動也只有從生產關系上才能得到理解。(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346頁。否則，把文明等同于精神，割裂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間的關系，侈談文明都是“空話”。(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46頁。

綜上所述，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專門系統地論述過文明問題，但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有關論述中看出，文明就是指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上的社會形態。作為社會形態的文明，其發展程度或水平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或水平，生產力是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為了對生產力進行比較研究，我們就需要進一步理解生產力?！吧a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25)《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頁。這就是說，生產力是指勞動的生產力，它決定并體現為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就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勞動的效率。

那么，生產力又取決于什么呢？“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26)《資本論》第1卷，第53頁。這是從勞動生產力的結構要素上而言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科學技術和自然條件等均被列入了生產力的決定性要素。然而，從勞動生產過程而言，勞動者、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是三大過程要素。其中，勞動資料，即“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則是生產力的關鍵要素：“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27)《資本論》第1卷，第210—211頁?？梢?，勞動資料具有標志性意義。因此，正是在把握勞動生產力的結構要素和過程要素的基礎上，馬克思把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視為資本主義勞動生產力的三種歷史形式。盡管科學技術和自然條件等均被列入了生產力的決定性要素，但是，“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28)《資本論》第1卷，第210頁。正如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樣：“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頁。這就意味著，生產方式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構成的矛盾統一體更為關鍵。這樣我們就明確了，要從勞動生產率，接著從勞動資料，最后從生產方式來理解和把握文明的發展程度或水平，從而確定其歷史發展階段和歷史地位。

如此，我們就從生產力進入生產關系領域。文明的性質和特色取決于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的那樣：“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4頁。只有從生產關系上來理解勞動資料，勞動資料才具有了社會性質，才成為“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31)《資本論》第1卷，第210頁。人們對勞動資料的支配和使用，主要是勞動資料所有制，是進行社會生產的前提，也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內容。在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勞動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是英國16世紀“生產關系的革命”(32)《資本論》第1卷，第826頁。的主要體現。

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構成經濟基礎，并決定上層建筑。法律、政治和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等均受制于生產關系：“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2頁。這就闡明了科學的唯物史觀，為文明及文明比較研究提供了科學指南。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34)《資本論》第1卷，第10頁。首次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形態展開科學研究，為文明及文明比較研究樹立了光輝典范。

列寧對此曾予以高度評價：馬克思“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即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關系”，“第一次使人們有可能以嚴格的科學態度對待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在這以前，社會學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產關系這樣簡單和這樣原始的關系，而直接著手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這些形式是由當時人類某種思想產生的事實，就停了下來”。(35)《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修訂版，第6—7頁。這就是說，以前所有的相關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艾F在，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36)《列寧選集》第1卷，第10頁。馬克思把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為生產力，不僅使作為社會形態的文明研究成為科學，而且還從根本上終結了一切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為構建科學的文明理論掃清了道路。

從總體上看，作為社會形態的文明，其結構性要素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對矛盾；“文明發展的本質乃是人自身能力的不斷積累與提升”；文明演進的動力是人類的實踐活動和實踐能力；文明發展的歷史階段則與社會生產方式、社會形態以及人類主體地位變遷相一致；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共同創造了世界歷史，證成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37)吳英：《馬克思的文明理論》，《山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文明理論的基本內涵。

三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科學的唯物史觀，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文明理論方法，重新審視西方學術界在文明比較研究中所提出的命題，首先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命題多聚焦于歐洲文明的現代性起源問題，也就是歐洲的現代化問題。目前西方學術界圍繞這些命題已經達成了一些共識，歸納出了歐洲文明的四大現代性要素：科學技術、工業制度、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等。(38)張乃和、于洪、郭軍偉：《歐洲文明轉型與史學現代化》，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VI頁。其次，我們還發現，這些命題往往是在對照歐洲文明來審視非歐洲文明的相關問題，尤其是在涉及中國時更是這樣。這也是我們應該對這些命題予以特別關注的重要原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命題在文明比較研究中一直都未完全褪去作為人文道德狀態的“文明”意蘊，二戰后甚至日益具有了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毫無疑問，這些命題仍具有歐洲中心論傾向，只不過這種傾向更加隱蔽，更不易察覺，更具有迷惑性。

特納命題的實質是美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問題，桑巴特命題和韋伯命題則是關于西方資本主義起源及命運和前途問題，默頓命題、李約瑟命題和齊塞爾命題則都是關于西歐近代科學興起問題。針對這些命題，我們只要遵循馬克思主義文明理論方法就能夠從其理論前提和有效性上予以認識和批判。

現代民族國家是在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誕生的新的國家形態。只有堅持唯物史觀，把國家制度理解為社會形態的組成部分，現代民族國家問題才能得到科學認識和正確把握。恩格斯曾指出：與古代的民族一樣，“現代的民族也同樣是被壓迫階級的產物”。(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32頁。美國是從英國殖民地發展而來，是英國社會形態變遷的產物，而不是西部邊疆開發的“功勞”，更不是自然的恩賜?！霸诿禾?、水力、鐵礦和其他礦藏、廉價食品、本土生產的棉花以及其他各種原料方面，美國擁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所沒有的大量資源和優越條件；而只有當美國成為一個工業國的時候，這些資源才能得到充分的開發?！?4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頁。這就是說，應當從生產力狀況來理解和把握生產關系等社會條件，從社會條件來理解和把握自然條件，而不是相反。否則，如果認為某地的“種族氣質”“氣候”“自然環境”等比另外某地更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那只不過是“同義反復”，并不能科學地說明任何問題。(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因此，所謂的“邊疆命題”在理論前提上是偏頗的，也是無效的。

至于西方資本主義起源及命運和前途問題，馬克思的《資本論》早已做出了集中的科學研究。馬克思把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細胞，通過勞動二重性理論與價值形式分析揭示了貨幣的起源和本質；在此基礎上，通過貨幣轉化為資本、剩余價值和工資理論等揭示了資本的秘密和資本主義的本質，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最后，闡明了資本積累的本質、規律，指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42)參見《資本論》第1卷，“第一卷說明”，第1—5頁。在談到資本主義的起源時，馬克思指出：“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究竟是什么？既然它不是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雇傭工人，因而不是單純的形式變換，那么它就只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43)《資本論》第1卷，第872—874頁。然而，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又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社會所有制就成為必然趨勢。這就從邏輯與歷史相統一上科學、完整地回答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并進一步揭示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指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命運和前途在于自我否定，從而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基石。那種試圖從倫理精神或特定人群如猶太人等的貢獻來探討西方資本主義起源及命運和前途問題，毫無疑問是不科學的，也是片面的。

西歐近代科學興起問題貌似神秘莫測，實際上只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我們就能得到科學的解釋。如前所述，科學本身就是生產力的要素之一，但歷史地看，生產力的積累和發展反過來又是生產力諸要素包括科學和技術等要素進步的根本推動力量?！翱茖W的產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后，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么，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跡歸功于生產?！?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5—486頁。因此，脫離社會生產談西方近代科學興起問題，是舍本逐末，難以得到科學的答案。更為重要的是，西方近代科學并非科學的唯一形態，更不是科學的衡量標準。如果設問中國古代為何未能發展出西方那樣的近代科學，那么這種設問本身就隱含著歐洲中心論傾向，是一個假問題，其理論前提是錯誤的，這種問題也是無效的。

20世紀初以來，西方文明比較研究的總體趨勢是日益意識形態化。皮朗命題是對西方文明所面臨危機的歷史反思，實質是為加強西方文明自我認同、凝聚其自身力量的學理探索。斯賓格勒從文明比較出發提出了西方文明的衰落命題，這只不過是流行于當時西方的悲觀沒落情緒的反映，本質上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走向帝國主義時代所帶來的困惑。湯因比雖受斯賓格勒的影響，但他并未繼續唱衰西方，而是試圖從文明之間的比較研究中為西方乃至于為全人類尋找通向未來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湯因比所使用的“文明”是介于民族國家和人類整體之間的“可認識的歷史研究領域”即“社會”。(45)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 1,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2.在他看來，“西方社會”隨著工業制度的傳播，在經濟上已經趨于全球化，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則具有區別于其他社會的突出特征。(46)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 1, pp.31-32.可見，他的文明單位偏重于政治文化因素，因而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成為重振西方自我認同和塑造“他者”的重要工具，在冷戰時期受到西方社會各界的歡迎。伴隨著20世紀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文明比較研究與社會學的結合日益深入，美國主導的現代化理論在二戰后得以形成。它與湯因比等人的文明比較研究理論息息相通，同樣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甚至成為西方國家制定和實施第三世界政策的工具。(47)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1-19.亨廷頓“文明的沖突”命題也不例外。至于20世紀末興起的加州學派以及由此引發的跨世紀的“大分流”“小分流”等學術之爭，“在很大程度是諸大陸文明如歐亞文明之間比較的結果”。(48)William A. Pettigrew, David Veevers, eds., The Corporation as a Protagonist in Global History, c. 1550-175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9, p.3.直至今天，西方學者仍在提出新的命題，如全球史的制度轉向命題就值得進一步關注。(49)William A. Pettigrew, David Veevers, eds., The Corporation as a Protagonist in Global History, c. 1550-1750, p.14.在提出這些命題的過程中，盡管人們已明確宣布拋棄歐洲中心論，但往往又陷入歷史相對論。這實質上是歐洲中心論的倒影，仍需我們警惕。

總之，以往我們對西方學術界所提出的這些命題還不夠關注，對其進行理論前提和問題有效性的分析還不夠系統，相關的歷史研究也還不夠深入。這就造成了布羅代爾所說的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所存在的“‘歷史學’的不平衡”，“歐洲發明了歷史學家的職業后，使用歷史學家為自己效力。歐洲自己的來龍去脈既已弄清，就隨時準備提供證據和提出要求。非歐洲的歷史學才剛起步。在知識和解釋的平衡尚未恢復時，歷史學家將始終難以解開世界史的難題，即歐洲優先的起因”。(50)[法]費爾南·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顧良、施康強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39—140頁。布羅代爾所做出的這一判斷在今天看來還是比較中肯的，也是有效的。我們不僅要弄清歐洲近代領先的起因，還要反思中國未能在近代領先的根源，從而提出我們自己對自身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系統認識。正如有學者曾指出的那樣：“在當代中國，時代的發展已經向世界歷史學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戰，這就是盡快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歷史認識和闡釋體系，向世界闡明我們對人類發展和世界歷史的觀點和看法?！?51)董欣潔：《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頁。這就需要加快構建中國的世界歷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歸根到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世界歷史知識體系。

為此，我們首先要增強自主命題意識，提高自主命題能力，而不是被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各種花樣翻新的命題牽著走。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科學的唯物史觀，立足中國實際，我們才能自主提出引起國際爭論的中國新命題。其次，我們要加快中國史與世界史學科以及其他諸學科之間的融通。以中國新命題為中心，打破學科壁壘，開辟學科融合通道，建立學科融通新平臺。最后，在系統而深入地研究我們自身文明的基礎上，我們要深入開展與歐洲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文明之間的比較研究，打破布羅代爾所說的歐洲與非歐洲之間長期存在的歷史學發展的不平衡格局，使中國躋身國際史學強國之林，從根本上破解近代歐洲領先和中國相對落后的歷史“謎題”。其中，自主提出若干基礎性、原創性、引領性的重大命題，將具有重要標志意義和國際意義。

比較使人清醒，交往才能分享。文明比較研究是為了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理解和認識，最終是為了推動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和分享，促進文明共生、和諧發展。因此，“對待不同文明，我們需要比天空更寬闊的胸懷”。(5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頁。這就需要我們以全球史的視野開展文明比較研究，站在世界各文明主體價值平等的立場進行文明交流互鑒。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知彼知己、求同存異、凝聚共識、引領行動。通過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相融相通，我們才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社會才能擁有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