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繼承”到“顛覆”
——前七子郎署文學策略的實施與文學權力下移

薛 泉

由“繼承”到“顛覆”策略的實施，實是郎署文學從依附館閣，到完成與之切割的歷程，即與館閣爭奪文學權力，(1)本文所謂的文學權力，又稱為文學話語權，簡稱文權，即主導文學風向、控制文學輿論、施加文學影響的支配力量。文學權力，還可理解為在文學場域中，行動者對有價值的文化資本的把控，以及對有利位置的占據。并最終勝出的過程。爭奪文學權力需要講究策略，布迪厄提出的三種場域策略，即保守、繼承、顛覆，可借以闡釋上述問題。一般來說，文學場域中占據支配地位的一方，多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新入場并期望分享支配者些許利益或權力者，多偏向于選擇“繼承”策略；不希圖從支配者那里獲取任何利益或權力者，多心儀于“顛覆”策略。前七子郎署文人起初依附館閣文學，采用的是“繼承”策略，待其羽翼豐滿后，便調整為“顛覆”策略。后者主要包括“顛覆”意識支配下行為主體的“顛覆”行為，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核心策略的命名兩個層面。

由“繼承”到“顛覆”：前七子郎署文學策略的調整及其與文學權力的爭奪

成化、弘治前，郎署、館閣的社會分工明確，前者推行行政事務，后者掌管道德文字，彼此互相認同，各司其職，此時的郎署文人也因此與文學權力基本絕緣。他們多甘愿依附館閣，在館閣文學架構內，有限地分享其文學權力，從事文學活動，這是其為積累文化資本而采取的一種權宜策略——“繼承”。其突出的表征是，郎署文人主動尋求李東陽及茶陵派的庇護、有意趨同其文學主張、自覺參與其文學活動。李夢陽為東陽所取士，其視后者“猶視楊公(一清)”、(2)李東陽撰，周寅賓校點：《李東陽集·文后稿》卷一六，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1141頁。王九思因“效李西涯體，遂得首選”，(3)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頁。即為明證。

成化、弘治以降，特別是弘治時期，“君臣恭和，海內熙洽”，(4)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卷二三《李空同集序》，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23頁。郎署文人從事文學的熱情日益高漲，開始不滿館閣的壟斷行為。成化二十年(1484)的進士儲巏，就對“政事屬諸吏”與“文學屬諸儒”(5)儲巏：《柴墟文集》卷六《贈少參吳君之官廣西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2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456頁。的現狀，頗有成見。在他看來，郎署文人應具有相應的文學素養，文學不該成為館閣專利。于是，他積極投身于文學活動，與邵寶、喬宇、王云鳳等人“刮磨乎文章”“翱翔郎署”，從而引發起“學者師從”(6)顧璘：《顧華玉集·息園存稿·文》卷一《關西紀行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58頁。效應?？梢?，從事文學活動已成為不少郎署文人的共識。在這種大的文化背景下，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一批新生代郎署文人，自覺調整文學策略，開始推行“顛覆”策略。他們主動參與文學活動，組構郎署文人群體，結社立派。這是郎署文人實施“顛覆”策略的第一個層面。

隨著郎署文人積極參加各種文學活動，郎署文學逐步走向繁榮。李夢陽在《朝正倡和詩跋》中，列舉出其“承乏郎署”時的一大批參與唱和的郎署文人。在他看來，郎署文人已成為當時文壇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八c倡和”(7)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卷五九，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1859—1860頁。者眾多，也昭示出當時的郎署文人常以群體形式參與文學活動?？岛７Q當時“反古俗而變流靡”的“六人”，(8)賈三強，余春柯點校：《康對山先生集》卷二八《渼陂先生集序》，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5頁。就是以群體相標榜的。他還為自己能成為此群體的一分子沾沾自喜。何良俊稱李夢陽、何景明、康海、邊貢、徐禎卿等人“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9)何良?。骸端挠妖S叢說》卷二六，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35頁。也視之為一個群體。郎署文人以群體合力從事文學活動，相互唱和、共相推轂，主要是為快速蓄積文學資本與人脈資源，以擴大影響力。這主要歸功于李夢陽、康海等人的努力。

李夢陽登進士第后，有意識地結識、網羅志同道合者，以壯大郎署文學力量。他與康海到京后，出于對當時詩文弊病的厭惡，“相與講訂考正”，(10)李開先著，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李中麓閑居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22頁。很快就確定了共同的努力方向。在二人的引領下，王九思改旗易幟，加入郎署文學陣營。王九思并不忌言是二人導引其“易其習”(11)王九思：《渼陂集》卷首《渼陂集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8冊，第3頁。的。身為翰林官員，王九思的改轍，一方面顯示出郎署文學影響力之非凡，以及館閣文學的式微；另一方面，也表明所謂的郎署文學，非僅以身份為限，而是指以前七子為主體的郎署文人所倡導的一種迥異于館閣的新文學。

弘治末年，李夢陽又將目標鎖定于吳中名士徐禎卿。在徐中進士前，夢陽已聞其大名；見其詩文后，更稱賞有加。中進士后，徐使人主動交好，正中夢陽下懷，可借機收于麾下，其所謂的“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12)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卷六二《與徐氏論文書》，第1911頁。原書于“愚悃”斷句，置“昌穀足下”于下段，聯系上下文看，似有不妥。不過表面客套罷了。之后，徐禎卿悔其少作，變而趨漢魏、盛唐，便是“夢陽稍規之古”(13)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一四八《像贊》，《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38冊，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472頁。所致。對于夢陽的規勸，徐氏“初猶崛強”，不以為然，后方誠服，“營壘旌旗，忽焉一變”。(14)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頁。如同王九思，徐禎卿文學宗尚的轉向，也幾乎是顛覆性的。正德三年(1508)，徐禎卿自編《迪功集》，剔除早年作品，多收錄“師夢陽，趨漢魏、盛唐之作”。(15)范志新編年校注：《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附錄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96頁。借助李夢陽的聲望及其“特相友善”的推轂，徐氏很快融進主流文學圈，成為郎署文學的中堅，而“聲稱遂與李、何相垺”。(16)宋儀望：《徐迪功祠記》，范志新編年校注：《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附錄五，第879頁。

郎署文人受李夢陽沾溉者，不獨王九思、徐禎卿二人。王九思稱，何景明、王廷相、邊貢等人，“亦二子有以成之”。(17)李開先著，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李中麓閑居集》之一○，第922頁?！岸印?，即李夢陽、康海。后者進士及第較前者晚近十年時間，能夠發揮如李夢陽同等效應，多得助于其特殊身份的輻射效應。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載，弘治十五年(1502)，康海中狀元，其殿試文博得孝宗與閣臣褒獎，“遂列置第一”，其文一時為世人傳誦、效仿，“文體為之一變”。(18)張時徹輯：《皇明文范》卷五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3冊，第475頁。這給予李夢陽為代表的郎署文學以有力的聲援，王九思古文宗尚轉變，就與其導引有關?！拔捏w為之一變”，似乎言之過早，康海此時尚不具備如此巨大的能量。不過，這也透露出康海進入翰林院前，文風已有異于館閣。這是其加入郎署文學陣營的重要前提。

文學群體的形成，一方面要有人網羅同好，另一方面也需有人自愿參與。徐禎卿的加盟，除李夢陽的爭取，主要緣于其“欲自附于下執事”。(19)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卷六二《與徐氏論文書》，第1911頁。何景明能與李夢陽抱團，并“附翼之”，(2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二，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507頁。也是出于自愿。弘治十五年(1502)，何景明進士登第，此時李夢陽、邊貢等人正“以文章雄視都邑”，景明慕名造訪，相談甚洽，于是“三子乃變之古”。(21)孟洋：《孟有涯集》卷一七《中順大夫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何君墓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8冊，第282頁。夢陽因得景明“為益雄”，(22)王世貞：《何大復集序》，李叔毅等點校：《何大復集》卷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景明也因附翼夢陽，而聲名益震。一時文士“翕然宗之”，人“稱曰李、何”。(23)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卷二三《何氏集序》，第425頁。

文學群體形成后，需要注重群體效應的發揮。這方面，除李夢陽外，何景明用力較專。正德初，何撰《六子詩》，“六子”指王九思、康海、何瑭、李夢陽、邊貢、王尚絅，在彰顯自我的同時，強化了群體成員的認同感，有助于群體效應的激發。何、李論爭，為群體內部文學觀念的局部分歧，其終極目標仍然一致。因此，顧璘視二者為一脈，以為何景明之詩“雖則稍俊”，然終是李夢陽“多一臂力”。(24)何良?。骸端挠妖S叢說》卷二六，第235頁。當然，群體效應的實現，更需要群體成員的合作以及群體意識的形成。李夢陽、何景明、殷云霄、鄭善夫、徐禎卿等人“締筆札之交”，相約“非秦漢之書，屏目不視；非魏晉之音，絕口不談”，(25)皇甫汸：《皇甫司勛集》卷三六《徐文敏公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5冊，第748頁。就是郎署文人自覺群體意識的突出顯現。在這種意識影響下，他們相互吸引、相互交往、相互結合。如此，一個“具有了與眾不同的特征”(26)[法]埃米爾·圖爾干：《社會分工論·序言》(第二版)，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26頁。的特定群體，慢慢形成了。這種群體多是組織嚴密的文學社團或文學流派。結社立派可憑群體合力，制造文學轟動效應?？岛Ｅc王九思、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為文社，討論文藝”，其所引發的群體效應，由李東陽“益大銜之”，(27)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張時徹輯：《皇明文范》卷五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3冊，第476頁?？梢砸娭?。此文社，指以郎署文人為中心的前七子，或稱前七子派。

隨著有價值的文化資本的占據日漸增多，郎署文學影響力不斷增大，李夢陽等郎署文人對館閣的文學壟斷行徑、對館閣體的不滿，日益加劇，施行“顛覆”策略的力度，不斷加大。當時李東陽“以文衡自任”，在一時文士“罔不模效竊仿”其詩文的風氣下，康海卻“獨不之效”，與李、何等“為文社，討論文藝”。(28)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張時徹輯：《皇明文范》卷五三，第476頁。這是有意向館閣發難，與之爭奪文學話語權，無怪乎東陽聞之“益大銜之”。這標明館閣對前七子郎署文人的不滿，正在加??；也暗示出郎署文人在文學場域中爭得的有價值的文化資本愈來愈多，已突破館閣壟斷，開始染指館閣特權。這集中聚焦于康海喪母事件。

張治道為康海所撰行狀載，正德三年(1508)秋，康海喪母，按當時慣例，仕宦者尤其是翰林官，若有父母之喪，應“持厚幣求內閣志銘”，并以此為榮?？岛s打破慣例，親自撰寫行狀，分別請王九思、李夢陽、段德光撰寫墓志銘、墓表、傳。這種行為，不僅破壞了既定規矩，觸動了閣臣利益，還向世人展示出一種新文風，使人有“漢文復作”(29)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張時徹輯：《皇明文范》卷五三，第476頁。的感覺。李東陽聞知，“益大銜之”?？梢钥隙ǖ卣f，因此“大銜之”者，絕對不止一個李東陽。據王九思所作神道碑，康海還將其與友人所撰的行狀志銘表傳，刻印成集，題名“康長公世行敘述”，并“遍送館閣諸公”。此舉無疑是公開與館閣搶奪文學話語權，侵奪閣臣利益。其“無弗怪且怒”，(30)王九思：《渼陂集·渼陂續集》卷中《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第231頁。自在情理中?？岛Ｒ惨虼说米锪碎w臣，隨后被削職為民?？岛５穆渎?，喪母事件只是導火索，文學觀念的差異，才是更深層的緣由。胡纘宗于此了然于心，《西玄詩集敘》稱：李夢陽主張“詩必宗杜甫”，康海宣稱“文必祖馬遷而下”，當時學士大夫多極力呼應，“士類靡然”。二人因此得罪“世之君子”。(31)胡纘宗：《西玄詩集敘》，馬汝驥：《西玄詩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3冊，第654頁。這實際上已觸及“顛覆”策略的第二個層面，即核心策略的命名問題。

康海喪母事件標志著前七子郎署文人已摒棄“繼承”策略，全面實施“顛覆”策略，并完成與館閣文學的切割，與之分道揚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切割主要是通過“命名”方式實現的。爭奪文化資本、搶奪文學話語權，則需要擇取相應的文學策略，而文學策略又是需要命名的。行動者通過命名的方式，宣揚自家文學理論或策略，宣示其具有獨一無二的合法性，以博取社會同情與認同，從而剝奪或削弱先前支配者的文學話語權。

前七子郎署文人“顛覆”策略的核心命名方式，即推出鮮明的文學主張；“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一般認為，這一策略是由康海明確推出的，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稱：

本朝詩文自成化以來，在館閣者，倡為浮靡流麗之作，海內翕然宗之，文氣大壞，不知其不可也。夫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庶幾其復古耳。自公為此說，文章為之一變。(32)王九思：《渼陂集·渼陂續集》卷中，《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第231頁。

這既是康海、王九思的共識，又是前七子郎署文人的普遍認知。李開先就稱，由于康海的崛起與倡導，“天下始知有秦、漢之古作”，而“一時興起斯文者”，則有王九思、李夢陽、馬理、呂柟、張鳳翔，徐禎卿、何景明、王廷相、邊貢等，“皆讓其雄”。(33)李開先著，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李中麓閑居集》之一○，第916頁。袁袠也稱，李夢陽“文稱左、遷”，詩“古體宗漢、魏”，近體“法李、杜”，文人學士“翕焉從之”。(34)袁袠：《皇明獻實》卷四○，(臺灣)明文書局1991年版，第772頁。這也意味著，前七子郎署文學策略，已被時人廣泛認可與接受。

不過，前七子郎署文學策略的觀照點，也因人而異，有所側重。具體說來，李、何在詩，康、王在文，前引胡纘宗之論，已言及于此。崔銑所謂康?！昂民R遷之史”、李何“協表詩法”，(35)崔銑：《洹詞》卷一○《胡氏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7冊，第602頁。也是著眼于此。張治道更是明言：“李倡其詩，康振其文?！辈⒎Q此為“當時語”。(36)張治道：《對山先生集序》，賈三強、余春柯點校：《康對山先生集》卷首，第18頁。由此可以看出，時人對這一問題的體認，殊為一致。

“顛覆”策略實施的直接成果：文學權力下移

李夢陽等前七子郎署文人聚合群體力量，以其占據的優勢文化資本為基礎，實施“顛覆”策略，致使明代主流文風開始發生轉向，從上文“海內翕然宗之”“文章為之一變”“文體為之一變”的表述，不難感知。明清人關于這方面的論述，比比皆是，下文的相關部分還將涉及，此不贅述。

主流文風的轉向，意味著文學權力已發生轉移，即由館閣下移郎署。文學權力“下移郎署”說，由清人陳田明確推出。在論及李、何“異軍特起”于弘治文壇時，他提出“臺閣壇坫，移于郎署”“壇坫下移郎署”(37)陳田輯撰：《明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5、931頁。說。這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文權下移”說。

實際上，對于這一問題，明人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嘉靖二十年(1541)的進士陸樹聲，在《中江先生全集序》中，曾言及李夢陽、何景明等郎署文人“執牛耳以凌厲詞壇”，并強調“宇內譚藝士率向往之”。(38)莫如忠：《崇蘭館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4冊，第376頁。這實已道出文學權力移于郎署的事實。隆慶二年(1568)的進士李維楨，在《申文定公賜閑堂集敘》指出，弘治時學習《左傳》《史記》《漢書》等先秦典籍者，“其人多在他署，而翰苑缺焉”，(39)申時行：《賜閑堂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4冊，第1頁?！捌淙恕眲t主要指前七子郎署文人。此言即暗示出文學權力已由館閣下移郎署，離“移于郎署”或“下移郎署”的命名，已相差不遠。王世貞“上不在臺閣，下不在山林”(40)俞安期：《翏翏集》卷一《愍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3冊，第13頁。的論斷，大抵與之相似。后者雖就嘉靖中后期文權復歸后七子郎署而言，本質上說的也是文權“移于郎署”。王世貞還曾告訴郭正域：“楚之先輩”時，文權“尚在臺閣”，自他成年后，“此權乃稍外移”。(41)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一九八《答郭太史美命》，《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39冊，第374頁。而此權“外移”的歸宿，自然主要指后七子為重心的郎署。其表述準確與否，姑且不論，但文學權力“移于郎署”的命名，已是呼之欲出。萬歷三十四年(1606)，郭正域為葉向高作《葉進卿文集序》，又重申此說：“往者王司寇遺余書：‘文章之權，往在臺閣，后稍旁落?！?42)郭正域：《合并黃離草》卷一八，《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較之王世貞，表述愈加概括、明晰，與文權“移于郎署”的命名，僅有一步之遙?？梢?，陳田是在承襲前人論說的基礎上，推出文權“下移郎署”說的。

陳田以為，文權移于郎署，在弘治時期。這也是前七子郎署文人極力渲染的。事實是否如此？文權下移郎署，沒有問題；問題出在時間斷限上。

前七子郎署文人中，以李夢陽登進士第最早，為弘治六年(1493)。不久，因“丁內外艱”，(43)袁袠：《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一七《李空同先生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86冊，第627頁。他便離京返鄉。至弘治九年(1496)，其“名尚未盛”。(44)顧璘：《顧華玉集·憑幾集續編》卷二《重刻劉蘆泉集序》，第327頁。弘治十一年(1498)，“授戶部主事”，開始“倡為古文辭”。(45)袁袠：《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一七《李空同先生傳》，第627頁。王九思、邊貢皆為弘治九年(1496)的進士。前者此時正以“效李西涯體”知名，其文風轉向，是在李夢陽、康海相繼上京后，即二人登進士第后。何景明、王廷相、康海三人，為登弘治十五年(1502)同榜進士，后者還貴為狀元。何景明登第不久，就請假歸娶，次年返京后，主動與李夢陽、邊貢交好，討論藝文?？岛Ｖ袪钤拇文甓?，告假奉其母“歸武功”，(46)賈三強、余春柯點校：《康對山先生集》卷四四《有明詩人邵晉夫墓志銘》，第715頁。弘治十八年(1505)冬，方“還史館”。(47)馬理：《對山先生墓志銘》，賈三強、余春柯點校：《康對山先生集》附錄五，第931頁?？岛ｋm因殿試文有名于時，但幾年時間不在京，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其文學策略的推行與文壇聲望的提升。徐禎卿登進士第為弘治十八年(1505)，其文學影響力大增，乃在結識夢陽后?？梢哉f，弘治十五年(1502)前后，前七子郎署文學逐漸趨于繁盛，影響力不斷加劇，但仍不足以撼動當時文壇。從康海等人倡先秦、兩漢文風“稍有和者”，(48)黃佐：《翰林記》卷一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6冊，第1073頁?？纱笾骂I略。顧璘、唐锜、楊慎等人談論成、弘文壇時，大談李東陽、陳獻章、莊昹及其詩派，而不言及前七子郎署文人，也可為一證。

再說，一種文學策略或文學理論從倡導到形成規模效應，扭轉主流文風，不可能一蹴而就，多是有時間落差的。李夢陽、何景明等郎署文人以實施“顛覆”策略所導致的文學權力下移郎署，也不例外。郎署文學規模效應的迸發時期，也就是文學權力移于郎署的時期。既然如此，那么文權下移郎署，究竟應限定于何時呢？

萬歷九年(1581)，康海的外孫張光孝為《對山集》所作后敘聲稱：李夢陽、何景明等人使數代為文陋習，“至弘、德歸其真”，文人學士“始知趨向”。(49)張光孝：《外祖康公對山集后敘》，賈三強、余春柯點校：《康對山先生集》卷首，第25—26頁。這是說弘治、正德時，前七子郎署文學規模效應已經形成。作為康海的外孫，張光孝的時間限定還是有些過早，有美化其先人嫌疑。李夢陽的追隨者黃省曾則以為，那是正德以后的事。在給李夢陽的書信中，他申說：“凡正德以后”，為文之士“咸聞風而翕然新變”，實乃夢陽“倡興之力”。(50)黃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三○《寄北郡憲副李公夢陽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4冊，第781頁。王廷也如是說，其為薛蕙所作行狀稱：王廷相“適(謫)判亳州”時，何景明、李夢陽“馳聲藝苑”，一時“學士大夫多宗之”。(51)王廷：《吏部考功郎中薛西原先生行狀》，薛蕙：《考功集》附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2冊，第123頁。王廷相“謫亳州判”，(52)高拱：《前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浚川王公行狀》，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附錄三，第1492頁。事發于正德三年(1508)。而此年秋正是前七子郎署文人與李東陽及茶陵派徹底決裂之時，視為郎署文學規模效應生發期的起點，應該不會有問題。自此，前七子郎署文學開始走向繁榮。尤其是正德六年(1511)，李夢陽赴江西任提學副使，大力“振起古學”，以至于“士翕然向風”。(53)袁袠：《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一七《李空同先生傳》，第627頁。這應為前七子郎署文學規模效應的高峰期，一直波及至嘉靖初年。王世貞《徙倚軒稿序》即有言：“當德、靖間，承北地、信陽之創，而秉觚者于近體，疇不開元與少陵之是趣?！?54)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四一，《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36冊，第566頁。從首創到蔚為大觀，需要一個發酵、醞釀期，王世貞于此心領神會。四庫館臣對此一斷限，甚表贊同，故一再申述之。(55)參見高叔嗣：《蘇門集》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3冊，第561頁；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一《大復集》提要，第1499頁；卷一七一《儼山集》提要，第1500頁；卷一九○《明詩綜》提要，第1730頁。

因此，可以認為，正德三年(1508)以后的正、嘉之間，館閣控制的文學權力下移至以前七子為中心的郎署。

文學權力下移的時間已確定，接下來的問題是，館閣所擁有的文學權力，是否全部下移至郎署？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么下移的究竟是哪些文學權力呢？

文學權力的構成是多元的，弘、正以前，館閣不僅合法地壟斷著朝廷文書的擬定，應制詩文的寫作，以及碑銘傳記等實用文體的書寫權，還影響著一般詩文的寫作風格。下移到郎署的文權，多是一般詩文的風格主導權，以及少量應用文體的撰寫權。在文學策略上，郎署文學以“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碾壓了館閣的文宗唐宋、詩法盛唐。文學風格上，以一種清新務實的文風，壓倒了館閣體的雍容空疏，一躍成為當時文壇主流。

至于朝廷文書、應制詩文之類文體的擬撰權，依然為館閣掌控；若無授權，郎署多無資格涉足。碑銘傳記之類文體的撰寫權，也基本上掌握在館閣手中。郎署文人雖可染指，但在時人心目中的“含金量”，不可與前者同日而語。既然時人多以求到閣臣文為榮，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當事者多會優先考慮館閣的?？岛誓负?，有人勸其之內閣請文，(56)參見王九思：《渼陂集·渼陂續集》卷中《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第231頁?？蔀樽糇C?？梢?，失去主流文學壟斷地位的館閣，其所把控的核心文體的擬撰權，并未隨之流失，館閣文脈一直延綿不斷，直至明末。就如同郭正域《葉進卿文集序》所言，自“三楊”以來，“此權自在”，(57)郭正域：《合并黃離草》卷一八，第77頁。只不過在郎署文學的亮麗光環映襯下，顯得暗淡而已。萬歷年間，隨著后七子郎署文學的式微，一度出現了館閣文人樂道的文權“復歸臺閣”(58)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一九八《答郭太史美命》，第374頁。氣象。實質上，這不過是部分館閣文人渴望朝廷中興的熱望在文學上的集中體現；館閣文學并未回復到“三楊”時的鼎盛，只是較之先前的衰落，稍有起色。盡管如此，館閣文學已可與當時走下坡路的郎署文學抗衡爭心了。

“顛覆”策略實施的內在動力：鳴盛意識

中國古人多以為，文運之興廢為國運興衰之表征；逆向推之，依然成立。明人對此，也非常熱衷。如，洪武十三年(1380)，劉崧序林鴻《鳴盛集》：“文與時遷，氣隨運復?！?59)林鴻撰，邵銅編：《鳴盛集》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1冊，第3頁。弘治四年(1491)，徐溥《奏為考選庶吉士事》：“文章關乎氣運?！?60)徐溥：《謙齋文錄》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8冊，第536頁。嘉靖九年(1530)，吳洪《王太傅詩文集序》：“文章與氣運相為盛衰?！?61)王越：《黎陽王太傅詩文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6冊，第445頁。萬歷三十年(1602)，馮時可《空同先生集序》：“文章關乎世運，世隆則從而隆，世污則從而污?！?62)馮時可：《空同先生集序》，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附錄二，第2136頁。相較而論，皇甫汸言之更周到：“然聲音之道，既與政通，而文章之興，又關氣運。政有污隆，氣有醇駁，而詩系之矣?！?63)皇甫汸：《皇甫司勛集》卷三十五《盛明百家詩集》，第738頁。這也是有明一代正統文人的共同認識。不過，處于封建社會晚期的明人，似乎更青睞尋繹文運興盛與國運昌隆之關系。正統四年(1439)的進士倪謙即云：“文章之盛者，世道之盛也?！?64)倪謙：《倪文僖集》卷一六《艮庵文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5冊，第387頁。反之，一代之興盛，也必“有一代之文，以鳴其盛”；(65)吳洪：《王太傅詩文集序》，王越：《黎陽王太傅詩文集》卷首，第445頁。與之緊密相關的是“一代之興，必有人焉”。(66)王鏊：《彭文思公文集后序》，彭華：《彭文思公文集》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6冊，第764頁。也就是說，盛明的朝代，必有相關文人雅士發而為文章，“敷闡洪猷，藻飾治具”，從而“以鳴太平之盛”。(67)王直：《抑庵文集》卷六《建安楊公文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1冊，第133頁這樣，誦讀其詩文，足可以“使后之人識盛世之氣象”。(68)楊榮：《文敏集》卷一一《重游東郭草亭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第159頁。他們深信，鳴盛頌世而垂之后世，“本儒臣職也”，(69)王直：《抑庵文集》卷四《立春日分韻詩序》，第69頁。鳴盛意識之強烈不言而喻?；蛟S因此，明人甚至將嘉靖、隆慶、萬歷時期，比擬“開元、天寶、大歷之世”，并盛譽道：“昌明之際，于斯為盛”。(70)邢侗：《穀城山館詩集序》，于慎行：《穀城山館全集》卷首，《明別集叢刊》第4輯第4冊，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14頁。鳴世之作，不僅“足以上鳴國家之盛”，還能“下為學者指歸”，成為“一代之杰作”，(71)李東陽撰，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文后稿》卷三《春雨堂稿序》，第959頁?！白阋苑逗笕恕?，“不可不傳也”。(72)魏驥：《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陳祭酒文集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冊，第370頁。鳴盛者的文學話語權，也往往由此得以確立。

以文鳴盛，必須以盛世為基礎與依托。宣德、正統以來，特別是成化以降，潛伏已久的各類社會矛盾漸已浮現。孝宗朱祐樘即位后，勵精圖治，勤于政事，大開言路，斥逐奸佞，選用賢良，明王朝迎來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史家譽之“弘治中興”。孝宗因此贏得朝臣與士人的由衷褒賞，被視為“本朝之周成王、漢孝文”，(73)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第3頁。謂其兼有漢文帝、宋仁宗之美。(74)參見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卷四五，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832頁。弘治一朝，也得到時人高度稱許。王世貞稱之為“化休而融昌”。(75)王世貞：《何大復集序》，李叔毅等點校：《何大復集》卷首，第4頁。鄧元錫也稱其時，“君臣恭和，海內雍晏”。(76)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卷四五，第2832頁。甚至還有人稱此時“盛于漢、唐、宋?！?77)馮時可：《空同先生集序》，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附錄二，第2136頁?！昂胫沃信d”增強了文士的自豪感、使命感，激發起其參政議政、干預現實的熱情。他們更加自覺地擔負起以文鳴盛的職責。

前七子郎署文人生逢其時，也自然具有強烈的鳴盛意識，這是其采取“顛覆”策略的內在動力所在。李夢陽《熊士選詩序》就稱，弘治時，明王朝承平一百三十余年，已達到“極治”，是難得的太平盛世。在士人“討訂文史，朋講群詠”，“乃咸得大肆力于弘學”(78)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卷五二，第1689頁。的背景下，本就持有“文氣與世運相盛衰”(79)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卷五六《章園餞會詩引》，第1791頁。觀點的李夢陽，自然不甘落人之后。他以為，承平時代應有與之相應的文章，因此他意欲把控難得的契機，采取“顛覆”策略，與館閣爭奪文學話語權，追復古典詩歌審美傳統，以建構其憧憬的盛世文學圖景與書寫范式。王廷相也甚有同感，其《李空同集序》稱，弘治一朝孝宗“右文上儒”，可稱得上是千載難遇的太平盛世，鳴盛詩文，焉能缺席！黃端伯序羅玘文集時即稱：“嘗考孝宗之世，氣運日隆，故有名公鉅人，以飾太平之象?！鳖櫭馈洱埥壬募颉芬喾Q：“李、何繼興于近代，咸以爾雅溫厚之文，宣國家之盛氣，炳如鱗如，共成一代文章之體?！?80)唐錦：《龍江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第133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頁。為王九思集作跋文的王獻，對此認識更清明，他指出，在海內全盛之際，李、何等為詩作文的重要意圖，就在于“潤色鴻業，藻飾大猷”。(81)王獻：《跋渼陂先生集》，王九思：《渼陂集》卷首，第1頁。袁袠《國寶新編序》更是指明，在“群臣一德，夷夏清晏”的承平時代，李、何、徐等“相與表里”，力振斯文，“以鳴國家之盛”。(82)袁袠：《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一四，第587頁。

前七子郎署文人的鳴盛行，有人常以兩漢、開元、大歷許之。茅坤《復沂水宋大尹書》就以為，弘治、正德以來，詩歌已“彬彬乎戛金石，奏宮商”，或者“可與唐大歷、貞元相倡和”。(83)茅坤著，張夢新、張大芝點校：《茅坤集·茅鹿門先生文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頁。這其中自然涵括前七子郎署文人之作。萬歷六年(1578)，高文薦撰《刻李空同集序》就點明，李夢陽的文章不僅足可“鳴國家之盛，振漢唐之響”，而且“超漢、唐而上之，幾希乎《典》《謨》《風》《雅》之緒”，“其扶昌運、翊中興”(84)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附錄二，第2135頁。之功，時人難以望其項背。王士禛《徐高二家詩選序》也以為，李、何、徐等崛起于弘治文壇，“明音之盛”，可“與開元、大歷同風”。(85)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詩文集·蠶尾續文集》卷一，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1983頁。既然如此，那么李夢陽、何景明自然就堪比李白、杜甫、司馬遷、班固一流的人了。俞憲就曾將李、何“比之漢遷、固，唐李、杜”。(86)俞憲編：《盛明百家詩·李空同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4冊，第728頁。

前七子郎署文人所以要倡導“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主要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六朝、大歷以還，國運衰敗，文氣靡弱，其詩文不足為法，以鳴盛世。李夢陽《章園餞會詩引》就稱，六朝偏安一隅，“故其文藻以弱”，再加上“六朝之調凄宛，故其弊靡”，(87)李夢陽撰，郝潤華校箋：《李夢陽集校箋》卷五六，第1791頁。故難以承載文以鳴盛的任務。在這一點上，郎署與館閣文人的主張是相通的。漢魏、盛唐是世人公認的盛世，其文蘊含盛世氣象，是后人為詩作文的首選師法對象。前七子郎署文人希望以之為師法典范，鳴奏出如唐音漢響一樣的“盛明之音”，實屬正常。

實際上，前七子郎署文人雖生長于成、弘時期，但多在弘治中后期正式亮相文壇，其文學創作鼎盛期與文學規模效應的生發期，不在此時，而是在正德、嘉靖間。鳴盛須以盛世作為依托。正德朝，武宗昏庸，朝政腐敗、國運衰弱，明顯不能滿足其盛明文學圖景的建構以及其盛世情懷的書寫。為化解這一矛盾，就有必要轉換時空。故前七子郎署文人有意識地錯亂時空，將其實施“顛覆”策略而導致的文學效應集中暴發的時空，人為提前到弘治朝。為此，他們極力貶抑他人?？岛＞驮Q，“明興百七十年”，詩人雖然眾多，但多“承沿元宋”，未創作出經典之作，遑論鑄就獨特的文風。歸根到底，因師古不得法與悟性不夠，即“忽易漢唐，超悟終鮮”所致。(88)賈三強、余春柯點校：《康對山先生集》卷三三《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第585頁。貶抑他人的同時，沒有忘記刻意抬高自己?？岛ＵJ定，直至弘治年間的李、何、王、徐等人崛起于文壇，有明一代詩文之道，才有定向。在為王九思所作《渼陂先生集序》一文中，他更是目空一切，將所謂文章之盛“莫極于弘治時”的功績，歸于“惟時有六人”與其本人，根本無視其他人的創作實績。樊鵬為何景明所作行狀，也持論如此。他批評明代詩文“去古益遠”，主要是為凸顯“詩文至弘治間，極矣”，極力褒揚李、何倡導復古而造就的“千載一時”的文壇盛況。(89)樊鵬：《中順大夫陜西提學副使何大復先生行狀》，李叔毅等點校：《何大復集》附錄，第680頁。這樣，前七子郎署文人多無視明代百余年的文學發展進程，有意識地靜態看待問題，忽略前人探索之功，尤其是刻意消弭甚至抹煞李東陽變革臺閣體的成績。有意識地漠視別人，意味著無原則地拔高自己，無非是為搭上“弘治中興”的末班車掃清障礙，滿足其鳴盛心理，以建構其盛世文學圖景與書寫模式，突顯其轉變文風的功績。

雖說“文章盛衰關乎世運”，但又“未必然”。(90)伣中：《白云稿序》，朱右：《白云稿》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8冊，第4頁。弘治時期是公認的太平盛世，但包括前七子郎署文人在內的明人，并未真正彈奏出相應的“盛明之音”。從某種意義說，前七子郎署文學對后世產生的巨大影響，并不是因其鳴盛之作，而是因其文學策略與鳴盛意識。

結 語

前七子郎署文人由“繼承”到“顛覆”文學策略的實施，實質上是郎署文人由趨同館閣，到最終完成與之切割的歷程，又是前七子郎署文學崛起的過程。其以“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為核心策略，以構建其理想的盛世文學書寫模式，以鳴太平盛世為終極目的，向館閣爭奪文學話語權，最終打破后者的封鎖與壟斷，導致文學權力下移郎署。在這一過程中，館閣喪失的文學權力，多是普通詩文的風格主導權，以及少量的應用文體撰寫權，并非館閣掌控的所有文學權力。然而，正是這些下移郎署的文學權力，改變了明中后期主流文風的走向，成為晚明文學發展、演化的參照物與激發點。從唐宋派到明末清初的云間派，其文學理論的闡發皆因前七子郎署文學而發。由此而言，前七子郎署文人由“繼承”到“顛覆”文學策略實施所導致的文學權力下移，又是觀察中晚明主流文學發展、演變的一個絕佳窗口。

從“繼承”到“顛覆”文學策略的實施過程，還可清晰看到，在特定時期內，誰掌握了文學話語權，誰就能便利地宣揚、推行自家文學理念，主導一個時期主流文學的基本走向。文學權力的作用與意義于此得以集中顯現。文學權力的爭奪，有時又會超出文學自身，流為標同伐異的工具。一方面，因文學權力多與政治權力相互關聯。就如明之館閣，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壟斷著文學權力，是文學與政治權力的雙重持有者。這樣，閣臣難免會憑借行施文學權力之名，動用政治權力維護其既得利益，或排斥、打擊異己。另一方面，在推行自家文學主張時，無論館閣與郎署，都不免存在偏激行為。不管是李東陽打壓康海，還是康海挑戰閣臣皆關涉上述兩方面因素。文學權力與文學關系之復雜，亦可由此見之。

前七子郎署文人以“顛覆”策略構建其理想的盛世文學書寫模式，鳴太平盛世，本無可厚非；可非的是其罔顧事實，貶抑前賢，目空當代，尤其是視李東陽等人的篳路藍縷之功而不見，人為割斷文脈，甚至不惜錯置時空，斷層式拔升自己。如此，前七子郎署文人在轉變文風的同時，也滋生出一些負面效應，實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