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競爭與征地沖動
——網絡及空間視角

彭旭輝，楊迎亞

（1.中國社會科學院 財經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06；2.安陽工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主要依賴于以土地為中心的增長模式[1]。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各地逐漸走上“以征地謀發展”的道路。在這種發展模式中，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一個核心的激勵因素，各個地方政府爭相“圈地”并大肆經營土地。最為典型的方式就是通過建立新城區、城市開發區和各類工業園區等進行招商引資，從而加大土地征收和供給規模。大規模的征地帶來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2-3]，如大量失地農民及日益激化的征地產生的群體性事件，這些都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關注。中央政府為了約束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行為，采取了一些改革舉措，但并未能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沖動”。地方政府為什么熱衷于征地？其“征地沖動”背后的制度原因究竟是什么？剖析地方政府征地沖動的根源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化解征地矛盾的前提。

在中國式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官員具有強烈的政治晉升激勵，而這種激勵的最直接表現形式就是地方政府競爭，地方政府競爭成為催生土地財政的重要因素之一[4]，這也為眾多研究所證實。土地作為地方政府壟斷的生產要素和資源，自然就成為官員促進經濟增長、參與晉升錦標賽的籌碼。關于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資源的競爭行為，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出讓以及土地價格方面。陶然等[5]指出，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低價出讓土地以招商引資成為地區競爭的重要手段。楊其靜等[6]認為，地方政府在土地引資競爭中不僅存在著競相增加土地出讓面積的競爭，還存在降低地價的底線競爭行為。李郇等[7]利用城市層面的數據構建時空動態面板計量模型，實證檢驗了土地財政增長的策略性行為以及驅動因素。羅必良和李尚蒲[8]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各省區的土地出讓存在明顯的空間策略模仿行為和路徑依賴性。李永樂等[9]構建以土地出讓為切入點的三維政府競爭分析框架，并指出這種三維競爭會導致地方土地財政依賴癥和土地征收需求膨脹等問題。王鵬等[10]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供給行為的策略互動，以及引資競爭和財政競爭對其策略互動行為的影響。吉富星和鮑曙光[11]利用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競爭刺激了土地出讓行為，而轉移支付則通過政府競爭機制間接影響著土地出讓?？梢钥吹?，國內現有研究大多側重于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過程中的競爭行為，而對于土地征收過程中的競爭現象則很少涉及。

地方政府往往在土地的開發與供應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作用。國外有研究者基于西班牙2 000多個城市相關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開發商的游說以及地方政府中政黨的政治競爭會影響到可開發土地的供給，政治競爭激烈反而使得土地開發的供應減少，原因在于選民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會對地方政府施加壓力，使得地方政府減少可開發土地[12-13]。那么中國的地方政府競爭對于土地開發及供應的影響又會如何呢？西方國家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的競爭是典型的標尺競爭，不同黨派的競爭及決策行為會受到選民或利益集團的影響。而在中國，地方政府官員是對上負責的，其競爭行為更多是受到上級指令和目標導向的影響，這使得中國的地方政府競爭表現為一種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14]。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競爭機制的這種差異性，中國的地方政府在土地開發與供應上可能會表現出不一樣的行為模式。

現有研究對地方政府利用土地這一重要要素資源進行競爭的行為研究得還不夠深入，有關土地引資競爭的相關研究以定性分析居多，或者只是間接地論證土地引資競爭，而沒有直接闡述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資源進行競爭的具體機制。已有研究在刻畫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時，大多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或相對稅率等指標來度量，如張軍等[15]采用各省人均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來衡量地方政府競爭，傅勇和張晏[16]通過構造各地區外資企業的相對實際稅率來刻畫地方政府競爭的努力程度。然而這樣處理側重間接地反映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而不能直接反映出地方政府的競爭機制和行為。還有一些文獻在研究地方政府競爭時，雖然借用了博弈論的方法刻畫地方政府之間的策略互動行為，但常規的博弈論方法在描述個體之間的競爭策略時有不符合現實的假設前提，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無法真正反映出地方政府競爭過程中的橫向策略互動以及相互之間的影響機制。

本文主要研究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行為的驅動機制及地方政府競爭在其中的影響機制。首先引入網絡博弈理論，分析地方政府競爭及土地征收行為的策略互動機制，在此基礎之上利用30個省區的面板數據構建空間面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與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關于土地征收的已有文獻大多偏向于定性的分析，對于土地征收背后的經濟驅動機制少有涉及，定量化研究則更為缺乏，而本文系統地研究了土地征收的驅動機制及影響因素。（2）通過理論和實證結合分析了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策略互動行為，豐富了對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理解。（3）創新性地引入網絡博弈理論分析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互動行為，并在此基礎之上結合空間計量模型進行驗證，由此將網絡博弈與空間計量進行了有效融合。

一、地方政府的征地競爭：一個網絡博弈模型

人類作為社會性動物，最大的特點就是存在各種社會網絡關系和相互依賴性，每個人的行為決策都會受到其周圍的鄰居或朋友的影響。在分析個體之間的策略性行為時，傳統的博弈理論暗含的假設是個體之間的行為選擇不會相互影響。然而在現實中，博弈參與人會形成一個穩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他們的行為選擇是相互影響的，一個參與人的行動選擇會受到其周圍鄰居行動選擇的影響[17-18]。地方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其行為決策也與個體行為人具有類似性，會受到周圍鄰近地方政府行動選擇的影響，這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中應該是一種典型現象。據此，本文將引入網絡博弈模型來分析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的競爭性行為。

為了簡化分析，本文借鑒已有研究[19-20]，采用二次效用函數作為分析的基礎，在具體研究中進行相應的拓展。二次效用函數具有一些很好的特性，技術上更易于處理，且能更好地保證博弈均衡的存在性。假設每個地方政府批準的土地征收規模為連續的決策變量yi≥0，地方政府之間所形成的空間關系網絡用g表示，每個地方政府征地的收益函數可以表示為

其中，μ＞0；?＞0，?實際上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在征地行動中的策略互動性，這種策略互動存在著策略替代和策略互補兩種模式，根據研究需要及實際情況，假設地方政府在征地競爭中存在策略互補性行為；αi為各地不可觀測的異質性；θi(X)則捕捉了外生決定的異質性，具體表達式為

社會網絡中節點重要性或中心性的測度指標很多，而在網絡博弈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中心性指標是Katz-Bonacich網絡中心性。定義為

則個體i的Katz-Bonacich中心性為

為方便起見，可表示為矩陣形式

其中，1為n維單位向量；I 為單位矩陣。類似的可以得到加權的Katz-Bonacich網絡中心性

在Katz-Bonacich網絡中心性中非常關鍵的是矩陣M，即

可以將M看作是社會乘子（social multiplier），社會乘子是產生網絡效應的關鍵機制，它可以反映出不同個體在網絡中相互影響的級聯特性和衰減特征。在社會網絡中，個體的行為選擇不僅受到鄰居的影響，還會受到鄰居的鄰居的影響，并可一直照此推理下去，這種相互影響機制在網絡中具有持續性，直至一定條件下達到收斂。

博弈中各個地方政府同時選擇自己的征地規模以最大化各自的收益函數，由最優化的一階條件可以得到最優反應函數為

式（8）寫為矩陣形式y*=[μα+θ]+?Gy，求解此方程可以得到博弈均衡的征地規模

此命題的證明可參照文獻[21]附錄部分。地方政府i均衡征地規模表達式可具體展開為

可以看出，納什均衡的征地規模取決于網絡鄰接矩陣以及地區異質性因素，式（11）還表明，一個地方政府如果在網絡中居于更主導性的地位，即具有更大的Katz-Bonacich網絡中心性，那么它也將傾向于選擇更大的均衡征地規模。另外，當地區異質性因素的影響作用為正時，均衡征地規模也會增加。很顯然，?反映著地方政府之間的策略互動程度，同時也能刻畫網絡中的策略互補性，競爭互動程度?的提高會明顯增加所有地方政府的均衡征地規模。

值得指出的是，?與后文將要討論的地方政府競爭的空間依賴性其實是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在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空間自回歸系數或空間依賴參數的作用機制與網絡博弈中?的作用機制是類似的，而空間權重矩陣與網絡博弈模型中的鄰接矩陣也具有一定的等價性，這就為本文將地方政府競爭的網絡博弈模型與空間計量模型進行有機結合提供了重要基礎。在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中，我們將基于地方政府征地競爭的最優反應函數表達式構建相應的估計方程，以此為空間計量實證提供理論基礎。

二、空間計量的實證策略

（一）空間計量模型體系及其內涵

空間計量方法其實包含著一個龐雜的模型族，最基本和常用的三種模型分別為空間自回歸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更一般化的空間模型為廣義嵌套空間模型（General Nesting Spatial，GNS），具體形式為

GNS模型通過施加不同的參數約束可以簡化為不同形式的空間模型，直至退化為普通OLS模型[22-23]?？臻g計量經濟學家LeSage和Pace[24]認為SDM模型可作為空間交互效應建模的首選模型，因為在SAR、SEM、SAC以及SDM模型的四類數據生成過程中，SDM模型是唯一可以得到無偏系數估計的模型，而且SDM模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退化為SAR模型或SEM模型，這可以通過似然比檢驗（LR-test）來判別。

為了建立空間計量經濟學與經濟理論之間的聯系，本文以網絡博弈理論作為分析的理論基礎，闡述地方政府之間空間競爭的內在機制，并與空間計量實證有效地銜接起來。網絡博弈模型中最為關鍵的網絡關系權重G與空間計量中的空間權重W具有非常大的共性，兩者可以建立起從理論到實證的有效轉化，由此網絡模型中的網絡效應與空間模型中的空間依賴也緊密地聯系和對應起來[25]。值得指出的是，網絡分析中廣泛使用的Katz-Bonacich中心度指標的關鍵性部分為M=(I-?G)-1=I+?G+?2G2+?3G3+···，這被稱為社會乘子，是社會網絡分析中的網絡效應作用機制的核心，其中?反映出策略互動效應。而空間計量模型中的空間乘子矩陣為(I-ρW)-1=I+ρW+ρ2W2+ρ3W3+···，由此可見社會乘子與空間乘子在形式上是等價的，兩者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內在關聯性。這也是本文建立網絡權重和空間權重內在關聯性的基礎。

（二）空間計量模型設定、變量及數據

基于地方政府競爭的網絡博弈模型，本文運用空間計量模型來檢驗地方政府競爭對土地征收的影響機制。根據地方政府的最優反應函數，可設定基本的空間面板模型

其中，landit表示第i個省的土地征收面積；landjt表示競爭省份對應的土地征收面積；xit表示影響征地的控制變量；ui表征省際個體效應，可表現為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用于捕捉遺漏變量的影響；εit為隨機擾動項；下標i和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度。而模型中很關鍵的wij為空間權重，反映了地區之間相互影響關系的空間結構。本文將以空間鄰接權重為基礎，并同時采用距離權重、距離平方權重和經濟距離權重等多種權重矩陣做穩健性分析，實際操作中對空間權重矩陣實施行標準化?？臻g自回歸系數ρ是本研究中最為關注的參數，它的顯著性及符號反映著地方政府競爭的性質。如果ρ顯著為正，則說明地方政府競爭存在策略互補行為；而如果ρ顯著為負，則說明地方政府競爭存在策略替代行為。

實證研究中的被解釋變量為土地征收規模，本文使用2004—2017年的省級數據，按照國土資源部的數據分類，包括土地征收總面積、征收農用地面積和征收耕地面積三個類型，數據還可以分為國務院批準執行的征地面積和省級政府批準執行的征地面積兩個大類型，這里將其分別稱為中央征地面積和地方征地面積。具體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

反映地區經濟社會特征的控制變量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比例，該變量使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表示。在中國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中，無論是地區經濟競爭、招商引資還是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都是主要通過投資實現的；財政壓力用地方政府一般預算支出與預算收入之比來表示，可以反映財政激勵的作用，考慮到時滯性這里取滯后一年的數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出對住房及土地的需求力量；工業化程度用第二產業的占比來表示；城鎮化率使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表示，其中2004年的數據缺失，經過外推預測進行了補充；人口密度為各省平均城市人口密度，人均道路面積則反映出基礎設施情況；最后還包括對外開放度，反映出一個地區的經濟與外界的聯系程度，該變量使用對外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表示，進出口總額使用相應年份的平均匯率統一折算為人民幣單位。實證分析中土地征收面積、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和人均道路面積均進行對數化處理，其余則無需對數化。以上各變量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EPS數據平臺。西藏地區由于數據缺失較多而未包含在內，所以實際使用了30個省級行政區的數據。

三、計量結果分析

（一）基本回歸結果

首先基于空間鄰接權重進行估計，采用空間面板SDM模型為基準，但為了便于模型比較和選擇，本文也估計了空間面板SAR模型，結果匯報于表1中。表1中第（1）列為空間面板SAR模型的估計結果，第（2）列～第（4）列分別為使用征地總面積、農用地及耕地為被解釋變量的空間面板SDM模型估計結果，其中Wx對應的分列為空間滯后自變量的估計系數。為了檢驗空間面板模型的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這里進行了相應的Hausman檢驗，結果列于表1中最后兩行。檢驗結果表明選擇固定效應較好，面板SAR模型和SDM模型均拒絕了隨機效應。

模型選擇中常用的LM檢驗存在一定局限性，因為LM檢驗主要用于空間滯后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的檢驗和比較，而對于具有嵌套性的模型之間的判別就不適用，所以要在SAR、SEM和SDM等空間模型之間進行比較和選擇，則采用似然比檢驗（LR-test）更為合適。似然比檢驗（LR）定義為：LR=-2[LR-LU]～χ2(q)，其中LR和LU分別為約束模型（SAR或SEM模型）和無約束模型（SDM模型）的對數似然函數值，該統計量漸進服從自由度為約束數目的卡方分布。這里采用似然比檢驗來判別是選擇SAR模型還是SDM模型，檢驗結果表明似然比統計量為28.64，對應p值接近0，所以可以拒絕SAR是SDM的嵌套模型，由此應該選擇SDM模型為宜。后文均將以固定效應面板SDM模型為基礎進行實證分析。

從表1中的估計結果來看，反映地方政府策略互動的空間自回歸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說明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的競爭中存在策略互補行為，即當周邊省份的征地規模擴大時，本地區的征地規模也會跟著擴大，由此表現出一種相互模仿和趨同的現象。這直接解釋了各地大建開發區、大規?！叭Φ亍钡钠毡楝F象，根源在于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競爭激勵的驅動。無論是出于招商引資，還是為了獲得土地經營收益，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競爭資源的內在動機都會驅使他們大規模征地。所以，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強化了地方政府的征地沖動行為。

表1 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策略互動估計

本文根據估計結果計算出各個影響因素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及總效應，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并根據征地總面積、征收農用地及征收耕地進行了分類。

以總效應為基礎解釋各個影響因素對土地征收規模的影響作用，從表2中計算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農用地還是耕地，固定資產投資對土地征收規模的擴大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且顯著性水平達到10%。投資對應的直接效應顯著為正值，間接效應也為正值但不顯著，這說明在空間鄰接的作用機制下，固定投資對土地征收的直接效應非常顯著且居于主導地位。財政壓力對土地征收規模的擴大也具有十分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且顯著性水平也都達到1%。財政壓力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也都顯著為正，這表明財政壓力不僅具有對土地征收的直接影響，而且還存在空間上的間接溢出效應。財政壓力的溢出效應表現為周邊鄰近省份的財政壓力會對本省征地規模產生影響，這其中的作用機制應該在于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財政競爭，已有大量研究證實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稅收層面的逐底競爭和財政支出層面的模仿競爭，這就使得財政壓力在地方政府之間具有傳染性，由此產生溢出效應。

表2 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計算結果

城鎮化對土地征收的影響存在兩種相反的力量，其直接效應顯著為正，而間接效應卻顯著為負，且遠大于直接效應，由此使得對征地規模影響的總效應為負值，不過顯著性水平不高。由此可見間接的負向溢出效應占據主導地位，使得城鎮化的推進有利于減少征地，這其中的原因在于，周邊地區城鎮化程度提高，會通過競爭機制將本地的人口資源吸引到周邊地區，從而使得本地的人口資源減少，土地需求也由此減少。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戶籍制度的放開，人口流動性加大，這種負向的溢出效應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工業化程度對征地規模的擴大也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且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兩者都很顯著。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密度對征地規模擴大的影響作用則不顯著，基礎設施水平僅對耕地征收規模擴大有正向影響。最后，對外開放程度對土地征收的影響作用也存在兩種相反的力量。其直接效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負向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本地開放度的提高使得服務業等比重較大從減少用地需求，而周邊省份開放度的提高則可能對本地形成溢出效應，并擴大用地需求，所以間接的溢出效應表現為顯著的正值。兩種相反效應的綜合結果使得對外開放度對征地規模擴大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響作用。

（二）不同空間權重的穩健性分析

表3 不同空間權重矩陣下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策略互動估計

不同空間權重矩陣下的估計結果表明，無論采用哪種權重矩陣，土地征收的空間自回歸系數都是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值，估計結果表現出相當好的穩健性?；诰嚯x權重及距離平方權重下的空間自回歸系數相對偏大，這主要是因為基于地理距離的空間權重中，各省的鄰居數目變多，由此強化了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互動效應。所以總的來說，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的競爭中存在明顯的策略互補行為，而且這種競爭互動效應是十分穩健的。其他估計系數方面差異性都較小，保持著很好的一致性。

為了解釋不同變量對土地征收的影響作用，以評判其穩健性，進一步計算出不同空間權重下各個變量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及總效應，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空間權重矩陣下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計算結果

表4中的結果顯示，在距離權重和距離平方權重下，投資對土地征收影響的總效應均顯著為正，都是直接效應更為顯著。在三種權重矩陣下，財政壓力對土地征收規模影響的總效應都是顯著為正的；工業化對土地征收規模影響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也是顯著為正；城鎮化對土地征收規模影響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都表現出相反的兩種作用力量。而對外開放度對土地征收規模的影響也都表現為相反的兩種力量。這些結果與空間鄰接權重下的計算結果具有一致性，所以研究結論具有很好的穩健性，空間權重的變化不會影響本文做出有說服力的整體研究結論。

四、地方政府橫向競爭與縱向反應

樊綱等[26]很早就指出，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既表現出“兄弟競爭”，也存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同一領域的“父子爭議”。在中國式分權體制下，同級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競爭普遍存在，同時中央政府的決策也會對地方政府產生潛在的重要影響。如在經濟建設中，中央政府批準設立一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工業園區等之后，地方政府往往會跟隨中央政府的步伐批準設立各種地方性的經濟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等。這既是為了招商引資的競爭，也是為了響應中央政府的政策。國外有研究檢驗了財政競爭中存在的橫向競爭和縱向競爭問題[27-28]；王美今等[29]通過空間計量模型實證也檢驗了地方政府財政競爭中存在的橫向策略互動和縱向共同反應行為。那么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競爭中，橫向策略競爭與縱向共同反應是否并存呢？如果存在縱向共同反應又會表現出什么樣的特性，是跟隨效仿還是背道而馳？這些正是下文要深入探討的。

本文通過加入中央政府的土地征收政策變量，對前文中地方政府橫向競爭的征地模型進行擴展，此時的模型可以同時考慮征地競爭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為模式，將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數設定為

由以上最優反應函數可以設定如下的空間面板模型

其中，Zit表示第i 個省的省級政府批準的土地征收面積；Zjt表示橫向競爭省份對應的土地征收面積；ZCt表示中央政府征地政策變量，該變量為中央政府批準給各省當年征地面積的平均值，這可以看作不隨省份個體而只隨時間變化的共同因子變量；xit表示影響征地的控制變量；ui表征省際個體效應，可表現為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用于捕捉遺漏變量的影響；εit為隨機擾動項；下標i 和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度。而模型中很關鍵的wij為空間權重，反映了地區之間相互影響關系的空間結構。下文將采用空間鄰接權重、距離權重、距離平方權重和經濟距離權重等多種權重矩陣，實際操作中對空間權重矩陣進行行標準?？臻g自回歸系數 ρ和中央政策變量系數δ是我們最為關注的參數，它們的顯著性及符號反映著地方政府競爭的性質。ρ反映出橫向策略競爭，如果ρ顯著為正，則說明地方政府的征地競爭存在策略互補行為；而如果ρ顯著為負，則說明地方政府的征地競爭存在策略替代行為。δ反映出縱向共同反應，如果δ顯著為正，則地方政府的征地行為存在對中央政府的跟隨效應；如果δ顯著為負，則地方政府的征地行為存在對中央政府的背離效應。當兩者同時顯著時，則說明橫向策略競爭與縱向共同反應并存。

這里基于面板SDM模型進行估計，并使用Hausman檢驗判斷是選擇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在四種權重矩陣的設定下，Hausman檢驗均拒絕了隨機效應，所以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作為實證基礎。具體的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第（1）～第（4）列分別對應于鄰接權重、距離權重、距離平方權重和經濟距離權重的估計結果。

表5 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橫向競爭和縱向反應

從表5中結果可以看出，無論選取哪種空間權重矩陣，中央政府征地政策變量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值，且結果具有很好的穩健性，這表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為存在明顯的跟隨效應，中央政府擴大征地規模會誘導地方政府也擴大征地規模。反映橫向策略競爭的空間自回歸參數ρ，在四種權重矩陣下的估計結果均顯著為正。還值得指出的是，空間自回歸系數的估計結果相比于沒有考慮縱向反應的表1和表3中的估計結果來說明顯變小，這表明地方政府橫向策略互動程度明顯降低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表現出的策略競爭有相當一部可能是源自對中央政府的縱向共同反應。這樣的估計結果其實與前面理論模型中的最優反應方程也是具有一致性的，當λ＞0時，式（15）中策略互動項前面的參數會變小。表5中其他相關系數的估計結果也都與前文中的相關估計結果較為一致。

最后說明一下中央征地與地方征地決策中的內生性問題。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縱向關系方面，中央政府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且其政策制定具有先行特征，現實中的中央政府一般不大可能對各個地方政府的決策做出不同反應，尤其在中國，中央政府的決策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因此中央政府批準土地征收的決策在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決策當中往往被認為是外生的，我們的估計結果由此也是十分可信的，可以認為不存在中央征地政策變量的內生性偏誤問題。綜合以上估計結果，可以得出結論：地方政府的征地行為既存在著橫向策略互補，同時也存在著對中央政府的縱向追隨反應。

五、結語

在中國“以征地謀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下[30]，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成為各地大規模征地背后的重要激勵因素。本文通過引入網絡博弈模型刻畫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的競爭性行為，并結合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實證以驗證地方政府之間的策略互動，實現了網絡模型與空間計量的有機融合?；诳臻g面板模型的實證發現，地方政府的征地行為確實存在顯著的策略互補競爭，周邊地區征地規模的增加會使得本地的征地規模也擴大。在不同的空間權重矩陣設定下，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策略競爭都是很穩健的。與以往的空間計量實證研究不同，本文主要通過計算土地征收各影響因素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來分析相關變量的作用效果及溢出效應，發現投資對土地征收規模的影響主要在于直接效應，財政壓力對土地征收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溢出效應均顯著為正，且表現得都很穩健。城鎮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負向溢出效應，工業化對土地征收規模的擴大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直接效應和間接溢出效應均很顯著。本文還進一步的拓展了網絡博弈模型，加入中央政策變量以刻畫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縱向共同反應，實證檢驗表明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既存在橫向策略競爭，也存在著對中央政府的縱向共同反應，即表現出橫向競爭和縱向跟隨并存的行為。

本文的理論及實證表明地方政府競爭在土地征收規模的擴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也是中國式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征地沖動無法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根源。中國式分權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競爭與西方民主體制下的標尺競爭存在顯著差異，在中國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中，中央政府設定具體標尺，各級政府只需對上負責，這也是地方政府征地行為表現出明顯的跟隨效應的原因。正如前文中指出的，西班牙民主體制下的地方政府在競爭中會考慮到選民集團的壓力而減少土地開發，然而中國的征地過程中農民群體并沒有多少發言權，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幾乎無法發揮作用，所以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就帶來截然相反的效果，土地開發及征地規模在競爭的推動下不斷擴大。相應的政策啟示是：要想真正有效地控制征地規模的擴大，并使得土地征收真正為了公共利益而為，那么賦予農民群體一定程度真正的“發言權”，引入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或許是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征地沖動的藥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