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并非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張希清

宋朝出現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宋朝君臣關于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有很多言論。但是，很多學者卻將熙寧四年（1071年）三月，樞密使文彥博（1006—1097）在與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的對話中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1］5370，作為宋朝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代表性的典型表述。如暨南大學教授張其凡（1949—2016）認為：“這就是宋代關于‘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場著名對話?！保?］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余英時（1930—2021）認為：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是“在皇帝面前，公然說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而皇帝也視為當然”［3］222。日本學習院大學研究員王瑞來認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這句話不僅充滿了一代士大夫的自豪與自信，也等于提醒君主，我們是這個政權的合作者。它反映了一種新型的君臣關系，也清楚地表明了宋代政治的特征?！保?］169-198北京大學教授鄧小南認為“文彥博此語是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研究者通常的理解”?！霸诒彼沃衅趯Ｖ苹蕶嗟臍v史條件下，文彥博‘與士大夫治天下’的說法，并不意味著君臣‘共有天下’，不是對國家權力利益共同平等的分享，而是君臣‘共治天下’?！保?］416浙江大學教授何忠禮也認為：對于宋朝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我們還需尋找更加確切的根據。這就是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文彥博與神宗的一番對話”［6］?？梢?，一般研究者包括前面所提到的張其凡、余英時、鄧小南、何忠禮等著名學者，都認為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是指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甚至認為宋朝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之說即始于此。實際上，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與宋朝君臣所說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不相同的。

一、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之緣起

熙寧四年三月戊子（三日），宋神宗召見中書門下和樞密院二府的大臣，討論更張法制事宜。宋神宗與樞密使文彥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王安石（1021—1086）、樞密副使吳充（1021—1080）等大臣之間有一場著名的對話。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一載：

熙寧四年（1071年）三月戊子（三日），上巳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陜西轉運使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

文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凡事當兼采眾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p>

上曰：“三代圣王之法，固亦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更張？”

王安石曰：“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萬事頹墮如西晉之風，茲益亂也?！?/p>

吳充曰：“朝廷舉事，每欲便民，而州縣奉行之吏多不能體陛下意，或成勞擾。至于救敝，亦宜以漸?！鄙项h之。

……

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p>

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p>

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p>

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p>

彥博曰：“務要人推行爾?！?/p>

安石曰：“若務要人推行，則須搜舉材者，而糾罷軟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

如此，則人心豈能無不悅？”

這場對話是一場關于“更張法制”推行新法的爭論。這場爭論主要圍繞如下三個問題進行：

第一，要不要“更張法制”？宋神宗與王安石、吳充認為應該“更張”，文彥博則認為“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第二，“更張法制”對誰有利？應該代表誰的利益？王安石認為對“民”有利，說：“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吳充說：朝廷變法是為了“便民”，州縣官吏奉行不當，或許造成“勞擾”。宋神宗表示同意。文彥博認為更張法制利于“民”而不利于“士大夫”，說：“不須更張以失人心?！?/p>

宋神宗問：更張法制對于士大夫誠然多有不悅，但對于百姓有什么不便利？文彥博則回答說：天子是替（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不是替（為，wèi）百姓治理天下。士大夫“不悅”，即是失了士大夫的人心。宋神宗回答：士大夫并不是都認為更張法制是不當的，也有認為應當更張的。即變法也是為士大夫治理天下，不能說盡失士大夫之心。

第三，“祖宗法制”是否“具在”？王安石反駁文彥博說：如果“法制具在”，財用應該充足，國家應該強大，現在都不是這樣，所以不能說“法制具在”。文彥博辯解說：財用是否充足，國家是否強大，關鍵在于必須要人推行。王安石反駁說：必須要人推行，就要選拔人才，糾正“罷軟偷惰”，除去“不奉法令之人”，這樣，人心怎么能沒有“不悅”呢？

由此可見，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其原意為：（天子）是替（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替（為，wèi）百姓治理天下。而不能理解為：（天子）是與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而不是與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二、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之原意

為什么說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原意為：“（天子）是替（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而并非“（天子）是與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呢？

第一，從文字學上說，其一，“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中的“為（wéi）”字，應釋義為“是”。據《王力古漢語字典》，“為（wéi）”有五項釋義：①做、造作，引申為變成、成為，又引申為叫作、當做，又引申為算作；②略等于“是”；③介詞，被；④連詞，如果；⑤句末語氣詞，表疑問、表感嘆。其第二項釋義為“略等于‘是’”。并舉例說：《孟子·公孫丑上》“爾為爾，我為我”。據《漢語大詞典》，“為（wéi）”有三十四項釋義，主要釋義與《王力古漢語字典》略同。其第二十三項釋義為“是”。并舉例說：漢劉向《說苑·辨物》“其在鳥則雄為陽，雌為陰”。前蜀毛文錫《醉花間》詞“風搖玉佩清，今夕為何夕”。清蒲松齡《聊齋志異·青鳳》“叟指婦云：‘此為老荊?！睋?，在“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中，“為（wéi）”字應釋義為“是”。

另外，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為（wéi）與”二字，與他下面所說“非與百姓治天下”的“非（fēi）與”二字，是對應的?！胺牵╢ēi）”，據《王力古漢語字典》，有三項釋義：①過失、錯誤；②責難、詆毀；③不是。又為不，又為無。其第三項釋義為：“不是。又為不，又為無?！辈⑴e例說：《論語·憲問》“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據《漢語大詞典》，有十八項釋義，主要釋義與《王力古漢語字典》略同。其第六項釋義亦為：“不，不是?！辈⑴e例說：《易經·坤卦》“非一朝一夕之故”?？梢?，文彥博所說“非與百姓治天下”中的“非”字，應釋義為“不是”。既然如此，那么與“非”對應的“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為（wéi）”字，則應釋義為“是”。

還有，在文彥博的文集中，也有將“為（wéi）”字釋義為“是”和將“非”字釋義為“不是”的。如《文潞公集》卷一四《奏乞主帥便行軍令后奏》云：“孫武、穰苴皆為名將?！逼渲械摹盀椤弊?，即釋義為“是”。又如《文潞公集》卷二一《論臺官言西府事》云：“漏泄上語，此非人臣所可為?！?其中的“非”字，即釋義為“不是”。

由《王力古漢語字典》《漢語大詞典》、文彥博在與宋神宗對話中將“為與”與“非與”對應及文彥博文集中也有將“為（wéi）”釋義為“是”與將“非”釋義為“不是”的，可以判定“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中的“為（wéi）”字，應釋義為“是”。

其二，“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中的“與（yǔ）”字，應釋義為“替，為（wèi）”。據《王力古漢語字典》，“與（yǔ）”有七項釋義：①給予、授予；②幫助、援助；③同類、同盟者；④跟隨、親附；⑤介詞，替，為（wèi）；⑥連詞，偕、和；⑦連詞，與其。其第五項釋義為：“介詞，替，為（wèi）?！辈⑴e例說:《史記·陳涉世家》“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據《漢語大詞典》，“與（yǔ）”有二十五項釋義，主要釋義與《王力古漢語字典》略同。其第二十二項釋義亦為“介詞，替”。并舉例說：《孟子·離婁上》“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毒┍就ㄋ仔≌f·西山一窟鬼》“在吳洪家里興妖，并駝獻嶺上為怪的，都與我捉來”！據此，“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中的“與（yǔ）”字，應釋義為“替，為（wèi）”。

其三，“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中的“治（zhì）”字，應該釋義為“治理，統治”，其中沒有“共同治理”的涵義。據《王力古漢語字典》，“治（zhì）”有三項釋義：①治理、管理；②治理得好、太平；引申為處理其他事情，有懲處、醫治、研究等意義；③治所。其第一項釋義為“治理，管理”。并舉例說：《史記·夏本紀》“堯求能治水者”。在這里根本沒有“共同治理”的涵義。據《漢語大詞典》，“治（zhì）”有二十五項釋義，主要釋義與《王力古漢語字典》略同。其第一項釋義亦為“治理，統治”。并舉例說：《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在這里也根本沒有“共同治理”的涵義。據此，在“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中，“治（zhì）”字應當釋義為“治理，統治”，根本沒有“共同治理”的涵義。

綜上所述，從文字學上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應釋義為：（天子）是替（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能解釋為：（天子）是與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

第二，從對話內容上說，這是一場關于更張法制與士大夫和百姓利益的爭論，涉及天子、士大夫、百姓（即“君、臣、民”或曰“君、官、民”）三種人，爭論的焦點是天子與士大夫、百姓的關系。王安石認為朝廷更張法制是“求民害者去之”，吳充認為是“便民”，宋神宗認為更張法制對百姓沒有什么“不便”，士大夫雖然“誠多不悅”，但并非“盡以更張為非”，也有認為應當“更張”的，所以應該“更張法制”。文彥博則認為朝廷更張法制損害了士大夫的利益，使士大夫“不悅”，失了士大夫的“人心”，“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是在反駁宋神宗上邊所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的話。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看來，更張法制是在為百姓和士大夫治理天下，有些新法雖然損害了一些士大夫的利益，引起他們的“不悅”，但對百姓沒有什么“不便”；文彥博則認為天子是代表士大夫的利益、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代表百姓的利益、替百姓治理天下。所以他所說的“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其原意為：“（天子）是替（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替（為，wèi）百姓治理天下?！?/p>

由宋入元的史學家馬端臨（約1254—1323），在《文獻通考》中記載了宋神宗與文彥博這一爭論，并加了一段按語?！段墨I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載：

（熙寧）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膹┎┭裕骸白孀诜ㄖ凭咴?，不須更張以失人心?！鄙显唬骸案鼜埛ㄖ?，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p>

按：潞公此論失之。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為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于百姓何所不便”之說。而潞公此語與東坡所謂“凋敝太甚，廚傳蕭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為流俗干譽不足恤者。是豈足以繩其偏而救其弊乎？［7］347-348

馬端臨認為文彥博（封潞國公）的話是錯誤的。新法（如免役法）的推行確實損害了士大夫的一些利益，所以他們“不能無怨”，而對百姓（農民）則是有利的。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與蘇軾所說“凋敝太甚，廚傳蕭然”之類的話，都是“流俗干譽”之言，是“不足恤”的。由此可知，馬端臨也認為：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原意不是天子“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是天子“替（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

第三，余英時認為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即是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其實是對文彥博原意的誤解。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書中，對宋朝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如“以天下為己任”、士大夫與天子“同治天下”等，做了精辟論述，但對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解釋，卻有失偏頗。他為了論證文彥博的“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是指皇帝與士大夫“同治天下”，首先將“士大夫”與“百姓”兩個名詞的涵義做了解釋，他認為：“宋代‘士大夫’由科舉取得治天下的資格，但從社會背景說他們則來自‘百姓’中的各階層?！薄耙虼宋覀儾荒苷`將神宗口中的‘士大夫’和‘百姓’看作兩個對立的階級?！保?］221這一說法恐怕有混淆概念之嫌。誠然，“士大夫”是來自“百姓”的各階層（士、農、工、商四“民”）的。但是，他們一旦通過科舉從“百姓”（士、農、工、商四“民”）中脫穎而出，成為“取得治天下的資格”的“士大夫”（官），就不再是“百姓”了。這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看來，“士大夫”和“百姓”雖然不是完全“對立”的，但也是有著不同利益的社會群體，上述馬端臨的按語也認為“士夫（‘士大夫’）、豪右”和“農民”（“百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文彥博看來，“士大夫”和“百姓”則就成了“官”和“民”這樣“兩個對立的階級”了，所以他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即皇帝應該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替百姓治理天下”。

余英時通過對“士大夫”和“百姓”兩個名詞的解釋，進而說明文彥博“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一語的歷史意義“在皇帝面前，公然說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這正是宋代的一大特色”［3］222。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是宋代的一大特色固然不錯，但是，余英時認為文彥博“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是指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并認為程頤（1033—1107）的天子與士大夫“同治天下”一語可以為上引文彥博的話“作注”。這一解釋實際上是曲解了文彥博“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原意。

總之，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原意為：“（天子）是替（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這與范仲淹等所說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涵義是大不相同的。

三、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之說的真正來歷

既然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并非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那么宋朝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之說是從何而來的呢？《漢書》卷八九《循吏傳》云：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后，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识兄卫硇?，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

漢宣帝（公元前74年—公元前49年在位）所說“與我共此者”之“此”，即指“政平訟理”，亦即指“治天下”，也可以說是“與我共治天下者”?！稌x書》卷六九《劉隗傳附劉波傳》所載東晉孝武帝朝的冀州刺史劉波上疏中，即直接寫作：“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魏晉南北朝時，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則始見于曹操（155—220）的《求賢令》?！度龂尽肪硪弧段簳弧の涞奂o第一》載：

（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裉煜碌脽o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p>

“共治天下”一詞因避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名諱，后亦作“共理天下”。如唐王方慶（？—702）《魏鄭公諫錄》卷三《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云：

太宗與貴臣宴于丹霄殿，謂群臣曰：“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今中夏乂安，四方靜肅，并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p>

在宋朝之前，關于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議論尚不太多，至宋朝，君臣關于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議論則大為增加。如宋太祖（960—976年在位）曾說：“國家設科取士，本欲求賢，以共治天下?！雹儆秩缬何醵辏?85年）十二月，宋太宗（976—997年在位）曾對宰相李昉（925—996）等說：“中書、樞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亂根本系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保?］600淳化三年（992年）三月，科舉取士，宋太宗又對宰相說：“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余人，皆朕所選擇，此等但能自檢，清美得替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保?］735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龍圖閣待制張知白（？—1028）上言：

《漢史》載宣帝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后之人孰不稱頌哉?。?］1774

張知白的上言明確說明，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之說，來自《漢書》所載漢宣帝所說“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而且說明，漢宣帝關于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話一直流傳下來，后人無不稱頌。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五月，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西）通判范仲淹（989—1052）在《上時相議制舉書》中說：“后世圣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保?］239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參知政事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又說：“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系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保?］531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知諫院包拯（999—1062）上《請選用提轉長吏官》疏云：

昔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刺史、縣令，耳目接于民事，政令所出，慘舒攸系。［9］210

包拯的上疏也說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說源自漢宣帝。

上述從漢宣帝、曹操、唐太宗到宋太祖、宋太宗，從東晉的劉波、唐朝的王方慶到宋真宗朝的張知白、仁宗朝的范仲淹和包拯，其關于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言論，均早于熙寧四年宋神宗與文彥博等大臣那場著名的對話。由此可知，宋朝君臣關于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之說，應當追溯至漢宣帝所說：“與我共此（按‘此’即‘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東晉孝武帝朝的冀州刺史劉波、北宋真宗朝的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仁宗朝的知諫院包拯都是這樣認為的。而在皇帝，則始于宋太祖所說：“國家設科取士，本欲求賢，以共治天下?！雹俸退翁谒f：“中書、樞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亂根本系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保?］600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說源于漢宣帝，這應該是宋朝君臣的共識。

另外，在熙寧四年（1071年）三月宋神宗與文彥博等大臣那場著名對話之后，直至清朝末年，也沒有人引用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來談論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認為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是指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上述所有種種，都充分說明：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原意為：“（天子）是替（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這與宋朝君臣所說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涵義是大不相同的。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說源于漢宣帝所說：“與我共此（按‘此’即‘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注釋

①樓鑰：《攻媿集》卷三六《敕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四部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