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法治水平、農戶信貸可得性與福利變化

陳東平，丁力人，張 雷

（1.南京農業大學 金融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2.南京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如何進一步引導信貸資金流向“三農”領域對于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意義重大。自2007年創立涉農貸款統計以來，涉農貸款余額從2007年末的6.1萬億元增加至2018年末的32.7萬億元，11年增長436%；而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從35.36萬億元增加至200.75萬億元，11年增長442%。從微觀數據層面來看，何廣文等[1]基于山東、河南、廣西三省的調研數據發現，約三分之一的農戶信貸需求得不到滿足?？梢?，“三農”領域的融資困境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關于農戶信貸可得性的問題，學界已經做了大量的探討。從信貸供給層面來看，學者認為小額信貸干預、非正規金融發展、互聯網金融發展、合作金融以及地區銀行發展等對緩解農戶信貸約束、實現信貸資本下鄉存在一定的積極作用[2-6]；從信貸需求層面來看，家庭關系、社會資本以及金融知識水平等被認為是影響信貸資本下鄉的重要因素[7-9]。此外，還有學者指出，信貸制度設計不合理以及借款者的有限責任保護對信貸需求主體獲取信貸資本有重要影響[10]。

關于法治與農村金融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從農村金融法律制度構建和法治環境評估兩個層面來思考。從農村金融法律制度構建層面來看，王煜宇[11]以美國農村金融的法制經驗為例，指出中國農村金融法制的改善，應遵從“一以貫之、循序漸進”等原則。譚正航[12]指出農村金融法治應從借款者權利保護、制度實施保障以及金融監管等三個維度去構建，具體包括《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法》的制定等；從農村法治環境評估層面來看，安強身[13]從法制建設、法律執行效率以及法律執行公正性三個維度對農村金融的法治環境水平進行指標構建，并使用權重系數法進行計算。在此基礎上，吳韡[14]以湖北省為例，使用勞動爭議處理情況結案率和每萬人律師事務所的數量等指標來評估農村法治環境。

關于法治與農戶福利的研究，現有研究尚少，僅有部分學者研究了法治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例如Maggio等[15]比較了英美法律體系與大陸法律體系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顯示，與大陸法律體系相比，英美法律體系并沒有在縮小收入不平等上體現優勢，英美法律體系下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反而更加嚴重。Josifidis等[16]分析了21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等變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顯示法治的改善反而促使了收入差距擴大。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1）關于農戶信貸可得，現有研究主要是從信貸供給主體和信貸需求主體來分析信貸下鄉的影響因素，忽略了外部制度環境因素—法治因素的影響；（2）關于法治與農村金融，已有研究主要是從法律制度構建層面，即“法制”視角來進行討論，忽略了包括法律執行力度和效率等在內的“法治”因素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影響；（3）關于法治對農戶福利的影響，現有文獻也鮮有涉及。

本文的貢獻與創新在于：一方面，基于交易費用理論，從農戶視角論證了區域法治水平因素對信貸資本下鄉的影響，為促進信貸資本下鄉找到了新的解決途徑；另一方面，進一步探討了區域法治水平因素是否會改善小農戶信貸獲取以及是否會通過信貸渠道改善農戶福利等問題，從而為完善鄉村治理并推動鄉村振興提供了具體的政策落實方式。

一、分析框架與假說

（一）區域法治水平提升與農戶信貸可得

交易費用理論指出，影響契約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包括制度環境和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以及不確定性等因素[17]。對于融資契約而言，制度環境因素不僅包括金融法律制度的構建，而且包括金融法律執行水平與效率，即法治水平[18]。區域法治水平過低將會導致融資契約的執行周期延長、成本不斷增加，金融機構不得不提高放貸門檻，進而導致農戶等信貸需求主體產生信貸約束?；诖死碚撨壿?，借鑒Fabbri和Padula[19]的研究構建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融資生產效用模型。

1.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融資生產效用模型

由于較低的區域法治水平，將會延長農商行對農戶抵押物的轉移和拍賣流程，甚至導致農商行難以實現處置抵押物。因此，區域法治水平g(0≤g≤1)越低，將會導致農商行給予農戶所擁有固定資產Ai越低的折扣因子αg③為不考慮法治環境下，銀行給予抵押物估值的固定折扣因子。。同時，當農商行對農戶抵押物進行拍賣處置時，農戶對使用固定資產A的效用將減少i為(1-g)Ai。由此，在假定銀行資金成本為的情況下，農戶信貸決策最大化效用模型及參與約束如下

銀行參與約束為

農戶主動還款約束為

2.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融資約束

由式（2）可以將式（3）變形為

基于隱函數定理，可以推出

由式（6）可知，隨著區域法治水平的提高，易受到信貸約束的貼現因子門檻將會變低，因此農戶將不易受到融資約束。由大數定理可知，一個農戶群體中貼現因子分布是固定的，區域法治水平提高導致的貼現因子門檻降低，將會使得更多農戶不易受到信貸約束。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說：

假說1.區域法治水平的上升，將會有利于降低農戶受到信貸約束的可能性。

3.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信貸可得性

更進一步，基于式（7）可以推出

由式（8）可知，隨著區域法治水平的提高，農戶獲得的最優信貸資本規模將會變大。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說：

假說2.區域法治水平的提升，將會有助于提高農戶信貸可得性。

（二）區域法治水平、信貸獲取與農戶福利

區域法治水平對農戶福利的影響，包括了產權保護路徑和信貸要素獲取路徑。從產權保護路徑來看：一方面，法治改善將會增強對農戶所擁有財權剩余索取權的保護力度，降低農戶所擁有財產被侵犯的概率，進而實現對農戶福利的改善；另一方面，法治水平的提升，將會進一步明晰農戶所擁有資源稟賦的產權邊界?；诳扑苟ɡ?，農戶擁有資源稟賦產權邊界越清晰，越有利于提高農戶所擁有資源的配置效率，進而實現對農戶福利的改善。

從信貸要素獲取路徑來看，信貸資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對于改善農戶福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例如李銳和朱喜[20]、褚保金等[21]分別使用Match模型和內生轉換模型評估了信貸配給對農戶福利所造成的損失，研究顯示信貸資源的獲取不足對農戶增收起到了顯著阻礙作用。因此，區域法治水平提升對于農戶信貸可得性的提升將會有利于實現對農戶福利的改善。

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說：

假說3.區域法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改善農戶福利。

假說4.區域法治水平的提升，可以通過對農戶信貸可得性的提升，進而實現對農戶福利的改善。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描述性分析

（一）數據來源

為了驗證區域法治水平對農戶信貸可得及福利的影響，利用2015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從數據結構上來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包含了農戶家庭的資產與負債、保險與保障以及支出與收入等多層面的數據信息，能夠全面反映農戶群體的信貸和收入狀況。同時，本文的區域法治水平數據主要來源于王小魯等[22]發布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各省人均GDP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本研究將信貸約束和信貸可得性看成是同一問題的不同表現，因此將分別以信貸約束和信貸可得性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實證研究。

1）信貸約束。Guirkinger和Boucher[23]認為信貸約束是信貸市場參與者因信息不對稱而受到限制的現象。Feder等[24]將信貸約束定義為“有需要但沒有申請或者申請被拒絕”。借鑒已有研究，先識別有正規信貸需求（credit_loan）的樣本，即“有銀行貸款或沒有銀行貸款原因是需要但未申請或申請被拒絕”，然后利用“有需要但沒有申請，或申請被拒絕”問題，來識別農戶是否存在信貸約束（credit_constraint）。

2）信貸可得性。利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關于“農業銀行貸款、工商業銀行貸款、房屋銀行貸款、商鋪銀行貸款、汽車銀行貸款、教育銀行貸款以及信用卡貸款”的問題，測算了農戶總正規信貸規模（Loan_am）。

3）家庭人均收入。選取農戶家庭人均收入（av_inc）作為農戶福利衡量指標。

2.解釋變量：區域法治水平。Calomiris和Carlson[25]利用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構建了“動產抵押指數”來表示國家法治水平。國內學者主要使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中的“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評分”作為衡量區域法治水平的指標。參考已有研究，本文同樣選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中的“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評分”指標，作為區域法治水平（legal）的代理變量。

3.控制變量。選取的主要控制變量包括農村家庭戶主的個人特征變量（包括戶主年齡、戶主受教育程度以及戶主健康程度）、家庭總資產規模等。同時，地域層面選取各省份人均GDP作為控制變量。具體指標選取及描述性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說明及描述性分析

由表1可知，有信貸需求的農戶樣本占到總樣本的35.6%，說明總體上農戶對信貸資本的需求較為旺盛。在有信貸需求的樣本中，27.1%的農戶存在信貸約束的現象，這說明農戶獲取信貸資本受限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此外，有信貸需求的農戶平均獲得的正規信貸規模為2.07萬元，僅是有信貸需求城鎮居民平均獲得的正規信貸規模的15.24%①相關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城鎮居民樣本的計算。，這說明當前農戶平均獲取信貸規模仍然較小。

三、模型構建

（一）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信貸可得—Heckprobit模型

農戶信貸資本獲取發生的前提在于具有信貸需求（credit_loan），如果不考慮農戶信貸需求行為，可能會導致估計中的樣本選擇偏差問題。為了規避可能受到的樣本選擇性偏差問題，本文利用Heckprobit模型進行實證估計。

第一階段，利用Probit模型分析農戶是否有信貸需求，具體實證模型如下

其中，εt表示由第一階段估計出的逆米爾斯比率，若其顯著則說明存在樣本選擇性偏差問題，應使用Heckprobit模型；legalit表示區域法治水平；controlit表示控制變量；δt為殘差項。若γ1顯著為負，則說明假說1成立。

同樣，為了驗證假說2，在第一階段選擇方程（9）的基礎上，進一步驗證區域法治水平對農戶信貸可得性的影響，具體實證模型如下

（二）法治改善、信貸獲取與農戶福利—中介效應模型

通過法治手段引導信貸資本要素流向農戶等涉農主體，是否能夠有效改善農戶福利，亦是評價鄉村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條件。因此，在式（11）論證區域法治水平能否對農戶信貸可得產生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中介效應模型，論證區域法治水平能否通過改善農戶信貸可得途徑，進而提升農戶收入水平。具體實證模型如下

其中，av_inct表示農戶家庭人均收入；?t、γt、?t為殘差項。若（12）式中η1正向顯著，說明區域法治水平（legal1t）提升有利于增進農戶福利，則假說3成立；若在η1和δ1正向顯著的基礎上，ν2仍然正向顯著，說明區域法治水平（legal1t）能夠通過改善農戶信貸可得途徑，實現對農戶福利的改善，則假說4成立。

四、實證分析

（一）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信貸約束及可得

在上文理論分析和模型構建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因素和地區個體效應，并使用OLS模型和Probit模型估計結果作為對照，具體實證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無論是使用OLS模型還是Probit模型，區域法治水平對農戶是否存在信貸約束均在1%顯著水平下負向顯著，這初步說明法治化建設會有利于降低農戶受到信貸約束的概率。同時，基于Heckprobit模型的實證結果來看，區域法治水平因素依然能顯著緩解農戶信貸約束，假說1得到驗證。

表2 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信貸約束

上文中驗證了區域法治水平因素有利于緩解農戶信貸約束的可能性，但是區域法治水平在多大程度上提升農戶信貸可得性，對于農戶信貸獲取更具有現實意義。同時，在考慮到農戶正規信貸獲取規模分布存在一定的左歸并問題基礎上，分別使用Tobit模型以及Heckman模型，進一步探討區域法治水平對農戶信貸可得性的影響。具體實證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無論是采用Tobit模型還是Heckman兩階段模型，區域法治水平因素分別在5%和10%顯著性水平下，對提高農戶信貸可得性起到了推動作用。從邊際效應上來看，區域法治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將會推動農戶信貸可得性提升0.214萬元。從控制變量來看，農戶健康程度和家庭資產規模對農戶信貸可得性存在顯著影響，健康程度越好，資產規模越高，農戶信貸可得性越高。

表3 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信貸可得性

（二）區域法治水平、信貸可得與農戶福利

為了驗證區域法治水平能否通過引導信貸資本要素流向農戶等涉農主體，進而實現增進農戶福利，使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具體實證結構如表4所示。

表4 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福利：信貸中介效應

由表4可知，區域法治水平對農戶福利改善以及農戶信貸可得均存在顯著性影響，說明法治建設對農戶福利和信貸都具有積極意義。

從邊際效應來看，法治水平的單位改善將會提升農戶人均收入0.095萬元。在同時考慮法治因素和信貸因素的條件下，信貸因素對農戶福利改善依然顯著，這說明信貸中介效應存在，即區域法治水平能夠通過信貸途徑，實現對農戶福利的增加。更進一步，依據Hayes[26]提出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或中介效應）系數比較方法，從表4實證結果來看，區域法治水平因素對農戶福利所產生的直接邊際效應為0.097，通過信貸路徑所產生的間接邊際效應為0.04×0.717=0.0289。因此，與信貸路徑所產生的間接效應相比，區域法治水平因素對農戶福利所產生的直接效應更加明顯。最后，在控制變量中，與已有研究相一致，戶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以及家庭總資產因素對農戶福利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本文的實證結果較為穩健。

五、異質性分析

（一）區域法治水平對不同資產規模農戶信貸約束的影響

為進一步分析區域法治水平對異質性農戶信貸約束的影響，依據農戶平均資產規模水平，將家庭總資產低于12.54萬元視為小農戶，反之視為大農戶，并利用Heckprobit模型比較分析區域法治水平因素對不同資產規模農戶信貸約束所產生的影響。具體實證結果如表5所示。區域法治水平分別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小農戶和大農戶的信貸約束產生影響。從邊際效果來看，區域法治水平每提高一單位，小農戶受到信貸約束的概率平均降低0.59%，大農戶受到信貸約束的概率平均降低2.16%，可見區域法治水平建設對緩解大農戶的信貸約束的作用更強。

表5 區域法治水平與農戶信貸約束：資產規模異質性

（二）區域法治水平對不同資產規模農戶福利的影響

在分析法治水平改善對不同資產規模農戶信貸約束所產生的異質性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不同資產規模農戶下（家庭總資產低于12.54萬元視為小農戶，反之視為大農戶），區域法治水平對農戶福利所產生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具體實證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從直接效應來看，區域法治水平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小農戶的收入產生影響，區域法治水平每提高一單位，小農戶平均增收0.082萬元。對于大農戶而言，區域法治水平不存在顯著的直接增收效應。從間接效應來看，在考慮信貸因素的條件下，區域法治水平能夠通過顯著影響大農戶的正規信貸可得性從而來提高其收入水平，通過信貸途徑實現的增收效應為1.77×0.06=0.1062。對小農戶而言，區域法治水平對其信貸可得不存在顯著影響，說明區域法治水平難以通過信貸路徑來間接影響小農戶的福利水平。從控制變量來看，戶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以及家庭資產因素對農戶福利的影響也基本與前文實證結果相一致，這說明實證結果較為穩健。

表6 區域法治水平、信貸可得與農戶福利：資產規模異質性

六、內生性討論

為了規避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參考Fabbri和Padula[19]的研究，使用2015年省級層面勞動爭議結案率①數據來源于《中國司法行政年鑒》，勞動爭議結案率=當期結案數/（上期未結案數+當期受理數）。（legal_law）作為區域法治水平的工具變量。理論而言，勞動爭議結案率越高說明地區法治執行效率越高，但勞動爭議結案率并不直接對農戶信貸獲得以及收入產生影響，因此可以作為有效的工具變量來規避法治環境指數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偏誤。具體實證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內生性討論

由表7可知，對于農戶信貸約束而言，在使用Ivprobit模型的情況下，Wald T值為187.28，P值為0，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此時，區域法治水平因素在1%顯著性水平下仍然對緩解農戶信貸約束起到正向作用。同時，在假定擾動項存在異方差的情況下，GMM模型的實證結果也基本穩??；對于農戶福利變化而言，在使用工具變量的條件下，Cragg-Donald Wald統計量和Kleibergen-Paaprk Wald統計量均大于10%偏誤下臨界值16.38，這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過度識別檢驗的Hansen J statistic的P值為0.000，表示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此時，區域法治水平因素依然對農戶增收有顯著作用。更進一步，在假定擾動項存在異方差的情況下，GMM模型的實證結果也基本穩健。

七、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基于交易費用理論，利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和中國家庭金融調查2015年數據，本文探討了區域法治水平因素對農戶信貸資本獲取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區域法治水平因素通過信貸路徑對農戶福利所產生的影響。

1.區域法治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緩解農戶信貸約束，提高農戶信貸可得性；進一步而言，區域法治水平可以通過信貸獲取的中介路徑來發揮改善農戶福利的效果。

2.從農戶資產規模異質性分析來看，區域法治水平的提高可以緩解不同規模農戶的信貸約束，但對于農戶福利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對于小農戶來說，區域法治水平提高可以直接改善其福利水平，但難以通過信貸獲取的中介路徑來實現增收；對于大農戶來說，區域法治水平可以通過提高信貸可獲得性促進福利水平的提高。

（二）對策建議

針對于理論和實證分析結論，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議。

1.地方政府部門應更多注重提高依法辦事程度和法律法規執行效率等手段，降低銀行等金融機構信貸違約處置成本，以實現引導信貸資本下鄉。

2.應通過互聯網等手段加強對農戶的法治宣傳力度，提高農戶法律意識，降低金融機構潛在壞賬風險。

3.應完善農村產權抵押物變現的法律體系，建設農村資產管理中心、交易中心、評估中心等市場服務組織體系，推動農村產權抵押融資發展。

4.法治的建設還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出臺合理保護農戶產權的法律法規，促使執法部門有法可依，實現產權保護和金融發展的良性互動。