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名與實及其對社會翻譯學研究的意義*

駱雯雁

（嶺南大學翻譯系，香港 999077）

提 要：翻譯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活動，在一定的社會（包括歷史的、翻譯的和現實的）條件中開展，由社會中的要素（人、物、知識等）推進，同時對社會及其構成要素產生影響。 單純從語言、文本、甚至文化層面理解翻譯很難觸及翻譯的社會本質，因此翻譯的社會性研究亟需社會學介入。 本文選取社會學中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融合多位行動者網絡理論學者的研究成果，從系統的、發展的和適用的角度，探索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基本邏輯和關鍵概念。 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這一理論為翻譯研究帶來的可能性與發展契機。 本文是對現有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引介研究的發展和補充，旨在推進行動者網絡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為未來創新性的理論應用型研究做好鋪墊。

1 引言

20 世紀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一部分在科學與技術領域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創立了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ANT），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米歇爾·卡龍（M. Callon）、布魯諾·拉圖爾（B. Latour）和約翰·勞（J. Law）等。 經過大約四十年的發展，行動者網絡理論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并且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及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等領域中。 ANT 在翻譯學中的應用興起于21 世紀初的社會翻譯學研究（也有學者稱翻譯的社會學轉向），屬于社會翻譯學3 個主要分支之一。 但相較于以皮埃爾·布迪厄（P. Bourdieu）的社會實踐理論以及尼克拉斯·盧曼（N. Luhmann）的社會系統論為指導的翻譯研究，以ANT 為基礎的翻譯研究發展較為緩慢。

為了加深對ANT 的理解、促進社會翻譯學研究及行動者網絡支派的發展，本文將對ANT 進行全面、系統的介紹，著重理清該理論的名與實及基本的、重要的概念；在此基礎上，探討ANT 對翻譯的社會學研究可提供哪些可能性，揭示ANT 觀照下社會翻譯學研究的發展方向與趨勢。 ANT 的相關研究在國內業已興起，黃德先（2006）對ANT在翻譯研究中的引介有開拓性的意義，隨后的研究有王岫盧（2019）以及邢杰等（2019）。 與以上研究的不同之處在于，本文的重點是，在引介ANT 的基礎上，較為詳盡地討論其對于翻譯研究發展的意義，并討論理論的基本邏輯以及概念之間的聯系。

ANT 的奠基人卡龍、拉圖爾和勞對理論的形成以及關鍵概念的發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許多社會學家仍在不停地發展和優化該理論及其應用。 正因為如此，ANT 是一個復雜的、變化發展的理論系統，其中的某些概念有不同的定義與發展模式（Luo 2020）。 這些不斷發展的、定義不盡相同的概念并不相互矛盾，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可隨意切割，否則會導致對理論的片面理解，甚至誤解。 本文在介紹理論與概念的同時，充分了解同一概念的不同定義或多種解釋，對它們進行挑選、糅合，在全面、深入理解理論與概念復雜性的基礎上，使其適應翻譯研究的需要。

2 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名與實

ANT 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研究行動者網絡或行動者之間復雜關系的理論。 然而，拉圖爾（1999）指出，簡單地按“行動者網絡理論”這一名稱的字面意思來解釋理論的實質容易引起誤解?！靶袆诱呔W絡理論”中所指的“行動者”不僅僅局限于人，且“網絡”并不代表穩定的關系。 學者們認為，ANT 的根本任務是為理解社會的本質及其存在的特性提供全新的視角；如此也能更深刻地將ANT 與傳統社會學理論區別開來——傳統社會學理論意在總結社會的構成和發展規律，并以此規定解釋或預測社會的構成和發展；而ANT 力求探索社會發展的真實面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復雜多樣、不可預測、不斷變化發展的要素。

從社會因果性（social causality）的角度看，傳統的社會學理論認為個人是社會的產物；而ANT認為，社會是行動者行動的產物。 行動者通過不斷的行動來改變相互間的關系，同時也不斷地定義并重新建構社會身份（Callon 1986），以此形成不斷演變的社會結構。 這完全相悖的社會因果關系導致ANT 與傳統的社會學理論在根本上有難以調和的矛盾。 為了凸顯ANT 與傳統社會學的不同，拉圖爾稱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為“社會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the social），稱ANT 為“聯系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Latour 2005）。前者認為，社會以特定的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或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存在，它們影響并塑造社會中的人以及社會關系；后者則強調行動著的行動者（acting actors）是形成社會的基本動力，行動者是多樣的（heterogeneous），行動者之間的聯系是多樣的，同時也是多變的（changing）和不確定的（uncertain）。 因此，在ANT 學者眼中，社會結構是異質的，社會發展是不可預測的，他們重視描述（describe）社會發展和改變的過程，而不是規定（prescribe）現有的、不變的社會結構或系統。

除了“行動者網絡理論”和“聯系的社會學”，社會學家還會用“翻譯ANT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allon 1986）和“翻譯ANT模型”（translation model ）（Latour 1987）來指代這一理論。 簡單地說，翻譯ANT可以理解為行動者在創造聯系時，將原有的人、物、事實等作為輸入，轉化成產出的過程，產品或結果與原先的輸入差異迥然。 如果說“行動者網絡理論”這一名稱強調社會的組成和形態，那么“聯系的社會學”則著重社會形成與發展的動力，而“翻譯ANT社會學／模型”則側重社會發展變化的過程及產物。

3 行動者（actor）

拉圖爾認為，行動者是能通過行動改變事態的任何事物；判斷事物是否是行動者主要看它是否會影響并改變其他事物的行動或發展軌跡（Latour 2005）。 從拉圖爾的表述可以看出，行動者有兩個基本特性，一是異質性，即行動者可以是人類，也可以是其他事物；二是行動者具有能動作用（agency），能產生主動的影響，而非只能被動地接受，這兩個特性賦予行動者特殊的意義。

人類行動者可以通過自身行為改變其他事物，這容易理解，但非人類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首先，非人類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ANT 學者并未明確指出是否所有除人類以外的物質都可被認定為非人類行動者。 這有利也有弊：研究者對“誰”或者“什么”能成為行動者保持開放或不確定的態度，這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研究行動者可能存在的種類與形態；然而，定義模糊可增大研究難度，研究者在實際應用中難以清楚地鑒別非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Luo 2020，駱雯雁2020）。

非人類具有能動作用主要指非人類積極地、活躍地，像人類活動者一樣作為社會活動的主體參與到社會發展中來，改變或影響其他行動者（包括人類）以及社會的發展，而不是消極、被動地作為人類活動的歷史背景或社會環境。 非人類能動性與人類能動性在社會活動中具有同等有效性和重要性。 卡龍提出的廣義對稱原則（Principle of Generalised Symmetry）就強調這點，該原則要求研究者將人類行動者與非人類行動者同時納入研究范圍并用相同的方式描述（Callon 1986）。這一原則的目的并不在于將社會行動者分為人類與非人類兩組，造成雙方的對立抑或對稱（Latour 2005），而在于強調非人類行動者不是人類活動的被動接受者，它們與人類行動者一樣，是社會行動者的一個組成部分。 它們能與人類行動者相互作用，改變人類行動者的行為以及社會的發展方式或方向（Luo 2020）。

4 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

ANT 學者認為，不同的行動者開展行動，自主構建復雜多樣的聯系，形成社會。 社會以行動者網絡的形式存在，行動者是構成行動者網絡的基本要素。 行動者具有異質性，其行為和能動作用的不確定性又會導致行動者之間聯系的不確定性。 因此，行動者網絡也具有異質性和不確定性。行動者結成網絡的方式不同，網絡的構成多樣，網絡的存在和發展與行動者的行動關系緊密。 沒有行動者的聯結行為，網絡無法存續；而脫離網絡的人類與非人類無法行動，也不能繼續被視為行動者。 同時，行動者的性質與身份并不是天然確定的，也不是一層不變的，而是隨著行動者的行動，在變化發展的網絡中不斷地被重新定義（Callon1986）。 總之，行動者是網絡中的行動者，網絡是行動者中的網絡，兩者在互相建構中互相依存。

值得注意的是，行動者網絡的意義與大眾熟知的互聯網和信息網絡的含義完全不同（Latour 1999）。 互聯網的目的在于傳播或輸送知識與信息，而行動者網絡的意義在于集合行動者、輸入物質或資源，輸入與產出的物質是完全不同的產品（Latour 1987，2005），社會學者將這個轉化過程叫做“翻譯ANT”。

5 翻譯ANT（translationANT）

翻譯ANT是改變（change）和轉化（transform）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的運送（transport）、傳輸（transmit）或轉移（transfer）（Latour 2005）。 那么，為什么需要翻譯ANT？ 翻譯ANT的過程如何達成？

行動者在行動中不斷地互相聯結，生產物質、事實或知識。 行動、聯結和生產這一連串的行為從本質上說就是行動者吸納（enrol）并控制（control）其他行動者或資源（Latour 1987， 2005）。 矛盾的是，隨著被吸納的行動者以及資源的數量、種類和不確定性的增加，控制它們的難度也會極大地提升（Callon 1986，Latour 1987）。 要化解這個矛盾，使吸納和控制在最大程度上可行，第一要調和行動者的利益矛盾，讓原本追求各自利益的行動者聯合起來，追求共同的利益；第二要將散落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行動者和資源匯集到生產地（Luo 2020）。 卡龍（Callon 1986）和拉圖爾（Latour 1987）都提出用不同的翻譯ANT模型來解決以上兩個問題。 本文主要介紹卡龍（1986）提出的“翻譯ANT4 要素”（four moments of translation），因為這4 個要素較為完整和系統地解釋翻譯ANT的過程以及如何用翻譯ANT解決吸納與控制的矛盾，也是理解翻譯ANT最簡單、最基本的途徑。

卡龍認為，翻譯ANT是一個包涵問題呈現（problematisation）、利 益 賦 予（interessement）、招 募（enrolment）和調動（mobilisation）4 個要素的過程（卡龍1986：203 -219）。 在問題呈現階段，行動者（發起者）設想某個項目并提出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然而，設計項目和提出問題只是開端，發起者需要列出其他參與的行動者，定義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利益等。 問題呈現是一個假設的過程，其中列出的行動者、給行動者下的定義都是不確定的，實際參與項目的行動者有可能會改變，他們也有可能會拒絕接受對于他們經驗、知識或利益的定義（同上）。 利益賦予就是切斷其他定義行動者的可能性，讓行動者接受問題呈現中所假定并賦予他們的身份或定義（同上）。 利益賦予可以通過很多種手段或策略實現，其本質是吸引行動者，只有成功的利益賦予才能實現對行動者的招募。 招募是個體行動者群體化的過程，可以理解為不同的行動者就各自在行動者網絡中的角色和地位進行多邊交涉并逐步確立、進而形成關聯整體的過程。 最后，行動者數量眾多、時空分布各異，而且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只有成功調動行動者和資源，行動者網絡才能順利形成。

由此可見，翻譯ANT的內涵豐富。 首先，翻譯ANT是一個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滿足4 要素。 而且，翻譯ANT的轉變過程中充滿不確定性，但轉變并不是隨意的，而是有組織、有計劃，且需要技巧和策略。 此外，要完成翻譯ANT的轉變，還需要“翻譯”利益（Latour 1987），即行動者需要改變、調整并融合各自的利益（Luo 2020），以便實現利益賦予，統一目標與行動。 拉圖爾認為，在這個層面上，翻譯ANT不僅涉及語言學意義上的翻譯，即行動者用各自不同的語言或表達方式闡釋利益，還涉及幾何學的含義（geometric meaning），即行動者在利益賦予或轉化的過程中不斷改變各自或其他行動者原有的行動方向或軌跡，組成同盟或共同體（Latour 1987：117）。

6 黑箱（black box）

行動者通過與其他行動者聯結來構建行動者網絡，但單個行動者本身也是行動者網絡。 行動者網絡由形形色色的人類和非人類通過各種方式在不斷的相互聯結中形成。 換言之，行動者網絡是一個異質的、不斷發展的整體（Luo 2020）。 當某個行動者網絡趨于穩定，且被普遍接受時，行動者網絡能以單個的行動者而存在，并參與到其他行動者網絡的構建中；反之，如果有人對行動者／網絡產生好奇或質疑，那么他／她很有可能會研究或檢驗生成行動者的過程，行動者的黑箱會被打開（Latour 1987），此時，在研究者或質疑者的眼中，行動者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一系列生產或生成行動者的行動者網絡。

例如，筆者此時正在用一臺電腦寫作，這臺電腦必須通過很多人與物的合作與聯結才能產生，從這個角度看，這臺電腦包含整個參與其生產的行動者所連結成的網絡。 然而，筆者在使用這臺電腦時，并不需要了解生產電腦的行動者網絡。從筆者的角度看，生產電腦的行動者網絡已經被“裝進”了黑箱——即電腦中。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筆者以及這臺電腦正在和其他行動者一起構成寫作此文的行動者網絡。 這樣，生產電腦的行動者網絡被視為一個整體，即電腦（亦即黑箱），而電腦在寫作中作為單個的行動者而存在。 如果筆者想要了解這臺電腦的生產過程，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開黑箱，把這臺電腦看作是由各個零件、工具、工人、設計師、工程師等行動者聯結而成的整個電腦生產網絡。

黑箱主要用于說明行動者并非憑空出現，而是由更多的行動者結成網絡，形成和發展而來。這說明行動者網絡并非存在于真空中，ANT 也并不否定或忽略社會發展史；行動者網絡并不會憑空消失，在沒有檢查或質疑的情況下，整個網絡蘊藏于單個的行動者中，這個行動者可以與其他行動者互動，結成新的行動者網絡（Luo 2020）。

7 ANT 觀照下的社會翻譯學研究

7.1 譯者以及翻譯活動的其他人類參與者

首先，作為翻譯活動中關鍵的角色，譯者對于文本的把握與處理仍是重要的研究主題，但研究者將不只從單純文本的層面去分析譯者的翻譯行為，因譯者與翻譯的關系不僅僅局限于譯者與文本的互動——翻譯活動并不等同于譯者在真空的環境中處理語言文字并獨立產出文本。 譯者處于一個立體的、復雜的社會環境中，除了文本，影響譯者翻譯的因素還有很多，這些因素包括其他參與翻譯活動的人和物，也就是翻譯（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 ANT 關照下的翻譯研究就是要找出其他行動者，同時分析他們對譯者以及譯本的影響。 這樣，以往的譯者研究中常見的“譯者—譯本”模式發展成“譯者—社會（包括譯本）”模式。譯者不再在翻譯的真空中穿行于源文和譯文之間。 譯者研究不僅包括譯者在文本層面對語言和文化的把控，還應考慮到整個社會環境和翻譯條件對譯者翻譯活動的影響。 譯者不能獨立于翻譯活動中其他的參與者，獨自完成一個翻譯項目；況且，如不考慮其他翻譯活動參與者以及影響要素，就將翻譯產品的質量優劣歸因于譯者，這既不嚴謹也不公平。

隨著翻譯研究的發展，尤其是翻譯研究對文化研究和社會學理論的借鑒，純粹的文本分析不再能應對翻譯活動的復雜性。 社會翻譯學，尤其是ANT 指導下的翻譯研究正是理解翻譯活動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有效途徑。 回到復雜的社會與翻譯環境中，譯者在翻譯中的角色與作用將會呈現出多樣化和不確定性。 ANT 要求分析譯者與其他參與者的互動關系如何影響譯本（生產、產品和接受），這樣，翻譯過程將不僅僅是一個語言轉換和文本生產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不斷定義和塑造譯者在翻譯中扮演的角色與社會身份的過程（Luo 2020）。 這是一個雙向塑造／生產的過程：在參與翻譯生產的過程中，除了翻譯能力，譯者本身的社會角色也在影響著翻譯的生產；同時，譯者也在翻譯生產中不斷被賦予不同的角色與身份（同上）。 ANT 指導下的翻譯研究正是要探究在實際社會環境與翻譯條件下，譯者與翻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雙向過程。

研究翻譯的社會性，意味著研究者先要理解并接受一個理論前提，即翻譯是一種社會活動，而任何社會活動都不可能由單獨的個體來完成。 到目前為止，研究者已經運用ANT 挖掘出越來越多的翻譯活動的參與者，他們包括出版商、編輯、校對、設計師，等等。 他們用各自的方式影響著翻譯生產，甚至決定譯本最終的形態（參見Buzelin 2007，Bogic 2010，Haddadian-Moghaddam 2012，Luo 2020）。

許多更深層次的問題仍有待討論，如：這些“翻譯行動者”在翻譯研究中的典型性、他們在真實的翻譯社會活動中如何相互建立聯系以及如何完成自身與翻譯的雙向塑造等。

7.2 參與翻譯的非人類因素

ANT 將非人類行動者帶入社會研究中，探尋非人類行動者的社會能動性，這給翻譯研究帶來嶄新的視角。 實際上，翻譯活動從一開始就有非人類因素的參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源文本和譯本，它們至今還是很多翻譯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并且仍被廣泛認為是翻譯的出發點和終結點。 隨著科技的發展，原有的翻譯工具逐漸被新工具取代，越來越多的翻譯機器、翻譯軟件介入翻譯活動，源文本和翻譯文本的形態愈趨多樣化，這些變化都正在讓翻譯，不管是作為職業、過程還是產品，經歷前所未有的巨變。 翻譯機器、翻譯軟件以及人工智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翻譯過程中來，譯者不僅需要具備語言轉換能力，還需要掌握機器與軟件的操作能力，這其中的人機互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翻譯過程及產品值得深思；同時，機器的參與以及人工智能的發展對譯者職業的影響愈發凸顯——譯者職業將會有哪些新要求、譯者將會面臨哪些新挑戰與機遇、社會對于翻譯職業的看法會對譯者個人及翻譯行業有什么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亟待社會翻譯學的研究。

由于翻譯活動的特性，翻譯研究從未停止過對非人類因素的探索，但鮮有研究者在ANT 的框架下，將文本、機器作為積極、活躍的行動者，分析其對翻譯的能動作用。 弗朗西斯·瓊斯（F.Jones）（2011）與克里斯蒂娜·阿卜杜拉（K. Abdallah）（2012）較早將某些非人類因素歸類到翻譯行動者中。 其中，瓊斯（2011）討論源文本作為一類文本行動者（textual actor）在發起翻譯項目中的作用。 他認為，源文本在招納人類行動者（尤其是譯者和編輯）的過程中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這種作用在源文作者缺失的情況下尤其重要（同上）。 此外，駱雯雁和鄭冰寒（Luo and Zheng 2017）討論了流感與二戰對韋利版《西游記》英譯本生產過程的消極影響。 駱雯雁（2020）較為系統和深入地討論了《西游記》韋利譯本生產過程中，3 組非人類行動者（二戰和流感、翻譯的文本網絡、通信）的能動作用，包括其對翻譯過程和產品的影響及對行動者身份或定義的影響與改變。 傳統的翻譯活動本身涉及大量的非人類因素，科技的進步促使非人類因素在翻譯甚至整個社會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給翻譯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 人與機器的界限逐漸模糊——人與機器的關系與合作日益緊密以及機器的“人化”，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提高機器在翻譯中的參與程度，豐富其參與方式，并提升機器在翻譯中的重要性。 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并歸類更多的典型非人類翻譯行動者，探究他們與人類行動者的關系，分析這些能動行為如何改變翻譯（進程和產品，甚至是翻譯職業），同時讓它們在翻譯中有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最終理解這些翻譯行為如何促使它們像其他人類行動者一樣完成自身與翻譯的雙向塑造，所有這些探索都非常重要。

7.3 譯本以及翻譯中的文本網絡

從ANT 的角度看，譯文是黑箱，譯文研究就是要打開黑箱。 為深入、系統地研究譯文，研究者不能僅僅局限于文本或語言層面，而要理解譯文產生的過程——各個參與者／行動者的角力與互動如何影響譯文的最終形態。 不了解生產譯文的行動者網絡，只從文本層面評價譯文，或者只將譯本的價值高低歸功或歸咎與譯者，難免有失客觀公正。 對于普通讀者，譯文就是未打開的黑箱，他們閱讀譯文的體驗即是譯文本身（譯本）對于他們的意義。 讀者對于譯本的產生過程并不了解，也幾乎不會產生質疑，但這并不意味著譯本的生產過程（翻譯活動） 對于他們沒有任何的意義——翻譯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譯本可能有大幅的改動。 霍華德·帕什利（H. M. Parshley）翻譯的《第二性》英譯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譯者迫于出版商和編輯的壓力，就源文進行大量刪節，以致于讀者不能了解源文全貌，并引發評論界對譯者的指摘（Bogic 2010）。

譯文作為單個的行動者參與到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與交流中，也處在與出版商、讀者、譯者、源文作者、其他譯文、文化機構等行動者的相互關聯中，以創造新的文化與認識。 因此，譯文既能被當作行動者網絡又能被當作行動者來研究。 翻譯研究要尤其注意何時必須將譯文作為行動者網絡、何時又需要將其作為行動者來研究；同理，對于其他的翻譯要素，如譯者、源文作者、源文本，也是如此。

ANT 為翻譯研究提供一個動態發展的視角，從這個角度看，翻譯文本遠不止呈現在大眾眼前的源文本和譯本，還包括從源文發展到譯文過程中產生的“中間文本”（in-between texts），如譯稿、校樣、設計圖稿等（Luo 2020：140 -149）。 同時，傳統翻譯學中的源文本和譯本的定義需要被重新審視，它們的形態多變，在翻譯中也有不同的功能；此外，翻譯所涉及的文本除上述翻譯文本外，還包括大量的“外圍文本”，它們幾乎不會成為翻譯文本的任何部分，但卻維系著翻譯活動的開展以及翻譯文本的產生（同上），極大地影響著翻譯活動的正常開展及其發展方向。 翻譯中的文本網絡錯綜復雜，但卻連接緊密，這些文本是什么，它們在翻譯中與其他行動者／參與要素有怎樣的聯系，以何種形式存在，扮演著何種角色，有什么樣的變化，這些議題都將為翻譯研究，尤其是翻譯文本網絡的研究，帶來突破性的進展。

7.4 翻譯ANT與翻譯

自從ANT 被引介到翻譯研究領域后，“翻譯ANT”概念就一直備受關注。 安德魯·切斯特曼（A. Chesterman）認為，翻譯研究應注意區別ANT中的“翻譯ANT”，以避免與翻譯研究的“翻譯”混淆（Chesterman 2006）。 伊蓮娜·卜澤蘭（H. Buzelin）介紹翻譯ANT的含義，并將它的社會學意義與語言學意義聯系起來（Buzelin 2005）。 謝爾蓋·圖勒涅夫（S. Tyulenev）則提出利用“翻譯ANT”來研究“翻譯”的可能性（Tyulenev 2012）。 黃德先（2006）在國內較早引介翻譯ANT概念，隨后王岫盧（2019）以及邢杰等（2019）也對翻譯ANT做出較為詳盡的解釋。 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研究仍舊停留在理論引介層面，運用翻譯ANT來理解翻譯作為一種社會或行動者網絡活動的研究少之又少。

卡龍的翻譯ANT4 要素是對社會（包括社會關系）發展周期的概括，他以分類行動者行為的方式來概括社會活動或社會網絡形成的周期。 研究者可以利用這一特點，將翻譯ANT4 要素作為分類翻譯行動者翻譯行為的方法，將復雜的翻譯活動層層分解、歸類，在此基礎上討論翻譯行為如何為翻譯活動提供動能并最終促成翻譯的完成（Luo 2020）。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翻譯ANT社會學／模型”側重社會發展、變化的過程及其產物，研究者也可以運用翻譯ANT的這一特性，系統分析翻譯活動中眾多行動者輸入各種翻譯要素（包括其他行動者）、轉化自身及要素、產出翻譯成果（不限于譯本）的過程（同上）。 在未來的應用型研究中，翻譯ANT4 要素可以為翻譯發展階段、翻譯行為分析、翻譯活動的動能剖釋、翻譯活動的轉化性質等研究提供理論支撐。 翻譯ANT這一理論能從根本上解釋翻譯活動中，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相互作用、建立連接，從而為翻譯發展提供前行驅動力的過程。 若能設計出合適的研究方案，將翻譯網絡用翻譯ANT描述出來，翻譯研究將會對翻譯的本質，包括翻譯（網絡）的構成、形態、驅動力、特性（尤其是社會性）等方面，有更深刻的了解。

8 結束語

ANT 將會對翻譯研究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首先，翻譯研究已逐漸認識到翻譯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異質性和不可（片面）預估性——越來越多的翻譯行動者被發掘，翻譯研究也逐漸從規定性研究轉向描述性研究，此類描述性研究并不僅僅局限于文本，而是包括整個翻譯的社會環境。翻譯的異質性也不能僅僅包括翻譯行動者的數量與種類研究，眾多的人類與非人類的翻譯行動者在翻譯活動中的能動作用研究也極為重要。 這些翻譯行動者如何共同展開翻譯活動、相互作用，進而編織出什么樣的翻譯網絡；反過來，他們各自的能動性如何決定他們在翻譯網絡中的角色和位置，如何賦予他們特定的翻譯行動者身份，這些都值得研究。 這些問題的答案對于在行動者網絡意義層面更深刻地理解翻譯的本質，即翻譯的網絡結構、翻譯網絡發展的動力和翻譯的投入與產出（內容、過程、結果等。）等都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因篇幅所限，盡管筆者盡力保留文中概念的完整性，但仍要在不影響總體理解的基礎上，對一些概念做部分切割。 另外，ANT 的研究方法以及許多重要的概念，如“銘文”“（遠程）控制”“強制通行點”等難以在本文篇幅中做介紹，但這些方法和概念在筆者的最新研究（Luo 2020）中都已被引介與應用。 筆者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相關的高質量研究成果，系統和深入地介紹ANT 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建立先進和完整的ANT 翻譯世界（社會）觀，為翻譯研究提供更廣闊、更立體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