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結構視域下文化共情的生成因素與共情能力提升策略*

江 凌

當今國際形勢充滿諸多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盡管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但世界多極化和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和平、發展、穩定、交流、合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景。全球新冠疫情暴發與蔓延，讓世界各國人民意識到團結一心、共同應對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的必要性。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全球福祉的實現，需要世界各國人民形成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性認知和共通情感，文化是實現這種理性共識和情感共情的紐帶。文化作為一種有情感、有溫度的柔性力量，能夠建構出一種穩定的共情結構，基于人類的共通情感尤其是在全球性公共災難面前的共情力，推動世界各國人民在共情狀態下的親社會行為，共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價值和行為深入人心。本文在梳理界定共情、文化共情概念的基礎上，基于情感結構理論分析文化共情結構及其作用機制，探討文化共情的生成機制和影響因素，以及文化共情實踐，分析提升文化共情能力的主要策略。

一、文化共情與情感結構理論

共情又可譯為同理心，最初用以形容理解他人主觀經驗的能力，后來意指進入他人的情感狀態，感同身受地去理解他人的內心世界①。這一概念的提出很快引發了廣泛討論，對于共情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并擴展到更多領域。國內外學者對于共情的概念、本質、分類、特征、生成過程等方面的討論，成果豐富。共情是在感知、認識和理解他人所思、所想、所為的基礎上，感同身受地同情和理解他人，并將這種情感映射于自身，進一步產生具體的實際援助行動。

在國內學者的早期研究中，文化共情多被稱為文化移情。從跨文化層面來看，文化共情是“跨文化交際中連接主體與客體的語言，是交際主體自覺地轉換文化立場，在交際過程中有意識地超越本土文化的俗套和框架模式，擺脫自身文化的約束，置身于另一種文化模式中，如實感受、領悟和理解另一種文化”［1］。從該定義來看，文化移情是處于不同文化語境的人們在交流中，既要轉換文化立場，做到“入鄉隨俗”，也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感受異質文化。有的學者認為，文化移情是“為了保證不同文化之間順利溝通而進行的一種心理體驗、感情位移和認知轉換”［2］，而承認差異、認識自我、懸置自我、體驗對方、準備移情、重建自我，則是實現文化移情必經的基本步驟。

文化共情與文化移情的含義近乎相同，但放在具體的漢語語境中還是有細微的差別。文化共情不僅是異質文化群體在跨文化交際中連接文化和情感的橋梁及紐帶，更是具有相似甚至相同文化背景的民眾或群體進行文化溝通與交流的情感共通心理和外在的行為方式。文化移情的前提條件是異質文化，而文化共情不僅存在于異質文化之間，更存在于相同或相似文化背景的群體和個體之間。有學者提出了群際接觸說，并基于實證研究指出群際接觸對于文化共情的正面推動作用。群際接觸通過跨越不同群體、階層之間的文化界限，包括語言文字、宗教、民間信仰、民族、風俗習慣等，有效改善群際關系。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文化符號、社會制度、民俗風情等，導致了文化多樣性與差異性，而文化共情則在不同文化之間和同一文化之中的不同階層、群體、個體之間架起情感溝通與交流的橋梁，緩解因文化差異性、群體或個體的情感偏向帶來的文化隔膜而導致的矛盾、沖突與暴力等問題。

英國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把“感覺結構”作為文化研究的關鍵詞?！案杏X結構”一詞出現在他1954年出版的《電影序言》中。雷蒙德·威廉斯認為，“感覺結構”一詞在特定語境尤其是戲劇、藝術語境中比觀念或一般生活經驗的描述更準確，他用“感覺結構”描述某一特定時期藝術家與觀眾共同擁有的一種“經驗”，這顯示出他們對生活或時代經驗的整體感受。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雷蒙德·威廉斯將感覺結構之說擴展至文化領域，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一種方式，“我們有可能獲得對某種更內在的共同因素的感覺，它既不是社會性格也不是文化模式，而是這些品質或模式賴以存續的實際經驗”，“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帶來的特殊的、活的結果”［3］56-57，也是共同體中溝通、傳播和代際傳承的依靠，不同代際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生活，塑造出新的感覺結構。

雷蒙德·威廉斯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對感覺結構進行了專門論述，使該理論逐漸成熟?；氐角楦薪Y構理論本身，雷蒙德·威廉斯定義的文化概念是把握情感結構意蘊的著力點，他從理想、文獻與社會三個層面界定“文化”，“理想的文化”指人類的某種盡善盡美的狀態或過程，以某種絕對真理或價值狀態存在；“文獻的文化”強調其“記錄”功能，指某種文化的現存文本與實踐；“社會的文化”指某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或表達②。雷蒙德·威廉斯指出，文化在某個特定時期是一種穩定而明確的結構性存在，他用“情感結構”的概念對這種存在進行描述，文化研究將這三方面作為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探究其中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此，可以將情感結構視為一個時代的文化，在情感結構中，深層的文化共通性與實際生活中的細微感覺都得以表現。

二、文化共情結構及其作用機制

基于雷蒙德·威廉斯“情感結構”概念和文化理論視角，可將現實生活中文化建構情感的實踐分為社會意識、文化符號與個人經驗三方面，個人情感來自這三方面的共同影響。其中，理想的社會意識作為潛在的、群體共同的思想觀念，為情感的生發鋪墊社會宏觀背景，個體情感首先受到社會意識的鼓舞或抑制，也因此受到國家、民族以及時代的影響。作為意義的生產者，文獻或作品的符號傳播和交換同樣促進情感生成，使情感既具有社會性又帶有個人傾向性。具體或特定社會生活方式中的個體經驗則具有主體性意識，個人生活經歷與體驗的具體化和流動性讓情感存在明顯個體差異性。這三方面作為整體的“文化情感結構”，成為包括共情在內的情感生成邏輯的分析框架，讓文化建構中的情感既有一定的穩定性，又存在某種不確定性，為解釋個體情感的生成和變化留出空間。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化的情感結構可被視為融社會意識、文化符號與個體經驗為一體的文化模式，這種模式作為連接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紐帶，既包含了外在的、共有的穩定結構，又具有內在的、流動的經驗意識，以一個復雜而矛盾的綜合體形式對個人在社會中的情感生成發揮作用。

文化情感結構作為建構情感的文化綜合體，作用于文化共情的生產和傳播，在文化共情生產實踐中，文化情感結構從三個層面作用于文化共情。首先，作為社會意識的思想觀念，時代、傳統文化、國家意識形態等作用于個人的層面，是文化共情產生的群體背景，宏觀塑造了個體共情。其次，文化符號意義承載并作為文化產品或服務的交換，作用于文化共情。最后，個人生活閱歷、群際接觸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文化共情更具主觀色彩。社會群體意識所具有的結構穩定性和文化交流的不確定性、個人經驗的主觀性結合，構成文化情感結構的整體，文化在這種整體結構中生產和建構共情。在此過程中，文化共情結構的作用機制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層面。

一是社會意識作用于文化共情環境。雷蒙德·威廉斯從文化的社會性角度，將文化分析的使命描述為“在生活和勞動中發現并描述那些或構成了某種永恒的秩序，或對人類社會普遍狀況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真理和價值”［4］54，啟發我們從社會意識層面探索文化共情結構的作用機制。文化具化為某種“真理和價值”，以社會意識的內涵和表征作用于文化共情生成機制的環境因素中，這里的環境因素主要表現為不同國家和民族所秉持的歷史傳統觀念與價值選擇。情感結構作為共同體生活的基礎，被廣泛而深入地擁有，但其形成并不是通過“習得”，而是源于傳統與當下的生活實踐③。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的民眾由于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不同，在價值觀念方面具有較大差異。在現代西方社會，民眾將個人自治視為自由的本質追求，人與人之間是彼此獨立的“孤島”。東方儒家哲學則將人視為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強調集體意識和社會秩序，認為人生的理想是在個體與集體的關系中實現的。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差別使東西方國家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價值體系中形成了不同的情感傾向和文化共情環境。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疫情暴發后我國的集體主義價值理念得到了充分彰顯，人民群眾互幫互助、眾志成城的情景，既是對中華文化“仁愛”思想的繼承發揚，亦是文化共情的直接表征。而美國民眾則強調追求所謂個人自由，漠視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疫情災難面前難以產生共情的情感和行為。由此可見，一個群體或地區特殊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是作用于文化共情的重要因素，它在宏觀社會層面建構文化和個體、社會共情。

二是符號表達作用于文化共情媒介。文化共情需要借助一定物質的、藝術的媒介或網絡媒介進行推動，這些媒介平臺中以文字、圖片、圖像、音視頻等符號創造的文化共情景觀，既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非物質的，既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虛擬的。將情感結構大致理解為一個時代的文化形態，其內涵包括人類共同體當下生活實踐中有意義的、活的結果，這一切都需要通過藝術加以表達。以網絡媒介平臺新型的文化符號表達為例，隨著數字技術的進步，網絡媒介將人與人更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這種連接超越時空的限制，通過文字、圖像、聲音將受眾帶到任意文化場景中。借助互聯網技術工具和平臺載體，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接觸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產品。借助數字技術，人們能夠以更加多樣的形式享受文化服務。網絡時代，全球性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增進了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人們互相接觸和對異域文化的了解，文化接觸度普遍提高，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共情作用更加普遍化和常態化。比如，李子柒通過田園化、中國風的原生態土味視頻吸引數百萬海外粉絲，影響力堪比美國權威媒體CNN，“一個熱愛生活的美麗女子”④成為海外公眾對其視頻作品形象的認知。個體化的敘事角度、日常生活的美好圖景、傳統的詩意棲居風格、田園山水的美麗畫卷、踏實勤懇的農耕勞作、豐富多樣的美食制作、意義非凡的非遺傳承，李子柒視頻作品符號表達的是人類普遍向往和共享的生活追求和價值選擇。以視頻表達形式為載體，通過網絡平臺共享，中國的原生態棲居文化與海外公眾建立了情感共通的連接點，形成文化共情和原生態棲居的文化認同。

移民和旅游帶來的全球性人口流動，使得處于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人不斷更新知識經驗，增進對他者文化的接觸、認知與認同。地域文化遺產、地方文學作品成為連接游客與當地文化的紐帶，助推文化共情形成于異域文化之間。而當重大公共性災難事件發生時，文化共情能夠打破時空距離和文化區隔，超越文化隔閡的傳統界限，擴散并影響到無數個體。如今，文物古跡遭到毀壞的事件時有發生，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遭受火災引發了普遍關注與討論，這種文化共情的生發很大程度上既受到雨果長篇小說《巴黎圣母院》這一文學作品的影響，又因為巴黎圣母院本身就是著名的國際旅游景點，成為聯系當地人與世界各地游客情感的紐帶。當災難發生后，作為符號表達的文化媒介進一步建構了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共情圖景。

三是個體經歷作用于文化共情經驗。雷蒙德·威廉斯關于文化的社會性定義對確立英國文化主義學派起到了關鍵作用，同時豐富了文化的內涵，在文化的社會性語境中，對某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⑤，即為文化。這是從人類學視角界定文化。每個人都處于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個體生活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建構個體對世界的認知、對文化的感知，從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共情經驗。而越是具有相同體驗的個體，他們之間的情感共通性和認同感就越強，在情感共通與認同驅使下形成共情的動力就越強。媒體報道中對個體悲劇及其細節信息的傳遞，更容易引發共情的原因也在于此。共情的關鍵在于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地體會他者的情感和境遇，而相似的經歷、經驗和細節描寫更容易將人們帶入其中，產生強烈的共情。在公共災難事件報道中，關注具體的細節、貼近共通的情感體驗，更能激發受眾的共情體驗和行動。

三、文化共情的主要生成因素

文化共情的生成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主要生成因素包括社會環境變化與媒介推送、意識形態與價值選擇、文化親近度、文化差異性、文化符號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與行動等，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共通、相互推動，綜合生成文化共情，并產生相應的共情行為。

一是社會環境變化與媒介推送。社會意識能夠作用于社會環境，進而建構文化共情機制，社會環境的變化成為影響文化共情生成的重要因素。與和平穩定時期相比，當重大公共性災難事件出現或在社會劇烈變革的情況下，社會民眾的心理會因為災難或社會形勢的復雜多變性、沖擊性和不穩定性而產生不同的變化，他們對這些文化與社會事件的感知體驗也發生相應的變化。一般而言，重大災難事件的嚴重等級越高，受災范圍越廣，災情越嚴重，影響力就越大，相應的媒體報道也會越多。各種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社交媒體平臺信息傳播量增長，社會民眾通過事件報道和媒體推送，接觸和認知重大突發性事件信息，感知受災地區民眾的物質和心理需求的可能性越大，也就越容易催生出文化共情心理，并進行捐資救助行動。

二是意識形態與價值選擇。國家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民眾的主流價值觀。價值觀念成為文化內涵與底蘊的集中體現，形成了衡量“真、善、美”的價值標準體系，支配著社會民眾的信念、思維、態度和行為。相同或相近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能夠有效提升社會或群體內部個體的文化共情能力，但不同主體間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的價值觀念，則可能成為生成文化共情的絆腳石。

三是文化親近度。文化共情的生成具有主觀能動性。任何文化的相似或相近特征，都有可能觸發社會個體或群體的某種“共情機關”，引發意想不到的文化共情效果。這種文化的親近度可能來自歷史淵源、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思維方式、地理位置，甚至個體與群體的相似經驗等，文化相似性越高，越容易產生文化共情。例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兩國同屬于儒家文化圈，文化之間的淵源更容易助推生成文化共情。新冠疫情暴發后，日本在捐贈物資包裝箱上貼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引發了兩國民眾的文化共情反應。此后，日本面臨嚴重的疫情考驗，中國同樣不忘在馳援物資的包裝箱上貼有美好的寄語，從“青山一道，同擔風雨”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寄托了特殊時期兩國人民的美好希冀，成為以文化相似性推動文化共情生成的典型案例。

四是文化差異性。文化差異是客觀而普遍的存在，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的地理環境、歷史傳統、語言文字、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經濟體制、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都是文化差異性的表征。文化距離是文化共情生成與運行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文化差異越大，文化的認知距離就越大，文化心理距離越大，文化交流與貿易過程中的文化折扣現象越明顯。因為差異性較大的他者文化，在傳播交流過程中容易出現信息減損、失真甚至扭曲等問題。文化差異性越大，文化共情生成的阻力越大。文化的權力距離指社會成員對于其所處社會或組織中權力不平等分配問題的接受程度，不同國家、民族的民眾在權力距離認知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性，低權力距離國家與高權力距離國家各有裨益，但在文化共情方面卻有截然不同的影響。權力距離導致的文化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距離與隔閡，抑制文化共情生成。

五是文化符號表達。文化符號蘊含著共情的價值和意義，文化共情的生成和力度受不同文化符號表達的影響。文化符號的共情價值越大，文化共情力越高。共情的文化符號表達是生成文化共情的助推劑，不同的文化符號表達不同的共情效力。文化符號的巧妙表達能最大程度拉近共情主體間的情感距離，讓文化更有溫度。比如，疫情援助中“風月同天”給身陷困境的民眾帶來了獨特的共情感，這種特殊的文化符號表達具有強大共情力，從各種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和民眾刷屏式的關注，便可窺見一斑。

六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與行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與行動是當今國際社會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之間生成文化共情的重要影響因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著要以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了解和體悟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語言符號、民族風情和文化風俗，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越強烈，越容易推動生成文化共情，不同文化主體間的共情也是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與行動的驅動因素。

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多次在各種國際會議、領導人會晤和高層交流場合，主張我國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的堅定立場。面對全球疫情蔓延的嚴峻形勢，習近平主席在同英國首相約翰遜通電話時指出：“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對本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對全球公共衛生事業盡責。我們付出巨大努力，有效阻止了疫情在全球范圍的蔓延。中方將繼續本著公開透明態度，同包括英國在內的各國開展合作?！保?］我們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始終將自身發展置于人類發展的坐標系中，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始終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在全球抗擊疫情過程中，中國的表現無疑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行動的最好詮釋，也體現了最真實的文化共情。

四、提升文化共情能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今世界局勢復雜多變，非共情因素越來越多，甚至會受到叢林法則、霸權競爭、戰爭沖突等因素的影響。西方一些國家由于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差異形成的文化區隔與誤解，抑制了文化共情的生成。為此，亟須提升全球文化共情能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是強化媒介平臺正向帶動作用，提升民眾媒介素養。在全球媒體尤其網絡媒體和社交媒體平臺大發展大繁榮的當下，各類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擁有廣泛的影響力，是傳遞文化共情的主力軍，理應堅守底線、守望社會、引導正向共情輿論。在紛繁復雜、信息剩余、真假交織的網絡媒體時代，各類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平臺需要遵循客觀、公正、理性的原則，揭示事實真相，做有溫度、有共情力的事實信息發布與傳播，不能利用自身的媒介平臺特權操控民眾的非理性情感。為此，一方面，應規范媒介環境，發揮媒體的正向共情帶動作用，盡量進行理性共情表達，避免非理性的情感宣泄。另一方面，強化媒體內容審核機制和平臺辟謠機制，盡可能切斷虛假不實的信息和謠言的傳播渠道，讓文化共情立足于真實客觀的信息內容，避免虛假共情。同時，應強化民眾媒介素養教育，媒介素養是“人面對媒體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6］，生活在網絡媒體信息洪流之中的民眾，應以主流媒體為主要信息接收渠道，不要輕易相信非主流媒體發布的讓人難辨真偽的信息內容。要增強辨別是非真假的能力，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理性的思考，要擁有自我意識的真實情感，發揮文化共情的積極作用。

二是鼓勵跨文化交流，注重文化符號的共情表達。當前，在國家總體戰略布局中，文化現代化建設被放置于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增強文化自信，需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鼓勵跨文化交流與傳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這正是助推世界各國與中國之間生成文化共情式交流、形成文化共情效應的基礎。中華文化跨文化交流與傳播，需要更加豐富的內容與更加多元的載體，尤其需要積極推動武術、京劇、書法、民俗節日、雜技、龍舟等中華文化及其符號的創新性表達，以其他國家民眾容易接受且通俗易懂的語言和符號，彰顯中華文化的溫度、特色和價值，并利用文字、圖像、音視頻等各種表達形式，在傳統媒體、網絡媒體和社交媒體平臺上進行立體化傳播，發揮文化的共情效應。比如，近些年逐漸興起的與當下社會發展和科技繁榮相匹配的文化表達形式和藝術創作，已形成一種具有自主性的文化語言和符號表達方式，在青年一代中所向披靡，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語言不通而導致的文化折扣問題。例如，李子柒的視頻傳遞的生活態度和自然生活方式，激勵了海外網友更加熱愛生活，并愛上中國以及中華文化。

三是提升民眾的文化素養，培育社會理性。在大災大難面前，社會上有時會出現缺乏正向文化共情的現象，與民眾在科學文化知識、文明水平和道德素養方面的匱乏不無關系。在抗擊疫情的特殊時期，科學的防疫知識與防疫措施，堅持冷靜理性的思考與同理心，應該成為民眾的基本素養與能力。特別是在經歷新冠肺炎疫情考驗之后，全面提升民眾科學文化素養和文明道德水平勢在必行。文化是有溫度的，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善意、理解與共情并非無處安放，即便在刻不容緩的援助中，也不妨礙書寫一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四是提升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全球化潮流面前，由于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不同文明的異質性，文明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所難免，加上個別國家的文化霸權主義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依然盛行，西方文明的優越感和排他性有增無減，導致人類文明交往的風險增加，信息和文化安全受到威脅，多元價值沖擊、地緣政治沖突和發展利益博弈日益明顯。中國創造性地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力圖通過人類文明的平等與理性交往達到“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和諧境界。同時，人類在面對自然災害、疾病、戰亂、沖突時內心充滿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不可避免地產生恐懼、焦慮、憤懣、抱怨等情緒，甚至演化為攻擊他人和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種種過激行為。特別是疫情期間，個別不尊重客觀現實、非理性情感表達等現象，更加彰顯出提升共同體意識，進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增強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民眾之間共情能力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結 語

在當前世界形勢復雜多變、全球化問題日益凸顯的時代背景下，增強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升全球民眾的心理共情和文化共情能力，推動人類和平與發展，無疑是一個重要而緊迫的命題?；凇肮睬椤薄拔幕睬椤薄扒楦薪Y構”等基本概念界定及其內涵分析，以及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關于文化理想性、記錄性、社會性的三層定義，可以構建文化共情結構框架，分析文化情感結構的作用機制。與文化的三層定義相對應，文化共情結構的作用機制表現為：社會意識對文化共情環境的作用、符號表達對文化共情媒介的作用、個體經歷對文化共情經驗的作用。結合全球范圍內文化共情的實踐案例，尤其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共情案例，可以總結出文化共情的生成因素主要包括社會環境變化、意識形態與價值選擇、文化親近度、文化差異性、文化符號表達，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行動等方面。培育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中國民眾的價值理念和共情宣言，更是全球人民的希冀，世界各國需要增進跨文化交流，增強文化共情能力，以文化共情的力量促進各國人民團結一心、同舟共濟，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推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

注釋

①參見杰里米·里夫金：《同理心文明——在危機四伏的世界中建立全球意識》，蔣宗強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6 頁。②參見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第五版）》，常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 頁。③參見李麗：《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結構”理論析論》，《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 期。④參見陸佳怡、宋志鑫：《個體敘事與情感連接：新公共外交視閾下的李子柒個案分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第3 期。⑤參見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第五版）》，常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