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視角下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的融合路徑
——以濟南市為例

王瑋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現代手工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工業文明標志著人類進階到高級文明階段，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極大豐富的同時，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也遭到了極大破壞[1]。生態文明已成為城市文明發展的首要任務。黨的十八大以后，“生態文明”寫入黨章，標志著我國已從國家戰略高度認識生態文明[1]。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2]。對城市而言，只有扎實推進發展和生態文明的同步，才能達到青山和金山的雙贏。2021 年10 月22 日，習近平視察黃河入?？诓⒅鞒终匍_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指出保護生態環境，綠色低碳發展，是潮流所趨，順之者昌[3]。我國在生態文明的戰略布局下，也將迎來生態農村、生態城市、生態社會的全面發展，這也為城市體育的發展提供了生態環境。全民健身也成為我國的發展戰略之一，“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已成為我們體育工作的首要任務。

城市環境對民眾體育活動的支持有利于民眾對體育活動的參與和全民健身氛圍的形成，體育文化和城市文化合理融合需要結合地域文化和城市的文化符號，才能使疊加效益最大化[4]。濟南市作為山東省的省會城市、齊魯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其民間文化源遠流長，其城市地形地貌非常具有地域特色，北臨黃河、南依泰山山脈，市區三面環山，市內遍布泉水湖泊，生態風景以“山水”為特色。本研究以濟南市為例，探討在生態文明的視角之下，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融合的路徑，為城市的發展和民眾的健康建言獻策，為全民體育和大眾健身提供依據。

1 研究意義和方法

1.1 研究意義

理論意義：研究以Ronala Barthes 的符號學為基礎[5]，探討文化領域內心理行為模式符號，是對符號學理論在文化領域內的擴展；為城市文化與體育文化的疊加效應最大化獻計獻策；為全民健身和終身體育獻計獻策。本土傳統文化符號具有地域性、傳承性、時代性和動態性的特征[6]，以當地的地域文化為載體，將體育文化融入其中，從視覺和動態以及心理上向外界表達體育的文化內涵，以外顯的物化形式將內隱的文化價值呈現出來，是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融合的根本意義所在。

實踐意義：城市文化與體育文化的融合促進城市的宣傳與發展；促進本土傳統體育項目的挖掘和保護；為全民健身提供切實的助益，不僅能夠增強民眾的文化自信，也會使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體育鍛煉中，國民健康指數也有利于繼續提升。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法和實地調研法。

其中，采用專家訪談法，訪談業內相關的專家5 名（表1），其中高校教授3 人、政府相關工作人員2 人。訪談內容主要針對“濟南市的文化如何挖掘、城市體育如何與當地文化融合、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融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后續研究應努力的方向”等問題展開；運用實地調研法，對濟南市的各個縣區進行了實地走訪和田野調查，專門針對民俗體育文化項目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了實地調研。

表1 訪談專家及相關問題

2 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的融合路徑

通過舉辦各種體育項目及賽事，可以促進城市建設，為城市文化的傳承儲備城市經濟發展的動能，同時也讓城市文化與國際接軌，如英國的老工業城謝菲爾德市、中國北京、希臘雅典、西班牙巴塞羅那等，這種融合方式讓發展中的城市尋找到了快速創造“城市名片”的營銷載體[7]。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過度化建設除了有可能浪費資金之外，還有可能造成空間場館的閑置與浪費，因此，從不破壞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充分利用城市現有資源[8]，發揮城市的特點，將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融合在一起，將地域文化嵌構于城市體育之中，以城市體育為載體，以城市文化為宣傳手段是發展中城市營銷的可行之路，兩者相生相長共同為城市發展助力。

本研究在生態性發展的視角下，以濟南市為例，探討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的相生相長的融合路徑。濟南市作為黃河流域的城市之一，北臨黃河，中部為平原帶，南部為丘陵山區帶，其地形特點為南高北低、三面環山的半盆地形態。城市內有七十二泉，號稱泉城。歷史上濟南的名士很多，有“濟南多名士”之說。濟南當地有多種多樣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因此，綜合專家訪談結果并結合濟南市的現狀，提出以下在生態化前提下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融合的路徑，為普通城市的大眾體育和城市宣傳提供一定的參考。

2.1 充分利用城市地理與現代體育項目結合

有些現代國際化的體育項目及賽事對地形和生態環境的要求較高，如山地自行車、馬拉松，舉辦這些項目的社會影響和國際影響相對較大，是對城市宣傳的好辦法。

濟南市境內的山地帶大致可以分為兩圈：外圈主要山峰有長城嶺、跑馬嶺、梯子山、黑牛寨等；內圈主要有鵲山、千佛山、郎茂山、南部山區的山脈群、房山等。自然風光秀美，道路建設規格高標準，安全性高，符合舉辦環山公路自行車比賽、定向運動比賽、健步走比賽、馬拉松比賽、場地高爾夫等體育比賽項目的要求，是充分利用城市地理與體育項目融合宣傳城市文化、促進城市旅游業發展的良好機會（圖1）。

圖1 2020 年濟南市山地持杖徒步大會

濟南市號稱“泉城”，利用濟南市的泉水文化，打造“泉水賽事運動之城”，做好泉水文章。濟南市的泉水資源豐富，同時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很多湖泊水域也同時蘊含了很多名士文化，如乾隆御筆“趵突泉”、李清照祠等分布于各湖泊水域。俯瞰濟南市的泉水圈，可分為內圈、中圈和外圈，城市內圈分布了大大小小的泉水和湖泊；城市中圈分布了錦繡山水庫、臥虎山水庫等大型水庫環城公園等水域；外圈為黃河流域，聯合黃河流域的沿岸城市舉辦以黃河文化為主題大型體育賽事也是城市體育發展的方向（圖2）。

圖2 濟南市泉水分布

充分挖掘大明湖、小清河、黃河等水資源，組織公開水域的游泳、水上馬拉松、龍舟、皮劃艇賽艇賽事活動，舉辦水上運動會，豐富民眾體育賽事供給，既有利于城市資源的利用，又由于發展全民運動，有利于固化城市文化符號。

2.2 充分挖掘當地民俗體育文化對城市體育的宣傳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濟南市民俗體育項目眾多，呈多樣化且相對分散，舉行以表演和展示為目的民眾活動有利于對民俗體育項目的傳承和推廣，也有利于城市的宣傳和城市文化的傳播[9]。商河地區的民間舞蹈鼓子秧歌起源于北宋，有著上千年的歷史，其主旨是為了感激包公的清正廉明，表演風格粗獷豪放，舞蹈陣勢變幻莫測，傘、鼓、棒、花、丑五大角色穿插其中，氣勢磅礴（圖3）；章丘芯子起源于明朝，是一種扮玩形式的民間藝術活動，目的是驅逐邪魔祈求吉祥，表演形式集樂、舞于一體，表演時舞隨樂動，鑼鼓喧天，動作與音樂協調一致，氣勢宏大；繡球燈是起源于濟南市長清區趙營村的一種舞蹈藝術形式，結合武術動作，旨在強身健體。這些民俗文化項目包含了體育的元素：強身健體、集體合作、競爭或休閑等，對這些體育元素加以提煉和發展，既是對民俗文化的傳承又是對城市文化的發展。

圖3 濟南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鼔子秧歌

挖掘和抽取民間體育文化中的體育元素，將其簡單化、通俗化和趣味化，更有利于民眾學習，將民間體育文化普及到大眾，這些文化遺產項目才不會被埋沒。

2.3 以藝術類高?；驅I為依托的智力文化符號

充分利用高等藝術院?；蛩囆g專業的教育資源，這些高等院校具有大量高質量的智力資源，適當利用并挖掘可成為城市的智力文化符號。如濟南市的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和山東藝術學院是專門的藝術類院校，學校擁有雄厚的藝術和設計實力，多次在全國和世界賽事上獲得設計大獎，在上海世博會、上合青島峰會、全國美展、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2022 年冬季奧運會等世界性或全國性的大型活動中均有優質的獲獎作品或項目。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舞蹈學院將鼔子秧歌的體育元素提煉出來，重新編排使其學院化，并登上中央電視臺進行表演，鼔子秧歌的學院式轉化是對民間傳統體育文化的繼承和對城市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圖4）。山東體育學院作為一所專門化體育院校，為濟南市城市休閑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技術和人才支持。

上述高等學校的教育資源和智力資源作為設計理念的上層建筑成為城市文化符號的重要依托。體育賽事的文化符號包括賽徽、紀念品、吉祥物等，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師生資源，將體育賽事和城市文化符號相結合，設計新穎且有意義的賽徽、紀念品或吉祥物等是城市文化宣傳的重要渠道。

同時，文創產品的設計理念也是城市文化宣傳和旅游經濟的重要渠道，這種理念將外在的物質形式上升到精神層次，真正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號”[10]。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教師團隊為2009 年第十一屆全民運動會設計的會徽和吉祥物，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化符號。會徽使用簡單的線條勾勒出11 個運動的小人，既有中國結的外在觀感，又有中華民族團結和諧的藝術內涵（圖4）；高舉大拇指前奔的泰山童子作為吉祥物，設計非常具有地域文化特色，還有泰山石敢當的神話傳說蘊含其中；志愿者的標志采用五環顏色和結構，兩個肩并肩的線條人表示齊心協力做好志愿工作。這些設計無疑成為濟南市的城市文化符號，是一次借助大型賽事推廣城市的成功運作，體育賽事、地域文化和藝術設計完美結合在一起，而這些設計背后的智力資源也是一種代表濟南市的文化符號。

圖4 第十一屆全民運動會徽和學院化鼔子秧歌

雖然民眾對一個城市的認同反映出多樣性特征，但是也兼備統一性和邏輯性。民眾對城市的認知會通過各種信息整合與集中，從而形成城市想象，達成城市共識，這種共識與想象超出了物質的界限，不僅局限于地圖上顯現出來的各種形態，還有結合文化的精神層面的內容。這也是更高層次的城市地理，對于民眾了解城市背后的意義更直接和全面[11]。

3 局限與思考

本研究的主要觀點認為，利用城市本身所具備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組織相應的體育活動，挖掘城市本身具備的特色傳統或現代文化，將體育活動賦予文化內涵，將城市文化承載于體育活動之中，既有利于濟南市城市文化的推廣和傳播，也有利于將大眾健身和全民健身落到實處，真正使老百姓獲益。但是真正使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結合形成具有遺產性的文化符號仍然具有很多局限性。

3.1 民眾對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融合的認同感

Ronala Barthes 認為，符號具有雙層表意結構，即客觀存在和精神層面[5]，民眾首先實現對“文化符號”的客觀存在心理認同，在精神上產生共鳴，才會在行為上體現出一種堅定不移的韌性支持，如此，方可真正成為具有代表意義且融合成功的“文化符號”。

以2022 年1 月央視新聞發布的冬奧會宣傳小視頻為例，該視頻體現了體育與文化的完美結合。視頻主旨鎖定了地域和內容兩大要素：中國和冬奧；緊扣兩個任務：文化傳播和參與奧運。中國的文化元素包括京劇、神話、年畫、虎年、如意，既有老人又有兒童，既有愛情又有親情，既有現代元素又有傳統符號，真正全民參與冰雪運動，體現了一種兼容并包的中華民族精神（圖5）。視頻一經發布，立刻引發了大眾的心理認同，這是對“符號”的第一層次的心理認同，認同的是一種民族自豪感，這種心理認同導致了大眾產生了更高的第二層次的行為支持，具體表現為一夜之間點贊和轉發接近20 萬。

圖5 “蝶戀花系列”

圖5 抖音央視新聞冬奧會宣傳小視頻截圖

因此，就濟南市而言，真正將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融合成為一種“符號”性的標志，民眾的認同感是最重要的。影響民眾認同感的因素很多，“地方感”認同是使民眾產生認同感的一個方面，地方感以民眾地方體驗的主觀性為基礎，包含了地方本身的特征與個性，以及民眾對于地方依附的情感與認同，這里的民眾既包括本地的民眾也包括外來的民眾[12]。這就需要對地域文化扎根式挖掘，構建體育與文化的情感聯結，對地域文化進行詳細建構和解讀。

3.2 政府政策對城市事件的影響

政府作為上層建筑，其政策性的支持對城市體育和城市文化的發展起決定性的作用，對城市事件的成功舉辦舉足輕重。民眾是城市的主體，是直接利益的相關者，因此民眾的關注度和支持度也是關鍵因素。政府組織作為發語者，應起到扶持與管理作用，給與政策性的支持有利于城市事件的疊加效益最大化。政府對于城市體育活動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噪音、交通擁堵、房價上漲等）應做好對策和預判；與媒體合作宣傳城市品牌，展示良好形象，引導媒體做出正向報道，如召開新聞發布會、出臺有益于民眾的新政策，吸引民眾視線，從而增強關注度，擴大宣傳空間。政府與體育項目相關部門共同努力、相互支持，根據濟南城市體育基因和城市整體的發展現狀提供可行性策略[13]。

政府政策性支持要達到兩個積極性目標：一是激發民眾對體育活動的興趣和熱愛，鼓勵民眾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強身健體；二是激發民眾的主人翁意識，自覺維護城市形象。民眾對城市事件的參與度和滿意度是對政府的政策性支持的反應，參與度和滿意度都高，說明民眾與城市事件形成了良性互動。

3.3 民眾對城市體育的體驗與參與度

休閑限制理論認為，個體參與某項行為的效果會受到諸多內外因素的限制，具體可分為三大類：自身因素、社會支持因素和環境結構因素[14]。參與城市體育（也可指各種健身為目的的體育活動）的自身因素是指基于個體本身的心理認知，如態度、意向、動機、觀念等自身心理變量。多項研究發現，個體對體育活動的態度能夠積極地預測個體參與體育活動行為的意向，而行為意向是對個體行為最強的預測變量，這一命題與計劃行為理論不謀而合，行為意向對個體行為的預測力已達30%-50%左右[15]。自我決定理論也認為，個體的自主性動機具備支配個體參與體育活動行為的方向和力量性特征，有研究發現，自主性動機對個體行為的預測力達69%[16]。自我效能理論也支持了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對體育活動的積極預測作用，自我效能對個體體育活動的參與度為35%左右[17]。上述有關的體育活動理論支持了休閑限制理論的主要觀點，自身因素是參與城市體育的限制因素之一。

社會支持因素也是個體參與某項行為成功與否的限制因素，同伴、家人、朋友等作為個體的重要他人，是促使行為實現的社會支持系統，是否有人陪伴是限制個體自主參與動機和行為的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同學、家人和朋友的社會支持能夠積極預測個體對體育活動行為的參與，是影響行為的自身因素的有益助力，社會支持因素在自身因素的基礎上，使個體參與體育活動的執行力從28.3%提高到了41.1%[18]。

環境結構因素是影響居民參與體育活動行為的重要因素，城市體育的體育環境是硬件因素，經調查，濟南市能夠支持民眾參與各種體育活動的場地設施不足30%，而且由于疫情的原因，很多學?；騿挝徊⒉婚_放體育場館或場地，大量缺少體育指導員或體育指導員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大量缺乏全民性或民間性的體育活動組織，這表明城市體育的推廣尚需要政府部門加大對體育場館的利用和開放力度，加大對體育指導人才的利用和培養力度。

因此，城市體育事件應該開發多樣化的體驗方式，既要考慮民眾本身的限制因素，又要考慮各種外在因素，加強城市特色與城市體育的深度融合，更為重要的是秉承健康中國的理念，堅持以人為本的觀念，將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結合落到實處。

3.4 協同治理和多元管理的必要性

社會系統論認為，社會環境因素對任何事件的運行都會產生或促進或抑制的影響[19]，城市事件也不例外。城市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束離不開多方環境的協同治理和多元參與主體的共同管理，如此便形成了一個協同團體，為了實現一個目標，協同團體共同處于一個內部和外部環境之中，內部環境包括各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態度、動機、利益訴求等，外部環境包括政治、法律、社會、經濟、自然等因素。這些內外部的因素制約著城市事件的發展進程。

城市事件比如城市體育賽事是一項涉及多維度的社會活動，尤其是該項事件還與傳統城市文化密切相關，只有經過多種因素的社會支持才能達成體育與文化兩者的相生相長。政府是否有健全的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政府、民眾、市場、參與者等對城市體育賽事的支持程度，社區體育健身氛圍等外部環境必定會對城市體育賽事協同治理產生一定影響。在我國“開放辦體育”的體育發展理念下，“一家辦”向“大家辦”的轉變使政府、社會、市場和個人共同參與，形成了開放性的治理格局，這種格局要求多元參與主體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擔不同的責任，相互依賴又相互合作，達成思想共識并協同治理和參與管理，最終形成1+1 ＞2 的協同效應[20]。

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融合的過程中，上述協同效應的實現需要用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相關團隊的建設更凸顯其重要性。相比于利益共享，團隊之間信息溝通和信息共享、團隊治理權力的合理配置和責任明確、權責共擔、共同面對城市事件中可能出現的風險是團隊建設中更需要關注的問題。

4 結語

本研究以濟南市為例，在生態文明的視域下，探討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的融合途徑。濟南市作為文化名城，具有代表性意義的文化符號較多，城市體育作為載體，將這些文化符號賦予更豐富的意義，對提高城市知名度、推廣城市文化和推動全民健身具有重要意義。

濟南市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融合的路徑主要體現在4 個方面：體育賽事項目融合地域文化符號特點；以非遺傳承和展示為目的民俗體育文化符號；以藝術類高?；驅I為依托的智力文化符號；本地高水平的體育明星符號。城市根據自身發展定位會選擇適合的城市事件，綠水青山、文化資源利用好了都是金山銀山，關鍵是要保持城市韌性和可持續性發展。

但是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的相生相長仍然具有很多局限性，在推進兩者融合的過程中，將多種問題統籌思考并加以解決，方能有所成。民眾對城市體育與城市文化符號融合的認同感是影響兩者融合的關鍵因素，政府作為上層建筑，官方性的政策對城市事件的影響也會給這種融合過程加以助力，而民眾對城市體育的體驗與參與度是兩者融合的目標之一，在兩者的融合過程中構建多元參與主體的社會支持性團隊并進行協同性管理和治理是城市事件能夠成功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