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二語結構啟動研究：回顧與展望*

魏 冉

（江蘇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徐州 221116）

提 要：結構啟動是研究句法表征與習得的重要支撐。 二語結構啟動研究一直是應用語言科學領域關注的焦點。本文通過回顧、梳理結構啟動的界定、理論基礎和研究工具，聚焦國際二語結構啟動的相關研究議題，并探討現有研究成果對未來研究發展的啟示，指出未來研究趨勢和方向。

1 引言

結構啟動，又稱句法啟動或結構堅持，指人們傾向于重復先前聽到或接觸到的句法結構這一現象（Bock 1986：358）。 例如，交際對話中，說話者在聽到交際對方使用被動結構the cat was chased by the dog 進行語義表述后，更傾向于使用被動結構the boy was hugged by the girl 進行語義表述而非對應的主動結構the girl hugged the boy. 說話者聽到的被動句稱為啟動句，說話者隨即表述的句子稱為目標句，當啟動句與目標句的句法結構一致時，結構啟動效應就發生了。 先有研究表明，自然語境（Gries， Kootstra 2017：247）和實驗語境（Bock 1986：383）中均存在啟動效應，啟動效應的發生不依賴于具體的詞項、語音、語義、語篇、交際意圖或是題元角色的轉變。 此外，大量豐富的實證研究發現多種語言（諸如英語、德語、荷蘭語等）和多種句法結構（如與格結構、主被動結構、名詞短語結構等）都存在結構啟動現象（Mahowald et al. 2016：11），其獨立于具體語言特征而存在的特質反映出語言加工過程中構建的抽象句法表征，為研究語言表征與習得提供有力支撐（Ferreira， Bock 2006：1014； Pickering， Ferreira 2008：428）。 然而，啟動緣何發生呢。

2 理論基礎

研究者提出各種不同理論基礎解釋結構啟動的發生機制，例如，詞匯殘留激活假說（Pickering，Branigan 1998：634）、內隱學習假說（Change et al.2000：217）、雙重路徑模型（Chang et al. 2012：272）、互動協同模型（Pickering， Garrod 2004：7）以及雙語句法表征多層發展模型（Hartsuiker，Bernolet 2017：229）等。

詞項殘留激活假說和內隱學習假說是解釋啟動發生機制的兩個主要的心理語言學理論基礎。結構啟動被視為一個認知重復現象，對特定句法結構的先有接觸影響說話者后續語言的理解或產出。 詞匯殘留激活假說強調詞項表征在句法結構選擇中的作用。 對啟動句的加工能夠激活詞項—句法節點，進而表征特定句法選擇。 詞匯殘留激活假說解釋結構啟動中的詞匯增強效應，由于詞項的殘留激活，詞項—句法節點及其關聯的被激活，當啟動句詞項與目標句中的一致時，詞匯增強效應由此產生。 盡管殘留激活假說對詞匯增強效應極具解釋力，但卻無法為啟動效應的持續性提供解釋。 內隱學習假說認為，句法加工通常在無意識情況下發生。 結構啟動的發生是由于說話者對即將聽到的詞項進行整體預測，一旦發現預測失誤，就對產生預測的系統進行調整，調整結構和決策規則。 盡管內隱學習假說能夠強有力地解釋啟動的持續性，為啟動促學提供理論基礎，但卻無法解釋詞匯增強效應。

綜合上述兩種理論，我們發現詞匯殘留激活假說預測結構啟動效應的增強是由于啟動句與目標句之間的詞項重復，而內隱學習假說預測結構啟動的發生則源于對偏誤進行的結構調整，并非依賴于心理詞庫（Chang et al. 2006：251），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結構啟動中詞項的作用，這進而決定啟動加工的本質是殘留激活還是內隱性學習。為彌補上述兩種假說的缺陷，Chang 等（2012：272）提出雙重路徑模型，認為啟動的發生源于內隱學習的內隱機制和詞匯增強的外顯機制并存的多重詞匯—結構關聯。

盡管上述理論從認知心理視角對結構啟動的發生機制進行闡釋，但忽略啟動發生的社會環境，沒有對啟動與協同進行嚴格劃分，忽略啟動發生的社會文化因素。 Pickering 和Garrod （2004：7）提出互動協同模型，在社會文化視角下審視結構啟動現象，認為當交際一方適應和重復使用交際對方的語言模式時交際協同顯現。 例如，說話者參與交際任務，傾向于重復使用彼此的句法結構，構建互動理解。 交際者自身已有的語言體驗影響后續語言加工，近期對語言結構的接觸會增加相應表征的記憶激活，進而增加后續場合重復使用該結構的可能性。

上述理論或是從認知心理或是從社會環境對結構啟動的發生機制進行探討，但相關研究主要圍繞母語結構啟動討論啟動發生的理論基礎，Hartsuiker 和Bernolet（2017：229）針對二語學習者語言加工與發展的特點，提出二語學習者雙語句法表征的多層發展模型，認為在二語學習的初始階段，句法表征是基于具體詞項的，隨著學習者語言經驗的增加，逐漸形成獨立于語言具體特征的、共享于不同語言之間的抽象表征，因此二語結構啟動的發生與二語語言水平緊密關聯，呈現多層發展模式。

3 研究工具

結構啟動的研究工具種類繁多，由于早期的結構啟動研究在實驗室進行，因此下列幾種主要的研究工具均廣泛地應用于實驗室研究中。 第一，圖片描述任務。 Bock（1986：360）首創圖片描述任務進行語料數據收集。 圖片描述任務中，受試首先通過視覺和聽覺通道接觸一個包含特定結構的給定句子（啟動句），接著對給定圖片進行句子和圖片的匹配判斷（干擾任務），隨即對下一幅給定圖片進行一句話描述（目標句）。 研究者通過統計啟動句與目標句的結構一致性判斷啟動效應是否發生，倘若啟動句與目標句的結構一致，則表明存在啟動效應。

第二，句子補全任務。 根據句子結構產出通道的不同，研究者采用句子補全任務考察書面產出（Pickering， Branigan 1998：637）或是口頭產出（Hartsuiker， Westernberg 2000：B33）中的結構啟動效應。 實驗伊始，一組不完整的句子以書面或口頭形式呈現給受試，要求補全。 隨后另一組不完整句子以同樣形式呈現給受試，并要求其補全。給定的兩組不完整句子受限于語法規則，只能以特定結構形式補全，其中第一組句子為啟動句，隨后一組為目標句。 例如，The sailor gave the boy_____.（啟動句）／The doctor lent_______.（目標句）倘若研究受試在補全目標句時采用了與啟動句一致的句法結構，則啟動效應產生。

第三，瞬時回憶任務。 該任務旨在用來引出通過圖片描述和句子補全難以引出的句法結構（Potter， Lombardi 1990：270）。 實驗過程中，受試首先閱讀電腦屏幕上呈現的目標句，然后閱讀啟動句，再接著復述啟動句，隨即復述目標句。 啟動句和目標句結構或一致、或不同。 受制于呈現速度和句子結構難度，受試在復述目標句時，易受啟動句影響，改變目標句句法結構形式，因此，當啟動句與目標句結構一致時，啟動效應產生。

第四，同盟者腳本任務。 上述3 種范式都是在無上下文的情況下設計任務，引導單個說話者獨立表現出句法結構的一致性，與真實話語情境差別較大。 針對這一缺陷，Branigan 等（2000：B17）設計同盟者腳本任務，考察會話交際中雙方所使用的句法結構是否趨同。 參與交際的雙方，一名是研究者邀請的“假受試”，即同盟者，另一名是“真受試”，即研究受試。 雙方交替完成圖片描述任務，首先由交際一方描述給定圖片，另一方根據對方描述完成圖片與句子的匹配任務，并順勢描述下一幅圖片，再接著由交際對方進行匹配任務，以此類推。 當研究受試在圖片描述時使用的句法結構（目標句）與同盟者提供的句法結構（啟動句）一致，則說明交際對話中存在結構啟動效應。由于同盟者腳本任務強調在交際對話中進行結構表達，受試注意力集中在意義傳遞上，不易察覺到結構形式的異同，易于掩蓋真正的實驗目的。

盡管上述4 種任務都是基于實驗室展開的經典范式，但由于實驗室研究的高度控制性，與真實交際環境存在較大差別，研究的生態效度不夠，影響研究結果的可推廣性。 鑒于此，有學者（Gries，Kootstra 2017：247）基于語料庫考察自然對話中交際雙方的句法結構是否趨同；也有研究者（Mc-Donough， Chaikitmongkol 2010：817；Trofimovich et al. 2013：183）圍繞啟動促學效能設計課堂環境下的同伴合作啟動任務。 有別于同盟者腳本任務中的實驗同盟者，課堂環境下交際雙方均為研究受試，研究者通過實驗材料設計提供不同結構的啟動句，交際雙方在交際合作任務中以信息交換的形式產出句子，不易察覺到實驗的真正目的。

4 二語結構啟動研究

二語結構啟動研究主要圍繞兩個議題展開：跨語言結構啟動和二語結構啟動促學。

4.1 跨語言結構啟動研究

跨語言結構啟動研究主要圍繞雙語表征的特征及其對二語結構啟動的影響展開討論。 相關研究關注雙語句法表征是共享還是分離，研究結果肯定雙語句法表征共享的本質特征（Hartsuiker et al. 2004：412；Bernolet et al. 2007：945；Bernolet et al. 2013：289），然而雙語句法表征的共享是否貫穿二語發展的各個階段呢。 早期針對高水平英語學習者的研究發現母語結構對二語啟動強度影響不大（Nitschke et al. 2010：106，2014：530）。 Shin和Christianson（2012：956）發現，即便學習者母語韓語中沒有對應結構，高水平韓國英語學習者英語動詞短語結構的啟動效應仍然顯著，且學習者仍然能夠在一天后產出該結構。 Flett 等（2013：758）發現，盡管西班牙語中只存在介賓結構，而英語和德語中存在介賓和雙賓結構，高水平西班牙英語學習者和德國英語學習者產出的雙賓結構的短期啟動效應卻是相當的。 綜上所述，這些發現說明對于高水平二語學習者而言，母語經驗并非二語結構啟動的影響因素。 然而近年來，Jackson 和Ruf（2017：337）針對中等水平二語學習者的研究發現，母語頻次和二語輸入中給定結構的頻次能夠調節二語長期和短期啟動效應強度。 中等水平的英國德語學習者在二語德語的時間前置和地點前置短語中對副詞優先詞序均有對等的短期啟動效應。 在詞匯重復條件下，啟動效應增強。但長期效應僅體現在時間前置短語中。 可見，母語結構頻次對二語結構啟動的作用效能受二語語言水平影響呈現差異化表現，雙語句法表征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呈現發展態勢。

4.2 啟動促學研究

4.21 啟動發生的先決條件

研究發現，啟動發生的先決條件在于學習者具備給定結構的知識儲備并在基線階段產出過給定結構。 McDonough（2006：197）發現中高水平二語英語學習者盡管母語背景不同，但只要其在基線階段產出過雙賓結構，在啟動任務中就產生顯著的短期啟動效應。 Jackson 和Ruf（2017：339）的研究同樣表明，學習者需要具備給定結構的知識儲備，在基線階段產出給定結構，長期啟動效應才會發生。

一方面，結構啟動的發生需要先決條件的支持，另一方面，啟動發生的強度卻與給定結構的基線產出頻次有關。 McDonough 和Fulga（2015：349）關注二語學習的初始階段，研究世界語中他動結構的啟動現象。 研究發現，即便對新型結構的有限接觸也能使啟動發生，越新型的結構，啟動強度越強，這與母語結構啟動研究中的反向偏好效應一致（Kaschak et al. 2011：1133）。 Kaan 和Chun（2018：234）發現韓國英語學習者雙賓結構的累積效應強度超過介賓結構。 她們發現，盡管雙賓結構在二語產出中的頻次低于介賓結構，但其累積啟動效應強，與反向偏好效應一致。 上述研究中給定結構產出頻次不高說明給定結構的二語句法表征還未明確，這一發現進一步肯定雙語句法表征的多層發展模型：抽象句法表征隨著目標結構的累積接觸增加，表征深度顯著調節二語產出中啟動效應的強度和持續性。 綜上所述，具有給定結構的知識儲備并在基線階段產出給定結構是二語結構啟動發生的必要先決條件，啟動可以幫助增加形式—意義的匹配，增強低頻給定結構的啟動強度和持續性，但其作用在缺失目標結構知識儲備的情況下影響極微。

4.22 啟動任務的處理條件

啟動促學研究除考察啟動發生的先決條件外，也關注影響啟動效應強度和持續性的處理條件。 相關研究包括：第一，啟動任務中目標結構的輸入與輸出對啟動效應的影響。 McDonough 和Chaikitmongkol（2010：832）發現目標結構的后續產出與交際啟動任務中目標結構的輸出數量有關，但與啟動任務中目標結構的輸入數量無顯著關聯。 還有研究者發現，大聲重復啟動結構增加低水平二語者長期啟動效應產生的可能性（Kim，McDonough 2016：340；Jackson， Ruf 2018：14）。 相關研究都強調目標結構輸出對啟動效應的作用效能，只通過啟動結構輸入不足以產生啟動效應。

第二，個體差異因素的影響。 首先是語言水平的影響。 Flett 等（2013：756）的研究發現，二語學習者能夠發展出與母語者持平的二語啟動效應。 Kim 和McDonough（2008：152）的研究發現，高水平韓國英語學習者在詞匯不重復條件下產生被動結構的短期啟動效應，而低水平學習者只在詞匯重復條件下產生啟動效應（Bernolet et al.2013：299；Hartsuiker， Bernolet 2017：231）。 這些發現印證Hartsuiker 和Bernolet（2017：229）的雙語句法表征多層發展模型，說明詞匯重復對啟動效應的影響受二語水平調節，二語結構啟動促學研究需要考慮學習者語言水平的差異化特征。 其次是聽覺辨識能力的影響。 McDonough 和Kim（2009：392）考察詞匯類型對泰語二語學習者wh疑問句啟動效應的影響，發現啟動句中詞匯類型的豐富程度對后續產出沒有顯著影響。 然而，McDonough 和de Vleeschauwer（2012：370）的研究發現，只有高聽覺類型辨識能力的二語學習者才能從啟動詞匯類型頻次中受益。 低聽辨能力學習者的啟動效應在目標動詞有限的情況下收獲更大。 鑒于此，研究者得出結論，只有擅于識別二語結構類別的學習者才能從含有豐富詞匯的句子中受益。 相反地，辨識能力弱的二語學習者需要借助對同一詞項的復現才能識別出關鍵二語結構類型；再次是工作記憶容量的影響。 McDonough 和Kim（2016：215）的研究發現目標句與啟動句無間隔條件下英語被動結構的短期啟動效應強度與二語學習者的工作記憶容量有關，但被動結構的長期啟動效應卻與工作記憶容量無關聯。 McDonough 等（2016：125）采用課堂交互中的同盟者腳本設計展開研究，卻未能發現啟動效應與學習者工作記憶之間的關聯。 以上研究均說明二語結構啟動效應受個體差異因素影響顯著，啟動促學效應強度和持續性需要考慮個體差異因素。

第三，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Chun 和Kaan（2020：20）關注社會文化因素中的口音對二語者結構啟動效應的影響，研究以中等水平的韓國英語學習者為受試，要求他們先傾聽不同口音朗讀者朗讀的句子，再進行圖片描述，朗讀口音分別為標準美式英語、非標準韓式英語和非標準印度英語。 研究發現，英語口音以及對口音的熟悉度顯著影響啟動效應強度。

5 研究展望

通過對結構啟動界定、理論基礎、研究工具以及二語結構啟動的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和梳理，我們不難發現，學界普遍認同結構啟動在二語表征與習得中的重要性，肯定結構啟動在解決二語習得核心問題方面發揮積極作用（McDonough，Mackey 2008：44；Kim， McDonough 2008：153； Mc-Donough， Chaikitmongkol 2010：836； McDonough et al. 2015：91）。 但對二語結構啟動的發生機制與啟動本質、影響啟動效應的個體差異因素、社會文化因素等方面的探討尚存不足，據此，本研究認為，未來二語結構啟動研究還需從以下方面進行拓展。

首先，聚焦二語結構啟動的發生機制，深挖二語啟動本質。 先有研究或是認為二語結構啟動與母語結構啟動一致，是句法表征根據經驗進行調整的結果，本質上是一種內隱學習（Kaan， Chun 2018：240），或是發現二語結構啟動受語言水平調節，呈現發展態勢（Hartsuiker， Bernolet 2017：225），或是發現高水平英語學習者與母語者的啟動效應強度上同樣存在差異（Hopp 2015：227）。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二語結構啟動的潛在機制，特別是，聚焦識別二語水平發展的具體階段，明確具體階段中短期和長期效應對語言發展的作用，例如，啟動能否在二語學習的最初階段成功促進新結構的習得，或者是否在學習的后期階段更有效（McDonough， Fulga 2015：352；McDonough， Trofimovich 2015：428）。 拓展對二語啟動發生機制及本質的研究不僅能夠提高我們對啟動教學的質量，同時還有助于補充并加深對母語結構啟動理論基礎的理解。

其次，繼續探索個體差異因素的潛在影響，推進多語種、多類型結構研究。 先有研究針對個體差異因素中的語言水平（Kim， McDonough 2008：149）、聽辨能力（McDonough， de Vleeschauwer 2012：355）、工 作 記 憶 容 量（McDonough， Kim 2016：205）等對啟動效應的調節作用進行探索，其他有關個體差異因素的研究還有待推進，例如統計學習能力、學習風格等對二語啟動強度和持續性的影響。 另外，目前二語結構啟動研究局限于英語、德語、荷蘭語等特定語種和類型結構，需要繼續探索個體差異因素與多種語言、多種語法結構的交互關系，擴大結構啟動研究結果的普適性。

第三，重視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作用，擴大對語篇語境的探索。 二語結構啟動研究中，社會因素對二語結構啟動的調節作用研究甚少。 例如，Chun 和Kaan（2020：20）的研究表明二語學習者英語口音以及對口音的熟悉度顯著影響啟動效應強度。 該發現支持并擴展Pickering 和Garrod（2004：7）的互動協同假說，說話者在對話中彼此協同，增加相互理解。 但鮮有研究探索各種社會因素，如會話雙方的社會地位、語言水平對二語啟動強度和持續性的調節作用。 這些研究有利于解決二語研究中的互動問題，特別是二語學習中的同伴互動。 另外，鑒于社會文化環境對啟動效應存在影響，勢必需要考慮語境豐富環境下的啟動研究。 先有研究主要基于實驗室環境，存在孤立、無語境的問題，二語習得的終極目標并非習得一個特定的句法結構，而是在語境中使用這一結構，因此，需要開展更多基于自然語篇語境、課堂教學語境的二語結構啟動研究，充分發揮社會語境互動在二語習得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